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有趣的书和一个有趣的人

　　最近看了一本有趣的书，遇到一个有趣的人。书是《不可思议的年代》，作者是当年曾提出北京共识的雷莫先生。他老兄为了这本书，遍访了江湖各派的顶尖高手，最顶级的生物学家、最出色的以色列的情报官、最顽强生命力的真主党、最成功的华尔街投机分子、最富争议的国际政治大师等等。整本书是一连串匪夷所思的故事，情节的曲折和颠覆不亚于古龙小说，而且都是真人真事。雷莫让我受了教育：我们身处在高速变化的年代，事情远比前辈告诉我们的复杂，重大的事件面前我们几乎都身陷无知和少知。无知和少知还没有完全断绝希望，即便是盲人摸象，多做尝试也有帮助。最糟糕的是，不仅无知，而且不知道自己无知，一味地坚持“传统”，结果是紧紧地关上了门。雷莫书中，成功者的秘籍是时刻关注新的环境变化，不惜离经叛道地做出选择，这让他们摸到了大象更多的腿，增加了成功的概率。

　　人是日本银行副行长。这老兄前几天到我们这里拜访，一干西装革履随从，两辆黑色豪华轿车，十分官家气派。除了我并非故意的衣衫不整，所长带领的几个同事都做好了一次礼貌的外事交流准备。副行长驾临之后，突发奇想地要做一个原定日程之外的PPT演讲，陪同人员很狼狈，又是找电脑，又是临时更换会议室。原本期待老兄讲一些货币政策方面的东西，没成想，演讲的内容和货币政策八竿子打不着，而是经济增长模式比较。演讲内容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staged growth，一个是stacked growth。日本经济可以归结为按部就班的staged growth，而中国经济不同。中国经济面临的是一个全球化背景下的新型增长模式，传统上制约经济增长的技术、人力资源、资本积累等约束条件都有根本性的变化，中国经济增长的形态也不再是按部就班的一步步走，而是跳跃式的增长。不过，新的增长模式也带来了新的问题。新的增长模式下，需要不断地提高GDP增长率，才足以确保充分就业。新的模式也会让一系列的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和社会问题更加突出。演讲自始至终，副行长突出强调的是经济增长所面临的环境变化，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也是不可思议。雷莫用的是“unthinkable”,副行长用的是“unimaginable”。应该挂上沉稳保守标签的货币当局高官，而且还是日本央行副行长，居然和向来语不惊人誓不休的雷莫找到了共同点。

　　雷莫先生眼中，这位副行长先生应该具备了成功者潜质，因为他和雷莫先生采访的其他成功者一样，比常人更大程度地克服了人类天性中的懒惰和恐惧，不想当然，也不拘泥于传统，而是审时度势地仔细观察新的环境，随机应变地做出独立的判断。

　　书归正传。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大变，中国内外部环境也都大变。这些变化要求我们放宽视野，重新选择和排序所关注的宏观经济变量，修订在过去哪怕是很成功的分析框架。做不到这些，对宏观经济的判断可能会严重偏离。

新环境

　　全球收入增长乏力，结构调整加速。金融危机做了一件事，是把那些寅吃卯粮国家的私人部门真实债务全部晒出来。拯救危机做了另一件事，是政府不惜代价地把私人部门债务揽到自己身上。收入大于支出的问题还在那里，通过改善供给面增加收入需要很长的时间，寅吃卯粮国家的根本问题不会很快解决，不再出现大的问题已经是阿弥陀佛。未来相当长时间里，全球会进入结构调整带来的收入低增长期。在此期间，大家日子不好过，不得不比以前更努力工作，想办法改变。这会带来供给面上的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加速，新技术、新产品蓄势待发。这绝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事，在全球分工链上，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也要跟着升级和淘汰。依托于全球化背景和中国的规模优势，中国甚至有可能在一些领域实现跨越式进步。

　　大宗商品价格近期平稳，未来面临巨大全球通胀压力。近期内，货币当局注入再多流动性，也很难刺激消费和投资，全球总需求不旺，（一篮子货币计价，不是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价格想涨也难。但是，货币当局释放的巨大的流动性不会长期沉积在银行里，金融市场上塞满了钱，缺的只是个理由，哪怕是实体经济面的一点好消息，也可能让大宗商品价格高高跃起，接下来的可能就是更大范围的全球性通胀，这样会使未来的经济复苏更加艰难。世上没有白吃的午餐，我们以为今天的货币政策操作挽救了经济，但可能会让未来的经济复苏过程更加艰难。

　　主权货币遭受挑战，避险资产缺位。危机面前，美元和欧元都没有经得起考验。美元国债虽然扮演了避风港，但如果从居民、企业、政府及各部门加在一起的国家资产负债表来看，美国的净债务/GDP比超过欧元区。美元国债的所谓避风港地位，不是因为它可以信任，而是其他主权资产短期来看更糟糕。主权信用已经没了，全球范围内暂时找不到可以信赖其中长期真实价值的货币。人民币国际化看到了新的希望，尽管国内还没有准备好，但至少在周边地区扩大使用范围有很大空间。人民币重启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如果再配合加快国内金融市场开放和离岸人民币业务发展，将为人民币建设成为东亚地区货币锚创造条件。

　　中国过去增长模式遭受质疑，扩大内需组合拳出台。社会各界最近几年一直在反思，中国牺牲国民福利，把宝贵的青年劳动力、环境资源、能源、企业家精神放在一起，换来了不仅花不掉而且还在不断贬值的绿钞，而且还要遭受国际友人责难。这其中一定有问题。金融危机打醒了中国。不靠内需，中国经济就没有了进一步增长空间。一系列旨在扩大内需，改善结构的政策出台，4万亿刺激方案，地方土地政策和户籍与社会保障政策试点改革、鼓励私人部门投资的新36条、重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如此等等。这些政策从不同的角度指向内需。
   
