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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治理:发展与平衡的空间政治经济学 作 者 : 陆铭 陈钊 等著 出版方 : 上海人民出版社 日 期 : 2021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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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陆铭,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上海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院研究员,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特邀成员。曾作为富布莱特学者工作于美国哈佛大学和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作为兼职(客座)研究员受聘于复旦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东北财经大学等国内外高校。曾担任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咨询专家。学术畅销书《大国大城》的作者。担任《经济学(季刊)》副主编,Asian Economic Papers (MIT出版社)编辑和《世界经济》等期刊编委。研究领域为中国经济、城乡和区域经济发展、劳动经济学。近年来的研究主要是对城市和区域发展政策进行评估,并为促进国内市场一体化和经济持续增长提供来自空间政治经济学的战略思考。 陈钊,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教授、博导,兼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副主编。曾任日本关西大学客座研究员、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兼职教授、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高级访问学者、法国图卢兹一大产业经济研究所(IDEI)高级访问学者、联合国大学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院访问学者。研究领域:中国经济、产业政策与创新、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近年来主要致力于企业创新、环境规制等领域的政策研究,力图基于中国实践、提出中国问题,向世界传播中国经验、输出中国智慧。
内容简介


大国治理:发展与平衡的空间政治经济学

陆铭 陈钊 等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年6月出版


作者简介

  陆铭,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上海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院研究员,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特邀成员。曾作为富布莱特学者工作于美国哈佛大学和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作为兼职(客座)研究员受聘于复旦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东北财经大学等国内外高校。曾担任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咨询专家。学术畅销书《大国大城》的作者。担任《经济学(季刊)》副主编,Asian Economic Papers (MIT出版社)编辑和《世界经济》等期刊编委。研究领域为中国经济、城乡和区域经济发展、劳动经济学。近年来的研究主要是对城市和区域发展政策进行评估,并为促进国内市场一体化和经济持续增长提供来自空间政治经济学的战略思考。

  陈钊,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教授、博导,兼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副主编。曾任日本关西大学客座研究员、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兼职教授、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高级访问学者、法国图卢兹一大产业经济研究所(IDEI)高级访问学者、联合国大学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院访问学者。研究领域:中国经济、产业政策与创新、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近年来主要致力于企业创新、环境规制等领域的政策研究,力图基于中国实践、提出中国问题,向世界传播中国经验、输出中国智慧。


内容简介

  大国治理,核心是城乡间和区域间关系,本质是资源的空间配置,在这个意义上,大国治理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城乡间和区域间发展与平衡的共赢,这天然是一个空间政治经济学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转型和发展中的大国,必须要将结合中国体制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融入城乡和区域发展的研究中去,而城乡和区域的发展又是深刻理解中国经济的必需。《大国治理:发展与平衡的空间政治经济学》总结了陆铭、陈钊团队十余年来围绕着中国经济而做的空间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最为重要的成果。

  本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一组综述性的文章,对于中国区域和城市发展走过的道路以及存在的理论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评论和总结。第二部分是一组理论性文章,其核心是在空间政治经济学视角下探讨发展与平衡之间的关系,集中地体现了“在集聚中走向平衡”的观点,以及转移支付(利益分享机制)促进市场整合与经济增长。第三部分是一组经验研究,利用微观数据对于空间政治经济学最为重要的几个问题进行了验证,而这几篇论文本身可以串起一个比较完整的有关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故事。


目录

序言 诊断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下的增长与波动

第一部分 空间政治经济学总论

城市、区域和国家发展:空间政治经济学的现在与未来

发展与平衡的新时代:新中国70 年的空间政治经济学

中国经济的症结是空间错配

治理“城市病”:如何实现增长、宜居与和谐?


第二部分 发展与平衡共赢的理论

平等与增长携手并进:收益递增、策略性行为和分工的效率损失

走向“为和谐而竞争”:晋升锦标赛下的央地治理模式变迁


第三部分 资源空间配置的经验研究

市场化中的媒体:基于报纸报道汽车召回的经验研究

比较优势与产业政策效果:区域差异及制度成因

财政转移支付如何影响了地方政府债务?

