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和疫情冲击全球经济的大背景下，我国营商环境的提速优化与投资空间的加码拓展再次成为关键话题。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要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全面促进消费，拓展投资空间。近日《人民日报》文章再次指出，“十四五”时期，要进一步健全公平竞争审查机制，实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为各类市场主体营造更加公平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的确，营商环境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往往关系到当地能否顺利招商引资，关系到企业家能否一心一意在当地谋发展，关系到市场主体活力能否充分释放，已经成为影响地方经济发展活力的重要变量。

就在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电视电话会议重点任务分工方案》，明确了5个方面25项重点任务，对下一阶段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作出部署，旨在将新理念、新思路贯穿于“十四五”时期营商环境建设的全过程和各领域。

诚然，为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地方版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密集推进，“放管服”改革持续深入——但也必须看到，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堵点”“痛点”仍然存在，不少壁垒和束缚亟待消除。

“简政放权”为何总是体感不明？

地方政府在行政审批的过程中具有很大的权力。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顾问、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在著作《结构性改革：中国经济的问题与对策》中，用一组数字说明了问题：3-5年前，一个地方政府的各种审批事项能够达到1.2万-1.5万项，仅经济类审批事项就有2000项之多，还包括行政类、民事类等。

黄奇帆 著

中信出版社  2020年8月

随着中央明确要求“简政放权”，各级政府都在清理审批事项，清理数量能够达到5000-7000项。其中，各级政府经济类审批事项大概能够清理掉2/3，仅保留600项左右，效果显著。

但是，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企业投资生产经营中，还存在不少“堵点”“痛点”。

“真正的放权，是要把影响企业办事效率的重要审批事项下放或取消。”黄奇帆在书中直言，一些碎片化的、细枝末节的、无关痛痒的权力尽管被下放，但从企事业单位的实际感受来看，似乎跟以往相比并没有呈现出明显的差别。

例如，对于企业经营发展无关痛痒的，只有不到1%的企业涉及的小政、小权，其下放、取消的意义就不大。而对于一项与成千上万家企业的经营发展息息相关的、重要的权利，其审批事项的简化就会让大多数企业受益并提高效率。

又如，原本一些需要走审批流程的事项，后来让备案处理。看起来似乎简化了流程，但有时候备案涉及的环节极其烦琐，比正式的审批制一点都不少，这种备案处理实际上还是“换汤不换药”。

再如，很多事项的审批流程是串联的，为了办成该事项，企业需要跑五六个部门，如果平均一个部门等待审批的时间是一周，那么整件事办成就需要花费一两个月。最好的方式是，审批流程只有一个窗口，只盖一个公章，这样一次性就可以把事情办成。

黄奇帆在书中指出，在这个方面，我国诸多地区都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其中，浙江省委省政府在全国率先提出了“办事只要跑一次”的理念，非常有推广价值——

对于涉及五六个部门审批的事项，“只跑一次”并不意味着其他部门放弃审批，实际上只是将五六个部门原来的串联审批改为并联审批。办事企业主需要进入任意一个部门，其他部门就配合进行并联审批，从而提高办事效率。

“只有这样的办事方法才能真正促使制度成本下降，政府工作人员才能真正成为老百姓的公仆，政府机关才是真正为市场服务、为企业服务。”黄奇帆称。

地方政府是否真的“难有作为”？

在黄奇帆看来，改善政府的服务方式是改善营商环境的关键之一，关键之二则在于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

无疑，企业在低成本环境下经营，更容易产生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一个地方的营商环境好不好，一条很重要的标准就是企业运营成本低不低。

而想要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降低税费成本、融资成本、物流成本、要素成本和劳动力成本都是要害。

