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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调控新框架
曹理达 周慧兰 [ 2008-07-29 ] 共有0条点评

跳出抑制通胀与维持增长不可兼得的思维

  通货膨胀的风险还没有消除,人们对经济减速的担忧又开始蔓延。根据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2008年上半年GDP增幅为10.4%,为2005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同期最低增速,这让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问题,他们对抑制通胀和维持增长的问题又重新开始权衡。

  受国内外环境的影响,6月份我国出口额同比增长17.6%,比去年同期下降近10个百分点,而贸易顺差更是同比下降20.6%。出口下滑使得中国经济在经历数年高速增长之后,隐约呈现“拐点”。这一拐点,与其说是由去年以来国内外经济环境中所出现的各种短期性或突发性因素造成的,不如说是我们长久以来的经济发展模式的积弊的一次大爆发。在这种发展模式中,存在着各种价格扭曲,土地价格、劳动力价格、资源价格、资金价格等长期被限制在较低的水平。现在,这样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遇到外部环境的剧烈变化,便显得格外脆弱。中国已经在全球商品市场上获得了较高的份额,当全球经济遭遇越来越大的衰退风险时,依靠外需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小。在这一背景下,长期的发展模式转型虽已成为必然,但短期调整的严峻形势却仍是始料未及。
  
  出口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困境,使得质疑宏观调控的声音越来越大。不可否认,中小企业在面临全面信贷紧缩时,将会陷入比大企业和国有企业更困难的境地,但我们是否就应当将扶持中小企业的希望寄托在货币政策的放松上?其实,从紧的货币政策并不是造成中小企业资金困难的全部原因,银行体制所固有的问题也是重要因素,正如雷曼兄弟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孙明春所说,“信贷紧缩是宏观政策,它对不同类型的微观企业会造成什么后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银行经营体制。”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也说过,“中小企业资金困难并不是总量放松就可以解决的,还需要从微观层面寻求解决方案。”对于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做的不仅是调整货币政策,更要通过体制改革和拓宽面向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来解决。

  推而广之,我们可以知道,面对抑制通货膨胀和维持经济增长的所谓两难困境,我们可以做的不只有调整货币政策,还可以从改革的角度采访更多措施。

  我们之所以在两难困境中“挣扎”,是因为我们主要从需求管理的角度观察问题。其实,在需求管理之外,还有以优化结构为核心的“供给管理”,这也是中国宏观调控可选择的方式,财政政策就可以作为供给管理的手段。对此,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分析道:“如政府集中财力着重强化经济社会的薄弱方面和‘短线’领域,可以在‘矛盾凸显期’改进民生、消解矛盾。这只会改进而不会恶化总供需的平衡状态,只会有利于维护‘又好又快’的发展局面而不会助长经济过热。”特别是最近几年,财政收入一直“超常规”增长,今年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又增长了30%,远远高于GDP的增速。在这种背景下,财政可以运作的空间也随之增大。当然,也有不少人对此表示了担忧,今年突发性灾害频发,使得财政收支有可能面临两头受压的困局。在这种背景下,增加财政支出和减税是否正当时?对此,清华大学世界与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认为,“为了促进改革、改善宏观经济运行的态势、解决经济运行中的问题,财政收入出现一些下降,甚至产生一些比较小规模的赤字,不仅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合理的。”

  温总理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指出:“今年恐怕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回顾30年的改革历程,几乎每一次重大改革都是在经济最困难的情况下出台的,不改革,经济就要停顿,没有出路。现在的中国也已经走到了一个全面推进新一轮改革的历史关口,倘若能够把握此次机遇,积极推进和完善市场化改革,解决经济发展中存在已久的问题,中国经济将会重新出发。

  围绕当前宏观调控中的诸多问题,我们特别邀请了发改委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清华大学世界与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雷曼兄弟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孙明春,广东金融学院中国金融转型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陆磊做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周慧兰)

 


宏观调控新框架

基本面之忧:生产与消费

  主持人:日前,国家领导人分赴各地进行调研,考察企业的经营情况,其中包括国际经济形势变化对出口的影响。大家如何判断目前的出口形势?国家会采取哪些措施进行应对?

