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经济普遍回落的情况下，2008年上半年GDP取得10.4%的增幅并不低，但是不少微观企业所感受到的紧缩力度明显较大，呈现“宏观热、微观冷”的特点，其中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在这一次的周期性回落阶段，中国经济也正好遇上了经济转型的压力，二者形成的叠加效应，增大了企业的压力。
从经济转型的角度看，因为不同地区的产业结构的差异，目前的经济下滑还带有明显的地区性特征。经济增长回落主要是由珠三角、长三角等以外向型企业为主的东部沿海地区的下滑所带动的，而中西部大部分地区经济增幅依然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从统计数据上看，上半年全国有15个省市的GDP增幅超过13%，中部九个省、自治区上半年经济平均增幅达14.01%，而西部九个省市、自治区（剔除遭受地震灾害的四川省）平均增幅也达12.31%。这种行业和地区性差异与中国经济进入一个结构调整的阶段密切相关，传统的依靠低要素价格投入、低附加值产品出口的增长，在人民币升值和资源价格上扬后，必然会进入到一个以提高生产效率、淘汰落后产能为主的调整阶段，在这一调整过程中，东部沿海地区首当其冲，调整过程中的经济回落和镇痛也在所难免。
一. 转型时期的通胀压力不容低估，保持货币政策适度从紧基调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有利于稳定通胀预期，为经济转型创造稳定的货币环境
2008年7月份物价指数的公布，使得市场对于通胀压力的担忧明显降低，尽管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同比上涨10.0%创出新高，但是居民消费价格（CPI）总水平同比上涨6.3%却低于市场预期水平，而且从5月份的7.7%h和6月份的7.1%持续回落，市场倾向性地预期CPI会逐步回落，从而预期这种降低的通胀压力可以给宏观政策放松紧缩力度创造条件。
从直接的原因上说，首先是因为2007年基数较高的同比因素，加之2007年6月到7月粮食价格出现上涨但是2008年6月到7月粮食价格则出现回落，推动了CPI的回落，而PPI只是轻微传到CPI，表现在扣除粮食的CPI从1.9%上升到2.1%。
不过，如果把当前的物价回落放到整个经济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观察，并不能肯定通胀压力就此化解。2008年以来物价上涨压力的大背景，除了国际输入性因素之外，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一直依赖的、利用低资源价格、低劳动力价格和环保成本等推动增长的方式，已经到了必然需要改变的阶段，资源和要素价格通过放松价格管制、以及主动的价格调整等，必然伴随着中国经济转型的整个过程。因此，在更大的可能性上，当前的物价回落可能是阶段性的，目前并不能够因为物价的阶段性回落就忽视潜在的通胀压力。
从短期看，7月PPI同比上涨10%，是10年来的最高水平，自2007年10月份开始，PPI涨幅持续提高，从3.2%持续攀升到08年7月份的10%，其中原材料燃料动力价格上涨是主因，与此相伴随，生产资料出厂价格也创新高，而生活资料出厂价格并未创新高。这也就是市场所通常认为的PPI向CPI的传导机制不畅的特征。从理论上说，PPI传导到CPI究竟是否顺畅、通常会滞后多长时间，取决于特定的市场环境、以及市场的供需关系、市场竞争状况等。通常可能认为，因为当前中国总需求开始稳定，市场竞争状况较为激烈，企业首先会选择通过内部的消化来承受价格上涨的压力。目前，非食品价格开始上涨，CPI和PPI倒挂进一步扩大，形成一个不容忽视的物价上涨的压力。从2008年以来的的趋势观察，中下游产业消化上游产业物价上涨压力的能力在逐步下降，开始呈现PPI推动CPI价格上扬的迹象，说明中下游的产业链已经开始逐步难以完全内部消化上游的价格上扬，开始向消费者转移，这是一个值得关注和警示的信号。即使PPI不会很快传导到到CPI，也会对企业盈利形成压力。
中国在通胀压力已经较大的条件下，坚决调整了石油价格，于6月20日起将汽油和柴油零售价每吨调高1,000元人民币，调幅最高达18%，为历来单次调整最大的一次；并自7月1日起调高了全国销售及上网电价。这表明了政府对于推进资源价格市场化的决心。根据粗略的测算，经过调整之后的石油价格与国际市场价格水平大约还有30％左右的差距，如果如同市场预期的下一步会逐步放松对于石油价格等的管制，那么PPI的上涨压力还有增大的可能。同时，虽然国际市场的大宗商品价格开始显著回落，但与国内价格依然有明显的差距。
因此，当前物价的阶段性回落，是前一阶段宏观紧缩逐步产生效果的显现，也为宏观政策的微调提供了阶段性的时间窗口。不过，当前物价回落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同比因素和基数效应，以及随着国际原油和农产品价格等的回落。不过，从长期趋势看，中国当前面临的通货膨胀压力并不仅仅是外部输入导致的，也有中国经济内生性的原因，特别是经济转型过程中矫正长期偏低的资源和要素价格所决定的，如油价、粮价无论与国际市场还是国内市场相比可能都存在上涨动力，大量的企业劳动力成本也在上升，这决定了我国的通货膨胀压力难以因为基数效应等导致的阶段性回落而消除。从国际经验看，经济转型往往容易伴随着通胀的压力。这一轮中国的通胀是全球经济快速扩张、货币政策持续宽松背景下初级产品价格的大幅上扬传导的结果，也是国内经济结构的失衡等深层次矛盾的反映，是国内资源价格和劳动力成本持续低估压力在特定环境下的释放。
