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当前中国银行业监管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于以下七个方面：一是多种风险因素的叠加，包括：国际形势不确定性增加，国内经济下行过程中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影子银行、民间借贷、金融传销、非法集资风险增加，汇率问题将被持续关注等等。二是资本监管，加强资本监管已成国际共识，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对资本数量和质量提出更高要求。三是大而不能倒，而且大而不好管，同时小银行也不能倒，最大问题在于中国的政治周期和经济周期交织难以培养真正的银行家。四是监管工具和监管人才的缺乏，使得监管者与被监管者形成巨大的失衡，监管者难以对被监管者施加有效影响。五是金融异化，现代金融体系远远超越实体经济，如何平衡依法监管与政治考量成为监管工作的巨大挑战。六是多元化服务，在我国居民高端财富管理需求下，理财产品急增，变相高息揽存，产生银信合作与影子银行等新金融业态，银行、证券、保险交叉持股，与之相随的风险需要加以关注。七是信息科技的监管，主要针对零售银行的发展。
当前中国银行业监管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于以下七个方面：
挑战之一：风险叠加
第一个挑战是多种风险因素的叠加，包括：国际形势不确定性增加，国内经济下行过程中，平台、房地产、影子银行、民间借贷、金融传销、非法集资风险增加，汇率问题将被持续关注等等。
2012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基调是稳中求进，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根据政府工作报告，2011年的财政赤字不增反减，从原来的10500亿减到9000亿，而2011年的财政收入则非常好，增幅高达26%-27%。这些数据表明，积极的财政政策空间还很大，最主要的就是结构性减税。中国经济未来要想稳中求进，应进行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如果仍旧过度依赖货币政策或者信贷政策，会非常困难。比如2011年前十月，央行存款准备金率不断上调，使得资本充足的要求不断增加，也使得经济运行中的风险不断加大，在这个意义上就可能使得风险叠加，引发大幅度的共振。从政策层面看，货币政策承受的压力过大，比如未来央行存款准备金率下调，不论何时下调、下调多少，都可能会受到指责。未来应该更多启用财政政策，并与货币政策相协调。
挑战之二：资本监管
第二个挑战是资本监管。从首尔峰会到戛纳峰会,加强资本监管已成国际共识。首尔峰会提出，各国从2013年1月1号开始实施新的巴塞尔协议III，并在2019年1月1日前达标；在戛纳峰会上再次呼吁所有国家都要履行承诺。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对资本数量和质量提出更高要求，比如增加资本补充渠道，包括降低股东分红比例、普通股增发、债务资本工具，限制风险加权资产，包括资产证券化、信贷资产转让。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金融机构面临强烈的资产证券化需求。2011年全年新增信贷目标7.5万亿，大银行有非常强烈的意愿出售这些贷款，把银行的风险加权资产由表内提到表外，减轻资本补充的压力。因为信贷对资本的占用比较高，按照新巴塞尔协议Ⅲ的要求，都要做相应的扣除。从2005年12月到2008年12月的整整四年间，九家银行、两家资产管理公司、一家技术型公司的资产证券化规模总计668亿。鉴于日本上世纪80年代超贷造成经济危机和经济复苏乏力的教训，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我国暂停了资产证券化的脚步。如果未来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我们确实需要认真研究资产证券化的实现方式，是上海模式还是深圳模式，是在银行间市场，还是面向社会公众。
现在，全球都在修复资产负债表，在资产证券化这个问题上都非常审慎。因为资产证券化现在都还在银行间市场中销售，并没有真正地在银行外销售，等于风险还是集中在银行系统内部。
挑战之三：大而不能倒
第三个挑战是大而不能倒。在国际上，金融机构大而不能倒；在国内，不仅是大而不能倒，而且大而不好管，同时，小银行也不能倒（小而不能倒）。
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除了这类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在全球的活跃程度、规模、关联度、复杂性及可替代性，最大的问题是，在中国，政治周期和经济周期的交织难以培养真正意义上的银行家。中国五大银行的资产规模高达110万亿，占据了中国银行业的半壁江山，因此具有很强的游说能力，大银行的政治光环也使得监管者难以找到有效的监管工具来进行有效监管。而且中国银行有一种“规模情结”，如大银行跨境、股份制走向全国、城商行跨区域，这也使得银行的监管工作更难以进行。
挑战之四：监管资源
第四个挑战是监管资源，即监管工具和监管人才的缺乏，使得监管者与被监管者形成巨大的失衡，监管者难以对被监管者施加有效的影响。
首先，传统监管工具已无法满足金融创新要求，许多新避险工具和监管手段失效；其次，商业银行改革之后，理念、管理、技能、业务均发生显著变化，监管跟不上发展；第三，监管者面临财务与人才资源约束，优秀人才引不来、留不住，监管者与被监管者存在巨大收入反差，受薪酬和职业生涯限制，双向流动机制缺乏。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美国和欧洲的合同契约模式，即薪酬的激励周期，从而形成监管单位和被监管单位间的人才双向流动机制。
挑战之五：金融异化
第五个挑战是金融异化。现在，金融业的发展已远远超越实体经济，并没有有效服务于实体经济。银行利润高达30%-40%，全年的信贷规模在14%左右，而工业增加值不到10%，GDP增长仅9%左右。金融业与实体经济的异化，使得银行业监管受到媒体、社会公众的质疑和批评。事实上，银行业监管以风险监管为本，而非以效益为本，出资者才是利益分配的监管者。但金融体系的使命是服务实体经济，现代金融体系已远远超越实体经济，这种情况的出现使得监管陷入两难，如何平衡依法监管与政治考量，成为监管工作的巨大挑战。
挑战之六：多元化服务
第六个挑战是多元化服务。需求方面，我国居民财富的急剧增加，产生高端财富管理需求。据调查，2011年9月末，我国个人存款34.7万亿元，占各项存款的43%；供给方面，理财产品急增，变相高息揽存，产生银信合作与影子银行等新金融业态，银行、证券、保险交叉持股。
与之相随的风险我们需要加以关注。自从2010年7月美国通过金融监管法案后，我国引进了多元化服务战略，非银行金融机构资产余额八万多亿，占总资产110万亿的10%。在非银行金融机构资产中，信托占到50%，而这其中有90%是房地产信托。教育信托、医疗信托及其他公益类信托等，在五年前还占有较少份额，到如今几乎已经没有了。信托计划本身兑付的安全性我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尤其需要高度关注的是，90%的信托产业都是房地产信托。
挑战之七：信息科技监管
最后一个挑战是信息科技的监管。这个主要针对零售银行的发展。从2003年开始到2010年，中国大型银行股改结束，中国零售银行业的金融活动呈现电子化趋势，交易形式日益多元化。除银行卡之外，第三方支付、电子货币以及电子交易等发展迅速。信息科技的快速发展使金融监管面临挑战。监管人员不仅需要懂报表，而且需要懂计算机程序。银行知识经济的更新速度对监管人员来说是很大的考验。金融信息安全凸显也是信息科技监管的难点。
香港监管局在信息科技监管方面，为我们做了有益的传导，树立了标杆，但香港与内地计算银行风险指标的口径不太一样，这反映出银行业风险的严峻性、监管的艰巨性，甚至上升到宏观调控的长期性，还需要我们进行更深入的冷静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