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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稻葵:从总供给角度分析通货膨胀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 李稻葵 [ 2008-07-21 ] 共有7条点评

  总供给方面的“三个半成本”

  总的来说,当前的经济情况是相当不错的。多年来我们宏观调控想调节的结构性问题已经得到了缓解。贸易顺差的规模相比去年有了明显的下降,投资和消费增长比例的差距也已经明显下降(今年是12%,往年在18%以上),但经济蕴含和隐藏的风险也非常大。

  我们当前遇到的宏观问题,改革开放30年来从没发生过,究其本质,是一个双重的问题。一方面是总需求膨胀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另一方面是总供给方的冲击。

  首先,在总需求膨胀方面,货币升值的预期带来外汇的涌入,货币发行量提高,央行采取各种措施进行对冲,这就带来了固定资产投资有扩张的冲动,地方政府也有投资冲动,这在改革开放以来一直都存在。

  其次,总供给方的冲击。这是一个新问题。总供给曲线在往回缩,因为成本的结构在改变,成本上升的因素正在凸显出来。我总结为“三个半成本”。

  第一个成本是劳动用工成本。劳动用工成本上升是不争的事实。今年1—5月份根据统计局的统计月报,劳动用工平均工资上升速度是18%,我们去广州调研也发现同样的情况,2006年、2007年累计成本为28%,今年上半年就达20%左右。并不是通货膨胀的压力和预期导致劳工向企业要更高的工资,而是二元经济结构转型的必然结果。根据蔡昉的研究,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逐步见底,已经明显处于临界状态,刘易斯拐点即将到来。城市的产业要扩大,必然要给劳工提供更高的工资,这是一个结构性的因素。
   
  第二个成本是国际原材料和能源的价格,这也是一个结构性的变化。中国经济的崛起,导致全球原材料和能源的供求关系产生了根本变化。现在国内企业除化工企业外还都没有完全感受到国际能源价格的变化。最近国际上有专家对石油的基本结论是:由于供需不平衡,原油价格的上升还将持续。过去五年来我国原油的年均生产速度是0.7%,年均消费增长速度是1.7%,剩余生产能力在逐步缩小,同时短期内对原油的需求价格弹性非常低,所以原材料和原油价格还会长期持续上升。此外,还有一些复杂的国际政治的因素,由于原油市场越来越紧俏,很多主权政府现在都收紧了对油田的控制。随着价格的上升,他们越来越不愿意扩大生产,想把外国企业挤走。俄罗斯是最明显的例子,他们最近几年把以前和石油公司(比如BP公司)签的合同都撕毁了。最近我碰到一个香港的投资者,他们在加拿大北边勘探石油,刚勘探出来马上就封了起来,不去向政府申请开采权(勘探权和开采权是分开的),原因在于如果他们宣布开采,加拿大政府可能就不把这块地给他们了,即便给价格也会很高。有人算过,现在石油公司扩大生产能力的边际成本较以前大大提高。铁矿石过去五六年以来成本也飞速上升。

  第三个成本是环境保护的成本在上升,包括政府要求的节能减排的成本上升。

  最后半个成本是政府给企业加税收负担。今年上半年全国的税收占财政收入的33%,占GDP的 10.5%。北京市占44%的财政收益,占GDP的10.5%。这是很普遍的现象。

  这三个半成本导致总供给的意愿在下降,总供给曲线在往回收。这有点像上世纪80年代初美国经济的情况:一方面有通货膨胀的压力,有卡特政府留下来的烂摊子,另外一方面由于石油价格高涨,有总供给的负面冲击。

  所以,我们不应该只是谈总需求。总需求管理下GDP和通货膨胀是一个此消彼涨的关系:如果压缩总需求(包括投资),GDP会下滑,通货膨胀率也会下降;如果放松总需求, GDP增长速度可以维持,但通货膨胀率又会上涨。

  通货膨胀解决之道

  面对通货膨胀压力,我们的政策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应对:

  第一,需要在总供给管理上下功夫。总供给的问题将长期性存在,因为三大成本在短期内是无法消除的。所有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必须经历企业成本上升。如果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帮助企业应付成本上升所带来的冲击,短期内的GDP增长速度不至于大幅度下滑,物价水平也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