目前情况看，出口在经过6月份的短期回落后，7月份依然保持了相当快速的增长，7月份同比出口总值增长26.9%，国际收支双顺差的格局并没有根本扭转，货币政策进行被动对冲的压力依然相当大；与此同时，消费则持续保持了相对快速的增长，7月份的名义增长速度从6月份的23％继续上扬到23.3%，为扩大内需提供了一个新的动力。对比6月份出口暂时回落所产生的紧张，中国的经济转型、特别是降低对于低端出口严重依赖的增长模式，要得到广泛的认可、特别是出口部门和部分对于出口依赖程度较大、受到冲击较大的地方政府领导的认可，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从外部情况看，在次贷危机缓解、房地产价格调整大致结束之前，美国的货币政策可能在一定的时间内都会十分宽松，美国经济可能也正在进入一个相对高通胀、低增长、实际利率为负的新时期。在美元贬值以及实际需求推动下，国际市场的能源和粮食价格走势已经明显地显现出未来的通涨压力。虽然近期国际原油价格出现了比较大的调整，但仍属高位运行（2007年初原油价格只有54美元/桶），由于石油本身的不可再生资源特质以及发展中国家消费升级所带来的对石油需求的快速增加，使得石油价格在经历一段快速的回调之后依然保持在较高的水平。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影响CPI的最为关键性的因素还是粮食。从粮食价格看，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大量农村土地非农化使用，农村劳动力持续向城市转移，加上中国的农业小规模分散生产的特点，容易受到恶劣气候等的冲击，消化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能力也比较弱，这样就使得粮食供求的紧平衡状态可能会持续到整个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中。此外，国际粮价的上涨，以及国内外粮价差距的扩大，也形成了国内粮价上涨的压力。为了缓解油价上涨的压力和抢占未来新一轮科技革命的主导权，近年来美国一直加快发展以粮食为主要原料的生物乙醇的研究和生产，根据美国《2005年国家能源政策法案》的要求，到2012年，美国炼油厂将达到生产75亿加仑生物乙醇的规模，这将使目前的使用比例提升1倍，这是推动国际粮食价格大幅上涨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特别需要指出的是，2007年以来粮食价格的上涨，是在粮食丰收的年份出现的，因此并不能把粮食价格的上涨归结为粮食的丰收或者歉收等因素，而要从粮食以外的因素中寻找原因。
油价和粮价的上涨压力，加上持续的外部失衡带来的外汇储备的持续上升和被动的货币政策放松、实际上的负利率、依然存在的价格管制措施，工资上涨的压力和可能形成的通胀预期，有可能会使当前的物价回落只是暂时性的回落。中国当前的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中，服务业并不发达，文化消费等十分有限，就在客观上使得居民对初级产品和基本服务的消费与生产成为经济总量中的主体，而这些经济部门在工资上涨之后往往成为价格上涨的主导力量。
因此，在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加和国内PPI加速上涨的情况下，要充分意识到通胀压力可能会因为经济转型的推进而长期化，这不仅是因为国际市场的宽松货币环境和不断上升的通胀压力，也因为中国经济长期积累的结构失衡可能需要通过特定行业的价格上扬来矫正。相反，如果对通胀的形势过于乐观，或者过分重视经济增长指标，可能会贻误抑制通胀的良好时机，也可能过早放松货币政策，导致控制通胀的成本更高。严厉的反通胀举措短期内可能会牺牲一点经济增长，但是至少可以避免在更高的通胀压力下付出更大的经济增长乃至社会稳定等方面的代价。越南宏观政策的教训之一，就是在通胀相对稳定在7-8%左右的时期，忽视了通胀的潜在压力，导致通胀的失控转化为货币危机。与此相对照，美国上世纪80年代的严厉紧缩政策创造的稳定的货币环境，为美国随后近20年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从这个角度说，在经济转型的特定阶段，保持货币政策适度从紧基调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有利于形成一个稳定的通胀预期，为经济转型创造稳定的货币环境，避免因为公众货币政策预期和通胀预期的紊乱加大通胀的现实压力
二. 经济转型可能会使企业面临更大的压力，政策的阶段性微调应是防止经济过快大幅回落，但是这种调整是中国经济发展到特定阶段必然要跨越的
中国经济这一轮强劲的经济增长周期从2000年开始启动，2002年开始加速，在2005年左右开始遇到产能过剩等的调控压力，但是当时良好的国际经济环境迅速带动了中国经济消化了这些过剩的产能，延迟了中国经济的扩张周期一直到2007年。同样，现在全球经济出现显著回落，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也会较之预期的大。从宏观政策的角度看，过快的上涨和过快的回落都可能会对经济形成显著的冲击，当前政策基调的微调，其关键目标还是在于防止经济过快的回落，而不能视为宏观政策基调的转折和拐点，也不能视为暂时放松对于经济转型的推动。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的成就，经济保持了高速、持续、稳定发展的特点，GDP平均增长速度为9.67%，远远高于同期世界平均增长速度3.6%的水平。