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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融资:困境与出路
作者:曹理达 周慧兰 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 [ 2008-08-11 ] 共有0条点评

高成本阻碍大银行向中小企业贷款

  中小企业贷款难是个普遍问题,它们在融资方面存在劣势,首先是存活率低,其次是采信和监督成本高。

  《21世纪》:中小企业的经营困境已经引起中央的高度关注。目前中小企业的主要困难是融资,产生这个困境的原因是什么?

  冯兴元:宏观调控主要体现在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上。央行进行窗口指导,对信贷规模进行控制,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就是中小企业,特别是加工贸易企业,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银行更愿意把有限的贷款额度贷给抵押、担保条件都比较好的大企业。从总体上看,今年中小企业贷款比去年少了很多,第一季度各大商业银行总额为2.2万亿的贷款中,有3000亿流到了中小企业,不到15%,比去年同期减少了300亿,二季度的情况可能更严重。

  与此同时,国家没有为民间金融放大发展空间。多种因素导致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受限。

  魏加宁:中小企业融资难是长期存在的问题,主要不是货币政策松紧的问题,而是金融体制的问题。在货币政策比较松的时候,中小企业贷款也很难。所以要解决融资难的问题,不能从放松货币政策入手,要从改革体制方面入手。

  银行不愿意贷款给中小企业,是因为对中小企业的放贷经营成本很高、风险很大,而且没有办法评估、防范风险。在体制上,我们缺乏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使得中小企业不得不和大型企业争夺银行资金。

  汤敏:从普遍性的原因来看,中小企业本身在融资方面存在劣势。首先是存活率低。比如在美国,只有13%的中小企业能存活10年以上。银行也是一个企业,要考虑风险和收益,如果贷款的中小企业破产,贷款就不能收回来。所以,银行一定会非常小心进行挑选,把存活期超过10年的企业挑选出来,保证企业有能力到期把贷款还给银行。其次是中小企业的诚信问题。据统计,中小企业的采信与监督成本是大企业的5-8倍,和大企业相比,银行要花费更大的精力与成本来了解中小企业的经营状况,评估贷款的风险。

  我国的中小企业融资难还有其特殊原因。首先就是中小企业的定义过于宽泛。什么是中小企业?我国的定义是2000人以下的企业就叫中小企业,而国外普遍是500人以下才是中小企业。我们把中小企业定义得太宽泛了,导致对中小企业的优惠政策都被中型企业所享受,而小型、微型企业并没有得到太多实惠。

  其次是我国大银行太多、中小银行太少,尤其是真正的民营银行更是凤毛麟角。就连这些凤毛麟角的民营银行,也想把贷款往大企业投,因为目前整个金融体制和机制都是为大企业设计的,没有激励银行为中小企业贷款。

  而且,我国的大企业也没有什么别的融资渠道。国外的大企业不一定要找银行融资,它可以发债券、商业本票,直接到市场上借钱,不需要通过银行就可以低成本借到钱。而我国的债券市场非常弱,所有的大企业主要还是依赖银行贷款。作为银行来说,既然有大企业贷款,也有小企业贷款,那当然先满足大企业了。

  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一个长期现象。为什么去年下半年以来会特别突出呢?这就跟我们的宏观调控有关。从去年年底开始的“两防”,就是要把中国过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压下来,从实际情况看,从去年的11.9%压到今年第二季度的10.1%,压了接近2个百分点。为了实现“两防”的目标,减少了银行的贷款额度。但是,与以往的宏观调控不同,这次宏观调控并没有对国家与地方政府的大项目进行关停并转,大型企业也基本上还在高速扩张。在这种形势下,有限的资金当然会向大项目、大企业集中,这2个百分点的GDP减速最后主要是体现在中小企业身上。因此,这半年来,中小企业感到融资特别难。

  《21世纪》:中小企业贷款难,部分原因是针对中小企业的信用核查成本很高。如何降低这方面的成本,让诚信的中小企业更容易贷到款?