新道路

　　环境变化已经让中国做出了选择，中国接下来要走的是内需导向型的经济增长道路。新的道路上，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和有利推动因素会改变，宏观经济稳定面临的主要冲击来源也会改变。

　　从增长角度看，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道路的核心约束只有一个，是外部收入增长。在既定的制度安排下，贸易品部门的生产扩张能力几乎没有约束，只要东西能卖到国外，经济就能增长。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区间里，如果外部收入增长趋势看好，投资、消费、经济增速、房地产价格的增长趋势都可以看好，这些变量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出口增长是一切的出发点。贸易条件恶化似乎是另一个约束，但从中国经济来看，快速的生产率进步和外贸当中半壁江山的加工贸易模式弱化了贸易条件恶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没有对经济增长构成持续的显著威胁。

　　在内需导向型的经济增长道路，约束条件会逐渐发生变化，从外部需求方转向国内供求。投资效率（尤其是制造业部门以外的投资效率）和收入分配将成为核心制约因素。内需导向型的经济体当中，对经济增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投资-生产-分配-消费-再投资的高速良性循环。整个环节当中，投资效率高低制约着供给方的扩张速度，收入分配决定着需求是否匹配。提高投资效率，关键在于市场化制度改革；改善收入分配，关键在于政府职能和社会福利政策改革。这两者决定了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前景。外部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会下降，但会是个渐进过程，如果内需之路走不通，外需约束还是大问题。因为进口更多是为了国内使用而不是再出口，扩大内需势必牵涉到更多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国内消费增加，对大宗商品进口的依赖更强，贸易条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会加强。此外，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带来的劳动力约束可能成为新的问题，制约性也会更加突出，但不会是关键制约因素。如果投资效率得到保障，可以抵消对劳动力投入的需求。

　　从稳定角度看，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道路上威胁短期宏观经济稳定最突出的冲击莫过于外部冲击，外部需求的骤然下降或者是进口大宗商品价格的骤然提升。2007-2009年之间中国物价和产出的剧烈波动是非常鲜明的例子，先是石油价格上涨加速国内通胀压力，后来是金融危机爆发让中国的实体经济跳水和通货紧缩压力。来自国内的货币政策冲击也是重要的需求冲击因素，但在很大程度上货币政策操作带来的需求冲击并非起点，而是被迫对外部冲击做出的反应，反应过度甚至会放大冲击的影响。

　　在内需导向型的经济增长道路，威胁短期宏观经济稳定最突出的冲击可能会逐渐转向国内，冲击对宏观经济带来的影响可能会不同。如果增加货币供应带来的收入增长如果更多体现在工资上涨而不是利润上涨，货币政策操作对于中长期的消费物价影响可能会更加持续而且显著。经济结构出现比较大的调整时期，相对价格会有很大变化，同样的货币政策在新的环境下可能会带来很不一样的影响，但就是这些变化是什么还不得而知。土地政策、税收和财政支出政策，甚至是农产品政策这些非常规的冲击可能对国内宏观短期经济波动带来更显著的影响。

新政策

　　当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必然要求对现有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做出大的调整。近期的在一些地区广受关注的土地和社会福利保障政策改革试点、新36条、重拳出击黑社会和商业犯罪等举措已经露出一些端倪。未来，特别是在经济比较困难的时候，政策改革会加速，中国经济能否迈过中等收入陷阱在此一举。

　　内需导向型的经济增长道路上，最大的障碍是垄断。垄断是中国经济前进步伐的最大障碍，以能源、教育、医疗、交通、金融等为代表的一系列现代服务业产业当中，行政力量干预造成的事实上的垄断非常普遍。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和私人投资被挡在门外，后果是严重的效率低下，这是中国经济供给面持续增长的最大制约因素。打破垄断的任务非常复杂，新36条是个序曲，打击垄断产业和政府相关部门的腐败也必不可少，但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像当年国企改革一样，取消一系列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府部门，至少也是这些部门的重大职能改革。

　　内需导向型的经济增长道路上，最根本的保障是改善收入分配、增加社会福利和改善基础设施。各级政府一直把GDP增长放在政策首要位置上，这在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有其合理性，可能是给定约束条件下的最优选择。下一个阶段，政府把关注点从GDP增速转向大众福利，不仅仅是有利于社会稳定，也为经济需求方和供给方的平衡增长找到了出路。这样的转变是对习惯了过去三十年发展思维模式的挑战，是对很多官员和学者传统智慧的挑战。这样的转变需要扭转以GDP增长为导向的增长目标，推进户籍和社会福利保障政策、土地和财政政策、人口政策、地方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改革。

　　内需导向型的经济增长道路上，最大的推动力是金融市场发展。不是技术进步不够重要，而是普遍和持续的技术进步离不开发达、开放的金融市场，尤其是那些专为中小企业创业和发展服务的非传统金融市场。推动金融市场发展同样需要一系列改革，改变监管机构在资本市场上的管理者定位、鼓励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加快存款利率自由化改革、加快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市场开放等等。

　　形势比人强，现在看来坚如磐石的利益集团和政策安排，未来很多可能会土崩瓦解。今后两年将会非常值得期待。未来几年，虽然在结构转型压力下GDP增长表现不会很好，甚至可能是增长下滑和通胀上升并存的组合，但这些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相对艰难的环境里政策作了哪些调整。做好了，中国总体经济规模超过美国决不是神话，做得不好，可能是经济和社会危机。

　　经济结构转型为中国宏观经济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这篇小文章是盲人摸象，做不到用完整一致的逻辑框架支持文章中的观点。但愿有更多人愿意参加盲人摸象游戏，大家相互纠正，让我们的判断不至于错得太离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