但是，这种高速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建立在高投入、高污染、大量占用土地的粗放式发展路径的基础上取得的，随着近年来外部经济环境日趋复杂和资源成本、能源成本、环境成本、社会成本等的持续上升，中国经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结构调整需求。根据产业经济学的解释，对经济增长产生最直接、最重要影响的是经济结构的变化，其主要表现是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动和三次产业的内部升级，而经济结构调整的先决条件是社会需求结构和贸易结构的变动（H.钱纳里，1991）。经济结构调整的战略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以不同的方式提出了很多次，在不同的阶段也有不同的成效，但是从内部和外部综合看，当前的经济结构调整压力更为迫切。内部是中国经济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失衡带来的转型压力，以及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经济增长代价的提高以及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以后所带来的社会需求的变化，外部则是以美国次按危机为代表的全球经济增长格局的调整，以及由次按危机带动的外部需求下降，石油、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的上升所导致的贸易环境的变化。具体来说，目前的结构调整就是从原来以外需主导的经济增长，调整到以内需主导的经济增长；从原来大量依靠劳动力和生产要素投入等推动的经济增长，转向劳动生产率提高和技术进步为主要动力的增长。
库兹涅茨认为，影响产业结构变动的三个主要因素是：技术进步、消费结构变化和对外贸易。根据前述分析，中国经济进入周期回落阶段已不可避免，这个经济回落的过程会持续多长时间，会有多深的幅度，实际上取决于在劳动力的持续投入速度回落之后，劳动生产率的改进和技术进步速度是否可以持续乃至提高，这本身就是中国经济当前转型的一个重要内容。从日本的经验来看，在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发生之前，日元经历了两轮快速升值（1971年1月-1973年3月，升值26.8%；1975年12月-1978年10月，升值39.2％），同时，两次石油危机使日本进口石油价格指数同比增幅分别达228%（1974-1975年）和137%（1979-1980年），但这两次危机对日本经济的影响截然不同，第一次石油危机期间，日本实际GDP增长率为负，1974年CPI高达24.5%；而第二次石油危机期间，日本的实际GDP并未明显下降，通胀也未出现严重恶化。究其原因，在于70年代后期日本加快了经济结构调整力度，生产效率和科技水平大幅提高，对能源的依赖程度减轻，成功实现了从“贸易立国”到“科技立国”的转变，经济的抗波动能力大大增强。
因此，如果能够通过推动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弥补因为劳动力投入增速的下滑对于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中国经济依然可以在经过经济转型之后再次提升速度，这就对产业结构的调整、技术创新的促进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财政、金融、税收等多方面的政策配套，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目标达到之前，则可能会经历一个较为艰难的转型期和探索期。从目前的经济波动趋势看，要做好经济深度回落的准备，特别是出口大幅回落之后，如何扩大内需、以及促进经济转型的政策准备。
从各种方面来看，中国贸易方式的转型也是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然选择。20世纪90年代前后，中国采取了出口导向型战略，相应的政策表现为保持低利率以提高储蓄和投资水平，保持低汇率以获得有利的贸易条件，保持能源、土地和劳动等要素资源的低价格以提高出口竞争力，在中国加入WTO进一步改善国际贸易条件以后，这些政策的效果尤为明显，出口和外汇储备保持了连续多年的巨幅增长。但是，在目前形势下，这些措施将难以为继，当前中国经济增长转型的一个直接压力，就是来自于经济增长不可能继续由大规模劳动力和资源的投入来带动，同时，随着中国的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增量速度的下降以及可供转移的劳动力的存量的减少，劳动力投入的增速正在下降，因此外需主导的经济结构调整势在必行。从全球经济形势看，美国经济已经进入衰退，欧洲经济也并不乐观，随着美元对欧元汇价的走强，今年中国的出口继对美国的出口回落之后，对于欧洲的出口也会跟随回落，外需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会大幅降低。
