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的发展形势日趋严峻。现在各方都在推测金融危机是否已经见底，见底过后，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世界会是怎样的。对于前一个问题，我个人的观点是从美国经济的现状来看，最危险的阶段可能已经过去，全球金融危机到今年年底可能会走到底部，进入回升阶段。现在我更关心的是危机见底后，美国和世界经济能否恢复到危机之前的状态。对此，各方的共识是世界经济（包括美国经济）不会再回到过去十年，或者更长一段时期前的那种状态。
酿就此次金融危机的核心原因是美国经济的高杠杆化，具体表现为：政府的高额借债、企业的高额透支、老百姓的超前透支消费、银行资产管理的极高负债率（中美两国的金融存贷比情况是完全颠倒的，美国100亿的存款形成120亿、130亿的贷款，而中国100亿的存款仅形成60、70亿的贷款），高杠杆比的经营模式使得美国经济的繁荣总是建立在一定的泡沫基础上，透支型消费也积聚了巨大的风险，一旦出现坏账，银行的现金流立刻枯竭，甚至造成巨额亏损。从金融概念上讲，金融管理可以简单归结为三个方面：防范风险；监控现金流；追求效益。此次金融危机给全世界敲响了警钟，相信美国度过危机后，经济的杠杆化程度不会再如此前那么高。
就中国而言，本身并没有发生金融危机，而是由于美国金融危机造成了实体经济萎缩、需求减少，从而对中国的外贸出口、加工贸易、实体经济产生了严重的冲击。我们要研究的是这种冲击会否随着危机见底而消失。我认为金融危机后的后续效应或将长期影响中国，即使美国经济已经开始复苏，中国仍将遭受复苏后的美国经济结构变化所带来的冲击。这是因为美国经济的杠杆比下降，市场规模减小，市场需求收缩，进口也降低，从而中国出口增长的局面不复从前，中国以扩大外需、高额的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拉动经济发展的日子难以为继。从这一层面分析，即使今年中国能够实现保八目标，但在明、后年世界经济复苏后，中国经济若要恢复到过去十年两位数的增长速度，恐怕很难。
中国要实现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转型，要将外需型经济转化为内需型经济，要东、中、西、内陆和沿海统筹发展，在生产力结构上考虑开发出更多的满足内需的产能。这一转型不可能在一、两年之内完成，也不可能仅仅依靠中央政府增加的几万亿固定资产投资拉动，我认为总体上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布局：
第一，美国要去杠杆化，中国要加杠杆化。过去十年，中国政府管理财政赤字的方法趋于稳健，整体债务状况比较稳定，即使在今年发了较多国债的背景下，债务余额也仅相当于GDP的17%左右，美国财政的债务余额则相当于GDP的100%甚至更多。因此，从整体而言，中国政府尚有3万亿的债务空间（因为中国有30万亿的GDP），用于完善社会保障机制、满足百姓需求、提高公共服务建设。
第二，鼓励老百姓适度透支消费。目前中国老百姓的家庭债务（包括按揭贷款、信用卡支出等）比重仅占GDP的10%左右；美国家庭债务占其GDP的比重则高达40%、50%，如此看来，即使中国增加3万亿的债务消费，也仍在安全线之内。
第三，中国企业融资比例较低，尤其中小企业融资很难。实际上中小企业的负债率并不太高，融资难的主要原因是银行放贷难。但事实上，即使在现在超常规放贷的情况下，银行业增加了5万多亿贷款，存贷比也在安全范围内。因此，适度增加杠杆比率是解决内需发展的重要措施。
第四，在生产力布局上进行地域调整，更好地实行城乡统筹、东西统筹。另外，之前为满足出口需求导致部分产能过剩，现在我们需要对这部分过剩产能进行结构调整，建立新的投资结构来优化存量结构，在此过程中，要善加利用资本收购、资产重组等办法。
上述几个层面的调整、转型，没有三、五年的时间是完不成的。所以我认为中国会是全球最快、最早复苏的国家，但今年过后，一段时期内，中国要走的路会比欧洲、美国艰难，因为中国面临着加杠杆、调节产能、合理布局这样一个过程，这一过程的完成有着特定的困难许多，许多特定的困难需要我们高度重视。
