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入世十年来，世界经济和金融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不亚于二战之后国际金融和经济的变化。因为过去的十年，既发生了恐怖主义事件，反恐成为全球各国政治的主要话题，同时也出现了过去七十年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这场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还没有完全凸现出来，人们今天仍然在见证、在感受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格局的影响。

全球治理的新格局：穷国、富国和中国

　　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金融格局将会出现相当长时间甚至长达十年的比较混乱的调整。

　　就发达国家而言，金融危机本身是一个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的危机，这个危机在三个月内通过发达国家利用国家信用作支撑，修补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的形式比较快地被遏制住了。今天世界出现非常大的危机和矛盾，主要表现在各个发达国家（除了个别国家，主要是德语区之外）都出现了国家信用下降的问题，主要发达国家的财政问题非常严峻。

　　这样严峻的财政问题我相信不可能在一两年时间迅速解决，为什么？主要发达国家的财政情况和中国不一样，它的财政支出中60%以上是赋权性(entitlement)的支出，即通过立法给予老百姓各种各样的福利支出，这种支出是刚性的，短期内很难改变（见Ang and Longstaff，2011）。中长期看，要改变这个格局，必须重新签订社会契约，即政府和纳税人、福利享受者重新签订制度安排。这就非常难了，需要的是大变革（见李稻葵，张双长，2010）。 

　　因此，从客观上说，后危机时代，发达国家需要一轮深刻的改革，呼唤类似于里根式、撒切尔夫人式的政治人物出现，同时需要一批学者提出新的理论。但是到目前为止，我看不到发达国家出现这样的政治英雄，也看不到有学者提出发达国家应该在全球化时代进行深刻的社会改革、重新签订社会契约的理论。我坚信发达国家在未来十年之内会有一个非常艰苦的调整过程。

　　那么，能不能说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风景独好呢？不能。这些国家本身也面临着非常深刻的宏观经济管理方面的问题。以印度和巴西为例，这些国家表面上看起来非常风光，增长速度非常快，但是宏观管理方面仍然蕴藏着巨大的矛盾。印度、巴西长期以来一直是贸易逆差。印度的贸易逆差过去十年不断上升，2010年达到GDP的5.65%，财政情况非常令人担忧。巴西从2002年到2008年消灭了贸易逆差，但是2009年又出现了逆差，2010年勉强平衡。巴西虽然在卢拉总统的带领下出现过短暂的财政盈余，但现在又回到了财政赤字的境地。（见表1、表2）对此，我们应该有一个冷静的判断，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国家未来五年左右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可能会出现新一轮金融危机。

表1  中国、巴西、印度近年财政情况对比 （财政盈余与GDP之比，赤字为负号）

年份	中国	巴西	印度
2004	-1.31%		-7.06%
2005	-1.23%		-6.36%
2006	-0.77%		-5.11%
2007	0.58%	-2.60%	-4.00%
2008	-0.40%	-1.40%	-8.00%
2009	-2.29%	-3.10%	-10.00%
2010	-1.63%	-3.2%至-3.5%	-4.70%

 

*注：数据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印度官方统计，包括《Indian Public Finance Statistics 2009-2010》；世界银行WDI数据库；IMF统计数据。

表2  中国、印度、巴西近年外贸余额情况（与GDP相比，逆差为负）

	中国	印度	巴西
2000	2.41%	-0.92%	-1.76%
2001	2.12%	-0.89%	-1.32%
2002	2.57%	-1.00%	1.51%
2003	2.20%	-1.29%	2.91%
2004	2.55%	-1.75%	3.88%
2005	5.53%	-2.75%	3.61%
2006	7.70%	-3.04%	2.90%
2007	8.80%	-4.03%	1.52%
2008	7.72%	-5.43%	0.19%
2009	4.41%	-4.44%	-0.06%
2010	3.03%	-5.65%	0.92%

注： 数据来源为《中国统计年鉴》以及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印度巴西2010年数据根据境外媒体报道汇总。

　　总之，新的形势非常严峻，未来五至十年，世界经济恐怕会经过一个比较痛苦、比较复杂的调整阶段。

　　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的地位尤其重要。我认为，当今的世界已经形成了新的格局，分成了三类国家：穷国、富国和中国。中国的作用和地位与新兴市场不同，与发展中国家不同，和富国也不一样，事实上是穷国和富国的结合部，一个桥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理解中国的国际责任，可能会得到一些新的结论。

中国的责任

　　具体说来，在未来十年国际经济不断波动的过程中，有三件大事是需要中国努力做好的。做好这三件事既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世界经济的利益。 

　　（一）降低贸易顺差

　　第一件大事，中国已经做了，而且做得非常成功，只是宣传没有跟上。这件事就是在过去的两年中中国已经对全球经济的再平衡做出了巨大贡献。以国际贸易领域来说，在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中国的贸易顺差高达3007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为8.8%。[1] 经过两年多的调整，不断扩大内需，不断通过各种措施刺激经济的发展，贸易顺差在2010年已经降到1831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为3.03%。2011年的贸易顺差还会进一步下降，第一季度是11亿美元逆差，4月份仅仅出现了114亿美元的顺差。2010年年底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有一个模型预测，2011年的贸易顺差将从2010年的1800亿降到1500亿，现在看来，2011年很可能会降到1200亿，甚至1000亿美元左右。

