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山课题报告重磅发布:应对贸易冲突,“双轨制”应转向“四支柱”
[ 2019-10-29 ]

  10月29日,在首届外滩金融峰会全体大会七“对话与合作——全球治理的新挑战与新未来”上,上海浦山新金融发展基金会课题报告《直面中美贸易冲突 坚持深化改革开放》(下称《报告》)正式发布。

  浦山奖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和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经济发展研究室主任徐奇渊共同发布《报告》,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Jeff SCHOTT发表点评。

 

余永定

 

徐奇渊

 

Jeff SCHOTT

  2018年9月,根据上海浦山新金融发展基金会理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该课题以“推动建立长期稳定的中美双边经贸关系”为题首次立项,聚焦于中美双边经贸的未来发展之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室主任、研究员东艳和徐奇渊担任课题负责人,余永定和浦山奖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担任课题组顾问。

  课题组主要成员有:东艳、徐奇渊、苏庆义、姚曦、赵海、崔凡、陈思翀、潘圆圆。

  2018年11月26日,根据初步研究成果,课题组报送CF40要报《中美贸易谈判不能毕其功于一役,要做中长期打算》,当时报告就已提出了中美协商应从易到难、分阶段签署协议,为决策层提供了参考。

  2019年5月11日,在第八届CF40-PIIE中美经济学家学术交流会上,课题组发布了阶段性报告《中美应推动建立长期稳定的双边贸易关系》。

  2019年8月9日,该课题在伊春进行了中期评审,CF40常务理事会主席、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元,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CF40资深研究员肖钢,CF40常务理事、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李若谷、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屠光绍等对课题进行点评。

  课题内容分为三个部分:第一篇为“中美贸易冲突的背景”,阐释了国际秩序的互动和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第二篇为“直面中美贸易冲突”,提出了从关税战、投资战到技术战、金融战,中国的应对方法;第三篇是“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分析了从全球到多边、从双边到自身改革的推进路径。

  Jeff SCHOTT在点评环节指出,《报告》提出的几方面摩擦令人警醒。“事实上,在过去一年中逐渐升级的贸易摩擦已经在国家及个人层面带来了巨大损失,希望中美两国能够在下个月的智利APEC峰会上签署阶段性协议,推迟加征关税举措。”

中美贸易摩擦主要体现在三个领域

  《报告》指出,中美贸易摩擦及美国对华政策转向有两个主要的触发点:一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在2018年3月22日公布的“301调查报告”,二是美国国防部在2018年1月发布的《2018美国国防战略报告》,甚至比“301调查报告”更早。

  “贸易冲突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传统贸易形态下的贸易冲突,对应现在中美之间在关税战这个层面的摩擦。二是全球价值链时代,在相关贸易、投资领域的冲突,对应于中美双方在市场准入、产业政策、补贴、国有企业等问题结构性问题上的冲突。三是随着军民两用技术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以及中国在相应技术领域的崛起,美国的国家安全和政策被重新定义,在此基础上中美双方在技术领域的冲突也在升温。”徐奇渊在演讲中总结道。

  第一阶段仅仅是常规的关税摩擦,容易管控,比如降低关税、降低非关税壁垒、保护知识产权等。WTO原应在此方面发挥有效作用,但现在WTO遇到了一些挑战,多边机制本身甚至面临着危机。

  在全球价值链相关的贸易与投资方面,目前需要解决两国间的制度型摩擦。具体比如,强制技术转让、产业政策、补贴政策等问题。过去中美经济战略对话也谈了十年左右,但现在这个机制也不好用了。

  在军民两用科技方面,由于军民两用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比如5G,比如互联网,甚至比如一些材料学。这时候,美国对国家的安全定义发生了改变,当中也和中美之间的互信问题有关,这已经超越了经济范畴。在这方面,美国有部分人认为,应该利用出口管制、投资审查等方式,实现中美脱钩。但实际上,也有其他的解决方案。

  “这三个领域其实对应着三个不同的阶段,需要解决不同的问题。目前有望达成的阶段性协议,实际上仍然对应于第一阶段的传统贸易冲突领域。”徐奇渊说。

正确理解中美经贸关系力促贸易谈判回归正轨

  美国一方面对华发动贸易战,扩大加征关税商品范围并提高税率,另一方面却设置加征关税商品的排除机制,为大批美国进口企业“开后门”。如何看待美方所谓“加征关税的排除机制”?关税排除是喜是忧?

  《报告》指出,在传统贸易领域,截至 2019 年 9 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公布了 13 批排除清单,其中 8 批针对 340 亿美元清单,3 批针对 160 亿美元清单,2 批针对 2000 亿美元清单,3000 亿美元清单的排除机制即将正式开启。

  截至2019 年9 月底,340 亿美元清单的排除申请裁决率已经达到96.1%,排除商品金额占比约为25.12%;160 亿美元清单的排除申请裁决率仅为79.3%,而排除商品金额占比已达到约25.70%,最终占比将明显高于340亿美元清单。而后续的2000 亿美元清单和3000 亿美元清单,由于对美国自身经济的负面影响更大、以及美国对排除机制的审查做了新的适应性安排,其排除金额比例可能会更高。

  徐奇渊在演讲中强调,排除机制为特朗普政府在中美贸易谈判中使用极限施压手段提供了国内回旋空间,但这一做法很可能给特朗普政府带来贸易战对美国伤害不大的错觉,使其在贸易谈判中保持强硬立场不妥协,从而拉长贸易战的时间。