重庆经济同样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冲击，并未因其地处内陆，冲击程度就有所减少。去年以来，冲击最严重的行业是沿海地区的加工贸易，随即波及到重工业（包括与油、电、煤、运相关联的重工业）、资源类产业、化工工业、装备工业。中国工业增加值的增长率一度跌至3%。重庆也是一样，去年四季度，重庆的工业增加值也从原来的20%跌至3%，今年1、2月份也只有3%，很多企业亏损，面临着下岗减员的压力，各种订单也都受到了严重影响。重庆政府按照中央的要求，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取得了一定的实效，GDP增长从1、2月份的6%升至一季度的9%，1-4月份增至10.3%，1-5月份增至11.3%，4、5、6三个月的平均GDP增长率都在14%以上，预计今年上半年GDP增长12%以上，全年目标是14%。
重庆之所以能够平稳保增长，有三个宏观原因和五个具体措施。先来看宏观原因。
第一，中央保增长的战略措施在重庆贯彻落实的比较好。首先，财政投资项目中，中央的第一、二批2200亿财政拨款投资中，重庆获得70多亿，其比重超过了重庆人口占全国的比重及重庆GDP占全国的比重。这70多亿可以拉动500-600亿的项目群。其次，国家十大产业振兴计划中，在重庆与其相关的有8类，对本地制造业具有普遍的推动性。再次，宽松的金融政策。去年11月以来，国家松动银根，新增5万多亿贷款。这5万亿贷款在全国各省并不是平均分配的，有多有少，与各地的经济气侯、金融生态有关。1-5月份，重庆贷款余额增长43.7%，同比列全国第一。总的来说，在国家保增长的调控措施中，重庆相对受益较多，这促进了重庆经济相对较快的发展。
第二，国务院3号文件的推动。去年底国务院召开了专题办公会，并出台了推动重庆成为长江上游经济中心、西部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城乡统筹的直辖市的3号文件，内含12条重大政策及10项专题政策。这些政策措施不亚于1990年中央给予上海浦东开发的十大政策，对重庆克服金融危机有着积极意义，势必推动重庆的发展，并进一步辐射、延伸、拉动整个西部的发展，使重庆成为西部开发的突破口、领头羊、增长极。
第三，重庆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采取了一系列具体的、可操作的措施。去年4、5月份出台了七条对经济危机有对冲作用的调节措施，去年底又按中央要求出台了12条措施，对重庆保增长、保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这之中，有五个方面的具体战略措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今年以至于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都会推动重庆经济的发展。
投资方面，重庆的固定资产投资是5300亿，大体的比重是：三分之一用于基础设施投资，三分之一用于工业项目投资，三分之一用于包括房地产投资在内的第三产业服务业投资。其中，政府投资占总投资的10%左右，其余90%来源于市场化资金、民间资金、企业化资金。如果完全依靠基础设施拉动投资，那么市场化力量就会被弱化，导致工业、商业、第二三产业投资的后劲不足，影响长远发展，所以重庆目前三个“三分之一”的结构是比较合理的。预计2012年重庆的投资总量将达到2万多亿，工业化、城市化方面会各有投资金额达1万多亿的项目，总体发展还是比较好的。