  王建:产业升级是方向,但不能太急。目前原材料价格和汇率提升都很猛,加上国际市场萎缩,企业的效益下滑就太急了。就我所了解的情况,目前出口企业普遍不敢接新单,因为他们对汇率的走向、成本上升的情况,都没有把握,统计中的出口额还在增长,是企业在完成以前接的单子。如果按照上半年汇率的上升速度,大概是16%,有多少出口企业一年能有16%的利润呢?企业的利润空间被升值吃掉了很多。加上现在货币政策很紧,很多出口企业又都是中小型企业,融资上有困难,资金得不到支持。另外,上半年的PPI是7.6%,6月份当月是8.8%,现在虽然CPI增速放缓,但是PPI还是往上走,照这样走下去,肯定有相当一批外向型的企业要垮掉。

  孙明春:今年以来出口增速放缓主要是由两方面因素造成的:

  从内部看,货币升值是一个原因,但并不是最主要的,还有很多其他政策因素如出口退税下调、新《劳动合同法》的执行、劳动安全标准的提高、环保投入的增加,这些都导致了企业成本的上升和盈利能力的减弱。在内部因素中,贸易、出口税等政策的变化具有很强的行业性,但货币升值却会对所有行业产生影响,企业被迫要提高效率、想办法吸收成本上升的压力,低附加值的行业必须退出。从中长期来看,这有助于产业结构调整,但从短期来看,它导致了企业短期压力增大、盈利下降、就业难度增加、经济增长放缓。

  从外部看,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包括美国经济下滑导致的需求减弱也很明显,如美国最新数据显示,由于油价上涨,美国人在高速公路驾车的公里数已开始下降,对汽油的消耗也就降低了。

  中国对美外贸出口增长率的下滑已充分表明外需减少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影响,不过我认为导致目前出口放缓的因素中,70%来自国内原因, 30%来自外需。也就是说,外需减弱的影响才刚刚出现,在未来一年这个因素可能会越来越大,中国外贸出口面临的困难也会越来越多。

  陆磊: 中国经济增长是两大引擎:出口和投资。这两个引擎都在减速,在今后的六个月到一年之内,影响就会充分显现。出口省份的要素来源并不局限于本地区,而是全国范围内要素的重新配置。比如广东省的劳动力来自于劳动力输出省份。出口受到影响,会导致要素收益的下降。这里的下降是名义收益的下降,而不是实际收益。名义收益下降导致经济增长明显放缓。

  在今后半年,出口企业的效益和资本回报率可能会继续往下走。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国际市场的需求有反弹的契机。结构、方式和质量上的转变是长期目标,短期内很难实现。即使假定在短期内发生改变,也仍旧解决不了出口企业的问题,因为国际市场的需求结构没有发生变化。即使我们有相应的调整,与对手竞争的严酷性是不言而喻。我们原来是在跟越南、柬埔寨等国家竞争,接下来是跟韩国、日本竞争,能不能竞争过对手,还是未知数。

  李稻葵:出口企业的压力比较好解释,主要来自内外两方面:对外是人民币升值、原材料价格上涨,、国外市场相对萎缩;对内是劳动力价格上涨、环境保护成本提高、税赋增加,这六个原因导致出口企业的运作成本提高,一部分竞争力不太强、利润空间比较小的企业面临困难。

  这些确实促使了企业的转型和升级,但是恐怕现在压力来得太大、太快了点,使得一部分企业措手不及甚至破产。所以,在短期内我们需要出台一部分政策,帮助出口企业渡过难关,给那些可能转型升级的企业一个喘息之机,让它们积累一些利润,然后再寻找新的产品,提升自己的质量;也给那些没有潜力改造的企业一个喘息之机,让它们再赚一点钱,转移设备、安置工人。企业的退出也需要时间,我们不能压得太紧了。