  “只有从排除机制的结果中吸取正确的教训,理解中美经济在全球化时代的相互依赖,才能回到中美贸易谈判的正轨上来。”徐奇渊说。

  在全球价值链相关的结构性议题方面,《报告》建议,中国政府需要重视美国企业对华直接投资的撤离现象,同时应该对外资更加开放。《报告》指出,中美企业应以经济利益为共同目标,排除政治因素的干扰保持经贸往来,并在两国发挥自身影响力增强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关联。

  而在技术领域,当前国际技术转让多边规则严重缺失。《报告》指出,中美两国作为两个最大的贸易国,应该加强对话与合作,为建立与完善多边技术转让规则体系而努力。

  具体而言,《报告》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建议:

  第一,企业层面,应该限制个别企业对技术的垄断行为,这本质上也是一种市场失灵。

  第二,政府层面,应该同时限制技术出口国和进口国的政策干预。美国是技术出口国,中国是技术进口国,双边都应该在政策上进行改善。

  第三,国家层面,应该同等保护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现在的知识产权保护主要是倾向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在地基因资源、传统文化都要予以充分保护。

从“双轨制”转向“四支柱”对标CPTPP规则进行改革是最好选择

  徐奇渊指出,此前在多边渠道,中美可以通过WTO机制协调国际贸易问题,在双边则通过S&ED(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就中美两国在双边性、区域性和全球范围的问题进行磋商。但目前看来这种“双轨制”已经基本失灵。因此,《报告》提出将“双轨制”转向“四支柱”即:中美贸易谈判、WTO改革、区域层面的RCEP和CPTPP,以及国内改革。

  WTO改革方面,一个重要焦点是“发展中国家的地位”问题。中国已经在诸多方面承担起了更多责任,甚至在某些领域承担的义务已经和发达国家的义务相近。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已经早于WTO,调整了对发展中国家的笼统分类,采取更加精细的划分。《报告》建议WTO参考其分类,比如把中国定位为更发达的发展中国家。

  另一方面,《报告》提出,在美国退出TPP、中美贸易冲突的背景下,中国宜尽快决定加入CPTPP。原因在于:

  第一,和2015年相比,中国的经济发展与CPTPP 的规则标准的差距在明显缩小。CPTPP中的大多数规则,对中国来说接受的难度并不大,而对于难度大的规则,也并不是完全无法接受的。

  第二,CPTPP当中,中国难以接受的规则,在中美双边谈判中也将面临类似的问题。如果中国可以与美国在双边磋商中达成一致,那么中国就更应该考虑加入CPTPP,而且加入可能性将会更高。

  第三,美国退出CPTPP之后,中国加入的难度明显下降。而且美国将来重返CPTPP的可能性很大,届时中国再申请加入的难度将明显上升。所以要利用好这个窗口期。

  但对中国来说,加入CPTPP还是有难度的,因为不同会员国有着不同的政治诉求。除日本外,起关键作用的成员包括澳大利亚、新加坡、越南、加拿大等国家。中国政府部门应征集产业界对中国加入CPTPP的意见,以便评估利弊。

  《报告》指出,即使中国暂时无法加入CPTPP,对中国最好的选择依然是对标CPTPP 规则进行改革开放。如果从现在开始就向高标准规则看齐,未来中国谈判其他高标准自贸协定的难度将大为降低。此外还要看到,CPTPP许多规则会体现在世贸组织改革之中,从而演变为多边规则,中国按照加入CPTPP的要求深化改革开放也有利于参与世贸组织改革,并做好接受未来多边规则的准备。

  《报告》最后建议,在推动国内改革方面,中国可从以下方面着手推进:

  第一,首先应该认识到,竞争中性与产业政策并不是互相排斥的,两者可以找到交集。这种情况就是对市场主体一视同仁的产业政策。

  第二,中国应尽快在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基础上,启动“竞争中性”改革。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有现成方案可循。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之后中央于2015 年印发了《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完全符合这一改革方向。

  第三,加快经济干预方式从产业政策向竞争政策转型。

  第四,在金融市场贯彻“竞争中性”原则,消除隐性补贴。

  第五,规范产业补贴政策,明确授予标准,提高透明度。

  当天举行的还有2018“浦山世界经济学优秀论文奖”(以下简称“浦山奖”)颁奖仪式。上海浦山新金融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浦山基金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社科院原常务副院长王洛林为获奖论文作者颁奖,浦山基金会理事长、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张斌主持颁奖。

 

王洛林与获奖作者合影

  2018浦山奖于2018年1月8日开启征文,在自我推荐和专家推荐的基础上共收到163篇候选作品,经过先后两轮筛选,11篇论文从中脱颖而出入围终审环节。根据《浦山基金会章程》和浦山奖评奖公告的规定,浦山奖学术委员会对入围终审环节的11篇论文进行评审,之后进行无记名打分,根据分数排名,共评出三类获奖论文5篇,分别是:

浦山学术研究奖

  1. 冯玲、李志远、Deborah L. Swenson: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and exports: Evidence from China's WTO accession,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17年5月。

  2. 丁浩员、樊海潮、林曙:Connect to Trad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18年1月。

浦山政策研究奖

  1. 纪洋、谭语嫣、黄益平:《金融双轨制与利率市场化 》,《经济研究》2016年6月。

  2. 张平、侯一麟:《房地产税的纳税能力、税负分布及再分配效应》,《经济研究》2016年12月。

浦山青年论文奖

  戴觅、徐建炜:Firm-specific exchange rate shocks and employment adjustment: Evidence from China,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1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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