在项目发展中除了要依靠资本金以外，还需要融资。重庆今年的贷款增长位列全国第一，事实上从2003年到2008年，重庆平均的贷款余额增长都在18%以上，高于全国15%左右的平均水平。这得益于重庆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这五年，重庆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率下降速度几乎是全国最快的，2002年时重庆地区的不良资产率还在27%，现在只有约2%，低于全国平均值，在全国31个省里排名第四，所以各银行总行都愿意调资金到重庆。此外重庆所有银行的资本回报率平均在20%左右，高于全国14%的平均水平。有人认为重庆的银行效益绝不会高于上海，但事实上重庆的银行资本回报率确实要高于上海。这是因为同样的贷款，在上海有一百多个银行在竞争，在重庆仅有几十个，所以整体上重庆的机会成本要比上海低，效益自然也会更高。
另外，适时的调动也很重要。今年年初我们开会讨论如何承接中央银根放松政策，做了一个分析。国家银根松动，几万亿的贷款出来，一般银行不会轻易接受：第一，中小企业融资难，金融危机当下，银行不会把大量信贷投放给中小企业；第二，尽管资金松动，三农借款仍然很难；第三，房地产商此时借款也难，因为去年一年房产销售业绩不好，尾款少，房地产商的信用打折，这时他们尽管急需资金却不易拿到大贷款；第四，外资企业母公司普遍信用收缩、活动收缩、投资减少，自今年年初以来贷款也相应减少；第五，区、县、地、市、州等国家基层政权的税收减少，贷款率降低。因此我们判断，这几万亿的贷款是通过国家级的大项目、大集团和信用十分好的省级政府的财政信用来承接的，所以年初重庆就启动大集团向银行借钱。
重庆政府在过去六年不搞赤字财政，量入为出，到2008年时财政收入已近千亿，债务余额仍控制在500亿左右，财政信用比较好。但金融危机形势下，政府要增加杠杆比，要顺势而为，开放思想，所以今年重庆政府财政做担保项目较往年大幅增加。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使得重庆融资位列全国第一，从而也有效应对了金融危机。
尽管总体方略是扩大内需，但在金融危机蔓延、国际贸易受到冲击的背景下，重庆依然应该加大对外开放。怎么开放？除了国家给予的政策，比如像保税区、交通枢纽等各种有助于开放的战略措施以外，我们还应理清一些概念：
首先，原则上讲西部要成为沿海地区加工贸易的承接基地这一概念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西部地区据此就直接到沿海地区招商引资并不稳妥。沿海地区加工贸易之所以受冲击是因为金融危机影响下市场萎缩，加之油、电、煤、运各项成本提高，如果西部现在到沿海去招商，等于是赶在人家家里很困难的时候，你说自家企业困难，要他们到西部来，这既不尽情理，也不合时宜。
还有一种说法是要把加工贸易的能力内消化，出口变内销，这种逻辑也是不通的。因为就定义而言，加工贸易指的是以加工为特征的再出口业务，指由一方提供装配所需设备、技术和有关元件、零件，由另一方装配为成品后交货。原材料的提供者和产品的接受者是同一家企业，交易双方不存在买卖关系，而是委托加工关系。如果该委托加工的境外企业在国际上丧失了市场，减少了外包订单，那么境内受委托加工企业就要随之减少生产。就好比人家只给你30万台笔记本电脑订单，你是不能去做100万台的，然后给他30万台去外销，还有70万台留下来自己内销，这样就不是加工贸易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要做两件事：一就是凡是符合“三个降低”、“两个打平”、“一个高效”的模式的加工贸易就可以来重庆，意即如果重庆的劳动力成本、油电煤运等各项要素的成本较沿海低40%、50%，加上西部地区国家鼓励类产业15%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同时还能保证进项和出项两个物流成本打平，那么重庆就有能力和沿海地区竞争，发展加工贸易。物流成本方面，如果是用汽车、火车、轮船运输，到内陆要增加2000公里，重庆没有优势，但如果采用空运，从重庆飞到纽约与从上海飞到纽约的成本基本持平，因此凡是以航空运输为进向物流和出向物流为载体的，西部都可以进行有效竞争。按照这种模式，我们最近在考虑做笔记本电脑的加工贸易，因为笔记本电脑的物流主要是航空运输，只要我们组织得好，就能够通过高效服务使得笔记本电脑的整机出向物流成本和零部件供应的进向物流成本跟上海等沿海地区打平，如果再加上另外的三个低于沿海的成本优势，我们就有可能拼过沿海让跨国公司把它的产能基地转到内陆来。