从新城看治理:增长目标短期化下的建城热潮及后果

房价推升工资:偏向中西部的土地供应如何推升了东部工资

房价挤出投资:内陆倾向的土地供给政策的意外后果


后记


序言

  本书总结了我们十余年来围绕着中国经济而做的空间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最为重要的成果。本书两位主编取得博士学位之后,便开始着手展开了一系列有关城乡和区域间发展的研究。当时,我们就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转型和发展中的大国,必须要将结合中国体制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融入城乡和区域发展的研究中去,而城乡和区域的发展又是深刻理解中国经济的必需。

  读者现在看到的这本书,是我们经过十多年的研究工作,进行的又一次总结。这个总结挑选了我们最为重要的一组文章。它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我们所做的一组综述性的文章,对于中国区域和城市发展走过的道路以及存在的理论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评论和总结。

  第二部分是我们所做的几篇理论性的文章,其核心是在空间政治经济学视角下探讨发展与平衡之间的关系,集中地体现了“在集聚中走向平衡”的观点,以及转移支付(利益分享机制)促进市场整合与经济增长。陈钊和徐彤(2011)有一个理论工作,讨论了在中国式的中央—地方关系之下,如果不改变自上而下的地方官员激励与考核机制,如何能够更加有效地让地方政府行为符合地方的长期利益,可行的办法是不强调某一个(或几个)指标,而是更强调综合的居民满意度指标。

  对于大国治理来说,最高目标是实现“长期的”“全局的”“多目标最优”。以此为参照,可以非常清楚地比较几个与空间政治经济学有关的理论。周黎安(2004)的理论刻画了地方之间“为增长而竞争”的模式。后来,在社会公众中流传更广的是张五常(2012)认为县域竞争是中国经济成功的制度创造。但是,其实在“为增长而竞争”的模式之下,由于地方政府追求的是本地短期的GDP增长,结果在长期、全局、多目标三个维度上都可能偏离社会最优。相比之下,陈钊和徐彤(2011)的“为和谐而竞争”理论讨论了单一指标下的地方间竞争可能存在的扭曲,并提出,如果基于满意度这样的综合指标,可以减少基于单一目标的地方间竞争造成的扭曲。但是,即使如此,仍然无法保证全社会的长期和全局目标得以实现。与上述两个理论相比,陆铭、陈钊、严冀(2004)和陆铭、陈钊、杨真真(2007)讨论了在地方政府跨期决策下的分工和增长问题,并指出,在不施加任何中央政府的协调机制的情况下,地方间将出现不分工的结果,将损失全局的、长期的增长。但如果中央政府发挥协调的作用,通过转移支付让欠发达地区分享地区间分工产生的经济增长成果,那么,就可以实现全局的、长期的最优资源配置。但是,这两个模型没有讨论多目标最优如何实现的问题。在未来,构建综合长期、全局、多目标最优的理论,将是有关大国治理的空间政治经济学的任务。

  第三部分是我们所做的几篇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经验研究,这些经验研究利用微观数据对于空间政治经济学最为重要的几个问题进行了验证,而这几篇论文本身可以串起一个比较完整的有关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故事。

  第一,我们指出,之所以在地区之间出现资源的空间错配,本质上还是因为存在信息不对称,否则,中央计划就可以实现最优配置。并且在实际生活中,信息本身就内生于政府的行为。例如,由于地方政府的保护主义行为,在本书所收录的有关汽车召回事件的报道中可以看到,地方政府通过控制本地媒体来掩盖不利于本地企业的行为,而这与地方政府更多考虑当地的利益有关。

  第二,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动机(或者是为了晋升激励,或者是为了最大化本地的税收),其结果都可能只是有利于短期的本地增长,而并不利于长期和全局的增长。从支出结构上可以看出这一点。在1994 年分税制改革后,出现了明显的地方的收入—支出不对等,大量的事权仍然在地方上,而财权被上收到中央,于是,地方政府普遍地削减了用于科教文卫方面的支出,而增加经济建设方面的支出。有趣的是,地方政府行为并不是铁板一块。我们观察到,如果一个省的主要领导是学文科出身的,那么那个省的科教文卫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就要比理工科出身的领导所在的省高出1.3 个百分点(Lu, Xia andXiao, 2019)。这说明,制度是重要的,领导力也是重要的。