  汤敏: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网络时代,阿里巴巴拥有一个电子商务诚信体系,利用2000多万家中小企业在阿里巴巴的网络交易信用,建立了一个含金量较高的民间诚信体系,企业只要失信过一次,就很难继续在阿里巴巴网络贸易平台上生存。企业可以违约赚一点小钱,但是失去了未来的所有机会。这样的诚信体系再加上所谓联合体的方式,就是现在推广的网络联保贷款。如果有样的网络诚信系统,银行就可以节省很多的信用查核成本。多种方式建立面向中小企业的贷款机构

  可以允许一些优秀的担保公司升级成银行,可以成立城市中小企业贷款公司,可以收编一些地下金融机构,可以由商会等机构举办一些互助基金。

  《21世纪》:中小银行应该是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的主要金融机构,但中小银行的发展状况一直不是很好,原因是什么?如何建立服务于中小企业的金融机构?

  汤敏:如果中国所有的银行体系还是以国有银行为主、外资银行为辅,对中小企业融资将会长期不利,中国需要一大批以中小企业融资为主要业务、以社区为业务范围的中小金融机构。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措施,促进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

  首先,可以允许一些优秀的贷款担保公司升级成银行。所谓担保公司,是指个人或企业在向银行贷款时,银行为了降低风险,不直接放款给个人或企业,需要贷款人找到第三方(担保公司)提供信用担保。担保公司会根据银行的要求,让贷款人出具相关的资质证明,它们进行审核之后,将这些资料交到银行,银行复核后放款,担保公司收取服务费用。

  担保公司在中国已经有接近十年的历史,1999年第一批担保公司成立,到现在已经有几千家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各地都涌现出一些成长很快、经营较好、理赔率很低的担保公司。例如深圳的中科智担保公司,从5000万投资起家,现在已经成为有30亿元资产、累计担保贷款达700亿人民币、在十几个省市都开办了分公司的全国最大担保公司,亚洲开发银行、花旗银行、凯雷公司、通用电气公司等都陆续参股。同样比较成功的还有广州的银达担保、北京中关村担保等。

  这些担保公司都有着近十年的成功运营经验,基本上已经具备了作为中小企业银行的核心竞争力,与银行相比,它们只是缺一个存款的业务。因此,现在把一些表现优秀的担保公司升级为银行,非常可行。

  把其中优质的担保公司升级为中小银行,不会增加国家的金融风险。它们已经有近十年经营经验,被市场证明能够运行良好,甚至比一些银行做得还好,让它们升级为中小银行,比凭空地新建一些银行,风险应该小得多,成功的几率大得多。

  现在有几千家担保公司,有的做得好,有的做得不好,一旦做得好的担保公司可以升格为银行,这必将给信用担保业极大的激励,更多的资金会注入这一行业,更多更好的担保公司就会出现。这就如同设立股市中的中小板市场一样,不可能每个公司都能上市,但只要有一部分公司能上市,就给其他公司一个榜样,会促使更多的公司朝着公开、透明、高效的方向而努力。其次,可以成立城市中小企业贷款公司,专为中小企业甚至微型企业提供贷款。什么是贷款公司呢?贷款公司是只提供贷款不吸收存款,投资者用自己的钱贷给中小企业,通过收取利息获得回报。因为贷款公司不吸收存款,因此对于国家与社会来说没有很大风险。万一贷款出现问题,只是股东的资本金损失。目前农村的小额贷款公司的平均利率大概在18%-22%之间,绝大多数都做得非常好,不良贷款率非常低,利润也都不错。但是小额贷款公司的模式是为农村贷款服务的,按规定只能在县域里做,规模及业务范围都不适用于城市的中小企业贷款。

  我们可以考虑出台新的政策,允许成立城市中小企业贷款公司,放宽准入的条件。运营几年之后,可以允许其中表现优秀的贷款公司接受大银行的批发贷款,甚至可以升级为中小企业银行,给中小企业贷款公司一个长期发展的出路,这样就能吸引很多民间资金投入到中小企业贷款上来,把大量非法的民间集资与高利贷活动纳入正常的金融渠道。

  魏加宁:从体制上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政府也可以发挥一些作用。

  首先,可以建立为中小企业服务的政策性银行。我们现在有三家政策性银行,唯独缺少了为中小企业服务的政策性银行。这种政策性银行不仅可以由中央政府组建,也可以由地方政府组建,日本就有很多为中小企业服务的各种金库。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一批为中小企业服务的政策性银行,并通过财政政策的支持,成立担保公司,为中小企业的贷款提供担保。