加工贸易要转到内陆来，那么服务贸易要怎么转向呢？加工贸易是由跨国公司设计品牌加上它们确定的市场销售渠道，将产品生产环节外包给境内企业的贸易模式。现在跨国公司的品牌和市场萎缩，但其境内企业的加工能力还存在，转为内销决不能仿冒跨国公司的品牌然后自己生产。我们可以创造山寨版，山寨版的定义就是由中国的一些非常有创意的民营企业自己创设品牌，在国内市场上打通销售渠道，在掌握了品牌和市场后将产品委托给有生产能力的企业进行外包加工，这才是真正的中国内需型的加工贸易，不是“两头在外”而是“两头在内”。这样的山寨版里面蕴含着巨大的智慧和创新，就好似水浒传里108个山寨大王聚集在一个高地一样，如果重庆有一平方公里的写字楼盘里能够容纳几百个、上千个山寨公司，创设了几百个自己的品牌和销售渠道，然后在重庆各个工业园区打造出几十平方公里的生产基地，重庆就会建立起内需型加工贸易的一个基地。
针对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重庆政府对有重要促进化解意义的一些金融机构平台进行了推动：一是重庆现在已经批准成立70多个小额贷款公司，有约八十亿的资金借贷到社会上，利息一般在20%以内，是中利贷，这就把典当行、高利贷的70%、80%的利息冲击掉了；二是重庆现在有100多个担保公司，其资本金也已经达到了100亿以上，按照银行规定100亿资本金可以担保约八百亿的贷款，这些担保公司为全市的中小企业融资做了较多的担保；三是私募股权基金、风险投资基金专门在一大批中小企业中选择出优秀的企业进行投资，通过这种投资增加了中小企业的资本信用，从而推动了各类银行、金融机构为这些企业放贷，甚至推动它们走上股票市场，所以这也是一种很好的融资形式；此外，我们还推动信托公司和金融租赁公司的发展，去年信托公司为重庆融资200多亿，今年继续发行200多亿，主要是为中小企业提供信托、租赁。通过以上这几种金融机构的发展，很有效地促进解决重庆的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本质上讲，中小企业融资难是由于资本金短缺的问题，一个有资本金的企业一般就有融资信用，资本金短缺了，融资信用就有问题，中国的民营企业曾经普遍有过的原罪就是抽逃注册资本金，归根结底就是企业起起步时资本金短缺导致的。在美国，中小企业融资主要依靠私募基金、风险投资基金、租赁公司、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等这些机构来解决，美国的私募基金差不多有10多万亿美元，这些钱来自于美国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各种大学的教育基金，各种保险基金，它们都是私募基金的投资者，私募基金又将这些资金投向于中小企业，所以美国基本上没有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美国股市也就是十几万亿美元的资金流，私募股权市场也有十几万亿的资金，理论上股市跨掉一半，私募股权基金中那些没有上市的中小企业公司并不存在随着资本市场缩水而缩水的情况，美国经济之所以能够保持一定的活跃度，与这种制度是有关的。因此，一定要在金融平台上为中小企业资本金短缺的问题创造补充的条件，这也是我们现在考虑的一项战略性的措施。
总体而言，重庆的长期发展目标是成为中国西部地区、长江上游地区的金融中心，这一金融中心的目标模式是使银行、证券、保险的规模足够大。贷款规模超过GDP1倍以上是金融中心起码的一个前提条件，如果一个地方有4万亿的贷款规模，但GDP也是4万亿，那它绝对不是金融中心，上海GDP1万多亿，贷款余额有3万多亿，那么它是金融中心，北京GDP是１万２千亿，贷款余额也有3万多亿，它是全国主要大型金融机构的总部所在地。所以，首先保证银、证、保的规模足够大，再加上我先前所说的非银行的六种为中小企业服务的平台金融品种，同时还有比较好的规范法规、比较好的人才基础、比较好的金融生态，那么我认为重庆地区就一定能够在2020年左右形成西部的金融高地，带动整个西部更好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