  所以,宏观经济政策在保持基本思路和态势不变的情况下,也需要做一些调整,比如对一些外向型企业,给予一些缓冲性政策,增加一些出口税收,给劳动用工一些政策鼓励和补贴。
 
  主持人:信贷收紧使中小型企业的资金链紧张,有专家认为,这会对民营经济造成打击。现有的信贷控制政策,是否会造成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区别待遇?对企业运营和就业会造成哪些影响?如何解决企业的融资困难?

  陆磊:银行的可贷资金在收缩,有限的资源会投向认为更加保险、营销成本更低的“优质”的企业。中小企业和大型企业、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之间会出现一条明显的分水岭。   

  解决企业融资困难,需要在短期、中期有所安排。短期方面,首先应该从货币政策或信贷政策的角度有所考虑。基层商业银行对于客户企业的情况比较了解,可以对那些有技术含量、产品有市场前景的企业,在信贷给予一定的支持。这就需要信贷政策和商业银行具体业务之间的配合。

  其次,除了一般贷款之外,应该考虑从中间业务入手,对于中小企业进行贸易融资。银行担心信贷风险,但如果企业正在发生交易,风险程度就会降低,银行可以根据中小企业的贸易情况发行票据,进行贷款。中期来看,要大力发展企业债券,通过直接融资的方式解决问题。

  王建:沿海很多中小企业的融资都是靠地下钱庄的高利率贷款,中小企业用这么高的利率,表明他们的融资困难是非常严重的。另外,提升存款准备金率对中小企业更不利,因为相对于四大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和中小银行的中小企业客户更多,存款准备率提升使中小银行的流动性变得更差,表现在这类银行的超额准备金率已接近“零”,这样中小银行就不得不紧缩向中小企业的放款,导致中小企业资金周转不灵,影响到他们的生存。

  记者:在出口受困的时候,很多人提出要依靠内需,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居民消费有没有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孙明春:从历史数据看,消费变化是比较缓慢的,虽然现在消费增长率比以前高了,但并没有高太多;从各个国家的数据看,消费是GDP三大项中最平稳的一项。因为储蓄起到了一个平稳器的作用,钱多的时候存下来,并没有全部消费;钱少的时候动用储蓄,也没有全数减少消费,所以,刺激消费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事实上,尽管负利率仍然存在,近几个月居民储蓄存款却增长迅速,表明存款搬家并非由负利率主导。而加息对消费的影响在中国也很有限,因为我国大多数居民还没有借贷消费的习惯。另外,如果经济放缓,股市、房市都比较弱,财富效应和收入效应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起作用,消费的增长就可能会变弱,而不是加强。

  政府的财政政策可以增强大家消费的意愿,但是它的作用也可能会被经济下行、财富效应等造成的负面影响所抵消。所以,我们预测明年消费增长率可能会比今年弱,当然只是增长率变缓,并不是负增长。

  李稻葵:消费增长率在过去一年以来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上升,尤其是今年上半年增长率比较高,投资是26%,消费是21%,是多年以来最高的一次。保持这个消费增长率较快的发展态势靠什么?

  一是需要对重点的消费市场放松准入机制和用人机制,鼓励更多的企业进入娱乐、餐饮等行业;

  二是国家拿出一部分财政,包括地方财政的钱来启动一些消费市场,特别是带有一定民生性、福利性的市场。如建设保障性住房、基本的医疗服务等,让百姓住房看病无后顾之忧,从而增加消费。