  其次,可以通过金融政策的调整,把地下金融机构收编,成立中小型贷款公司。同时放宽对民营银行准入限制,允许注册、成立一些中小金融机构。

  冯兴元:从过去的改革进程看,民间金融基本没有推进,只是增加了一些正规金融或准正规金融机构的准入试点,这些试点都是需要经过审批的,但我认为,准正规金融机构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完全可以采取核准制。如去年央行同意扩大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小额贷款公司采取只贷不存的运作模式,风险由投资者自己承担,为什么不能直接采取核准制,还要继续通过试点来控制速度?这是没有道理的。

  从现有的试点情况看,所有的金融机构都愿意发放规模较大的贷款,小额贷款公司也是一样,他们更倾向于投放金额较大、利息较高的贷款。即便如此,对小额贷款公司的市场化运作也没有什么可以指摘的,反而应该鼓励。目前有些商会办了一些互助基金,当企业会员要先归还银行贷款再续借贷款时,互助基金可以借给企业会员一笔利息较低的周转资金,比如浙江省宁海县跃龙街道商会互助基金会,它运作得很好,一年累计可为企业提供上亿元周转资金,几年前就受到了中央银行的肯定。这种做法应大加鼓励和推广。

 

拓宽中小企业的间接融资渠道

  关键在于建立多种形式的担保、抵押形式,可以让中小企业联合起来相互担保,也可以通过担保公司和政府进行再担保。

  《21世纪》:除了贷款这种间接融资渠道之外,是否也可以在直接融资渠道方面进行创新,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便利?

  魏加宁:我们错过了推出创业板的最佳时机。前几年股市比较好的时候,推出创业板可以为中小企业提供一个新的融资渠道,同时还可以分流一部分A股的资金,减轻A股市场的泡沫。今年再推出创业板就两难了,不推的话,中小企业融资难,缺少直接融资的渠道;而推出创业板,又可能使得A股市场雪上加霜。

  现在要在两难之间进行权衡,是保A股市场,还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假如认为后者更重要,那么即使A股市场在跌,也要推创业板;如果现在A股市场已经承受不了,那就干脆保A股市场,将创业板暂时往后拖,那中小企业直接融资的渠道依然有困难。

  如果中小企业发债,没有政府和市场的引导,发出来的只能是垃圾债,因为它们的信用状况很不好。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在美国,是允许地方政府发债,它们发债所获得的资金,再贷给中小企业,因为地方政府的信用比较好,发债成本比较低。我们也可以尝试允许地方政府发债,到资本市场低成本融资,然后再转贷给中小企业。或者还有一种做法,就是政府把资金直接注入担保公司或为中小型企业服务的政策性银行,这样也是对中小型企业的支持。汤敏:股权融资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比如风险投资,浙商创投就是从事这种业务的企业,由12家创始股东发起,首期资金10亿元,在新材料、新能源、环保、生物医药、IT、金融等行业寻找有核心竞争力的成长型企业进行股权投资。目前浙江登记的风险投资公司和相关中介超过30家,风险投资资本30多亿元,累计投资项目近500个,投资超20亿元。

  另外,在深圳、北京等地也有一些尝试,比如把一些小公司集合在一起来发债。比如由深圳市贸易工业局牵头,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等20家中小企业作为联合发行人,按照“统一冠名、分别负债、统一担保、集合发行”的模式发行债券。该债券为5年期固定利率债券,票面年利率为5.70%,信用级别为AAA。我们看到,这20家企业的信用级别并不是特别好,但为什么它们发行的债券有三个A呢?原因是有担保,一是相互担保,二是通过担保公司和国家开发银行进行再担保。如果这些企业垮了,担保公司给赔钱,如果连担保公司都垮了,就由国家开发银行赔钱,这样债券的风险就小了。