在经济回落和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会淘汰不少高资源消耗、低技术含量、低效率的企业，企业的并购重组也会明显增多，这可能是一个必然要经历的痛苦过程，也是经济转型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一个阵痛。这个过程虽然会比较痛苦，但是不经过这样的一个阶段，中国的经济转型可能就难以有实质性的进展。一个可喜的现象是，从今年上半年的情况来看，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正朝着预期有利的方向发展，投资和消费得到进一步改善。“两高一资”产品的生产增速回落，六大高耗能行业生产同比增长14.5%，比2007年同期回落5.9个百分点，而高新技术制造业增速则进一步加快，上半年高新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7.6%，比上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但应该看到，无论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还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都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经济结构调整的压力依然会长期存在。
三. 促进产业转型应当成为政策的重点
中国经济当前处于周期回落和结构调整的压力集聚期,在全球经济周期性回落压力和国内转型压力的叠加之下，如何促进经济转型，降低经济转型中的阵痛和成本，自然成为当前政策的关键和重点。在当前经济周期回落与结构调整时期的宏观调控，特别要强调预见性、针对性和灵活性，政策的重点，应当是在防止大起大落的前提下，综合运用各种政策手段，积极推动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和战略转型，化解经济转型中的种种不确定性。
首先，货币政策基调保持连续性的前提下，还有较大的微调空间。要充分意识到通胀压力可能会因为经济转型的推进而长期化，这不仅是因为国际市场的宽松货币环境和不断上升的通胀压力，也因为中国经济长期积累的结构失衡需要通过特定行业的价格上扬来矫正。无论从理论还是国外经验来看，任何一个经济体都不可能长期保持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同时兼顾，在过去的五、六年中国一直是“低通胀、高增长”的格局，确实是十分难得的，但目前的国内外形势要求我们必须要在两者之间做一个取舍选择。严厉的反通胀举措也许短期内可能会牺牲一点经济增长，但是至少可以避免在更高的通胀压力下付出更大的经济增长乃至社会稳定等方面的代价。在宏观调控政策的作用下，部分劳动密集型和高能耗行业和企业出现的困难，也可以说是宏观政策紧缩所希望看到的目标，通过这种淘汰促进企业的整合和技术的进步，从而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此时如果因为压力而放松货币政策，势必加大未来通胀的压力，致使经济运行出现更复杂的局面。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目前的货币政策并不能算作十分严格的紧缩，依然还是一种在国际收支失衡带动下的、被动放松型的政策基调，但是行政化的信贷管制却过于严厉，因此，所谓从紧的货币政策，不应过多依赖信贷的直接控制，因为这种直接的控制在相对宽松的货币环境下只会促使企业寻找其他多样化的融资渠道，长期内的效果是逐步降低的。
随着美元的走强和出口的回落，货币政策受到的外部制约在降低，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压力也相应降低，对于欧元等货币的升值压力则可能会加大，为完善人民币汇率制度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环境。国际资源价格的明显回落，也降低了输入型通胀的压力，从而也为理顺物价关系提供了时间窗口。
目前，中国单位劳动力成本每年以5%左右的速度上升，在物价上涨时期，很容易陷入“工资－物价－工资”螺旋式上涨的恶性循环，从而引发滞胀的局面。中国目前的局势和美国70年代有些类似，当时在石油价格大幅上涨的同时，美国劳动力成本每年上升速度为10%，导致了恶性的通涨和经济衰退。国际上应对石油危机的经验显示，稳定的通胀预期可以明显降低应对石油危机冲击的成本。目前看，矫正持续的负利率，因为资金成本的低下会纵容过分依赖投资和工业的不平衡的增长模式，采取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以缓解因为国际收支的严重失衡所导致的被动的货币政策放松，在结构调整没有取得明显进展时坚持有力的对冲政策，都是需要坚持的货币政策基调。
与此同时，针对不同地区在紧缩时期的不同状况，要采取差异化的政策举措，促进资源跨区域、跨行业的流动。目前受到冲击较大的，是一些对于出口依赖程度较大的地区，而那些内需主导地区的经济，所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这本来就是经济本身结构调整的表现。这种区域运行的差异，促使我们要采取差异化的区域经济政策，同时要鼓励资源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之间的转移。