  但地方政府用于发展经济的支出并不总是有效的,而是可能存在投资过度、回报低下的问题。一些地方政府还通过地方融资平台举债来进行投资,盲目做大短期GDP,事后却没有达到足够好的招商引资效果,结果是负债率上升。在中国现有的中央—地方关系之下,地方政府总是认为,即使未来自己无法偿债,中央也会救助。我们的研究发现,越是得到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地方,发行的城投债数额越多。

  第三,地方政府最大化本地的产出,还有一个做法是实施产业政策。但地方选择某种产业政策并不一定是因为它具有发展某种战略性产业的比较优势,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些产业属于中央希望重点培育的战略性产业,于是,欠发达地区的政府会跟从类似的中央产业指导目录,从而达到争取来自中央政府的政策资源的目标。

  第四,出于政治经济因素的考量,中央实施了一系列区域导向的政策(place-based policy),其中的空间错配又被地方官员行为进一步强化了。我们观察到,在中央层面,曾试图通过给欠发达地区更多的建设用地指标来支持其经济发展。将用地指标更多配置在人口流出的欠发达地区,本身就是严重的资源空间错配,而地方官员拿到用地指标之后,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建工业园,二是建新城。我们发现,越是年轻的官员,越有晋升冲动,越会通过建新城来促进投资,做政绩。由于大量新城建在人口流出地,这些投资的回报不高,同时却伴随着地方政府债务的增长。

  第五,空间资源错配具有实质性的负面后果。一方向,人口流动方向与建设用地分配方向是相反的,结果造成在人口流入的东部地区(特别是大城市),土地供应相对放缓,而在人口流出的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小城市),土地供应持续增长,最终呈现的是房价的“冰火两重天”。人口流入多的地方,土地和住宅供应跟不上,房价持续快速上涨,相反,在人口流出地区,土地供应过多,新城沦为“鬼城”“空城”,房价—工资比在下降。房价上升的东部沿海地区,生活成本上升阻碍了劳动力的流入,造成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削弱了东部的竞争力。不仅如此,我们还证实,在人口持续流入的地区,房价快速上涨又吸引人们投资于房产,挤出了实体经济的投资。一言以蔽之,空间错配又对于经济持续有效的发展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这恐怕是当时的政策制定者始料未及的。

  站在现在的研究水准上往回看,这本书里涉及的研究跨度十余年,难免有幼稚之嫌。但令人骄傲的是,我们在十余年前做的工作,今天看来,在思想上仍没有过时。甚至可以这么说,最近十余年来,以及在未来一段时间里,中国经济在城乡和区域这两个与“空间”有关的维度上所走的道路,会验证我们十余年前在理论上对于中国发展路径的认识和预判。与同时代的其他有关中国经济的理论相比,我们这一组理论虽然不是最流行的,却不失为将转型和发展问题结合在一起的别开生面之作。这一组研究的生命力还会继续在中国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接受检验。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收录的论文在最大程度上保留了发表时的原样,因为这本书本来就在记录历史。个别文章从英文翻译成中文时,我们做了一些表述上的修订,以便适应中文读者的习惯。同时,对于一些格式的调整,也是为了借助于再版的机会,尽量让读者接近我们的研究成果最真实的状态。有一些研究因为发表较早,在今天看来,意义反而大于当年,为此,我们增加了少量的注释和补记,以使得文章有老树发新芽的生机。

  除了在本书中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一系列研究之外,我们的团队还在继续拓展相关的研究,有一些,我们已经做了,有一些正在做,还有一些只是想法,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推进。这里,我们一并提出空间政治经济学接下来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课题,供后来者参考。

