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发优势、比较优势推动中国

　　王海明：您如何总结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所取得的成就？其中最值得研究的问题有哪些？

　　林毅夫：如果要用一个词汇来描述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就，就是“奇迹”。三十年前，没有人敢奢望中国能够取得这么好的成绩，尤其是在经济发展速度、开放程度和对全球经济稳定的贡献上。对此，我想有三个问题值得探讨：

　　第一，中国经济为什么能够在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当中表现得这么好，而1978年以前，同样是在党中央的领导之下，尚未实行改革开放的中国为什么没能实现快速地发展？

　　第二， 80年代以后，全球有那么多的国家实行了改革，为什么中国能够一枝独秀？其它国家为什么不能实现和中国同样的成就？尤其是一些国家发生金融危机之后就崩溃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如何能够独善其身？

　　第三，其它国家是否能够借鉴中国经验，从而获得像中国过去三十年那样的成功？尤其是现在，作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我知道还有很多国家的人民仍然生活在贫困当中，世行肩负着帮助这些国家的宗旨和使命，所以我非常希望它们也能够实现中国之前获得的成就。

　　王海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不同阶段都取得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它们背后的驱动力量各是什么？各自的特点有何不同？

　　林毅夫：所有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至少应该能够保持在8%-10%的发展速度，这样，它们就能够在20-30年的周期，也就是在一代人的历程中实现现代化。

　　根据历史经验，一国若想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最重要的驱动力量是不断地更新、改善科学技术，把传统的农业国家转变为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家。18世纪，很多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的年增长率只有0.05%，也就是说，它们需要花将近200年的时间才能实现收入翻一番。

　　现在看看这些发达国家，如欧盟各国，在18世纪的时候就展开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大变革，人均收入增长率从每年的0.05%一下子上升到2%。速度之所以能如此之快，正得益于当时的工业革命，它带来了崭新的科学技术，改革了工人、农民的生产经验和生产力，构建了科学技术的孵化基地，使得收入水平在短时间内增长到40倍。

　　另外，1960年以后，我们发现很多发展中国家不但实现了2%的增长率，有的甚至可以达到8%-10%，但是这一速度却只能坚持10年之久。它们的经济之所以能够快速增长，其原因在于后发优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原本比较落后，这迫使它们不断地更新技术，改善产业结构，这些都是驱动力量。

　　但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科学技术和创新的源头却是不一样的。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它们取得的每一步成就都来源于自主创新，也为此了支付高昂的成本和代价；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们站在全球科学技术的前沿，既可以参照西方经验、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也可以避免重蹈发达国家的失败和错误，或者直接照搬一些模式，快速地实现工业化。这就是发展中国家可以保持8%-10%的增长速度的原因。跟在别人后面走总是有优势的，对中国而言也是如此。

　　王海明：您认为中国80年代发展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中国又为什么没能从快速的技术革新当中受益呢？我们应该从中汲取的教训是什么？

　　林毅夫：80年代最重要的因素是人。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政策制定者没能意识到，发展中国家建立的产业结构和它们对科技、产业的选择，实际上是不相匹配的。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大力发展了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发达国家产业上的禀赋和发展中国家是不同的，根据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力理论，一个国家若想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必须发展那些真正具有比较优势和丰富资源的产业。中国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力和土地，所以我们必须发展劳动力密集型或土地密集型产业。

　　随着产业、技术的不断升级，我们可以注意到一个趋势：现在很多国家，包括中国，在1949年之后成功地创建了新中国，政府想要大力发展经济，却采取了违背中国固有优势的战略，发展了重工业，这其实是不可行的。在开放性、竞争性的环境中，这些重工业没有竞争力，因此，中央政府不得不支持、补贴它们，从而确保它们更好地发展。这种保护性的政策，不管从价格信号还是从其它方面来看，都是一种扭曲。当然重工业的发展也使我们可以发射卫星、进行核试验等等，但这些不是中国发展的重点所在。如果中国继续沿着这一违背市场原则的思路发展下去，不能真正利用我们的优势资源，是不可能获得强大的竞争力的。这是中国应该汲取的一个教训。