其次，应积极发挥财政政策在经济结构调整中的作用，并且积极理顺资源价格体系。在货币政策从紧的情况下，财政政策存在较大的选择空间，与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的一个最明显的优势就是其不仅可以通过总量变化调控经济运行，而且还可以通过结构调整来推动产业转型，从而有针对性地引导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现在我们财政的实力依然较强，财政收入增长速度保持在30%以上，所以有必要强调运用财政资源来支持经济的结构调整。理论上讲，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货币政策的对冲更多只是为结构调整创造更为稳定的货币环境，但是很难替代结构调整本身，在这个方面财政政策应当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这主要包括：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积极准备一些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作为储备，在劳动力从被淘汰的企业转移到新的企业时提供培训等的帮助，在高物价条件下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财政补贴和救助，实施更为灵活的税收政策，适当降低企业经营的税收特别是受到紧缩影响较大的中小企业的税收等等。
从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的角度看，减税不仅可以降低企业转型中的成本，调动市场微观主体发展的积极性，也有利于理顺国民收入分配的关系，同时，减税也是增加企业支出、扩大内需的有效手段，这最终将使国家财力得到可持续的、而不是竭泽而渔式的增长。当初美国里根政府坚持减税的政策，虽然当期效果并不明显，但对90年代后期美国经济的长期繁荣起到很大的作用即是一个有力的明证。
第三，放松管制，为微观企业提供更为灵活的创新发展的空间。特别是应当大幅放松对服务业等的管制，推动行政垄断行业的体制改革，为从低效率出口企业等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和资源提供可以转移的新增长点。这本身也是结构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不少内需行业的服务业等存在严格的准入管制等，准入门槛太高，应该适时放松管制来吸引资源的进入，例如基础设施、服务业、医院、教育、社区性的金融业等，这样才可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第四，建立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满足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时期的金融服务需求。经济的周期性回落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构成了较大挑战，因为企业利润率的降低和破产比例的提高，会直接增大银行的不良资产的比例和经营的难度。同时，在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时期，必然需要大量的新的企业的创立、新的技术的应用、大量资源的重组、大量企业的退出等等，在一个贷款融资占据主导地位的金融环境下，产业转型所需要的金融服务必然难以得到满足。因此，必须积极发展为企业并购重组提供相应服务的金融机构和产品，放松其他渠道的多元化的融资。可以尝试将风险并不高的民间融资规范化，这样能够吸引很多资金的进入，降低其对银行信贷的过分依赖。此外，银行也需要提高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应对能力，增强自身的风险识别、衡量和管理的能力，避免在经过改革取得显著成效之后重新出现新的大规模的不良资产。从融资形式看，银行信贷是低风险偏好的，这种融资形式是难以适应经济结构调整时期的需求的，也不适用于推进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和创新往往是随机的，应该由一些高风险偏好的基金来推动，例如股权基金等。在转型时期，大量企业有并购整合的需求，需要推动并购重组基金、杠杆收购、垃圾债券的发行，以及PE的发展，这样会更有利于经济的转型。
第五，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发展，不能仅仅停留在是否救市、或者是否放松对房地产的信贷方面。现在不仅股市有不少人在呼吁救市，房地产市场也在有不少声音呼吁救市，当然，无论是对于扩大内需还是保持经济平稳增长，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发展是必需的，但是不能把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与救房地产商混淆，救市并不是救房地产商，或者说，房地产市场的恢复和顺利度过调整期，需要地方政府的积极举措，也需要房地产商自身的配合，没有房地产商在价格上的调整，目前居高不下的房价收入比不可能降低到一个可以接受的水平，销售不可能出现明显的恢复，房地产市场也不可能从当前的调整阶段中走出来，如果一定要说有救市措施，应当鼓励的是通过降低税费等措施鼓励真实的房地产需求，满足公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与此形成对照，一些盲目入市、不具备应对经济波动能力、财务状况不健康的房地产企业，必然会在当前的周期调整中付出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