  第二,由于存在总需求膨胀,货币政策总量应该坚持从紧,同时考虑总供给,还应进行结构性改革。比如在一些经营较好的贷款保险公司基础上,改造出中小银行或者社区银行,以中小企业为服务对象。

  第三,改革资源价格。农产品的价格也可以适当抬高。国家现在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政策保粮食生产,压粮食价格。但是光靠“压”和“保”长远来看难以为继。如果总体物价水平出现一个短期的下滑,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抓紧提高粮食价格,包括大量进口的大豆和玉米的价格。

  成品油价格也需要调整。成品油的价格不仅要考虑国际市场价格的影响,还应考虑生产企业、炼油企业的成本和供给的积极性。我认为,中美之间在石油问题上从长远来看是没有合作余地的,战略利益是完全冲突的。换位思考,美国能源结构以石油为支柱在短期内是改变不了的。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强国,认为自己在维护全球原油供给、原油生产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8年前出兵“解放”了科威特,把科威特变成独立国家;五年前出兵赶跑萨达姆,解决了中东的隐患;下一步又要和伊朗谈判,解决伊朗的原子弹问题和核问题。美国是世界石油问题的推动者,牺牲了上千人的生命,花费了很大的财力、政策成本和外交资本,中国发展起来以后不仅把原油价格抬得很高,而且免费享有原油市场的自由贸易系统,这不符合美国人的长远利益。全球100%的原油当中有65%是自由贸易,这和铁矿石不一样。铁矿石是长期的订货合同,一年一签,价格高低是可以谈判的。原油是自由市场,哪里价格高油就运到哪里。如果中国对石油的需求继续高涨的话,新上任的美国总统可能会有新的想法和战略思维。比如美国的埃克森美孚公司在海外运作,美国人就可以提出来,我们可以给它成本加价30%的利润,不收暴利税,让它把80%的产量运到美国本土来,不到国际市场交易,以保证美国的原油供给。同样,法国也可以这么要求道达尔公司,英国也可以这么要求BP公司。这样,中国人有钱也买不到石油。因此,我认为成品油价格应该大幅度上升,但是应该按照一个时间表缓慢上升,并且提前宣布,比如每半年上升5%,给今天买汽车的消费者、搞装修取暖的家庭和企业足够的预警期和指导,可以减少中国对原油市场的依赖,在战略上能够保证我们的长期发展。粮食问题却是与此相反的,美国有大量的耕地,尽管有一部分用于生产粮食了,还有很多生产能力是闲置的。如果原油问题解决了,粮食市场是可以合作的,而且美国不可能敢对13亿人口搞粮食禁运。里根反共,和苏联搞星球大战、军备竞赛,也不敢对苏联搞粮食竞争。所以在管住总体货币、管住总体物价水平的同时要抓住机会,推进价格改革,提高粮食和成品油的价格。

  第四,财税改革一定要推出来。“紧货币,松财政”,松财政指的是税制改革。现在政府给企业加了很重的税赋,这是征收能力提高以后得来的结果,但会给企业雪上加霜。在当前困难的情况下应该推出一些讨论了很久的改革方案,比如增值税向消费转型,以此对冲企业其他成本上升的压力,再比如户籍改革、劳动力转移,成都和武汉已经开始施行,重庆也正在讨论。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放松户籍的管理,降低企业用工成本,对冲企业的成本压力。这种改革不仅提高经济效率,也更加符合以人为本的福利要求,体现了效率和公平的原则。

  第五,要进一步提高消费。过去一年半以来消费增长较快,要想办法继续保持。比如可以适当讨论个人所得税的改革,给老百姓一个预期。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过去制定的个人所得税税率已经不合理了。

  美国在1970年代的“里根政策”经验特别值得借鉴。里根总统做了三件事情,奠定了美国经济20年的繁荣基础。第一管住货币;第二放松价格管制;第三放松财政政策,当然后来也导致了财政赤字。三件事情促使美国经济蓬勃发展,使里根成为美国第三个最受欢迎的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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