  三是在一些消费领域要适当地减税,比如汽车的购置税。油价可以涨,燃油税应该出台,城市的交通管理措施应该出台,停车费也可以提高,但是车的购置税可以降低。鼓励百姓拥有汽车是一个社会进步、百姓消费升级的重要举措,拥有汽车不等于高能耗的汽车,也不等于天天开车,它和公共交通以及节能减排并不矛盾。汽车发展和能源价格上涨也不矛盾,因为在汽车耗油里,技术革新大有可为。

  四是现在商业房市场出现了困难,政府应该两手抓,一方面抓保障性住房,就是要投资;另一方面,放宽对一些面向百姓的非奢侈性房地产的贷款限制。比如国家可以针对二、三线城市放宽一些贷款限制,因为这些城市房价和当地的收入水平比起来并不算太高。

改革之困:价格与通胀

  主持人:下半年,通胀形势将会如何变化?

  孙明春:按照我们的预测,通货膨胀应该会逐步回落,经济增长也会逐步下滑,到第四季度,通胀会回到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增长则会成为一个更值得关注的目标。货币政策应当以静制动,2006年一系列的紧缩政策应该说是具有前瞻的,虽然没有预料到美国次贷危机和全球经济放缓。今年的货币政策仍然需要前瞻性,我们必须认识到接下来两个月是相当关键的,因为这是汛情发生的高峰期,如果这两个月能够安全渡过,通货膨胀应该会继续往下走了。

  陆磊:次贷危机没有到头,但接下来全球范围内出现通缩紧缩。为什么?因为总需求不足。上一轮初级产品价格走高,是之前全球性经济繁荣的结果。现在,次贷危机还远远没有见底,发达国家的总需求在萎缩,这会导致我们这些发展中国家出口受阻,对原材料的需求就会下降。实体经济面的变化,会反映到原材料价格,造成价格回落,所以我国的输入型通胀型因素会逐渐消退。

  宏观政策最重要的是工具使用要灵活,一定要根据国内外冲击,迅速作出反应。货币政策要站在企业融资成本和金融体系安全上考虑问题。对于前者,可以通过差别化的存款准备金利率、再贴现率、甚至差别化存款准备金率来进行支持,对于后者,要继续保持较高的存款准备金率。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味从紧的货币政策已经终结了。

  王建:现在主张从紧货币政策的人都是基于一个判断,就是未来影响通胀的因素是趋于缓和的,所以他们才愿意坚持紧缩的方针,不顾经济下滑的巨大风险。但是我看很多认为通胀会趋于缓缓的人都会看走眼,因为导致我国通胀的两个主因即国内粮价上涨和输入型通胀,都是在加强而不是在减弱,特别是输入性因素比重肯定会更强劲地抬升。我们在分析最近两个月通胀形式的时候可以明显看到,粮价和PP都开始高于CPI,这实际上就决定了下半年的物价掉不下来,而且可能会迅速的上涨,所以如果宏观调控当局对于通胀趋势的判断有误,继续采用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导致通胀没有压下来,经济增长反而被压下来,这是得不偿失的结果。

  主持人:讨论中国的通货膨胀,除了宏观形势,改革也是必须考虑的因素。目前,由于施行价格管制,石油等能源的价格上涨压力还没有完全体现出来。但价格机制迟早需要理顺,这是否会造成通货膨胀压力进一步增大?

  孙明春:能源价格肯定是要继续向上的,理顺价格机制是理顺企业经营管理机制、资源合理配置的一个前提。油价调整影响的是相对价格的变化,而货币政策是影响整体价格水平的,因此油价调整和货币政策不存在替代关系。调油价对下游企业相当于是紧缩,因为他们的收益减少,成本上升了;但上游的产油企业收入却增长了,利润也增长了。按照目前的策略,逐步地放松和释放价格管制是比较好的选择,我们已经做了一次调整,可以在下半年和明年年初再各做一次调整。

  王建:中国通胀持续走高的两大原因是粮价上涨和输入型通胀,5月以来虽然CPI走低但粮价仍然在上涨,国际大宗产品价格在美国次贷危机影响下也在不断走高,因此这两大因素都在增强而不是减弱,这就决定了未来的物价水平是压不住的,如果硬要压,压下来的只能是增长。