  还有更富创造力的方式,比如阿里巴巴创造的网络联保贷款,它是由阿里巴巴与建设银行一起推出的无抵押无担保的中小企业贷款。由3家或3家以上企业组成一个联合体,共同来申请贷款,联合体中A企业获得贷款50万元,B企业获得贷款50万元,C企业获得贷款50万元,则每家企业承担的贷款责任都是150万元。如果A企业到期无法归还贷款50万元,B、C企业需要共同替A企业归还其50万元贷款及利息。这3家企业可能是非常亲密的合作伙伴,或者是上下游的供应商等重要的关联关系,由此实现互相之间的信用担保。

  冯兴元: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还有一个途径是建立投资公司,现在我们国家对于设立投资公司有严格的限制,实际上允许设立投资公司有利于拓宽中小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很多地方性的投资公司,本来就是由地方大企业建的,他们对当地的中小企业很熟悉,这样风险也比较容易控制。而且投资公司的钱都是股东的,风险也是它们的。

  《21世纪》:在信贷收紧的背景下,民间金融的现状如何?它在中小企业融资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冯兴元:正规金融的信贷规模控制越紧,民间借贷的重要性就越明显。从现在的情况看,民间借贷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最后一个稳定器,民间借贷变成了企业的最后贷款人。中小企业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资金链断裂,很多企业自有资金有限,需要借入资金,银行贷款的限制多,会导致很多企业———尤其是有问题的、经营困难的企业———大量借入民间资金。由于现在银行利率在提高(还要算上中介费用等),民间借贷利率也跟着上涨,以宁波为例,原来民间放贷是1.5分月息,现在则变成了3分利,据说台州那边部分有担保和抵押的民间借贷月息已经到6分利,没有担保抵押的达8分利。即使利率很高,中小企业也不得不借入民间资金,因为对于它们而言,生存是第一位的,至于以后撑不撑得住,那是另外一回事。这既增大了企业经营的压力,也增加了道德风险(借款企业明知很可能还不了还借款)和逆向选择(风险越大、业绩越差的企业越希望得到民间贷款的支持),比如有的企业可能经营不下去了,却假装经营得很好,然后去申请民间借贷。而民间借贷也伴随着风险的加大,利率越来越高。

  企业由于有倒闭的风险,才要咬紧牙关向民间金融机构借钱;但民间金融的利息很高,企业亏损、倒闭的风险就会增大,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现在中小企业的经营环境在恶化,他们的资金链已经绷得很紧了,今年上半年全国有6.7万家规模以上中小企业倒闭,规模以下的企业更是不计其数。很多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在华东和华南沿海地区是没有注册的小作坊,停工停业非常普遍。

  一般来说,民间金融风险再大,也是个体风险,而不是系统风险。但是,现在民间金融和正规金融存在着联动,很多民间金融的钱,实际上是从正规金融机构里流出的。比如,你在信用社存款10万元,再跟信用社合作,信用社把存款作为质押,悄悄放出贷款,这样民间资金就直接转给了某个企业。这种情况是比较多的,这种贷款既可以说是金融机构的钱,也可以说是民间金融的钱。委托贷款更是堂而皇之,只要做黑白两本账就能转贷民间资金。

  而且,很多大中型企业会给小企业的银行贷款或者民间借贷担保,小企业一旦倒闭,这些大企业也会被牵扯进去。如果总体环境继续恶化,出现更大面积的企业倒闭,就会产生很严重的系统风险,从而把民间借贷乃至整个金融部门都牵扯进去。

 

宏观政策:重在建立公平市场制度

  宏观调控在下半年做一些微调,已经势在必行。如果货币政策放松,一定要真正惠及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

  《21世纪》:从央行最近的政策动向来看,对于信贷的控制开始放松,并且重点针对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这样的政策是否会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压力?