　　王海明：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曾经采取了大体相同的发展战略，并都在发展初期获得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但为什么中国可以保持长期的高速增长，而其它很多发展中国家就失败了呢？
 
　　林毅夫：8%-10%的经济增长均源于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二战以后，不光是中国，还有很多发展中国家，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虽然各自面临着不同的问题，但都采取了大体相同的战略。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确实发展得不错，充分利用了我们的潜力，年均增长率达到了9.5%，持续了长达30年的高速增长。而其他国家却失败了，为什么？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并没有取得这样的经济成就，原因在于中国政府没有意识到产业结构更新和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制定了违背历史规律的发展战略；80年代中期，中国刚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制定者们还是没能真正理解经济系统中存在的诸多扭曲现象，政府想要发展很多产业，但这些产业并不具备比较优势，因此政府只得给予它们一些必要的保护；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政府制定了很多规划，希望能够立刻根除各种各样的扭曲和补贴，但遭遇了很多障碍。

　　那么，后来中国为什么能够取得成功呢？我认为这与中国政府在工业、农业领域的鼓励措施是分不开的。奖励机制和生产相结合，一方面对一些问题做了预测，另一方面整合了自己的比较优势，鼓励外商投资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使得中国经济保持了长期的生命力。同时，我们还开发了很多的资源，这些资源源源不断地流入其它行业，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可以取得如此好的成绩，而别的国家却不能够的原因。

　　每个发展中国家都应该有能力获得8%－10%的增长率，它们至少应该在一、两代人的时间里，认识到自己的工业结构、技术结构以及要素禀赋结构的特点，从而创建出一个良好的环境，在工业化进程中充分挖掘自己的潜力。同时，我们还应该深刻理解各种扭曲现象背后的根源。很多扭曲现象都是内生的，如果能够找到它产生的真正原因，再创造一些合理的条件，消除这些扭曲现象，这些国家同样能够获得如中国过去三十年这般的高速增长。

　　王海明：也有观点认为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不是中国自己想要的，而是冷战之后美国对中国的压力下造成的，实际上，用这种方式促进产业的发展对环境造成了极大的污染和浪费，如钢铁行业，您认为中国在劳动力方面可持续的优势是什么？

　　林毅夫：中国现在的人均收入是2500美元，这对产业发展是有好处的。根据我个人的观察，中国现在的生产状况比较好。中国的产业大多数还是使用了更成熟的技术的，这需要我们有大量的人力资本投入，进行人力资本密集型的生产，这是一种比较优势。实际上，有很多国家在劳动力方面受到了很大的局限，特别是人力资本的质量没有达到更高的水平。如果一个国家不促进基础教育建设、法制建设、金融机制的建设，那么这个国家就不可能逾越发展的障碍。所以发展中国家必须两手抓，一手是市场，一手是政府。

政府与市场共同作用于改革三十年

　　王海明：在市场经济建设当中，您认为政府和市场各自的角色和作用是什么？

　　林毅夫：我认为两种机制非常重要：

　　一是市场机制。产业结构与要素禀赋结构本身要一致的。我们首先应当了解自己到底具备什么样的产业结构，才能知道应该走哪条路；我们也必须充分比较各个市场的特点，才能产生出一些相对的价格信号，让别人了解自己的优势。有了这些比较之后，才可以反映出自己有哪些资源是丰富的，公司和企业才知道应该进入哪些行业，新资源、新技术也才能够得到有效地利用。

　　二是政府机制。政府实际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改革进程中，我们需要激励机制，也需要一些制度安排，还需要消除资源价格方面的扭曲，取消一些进入壁垒，这些都需要政府采取积极的措施。

　　假设在改革过程中，并不存在扭曲现象，我们想要充分改变农业的落后性，也知道自己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但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很多，公司究竟应该进入哪些行业，这就需要信息。信息是公众产品，人们必须要花时间收集，对信息进行处理，才能理解它的含义。而有了信息之后，大家都会想方设法保密，而不想公布，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在竞争中胜出。这时候，政府的作用就显现出来了，它可以收集信息，纳入到工业化政策中来，与各个公司分享。