  所以未来在物价问题上,首先要立足于理顺国内的价格关系。我们为了压通胀,使用了很多行政手段,不让物价上涨,结果造成了国内价格体系严重扭曲,和国际市场价格体系之间也是严重扭曲。这首先会造成国内生产不顺畅。比如说电价,因为上游煤炭的市场化程度高,政府控制不住,而电厂和电网是国有的,政府就卡死电价不让上涨。中国电网公司最近的报告估计,今年下半年的中国电的缺口是1400万千瓦,但目前闲置的发电能有力就有约4000万千瓦,为什么呢?目前中国不是没有电的需求,不是没有煤的供给,也不是没有发电能力,就是因为政府把价格卡死了,价格扭曲,导致电厂亏损。这种情况如果继续发展,生产运行阻滞的情况就更加严重。

  另外,价格扭曲还会造成国内资源的外流。大米现在和国际价格差了四倍,沿海地区和边境地区大米走私活动非常的严重,我国并不是粮食生产很充足的国家,而且粮价还在上涨。但是在这么大差价的驱动下,粮食继续外流,怎么办呢?价格的问题不解决,我们的资源流失会持续。

  陆磊:价格的调整是必然的,价格长期扭曲,谁来承担成本,是非常严峻的政治经济问题。中小企业承担不了这个成本,而国有部门可能会把这个成本转嫁给财政,财政再转嫁给全体国民。因此,要坚决渐进的推行原材料的价格改革,改革方向目标是明确的:价格要随行就市。

  价格政策和货币政策,一个是微观,一个是宏观,这两个政策应该有所搭配。价格放开之后,货币政策反而应该适度给予一定的放松。成本推动型的通胀会在短期内造成CPI的上行,这不是货币政策能够管制的。如果有专家把价格改革所导致的价格上涨,当作是货币现象,从而主张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是绝对错误的。因为成本已经在上升了,如果融资成本也进一步上升,那企业就没法活了。权宜之计是要实行一定程度的抵补,也就是相对低的融资成本和相对高的原材料成本进行搭配。

  价格改革非常重要,它是理顺价格形成机制的基础性工作,而货币政策是常规性的政策体系。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往前推进完善市场机制建设,是比短期的宏观政策更加重要的一项工作。所以凡事要分清轻重缓急,不能因为短期问题而放弃中长期的改革。

调控之方:货币与财政

  主持人:资源价格的理顺在短期内会使得通胀问题更加显性化,并对弱势群体造成一定影响,对此,财政政策应该如何应对?

  王建:人们厌恶通胀是因为通胀会损害财富的创造过程即经济增长,因此为了压抑通胀而损害经济增长就是本末倒置了。实际上,应对通胀最好的办法是保增长,因为只要有了财富的创造,保障财富的创造过程不中断,我们就有对抗通胀的办法。我们可以通过重新分配社会财富,给中低收入人口多一些转移支付,让他们在通胀当中能够不受损,就能在国内收入分化比较大的情况下保证民生和社会稳定。

  我粗略估算,中国收入最低的20%的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是40%多,高收入家庭的恩格尔系数是20%多。由于食品价格上涨是物价上涨的主因,如果我们要算一个穷人的CPI,经过折算会在15%,而富人的CPI可能不到5%。在这样一个格局当中,谁在通胀当中受损最厉害呢?当然是低收入人群。如果我们只是压低平均物价的话,我们并没有解决低收入人群在物价上涨当中遭受的损害。对弱势群体进行财政补贴比价格管制更有效果。

  陆磊:我建议实施比较放松的财政政策,并且财政政策应该优先于货币政策。

  第一、对于弱势群体,应该实施比较坚决的补贴。通胀所对于居民来带来的损失是相对价格问题,而不是绝对价格问题。名义收入增长赶不上价格增长,人们的生活才会受到影响。我建议给年收入12万以下的各个收入群体给予相应的补贴,特别要对城市低收入人群要给予大力度的补贴,这方面财政资金的来源是充分的。
  