  冯兴元:因为很多中小企业面临严峻的资金链断裂问题,面向中小企业的宏观调控政策将比此前更具灵活性,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做出大的调整。根据最新的信息,人民银行已同意调增2008年度商业银行信贷规模。鉴于小企业融资的主力银行主要是地方金融机构,本次调增采用“区别对待”的方式,对全国性商业银行在原有信贷规模基础上调增5%,对地方性商业银行调增10%。不过,到底新增额度在何种程度上向中小企业倾斜,仍然是个问题,银行一向都有挑选信用较好、实力较强的较大型、较优质企业作为放贷对象并发放较大额度贷款的偏好,因为一笔贷款的额度越大,分摊在每一元贷款上的管理成本就越小。

  魏加宁:通过放松银根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可能惠及不到中小企业,而且可能带来通货膨胀。依靠放松货币政策、稳定人民币汇率,是不能解决中小企业的生存困境的。即使放松货币,中小企业融资照样有困难;即使稳定了汇率,现在美国经济往下走,外部需求减少,对企业的帮助也不大。

  我们现在的货币政策以数量控制为主,而不是利用价格机制,这似乎是为了维持低利率,不给企业增加成本。但是企业贷款不是成本高低的问题,而是根本拿不到钱,不得已转到地下金融去借高利贷。我主张用价格型的宏观调控方法替代数量型控制,用调高利率的办法取代贷款总量控制。这样,中小企业不至于贷高利贷,融资成本会降下来。

  汤敏:宏观调控在下半年要做一些微调,看来已经势在必行。如果货币政策有所放宽的话,一定要真正惠及小企业和微型企业。信贷规模总量上的增加,并不能够保证增加的额度会落到小企业和微型企业身上。去年以来的实践已经证明,如果完全让银行自主决定的话,很难保证这些钱会到小企业和微型企业那里。因此,宏观调控就有必要加强对商业银行的窗口指导与监督,要有强有力的措施,确保小企业和微型企业得到合理的贷款总额,加大市场对有效率的小企业和微型企业的融资贷款力度。

  当然,想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还是要加大改革力度,建立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服务体系。

  《21世纪》:鉴于中小企业经营成本的上升,是否可以在财税政策方面对它们进行支持?

  魏加宁:宏观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搭配,一共有四种组合。现在是紧得过头了,出现增长速度过快下滑的问题,还可能导致内需不足,所以“双紧”是不可行的。“双松”肯定也不行,过去有这方面的教训。1980年代的“双松”最后导致了高通胀。“松货币、紧财政”显然也是不行的,货币政策松的话,通货膨胀会很高,现在财政收入那么高,想紧可能紧不住。

  理想的组合应该是“紧货币,松财政”,我们现在应当采用里根时期克服滞胀的办法。财政政策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为中小企业提供政策性融资,往担保公司里注资等等。税收方面总的方向是减税,一是增值税转型,二就是取消利息税,三是下调企业所得税,这些都是现在可以讨论的事情。

  冯兴元:为什么现在投资会这么高?可能是跟财政支出没压下来有关,现在的财政政策其实是很宽松的,一方面存在通货膨胀,另一方面财政却在大手大脚花钱。我认为我们有必要控制财政支出。

  现在很多学者提出减税是个好办法,如调整出口退税政策,但这实际上是与市场经济原则相违背的,它给了那些本来就没有竞争力、全靠出口退税的企业负面的激励。当然,总体上减税是必要的,因为我国政府的支出规模目前已经非常大。减税最好与紧缩财政支出相结合。否则财政部门会借入大量债务来维持计划中的支出规模。

  汤敏:我们应该考虑制定一部《中小企业法》,来明确理顺中小企业的管理机制和各级政府的责任,以及社会各方面的责任,规范与中小企业相关的各项基金管理体系。同时,各地应制定《中小企业法实施细则》,建立与调整相关配套的法规、规章和政策。

  在发达国家,中小企业的所得税率一般不及大企业的一半,而我国对中小企业的税收减免力度远小于这一水平。而且,对中小企业可采取加速折旧、放宽费用列支标准、设备投资抵免、再投资退税等多种税收优惠形式。此外,还应该允许个人独资和合伙中小企业在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之间进行选择,避免重复课税。当然,财政政策要本着公平的原则,对所有中小企业一视同仁,这样才有利于公平的市场秩序的建立。

多种方式建立面向中小企业的贷款机构

  可以允许一些优秀的担保公司升级成银行,可以成立城市中小企业贷款公司,可以收编一些地下金融机构,可以由商会等机构举办一些互助基金。

  《21世纪》:中小银行应该是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的主要金融机构,但中小银行的发展状况一直不是很好,原因是什么?如何建立服务于中小企业的金融机构?