  第一,区域经济发展的短期化和局部化,以及市场分割的更为深刻的原因,比如人的观念的形成如何受到历史和群体性行为的影响。

  第二,如何进行中央和地方政府关系的重新建构,以及如何设置地方政府官员的激励和考核机制,最终实现国家发展的长期目标和全局目标。

  第三,有关空间错配影响经济增长、产业结构、收入差距和社会福利的量化分析。我们的团队正在运用结构模型的方法,量化地估计由于人口和土地政策所造成的扭曲,如何造成经济增长的损失,以及产业结构的扭曲。这一部分的研究更加和宏观经济学研究挂钩,因此不妨称之为“空间宏观”。

  第四,进一步把空间资源错配的制度障碍与发展经济学研究结合在一起,并且研究其对中国农业发展产生的影响。

  第五,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和资源配置的政治经济分析。与国际上空间经济学正在从区域分析深入城市分析相呼应,在中国,城市内部的资源空间配置也是一个空间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话题。换句话说,一些观念和政府行为因素对城市的空间结构和资源配置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到底对城市发展、城市体系和城市居民的福利造成了怎样的后果,有待于新的研究。在实证层面,随着大数据资源越来越丰富,原来无法观察和度量的问题正在成为研究的蓝海。我们的团队有一些关于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研究,正在与大数据研究相结合。

  中国经济的成功既来自又表现为经济和人口的空间布局变化。我们在过去十几年的研究,既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国经济的成功,也指出了中国经济的空间错配,预示着未来中国经济的空间变局。

  我们不生产规律,我们只是规律的搬运工。



后记

  在整理此书的闲暇时光里,读到一本《20世纪思想史》,作者提到,一个在现代世界中的重要国家应该能在统辖人生重要的问题方面—比如今天我们该如何一同生活在这个人与人截然不同的世界?—换言之,在法律、哲学,尤其是道德哲学以及人文学科领域提出举足轻重的新思想。

  作为在中国本土成长的学者,从走上学术道路的那天起,我们想的就是,把中国的事搞清楚。回头来看,虽然说学无止境,但近20 年来做的工作,也算是不忘初心,通过把政治经济学和空间经济学结合,对理解中国经济提出了逻辑一致的看法。

  但当我们对这些研究进行系统性的总结时,我们又觉得,有关大国发展的研究绝不只是国别研究的事。展望未来,全球化一定会向前走,而以欧元区成立为标志,区域经济的一体化会率先实现。把中国放在统一货币区的视野下来看待,今天在中国经济里发生的事,就有了大国(大经济体)治理这样更为一般的意义。

  除此之外,作为一个转型和发展中的经济体,如何一一克服城市化和国内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出现的制度阻碍,在这一点上,中国走过的道路对后来者也有借鉴意义。而中国自己的城乡和区域发展也将尊重客观经济规律。新的发展阶段需要有新的政策调整,曾经的政策解决的是特定时期面临的紧迫问题,需因时而变,因地制宜。

  一切过往,皆为序章。我们目前这个阶段性的总结,是一系列新的研究的开始,以后再慢慢呈现。希望这个阶段性的总结,能够帮助更年轻的学者了解我们一篇篇论文背后更为广阔的研究视野及其相互呼应的关系,启发更多、更好的研究。

  在整理本书书稿期间,中国又经历了一场严峻的由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传染性肺炎危机。从繁忙的工作中暂时停止下来,总结我们近20年有关大国治理的研究,思考国家的发展和个人的成长,心中别有一番滋味。

  感谢世纪文景帮助我们实现总结过去研究的愿望,特别感谢姚映然、何晓涛、贾忠贤、雷静宜等出版人的支持。感谢所有合作者,特别是我们的学生,他们是李鹏飞、钟辉勇、李杰伟、韩立彬、杨真真、徐彤、冯净冰、赵婷、夏立军、肖金川、彭冲、张航、梁文泉(按在本书中的作者顺序)。感谢我们在上海交通大学和复旦大学的同事。最后特别感谢招商局慈善基金会和人口福利基金会的支持。

2020 年春节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