  第二、税收政策也应该相应灵活调整,增加居民的可持续收入:一是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第二个是提高所得税的起征点。在目前的情形下,如果外需的压力比较大,给居民增收才是提高内需的基本手段。

  第三、财政支出工具。财政支出不应该在总量上上升,而应该在结构上有所侧重。对于缺乏财力的地方,比如中西部地区,中央财政应该坚决进行支出。对于具有财力的地区,江浙、广东、山东等地区,地方政府应该有所作为,把财政支出结构进行调整,增加公共开支,拉动经济增长。

  主持人:一些学者提出了“紧货币、宽财政”的宏观调控政策组合,这个建议是否具有可行性?

  王建:财政发挥的职能主要是通过转移支付,来稳定通胀当中受损的中低收入人群;而货币政策它担负的主要职能是保证生产的正常运行。现在的问题是生产的正常运行都受到影响,继续采取紧货币的政策,最后适得其反,生产受到阻滞,财富创造受影响,那么政府的财政收入也会相应减少。财政政策的工具一是减税,一是补贴,另一个是基础建设方面的支出,这不都是建立在政府有钱的基础之上吗?没有钱的话,财政政策发挥作用谈何容易?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职能不一样,在目前最突出的任务是货币政策要适度放松保增长,财政政策要保稳定。                       

  主持人:温家宝在广东调研时说:“目前,中小企业面临的困难比较多。要从信贷、财税、产业政策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相对于货币政策的“一刀切”,针对中小企业的财政工具是否可以更有针对性?

  陆磊:财政政策是结构性的,不是总量性的。财政开支体现了区域性、产业性和部门性的差别。财政政策可以专门面向中小企业,出台相应的税收工具。

  中央财政在中小企业融资方面发挥的作用不大。中小企业的经济贡献主要在地市级或者以下地区,所以要鼓励地方政府在这方面有所作为。财政政策跟金融政策进行配合,对于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就会有比较好的解决。比如可以建立鼓励进行技术创新的专项基金,以此为杠杆,调动当地的金融机构进行资金上的配合。同时政府消费应该更多向中小企业倾斜,在短期内帮助企业拉动生产、渡过难关。

  主持人:在刚才的讨论中,大家主张以财政措施应对通货膨胀和经济减速的风险,但这会增加财政支出,而且因为今年经济减速,财政收入的增长可能会放缓,支出增长加速而收入增长减速,财政赤字就可能扩大,那会不会带来新的问题?

  孙明春:今年的财政可能没有去年那么宽裕,但是没有关系,因为财政是不需要每年平衡的,绝大多数国家都是赤字财政。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我们也是采用了多年的赤字财政,最高时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达到2.6%。尤其是中国政府的债务占GDP的比例低于20%,远远低于国际水平(以OECD这类发达国家为例,他们的政府债务占GDP的平均水平是80%)。这些年来,中国的财政政策改革相对较慢,我觉得应该趁着这两年多做一些事情,包括补贴低收入群体,搞社会保障,支援农村和中西部基础设施建设;从税收来讲,物价上涨那么快,国内个人所得税税率却很高,可以把税率调下去,把起征点调上去。

  李稻葵:中国经济现在到了一个机构调整、机制完善的重要关头,恐怕未来三、五年,又到了中国经济能不能上一个台阶、能不能够进一步发展、能不能由大国变成强国、能不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关键的历史时期了。在这个历史时期中,恐怕需要一些扩张性的财政举措,甚至是比较少的财政赤字。