  汤敏:如果中国所有的银行体系还是以国有银行为主、外资银行为辅,对中小企业融资将会长期不利,中国需要一大批以中小企业融资为主要业务、以社区为业务范围的中小金融机构。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措施,促进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

  首先,可以允许一些优秀的贷款担保公司升级成银行。所谓担保公司,是指个人或企业在向银行贷款时,银行为了降低风险,不直接放款给个人或企业,需要贷款人找到第三方(担保公司)提供信用担保。担保公司会根据银行的要求,让贷款人出具相关的资质证明,它们进行审核之后,将这些资料交到银行,银行复核后放款,担保公司收取服务费用。

  担保公司在中国已经有接近十年的历史,1999年第一批担保公司成立,到现在已经有几千家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各地都涌现出一些成长很快、经营较好、理赔率很低的担保公司。例如深圳的中科智担保公司,从5000万投资起家,现在已经成为有30亿元资产、累计担保贷款达700亿人民币、在十几个省市都开办了分公司的全国最大担保公司,亚洲开发银行、花旗银行、凯雷公司、通用电气公司等都陆续参股。同样比较成功的还有广州的银达担保、北京中关村担保等。

  这些担保公司都有着近十年的成功运营经验,基本上已经具备了作为中小企业银行的核心竞争力,与银行相比,它们只是缺一个存款的业务。因此,现在把一些表现优秀的担保公司升级为银行,非常可行。

  把其中优质的担保公司升级为中小银行,不会增加国家的金融风险。它们已经有近十年经营经验,被市场证明能够运行良好,甚至比一些银行做得还好,让它们升级为中小银行,比凭空地新建一些银行,风险应该小得多,成功的几率大得多。

  现在有几千家担保公司,有的做得好,有的做得不好,一旦做得好的担保公司可以升格为银行,这必将给信用担保业极大的激励,更多的资金会注入这一行业,更多更好的担保公司就会出现。这就如同设立股市中的中小板市场一样,不可能每个公司都能上市,但只要有一部分公司能上市,就给其他公司一个榜样,会促使更多的公司朝着公开、透明、高效的方向而努力。其次,可以成立城市中小企业贷款公司,专为中小企业甚至微型企业提供贷款。什么是贷款公司呢?贷款公司是只提供贷款不吸收存款,投资者用自己的钱贷给中小企业,通过收取利息获得回报。因为贷款公司不吸收存款,因此对于国家与社会来说没有很大风险。万一贷款出现问题,只是股东的资本金损失。目前农村的小额贷款公司的平均利率大概在18%-22%之间,绝大多数都做得非常好,不良贷款率非常低,利润也都不错。但是小额贷款公司的模式是为农村贷款服务的,按规定只能在县域里做,规模及业务范围都不适用于城市的中小企业贷款。

  我们可以考虑出台新的政策,允许成立城市中小企业贷款公司,放宽准入的条件。运营几年之后,可以允许其中表现优秀的贷款公司接受大银行的批发贷款,甚至可以升级为中小企业银行,给中小企业贷款公司一个长期发展的出路,这样就能吸引很多民间资金投入到中小企业贷款上来,把大量非法的民间集资与高利贷活动纳入正常的金融渠道。

  魏加宁:从体制上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政府也可以发挥一些作用。

  首先,可以建立为中小企业服务的政策性银行。我们现在有三家政策性银行,唯独缺少了为中小企业服务的政策性银行。这种政策性银行不仅可以由中央政府组建,也可以由地方政府组建,日本就有很多为中小企业服务的各种金库。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一批为中小企业服务的政策性银行,并通过财政政策的支持,成立担保公司,为中小企业的贷款提供担保。

  其次,可以通过金融政策的调整,把地下金融机构收编,成立中小型贷款公司。同时放宽对民营银行准入限制,允许注册、成立一些中小金融机构。

  冯兴元:从过去的改革进程看,民间金融基本没有推进,只是增加了一些正规金融或准正规金融机构的准入试点,这些试点都是需要经过审批的,但我认为,准正规金融机构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完全可以采取核准制。如去年央行同意扩大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小额贷款公司采取只贷不存的运作模式,风险由投资者自己承担,为什么不能直接采取核准制,还要继续通过试点来控制速度?这是没有道理的。