看上去，对于这五个方面，政府似乎都“难有作为”，但事实并非如此。在《结构性改革：中国经济的问题与对策》一书中，黄奇帆逐一解析。

第一，降低税费成本。

税收是营商成本的重要组成，但减税的政策是由中央来制定的，地方政府不能胡乱作为。黄奇帆强调，如果有比较好的减税想法，应该跟国家税务部门研究后报送国务院审批，甚至可能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并通报，这是因为税率的任何变动都可能触及法律的更改。

在他看来，要降低营商成本，一方面要用足、用好中央对一些高等技术、新兴产业等鼓励类行业的税收优惠政策，让企业切切实实分享税收优惠红利。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应该认真研究自己能够做主的收费项目，能降的尽量降，能豁免的尽量豁免，尽力为各类企业尤其是困难企业降低成本。

第二，降低融资成本。

人们普遍认为，降低融资成本是地方政府无能为力的事情，因为贷款的基准利率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管理，浮动利率又是由各地商业银行管理。然而，全社会融资成本不仅由利率决定，还受到融资结构、管理激励措施的影响。

黄奇帆提出，地方政府为降低地区融资成本至少有三个方面可以着手：其一，改善地区融资结构，降低企业高利息融资比重；其二，发展产业链金融，以增强中小企业的融资能力；其三，通过优惠政策增加小微企业的资本信用。

譬如，在改善融资结构方面，如果一个地区融资中，银行贷款占比不到50%，其他的都来自小贷公司、信托公司，融资难、融资贵就会成为这个地区的大问题。

这是因为，非银行类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可能普遍超过10%，甚至达到15%-18%。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就应当有所作为，优化该地区的融资结构，让企业有机会从直接金融体系的渠道融资。

“具体来说，就是要平衡好三种融资渠道的比重”，黄奇帆分析认为，“例如银行贷款占到60%-70%，资本市场股权融资或债权融资占到20%-30%，非银行金融机构融资控制在10%-20%，这样的比例就是合适的。”

第三，降低物流成本。

黄奇帆指出，物流成本的下降，实际上都掌握在各级政府手中。

首先，中国物流成本高的首要原因就在于铁路运输没有利用好。而铁路运输之所以发展不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多数开发区物流运输的“最后一千米”都没有铁路。

其次，中国缺少铁路、公路联运，铁路、水路联运，或者铁路、航空之间无缝对接的多式联运。各个地区基本上没有这样的物流指挥部和多式联运公司，最后企业可能要白白增加15%-20%的物流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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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月10月，河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印发河南省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破除多式联运“中梗阻”

最后，我国企业布局不够合理，缺少产业链集群。一家企业坐落在城市的东边，但所需原材料、零部件却在城市的西边，公司在几十千米甚至数百千米的路程频繁地运输货物，看起来很繁忙，实际上都是浪费。

这些因素都表明，降低物流成本的关键既掌握在企业的手中，也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地方政府完全可以在降低物流成本上积极动动脑筋。

第四，降低要素成本。

要素成本包括土地成本、房地产成本、天然气成本、煤油成本、蒸汽成本、电力成本等。这些要素尽管都是上游资源，政府似乎“难有作为”，但实际上是可以协调的。

以房地产成本为例，地方政府如果“唯利是图”，将土地出让金定得高一点，财政收入就会上去了，但这样一来，投资环境就被破坏了。

“总之，包括要素成本在内的各项企业经营成本，70%-80%都掌握在地方政府和企业自己手中。一定不要等着中央有关部门来降成本，尽管打破一些成本需要中央部门下定决心，但更多的成本实际上与地方政府和企业自身运作方式有关。”黄奇帆强调。

第五，用好人才红利，降低劳动力综合成本。黄奇帆认为，全球产业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动，下一轮产业发展需要更多比例的大学生。而在吸引、培养白领人才方面，地方政府能做的还有许多。

综上来看，改善营商环境之要害，仍在于地方政府和企业自身。结合当前“双循环”新格局大背景来看，政府不仅需要鼓励要素流量的开放，更要下定决心实现制度环节、规则环节的进步与变革，构建真正富有生命力的营商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