  中国经济现在的收入分配情况不完全合理,目前可支配收入或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还处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在未来四五年,如果我们能够出台一些财政政策,补助社会上一部分最低收入家庭的生活,我们就可以大幅度地化解社会矛盾。熬过这四五年,社会收入分配自然有了一个改进的机制。根据我们的研究,再过四五年,中国人均GDP将会达到9千美元,这个时候收入分配、劳动收入就会改善。到了那个时候再增加财政收入来补齐财政赤字也不晚。

  现在是社会矛盾的多发期、经济结构的调整期、国际形势的复杂期,在这个情况下,只要管住总体资金的流动,搞一点财政赤字,不是什么大问题。何况财政赤字我们已经搞了多年了,经济改革近30年以来,财政赤字的年份远远多于财政盈余的年份,即便是去年,按照国家自己的算法,我们也是有一定的财政赤字的。我们应该以一个平常的心态来接受它,经济好的时候,财政收入很多,出现了盈余;经济不好的时候,就应该出现赤字,帮助企业和社会。

方向之辩:权衡与选择

  主持人:在通货膨胀预期仍未消除的情况下,从紧的货币政策如何在加息、升值、提利率、法定准备金率之间作出选择?节奏如何把握?

  王建:热钱流进根本的原因是利差和人民币升值,上半年如果把美元倒成人民币,折年率可以赚18个百分点,在这样的情况下,随着次债危机的加剧,就堵不住国际热钱的流入。所以就不能加息,不应让人民币继续大幅度升值。

  使用发央票和提高准备金率这两个工具,目的都是要回收货币流动性,但都必须支付成本,而提升准备金率的成本主要是由商业银行来负担,因为商业银行吸收存款要支付利息,但随准备金率提升,所吸纳存款中的可用资金部分就会减少,相应减少银行的收益,发央票则是把负担背在政府身上。因为人民币在升值,且人民币的基本利率又高于美元,央行做的是亏本买卖。如果作为企业的商业银行体系还背得动,提升存款准备金率就还有空间,但是目前商业银行体系的超额准备金率已普遍在1个百分点左右,中小银行则在0•5个百分点左右,所以未来提升准备金率的空间可能只能到20%,即再提高2个多百分点,再提高就会发生银行体系的普遍资金周转不灵,导致经济运行窒息。

  我之所以在前一段时候说不应再提升准备金率了,是因为我认为美国次债危机所引发的更大冲击波还没有到来,如果我们现在就把宏观调控已经把所有的调控工具都用完了,当更大的风暴来的时候,就已经没有调控空间了。

  李稻葵:总的来说,我们对货币政策的期望不能过高,从紧的货币政策原则上应该坚持,但它只是防御性政策。在货币政策内部还需要权衡:提高准备金率不见得是最合适的,提高利息率我主张应该是非对称的,存款方面略微提高一点,给百姓一点信心,也减少对物价的冲击。另外也可能需要搞一点对冲央票,但是随时要准备资金的逆流,一旦资金逆流就赶紧赎回央票,形成一个对冲机制。

  利率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也不是这么灵的一个机制。因为中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恐怕不是靠价格的方式,很多决策并不是看利率,而是一种数量和总量指导,所以利率的确不是那么重要。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应该是全方位的、制度性的,金融制度包括设立一些专门服务于中小企业的机构如中小企业银行、风险基金、产业基金等。非金融制度包括劳动用工制度、税收制度,也包括企业的准入和破产制度等。

  升值要看国内国外两个因素,从国外因素来看,美国人恐怕不会对升值问题有非常高的要求,压力不是很大了。因为美国人现在担心的是美元过软的问题,再低下去将影响到美元的国际地位,也会动摇美国的金融市场地位了。如果美元再跌的话,大家可能就会投欧元债券和股票了。我相信美国政府对华尔街的声音是非常关注和理解的,所以他们现在的政策可能是慢慢地推稳定的美元或比较强势的美元。所以汇率问题从国外来看压力小了,从国内来看,一些出口行业已经在面临挑战了,再快增值的话他们的压力也很大。