  从现有的试点情况看,所有的金融机构都愿意发放规模较大的贷款,小额贷款公司也是一样,他们更倾向于投放金额较大、利息较高的贷款。即便如此,对小额贷款公司的市场化运作也没有什么可以指摘的,反而应该鼓励。目前有些商会办了一些互助基金,当企业会员要先归还银行贷款再续借贷款时,互助基金可以借给企业会员一笔利息较低的周转资金,比如浙江省宁海县跃龙街道商会互助基金会,它运作得很好,一年累计可为企业提供上亿元周转资金,几年前就受到了中央银行的肯定。这种做法应大加鼓励和推广。

 

拓宽中小企业的间接融资渠道

  关键在于建立多种形式的担保、抵押形式,可以让中小企业联合起来相互担保,也可以通过担保公司和政府进行再担保。

  《21世纪》:除了贷款这种间接融资渠道之外,是否也可以在直接融资渠道方面进行创新,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便利?

  魏加宁:我们错过了推出创业板的最佳时机。前几年股市比较好的时候,推出创业板可以为中小企业提供一个新的融资渠道,同时还可以分流一部分A股的资金,减轻A股市场的泡沫。今年再推出创业板就两难了,不推的话,中小企业融资难,缺少直接融资的渠道;而推出创业板,又可能使得A股市场雪上加霜。

  现在要在两难之间进行权衡,是保A股市场,还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假如认为后者更重要,那么即使A股市场在跌,也要推创业板;如果现在A股市场已经承受不了,那就干脆保A股市场,将创业板暂时往后拖,那中小企业直接融资的渠道依然有困难。

  如果中小企业发债,没有政府和市场的引导,发出来的只能是垃圾债,因为它们的信用状况很不好。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在美国,是允许地方政府发债,它们发债所获得的资金,再贷给中小企业,因为地方政府的信用比较好,发债成本比较低。我们也可以尝试允许地方政府发债,到资本市场低成本融资,然后再转贷给中小企业。或者还有一种做法,就是政府把资金直接注入担保公司或为中小型企业服务的政策性银行,这样也是对中小型企业的支持。汤敏:股权融资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比如风险投资,浙商创投就是从事这种业务的企业,由12家创始股东发起,首期资金10亿元,在新材料、新能源、环保、生物医药、IT、金融等行业寻找有核心竞争力的成长型企业进行股权投资。目前浙江登记的风险投资公司和相关中介超过30家,风险投资资本30多亿元,累计投资项目近500个,投资超20亿元。

  另外,在深圳、北京等地也有一些尝试,比如把一些小公司集合在一起来发债。比如由深圳市贸易工业局牵头,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等20家中小企业作为联合发行人,按照“统一冠名、分别负债、统一担保、集合发行”的模式发行债券。该债券为5年期固定利率债券,票面年利率为5.70%,信用级别为AAA。我们看到,这20家企业的信用级别并不是特别好,但为什么它们发行的债券有三个A呢?原因是有担保,一是相互担保,二是通过担保公司和国家开发银行进行再担保。如果这些企业垮了,担保公司给赔钱,如果连担保公司都垮了,就由国家开发银行赔钱,这样债券的风险就小了。

  还有更富创造力的方式,比如阿里巴巴创造的网络联保贷款,它是由阿里巴巴与建设银行一起推出的无抵押无担保的中小企业贷款。由3家或3家以上企业组成一个联合体,共同来申请贷款,联合体中A企业获得贷款50万元,B企业获得贷款50万元,C企业获得贷款50万元,则每家企业承担的贷款责任都是150万元。如果A企业到期无法归还贷款50万元,B、C企业需要共同替A企业归还其50万元贷款及利息。这3家企业可能是非常亲密的合作伙伴,或者是上下游的供应商等重要的关联关系,由此实现互相之间的信用担保。

  冯兴元: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还有一个途径是建立投资公司,现在我们国家对于设立投资公司有严格的限制,实际上允许设立投资公司有利于拓宽中小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很多地方性的投资公司,本来就是由地方大企业建的,他们对当地的中小企业很熟悉,这样风险也比较容易控制。而且投资公司的钱都是股东的,风险也是它们的。