　　如果继续以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中国的外贸顺差占GDP的比重将会降到2%以下，甚至接近1%。中国现在就应该和国际社会说，中国对世界经济再平衡的贡献是非常大的，如果美国、欧洲能够和中国一样，通过几年的努力，把贸易逆差降到GDP的2%或3%左右，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这个世界就会很平衡了，很多问题都已经得到缓解了。

　　但是现在我们说得不够，为什么？在国际上好像我们一说话就理屈似的。当然这和我们的学者出去交流的频率和强度不够有关，另外就是我们学术界的研究没有跟上，以至于在与国际同行交流，甚至争论的过程中，我们的理还不够直、气还不够壮。

　　国际上提出，经常账户的余额占GDP的比重应该降到一个比例，比如4%。这个说法我们在原则上是同意的，但在同意的基础上，我认为我们应该对国际社会说清楚一个道理，那就是，对于像中国这样的经济体而言，更应该用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因为经常账户包括两个部分，一是贸易顺差，二是投资回报，即我们长期积累在境外的金融索取权，比如三万多亿美元外汇储备所获得的投资回报。二者本质不一样，不应该混淆。

　　经常账户中的贸易顺差的确应该下降。贸易顺差下降，相当于减少了我们对境外市场的依赖，给国外贸易伙伴的企业创造更多的市场、更多当地的就业。这个事情我们已经在做。

　　但是中国经常账户余额中的投资回报部分与贸易顺差部分的本质不同，不应该将两者混在一起。这是历史上形成的，是不平衡的积累，不影响目前的流量。更重要的是当我们的外汇储备或走出去的企业，在境外获得更高的回报时，恰恰证明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贡献是上升的。正是因为通过我们这部分资本的运作，很大程度上带动了投资对象国的就业。

　　所以，对外谈判和宣传的时候，我们应该据理力争，多提我们贸易顺差占GDP比重的下降，并以此作为目标，但不能笼统地把经常顺差占GDP比重作为目标。我们一定要说清楚，我们要对世界经济的再平衡做出贡献，并且已经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二）维护国际金融的稳定

　　在国际社会上我们应该尽到责任而且已经做出贡献的第二件事就是维护国际金融的稳定。

　　当今世界，发达国家面临非常艰难而长期的调整过程，在这个调整过程中发达国家的信用会不断下降。比如美国国债中长期看有问题。所以，大量国际投资者都在问一个问题，以什么方式可以逐步把美元、欧元、日元的计价金融资产转到以人民币或其他货币计价的金融产品中来？他们的理由很简单也很正确，即，如果美国国家信用下降，美元的国际地位就一定会下降；从中长期来看，日本的债务过高，日元的国际地位就一定会下降。国家信用下降以后，或者出现名义利率上升，或者出现通货膨胀，总之这个过程中，国际金融一定会出现波折，中长期内美元、欧元、日元对其他主要货币的汇率，有可能会出现比较大的下降。

　　当大量的国际投资者都试图转变他们的资产配置，都希望把他们的金融资产转变成人民币产品，这个过程不见得会是平稳的。中国在这个过程中要发挥作用，而且已经发挥了部分作用。比如2009年年初，当美国的国债市场遭受部分撤资时，中国并没有从美国市场大幅撤资。比如日本的国债负担非常重，从婴儿到百岁老人，每一个日本公民都背着10万美元的国债，但中国是增持日本国债的。事实上中国起到了国际金融稳定器的作用，这件事情我们做了很多，但讲得不够。

　　再说汇率问题。金融危机爆发前的一段时间，日元、新加坡的新元、巴西的里拉尔等都对美元进行了贬值，而人民币对美元却没有贬值，这在事实上支持了美国的金融稳定。只不过后来人民币缓慢升值，也是稳定的逐步升值，并不像其他国家那样是大贬大升，这对国际金融业的支持也是巨大的。如果当时中国像韩国、日本、新加坡那样，人民币兑美元出现15%以上的贬值，中国企业的出口肯定会更好，而国际的经济格局将会更加混乱。我们在这方面做了很多，但讲得太少。唯一讲了这个事实的是在第一轮中美经济战略对话的公报中有这样一句话：“美国方面注意到，中国自金融危机爆发后，没有令人民币兑美元大幅度贬值，支撑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但这句话谁也不读，媒体也不报道。

　　（三）推进国际经济界的重大改革

　　第三件事情是推进改革 [2]。我们目前正在做，但是研究还没有跟上，一些思路也可能不尽完全正确。

　　国际经济界的重大改革，是要使得国际金融交易和世界实体经济的规模、格局相配合，具体地讲，也就是五年、十年之后，未来世界金融交易、贸易交易结算货币一定要和实体经济相配合。未来一段时间，美元、欧元、日元的国际地位一定会逐步下降（见李稻葵，尹兴中，2010）。因此，一定要提升其他重要经济体货币的国际地位，包括人民币，这是促进世界经济稳定的趋势。[3]