  陆磊:公众还是企业基本上都会认为,通胀还再继续,但是通胀的加速度在下降。基于这样的判断,首先,升值是不可避免的,这不是政策工具,而是市场事实,取决于人民币和外币供求关系,由外汇市场来决定。

  其次,在加息、提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之间,目前还要实施比较高的法定存款金率。保持比较高的存款准备金率的原因是:目前的情况仍然比较紧张,但是国内国外经济都没有见底,在未来企业还会出现一轮比较严峻的形势,一些企业会退出市场。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会促使银行甄别优质企业提供融资。

  央行对于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利率、贴现利率等利率工具的应用要灵活一些。在再贴现率和存款准备金利率等方面要进行差别化的政策管理。面向中小企业的金融机构央行可以降低再融资的利率水平,这样可以鼓励商业银行形成有利于大中小型企业均衡发展的融资格局。

  至于加息,应该是最后采用的工具。加息是无差别的政策,针对的是所有居民和企业,在目前成本推动型的通胀下,再提高企业融资成本,结果是令人担忧的。除非认定通胀预期继续存在,并且通胀加速度还在加大,才能采用。否则,就应该慎用加息手段。

  主持人:现在似乎要在抑制通货膨胀和维持经济增长之间进行二选一,宏观调控应该如何权衡、取舍呢?

  陆磊:投资会保持略低于往年的增长,出口会出现比较大幅度下滑,消费会保持平稳。整体GDP的增长的变化就可以预见了,GDP要继续增长,政府支出就要相应的进行弥补。

  宏观政策首先考虑的仍然是就业和净增长。宏观政策基本目标既不是增长也不是通胀,而是防止经济的大起大落,把波动控制中小范围之内。人民币升值靠市场去完成。通胀并非是货币现象,输入型通胀的产生因素在国际市场,政策不能改变。价格改革不是宏观调控的内容,而是微观面的中长期的政策。理顺价格体系是优先于宏观政策的,宏观调控一定要建立在微观基础之上。我们应该坚定不移的推进价格改革,同时要根据宏观形势选择最佳时机。

  李稻葵:通货膨胀和GDP增长此消彼涨,这个说法本身就已经掉入总需求管理的圈套中了——如果只是管理总需求,把总需求压下去之后物价会下来,增长率也会下来。通货膨胀和GDP增长两者不可兼得这个说法本身就有局限性,它是在总需求管理的框架下的思维和推论。

  货币政策是防御性政策,像打球一样,它保证你不失球,即从紧的货币政策只能保证通货膨胀不会由比较高的水平演变为恶性的通货膨胀。但是光是靠防御性货币政策恐怕难以达到宏观调控的最终目的,即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和抑制物价全面上升。那么怎么打赢宏观调控这个战役呢?还需要供给管理。

  在高成本的压力下,现在很多企业都没有兴趣、没有能力生产了,总供给曲线在回缩。我们应当适当地给予企业一定的政策支持,用这些政策来化解成本上升所带来的压力,恢复它们的生产和供给的积极性,采取各种政策把总供给曲线推出来。所以我提倡的是新的供给学派,新供给学派的核心就是改革,通过改革给企业松绑,通过完善市场经济制度来降低成本,这样不仅能控制物价上涨的势头,也能保住GDP平稳快速地增长。

  改革虽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不可否认还有一些短期政策可以帮助提升总供给。如减税,这是美国人经常干的事,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宣布临时减税。我们的增值税改革也讨论了很多年,很快就出台了;还有户籍制度,很多地区马上开始试点了。

  任何改革都是在经济运行碰到困难的时候才出台的。为什么我们30年前要搞经济改革呢?正是因为当时的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不改革,经济就要停顿了。现在中国已经走到了一个全面推进新一轮改革的历史机遇,我们应该抓紧这个历史机遇,全面推进完善基本市场制度的改革,同时也不忘记民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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