　　其次，所有的改革一开始都是人的变化，工业基础的加强、经济规模的扩大，也需要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这就需要政府不断地完善法律法规，用以应对市场经济当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变化。

　　再次，现代化进程当中，生产总是需要花费很多的资本，这些资本不可能通过公司自己存钱获得，而主要依靠投资和资金周转。因此就需要有一批金融机构，来帮助企业化解风险，带来更多的资本。这也要求改变金融结构和经济结构，这种改变并不是在公司内部就能够实现的，而必须通过外部的协调，即基础设施建设来实现，这也离不开政府的作用。

　　最后，任何产业升级本身都需要创新，不管成功与否，都需要信息，这也需要政府综合协调。

　　每一个国家都有发展的机会，发展既需要市场，也需要政府的帮助。我希望能够把中国的经验提供给世界银行，用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包括东南亚、南亚、拉美国家实现自己的梦想，建立一个免于饥饿、贫穷的世界。

　　王海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当中仍然存在着很多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扭曲现象，您如何看待这些现象以及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

　　林毅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确实存在很多扭曲现象，比如很多事情都要由政府审批，没有足够重视环境问题，一些经营不善的行业（比如一些重工业）还享受着政府的补贴等等。这对这些扭曲现象，中国应该建立更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创造条件，淘汰那些经营不善的企业，留下那些不需要政府补贴、本身运行良好的企业。中国三十年的改革，现今已经非常接近完全市场的状况了。我们应当认真分析每一个扭曲的现象，考虑是不是有必要为它们建立条件，排除还是保留，这应该是中国政府今后努力的方向。

　　王海明：您认为亚洲及世界的其它发展中国家可以从中国经验当中学到什么？

　　林毅夫：照搬中国的每一件事情，肯定是不行的，因为中国的条件和其他国家是不一样的。举例来说，我们都知道中国政府尽管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缺陷，但是政府机构还在不断扩大，从中央到地方，中国政府如何有效地贯彻它的政策呢？几十年前我们还看到这样的情况，不同机构制定的政策，有的在中国比较管用，有的则不管用。而如果把这些政策照搬到其它国家，可能只是一纸空文不能付诸实践，中国的经验是不可复制的。

　　另一方面，中国之所以取得这么大的成就，经济快速增长，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克服了重重障碍，创造了良好的发展机遇，有一些理念是可以借鉴的。　　

　　第一个原则是解放思想，不要使意识形态过于僵化，而应该克服意识形态的限制，接受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人们往往容易先入为主地陷入某一种意识形态，而批评另一种意识形态。过去我们看到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中，政府失灵了，人们马上得出结论要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但如果市场失灵呢？大家都知道，要想实现完美的经济发展，必须要两者相结合，我们需要市场发挥应有的作用，也需要政府发挥重要的职能。就像此次金融风暴表明了市场机制的失灵，难道我们就要做出结论，需要政府监管一切吗？当然不是。从中可以总结出的一点就是要解放思想，这是邓小平同志为我们做出的巨大贡献。

　　第二个原则是实事求是，从事实中寻求真理。政府监管和市场机制也需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市场中构建激励机制可以避免各种各样的道德风险，但我们仍需要政府监管，比如改善信息交流的透明度、避免道德风险等；但是政府也会失灵，政府官员也需要激励机制，但由于信息不充分，这种激励机制有时是合理的，有时是不合理的，无论哪种情况，都可以通过市场竞争来检验政府的效率。因此，我们讨论的重点不是说要市场还是要政府，而应该是讨论如何从事实中求到真理。任何一种机制框架，不管是基于政府的，还是基于市场的，都有它自己的优势、劣势，所以我们需要寻找到优势，克服劣势，扬长避短。

　　第三，与时俱进。因为情况总是在不断变化，国家在发展，发展也会有不同的阶段，各个阶段的特点不一样，采取的政策也不一样。这就需要政府因时因地调整政策，加强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