　　设想一下，如果未来的经济仍然像危机前那样，由美元担当最主要的国际金融投资、国际贸易结算货币，这样的国际经济是不可能稳定的。一旦美国内部出现问题，全球经济都会跟着波动。在这个进程中，中国的作用是巨大的。我们希望这个进程是渐进式的，不希望美元的国际地位迅速下降，毕竟我们有三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这个过程中，需要我们做两件和国内改革紧密相关的事情。

　　第一，在国际上创造更多的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资产。让养老退休金的投资者、国际保险金管理者逐步把日元、欧元等资产卖掉，换成人民币投资在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资产里，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产生越来越多的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资产，包括国债、企业股票、企业债券，到国际市场上发行，让国际投资者购买[4] 。现在我们只是在贸易领域推动人民币结算，做的只是皮毛。

　　这个过程要非常谨慎。因为一旦我们的资产由国际投资者持有的话，资产的质量以及信息披露就会受到国际监督，一定要避免大起大落。如果今天外汇投资者大量购买某个企业的股票，明天又抛售，对股价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反过来又会影响企业经营，更不用说宏观经济、汇率的波动。所以一定要产生稳健、严格监管的、高质量的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

　　中国自身的金融体制改革、资本市场的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尽到国际责任是紧密相关的，因此必须大幅度提高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工具的质量和稳健度，在国际上产生有吸引力、站得住脚、不会出现短期内大幅波动的金融资产。

　　第二件事情同样重要，那就是当国际投资者把金融资产越来越多地转换成人民币的时候，必然是境内机构和家庭，或人民银行持有越来越多的美元、欧元、日元等，一定是等价交换，不可能是免费地把人民币资产送给国际投资者。这样一来，我们手中的外汇储备还会上升，现在已经三万多亿了，已经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了，未来怎么办？我们必然要走的道路，就是把外汇储备交给企业和家庭出国投资，尤其是交给家庭出国投资。如果这个趋势发展起来，一定要想方设法做到在境内，比如北京、上海的一个商业银行的分支点，客户可以直接让业务员在电脑上购买境外的股票或者其它金融产品。这件事情如果做不好，就不可能形成人民币国际化的潮流。

　　人民币国际化与其说是中国人的要求，不如说是国际社会的要求。国际社会需要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希望能够提供大量的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资产，这个过程中需要国内的人出国投资。目前的一个严峻挑战是，我们有没有足够的人才、足够的机构，保证出国投资回报率超过外国人在中国境内购买人民币计价的金融资产的投资回报率。[5] 只有当前者超过后者时，人民币国际化才能够真正给中国经济、中国百姓造福，这是美国人在美元的国际化进程中长期能够做到的。计算一下，在金融危机之前美国人的出国投资回报率是远远超过我们的出国投资回报率的。

　　总的来说，中国要尽到国际责任，满足国际社会金融稳定的需要，我们需要做的，其实还是做好自己的功课。这就对我们大学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的人才，以后不仅是在中国的金融界、中国的企业里会运作，而且要会帮助中国的企业、中国的百姓、中国的家庭出国投资，得到非常高的回报率，可以打得过外国人到中国境内投资获得的回报率，那时候中国才能真正成为站得住脚的世界大国。 

注：

[1]贺力平（2008）对此有比较系统的分析。

[2]更为系统的分析见李稻葵（2008）。

[3]有关一国货币国际化的基本规律研究见李稻葵，刘霖林(2008)。

[4]香港也是重要的创造人民币计价金融资产的中心，见李稻葵, 刘霖林（2008）

[5]何帆和陈平（2006）有关对外投资的经验分析值得关注。李扬, 余维彬, 曾刚 （2007）对我国外汇储备管理改革的分析和建议值得参考。

参考文献:

1. 艾仁智, 吕劲松, 林文杰：“金融危机下国家主权信用风险形势分析” 《中国金融》 2009年18期：31-32。

2. 何帆, 陈平： “外汇储备的积极管理：新加坡、挪威的经验与启示”《国际金融研究》 2006年第6期:4-13。

3. 贺力平：“人民币汇率与近年来中国经常账户顺差” 《金融研究》 2008年第3期：13-27

4. 李稻葵, 刘霖林：“人民币国际化：计量研究及政策分析” 《金融研究》2008年11期。

5. 李稻葵： "中国参与国际金融新格局的政策分析”《中国金融》2008年22期。

6. 李稻葵, 刘霖林："双轨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中国金融》2008年15期。

7. 李稻葵，张双长：“欧洲债务危机:预判与对策”《经济学动态》，2010年第7期。pp.4-12。

8. 李稻葵，尹兴中：“国际货币体系新架构: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研究”《金融研究》，pp.31-43, 2010年第2期。

9. 李扬, 余维彬, 曾刚：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改革” 《国际金融研究》2007年第4期:4-12。

10. Ang, Andrew and Francis A. Longstaff, 2011. Systemic Sovereign Credit Risk: Lessons from the U.S. and Europe. NBER Working Paper 16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