  《21世纪》:在信贷收紧的背景下,民间金融的现状如何?它在中小企业融资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冯兴元:正规金融的信贷规模控制越紧,民间借贷的重要性就越明显。从现在的情况看,民间借贷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最后一个稳定器,民间借贷变成了企业的最后贷款人。中小企业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资金链断裂,很多企业自有资金有限,需要借入资金,银行贷款的限制多,会导致很多企业———尤其是有问题的、经营困难的企业———大量借入民间资金。由于现在银行利率在提高(还要算上中介费用等),民间借贷利率也跟着上涨,以宁波为例,原来民间放贷是1.5分月息,现在则变成了3分利,据说台州那边部分有担保和抵押的民间借贷月息已经到6分利,没有担保抵押的达8分利。即使利率很高,中小企业也不得不借入民间资金,因为对于它们而言,生存是第一位的,至于以后撑不撑得住,那是另外一回事。这既增大了企业经营的压力,也增加了道德风险(借款企业明知很可能还不了还借款)和逆向选择(风险越大、业绩越差的企业越希望得到民间贷款的支持),比如有的企业可能经营不下去了,却假装经营得很好,然后去申请民间借贷。而民间借贷也伴随着风险的加大,利率越来越高。

  企业由于有倒闭的风险,才要咬紧牙关向民间金融机构借钱;但民间金融的利息很高,企业亏损、倒闭的风险就会增大,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现在中小企业的经营环境在恶化,他们的资金链已经绷得很紧了,今年上半年全国有6.7万家规模以上中小企业倒闭,规模以下的企业更是不计其数。很多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在华东和华南沿海地区是没有注册的小作坊,停工停业非常普遍。

  一般来说,民间金融风险再大,也是个体风险,而不是系统风险。但是,现在民间金融和正规金融存在着联动,很多民间金融的钱,实际上是从正规金融机构里流出的。比如,你在信用社存款10万元,再跟信用社合作,信用社把存款作为质押,悄悄放出贷款,这样民间资金就直接转给了某个企业。这种情况是比较多的,这种贷款既可以说是金融机构的钱,也可以说是民间金融的钱。委托贷款更是堂而皇之,只要做黑白两本账就能转贷民间资金。

  而且,很多大中型企业会给小企业的银行贷款或者民间借贷担保,小企业一旦倒闭,这些大企业也会被牵扯进去。如果总体环境继续恶化,出现更大面积的企业倒闭,就会产生很严重的系统风险,从而把民间借贷乃至整个金融部门都牵扯进去。

 

宏观政策:重在建立公平市场制度

  宏观调控在下半年做一些微调,已经势在必行。如果货币政策放松,一定要真正惠及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

  《21世纪》:从央行最近的政策动向来看,对于信贷的控制开始放松,并且重点针对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这样的政策是否会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压力?

  冯兴元:因为很多中小企业面临严峻的资金链断裂问题,面向中小企业的宏观调控政策将比此前更具灵活性,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做出大的调整。根据最新的信息,人民银行已同意调增2008年度商业银行信贷规模。鉴于小企业融资的主力银行主要是地方金融机构,本次调增采用“区别对待”的方式,对全国性商业银行在原有信贷规模基础上调增5%,对地方性商业银行调增10%。不过,到底新增额度在何种程度上向中小企业倾斜,仍然是个问题,银行一向都有挑选信用较好、实力较强的较大型、较优质企业作为放贷对象并发放较大额度贷款的偏好,因为一笔贷款的额度越大,分摊在每一元贷款上的管理成本就越小。

  魏加宁:通过放松银根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可能惠及不到中小企业,而且可能带来通货膨胀。依靠放松货币政策、稳定人民币汇率,是不能解决中小企业的生存困境的。即使放松货币,中小企业融资照样有困难;即使稳定了汇率,现在美国经济往下走,外部需求减少,对企业的帮助也不大。

  我们现在的货币政策以数量控制为主,而不是利用价格机制,这似乎是为了维持低利率,不给企业增加成本。但是企业贷款不是成本高低的问题,而是根本拿不到钱,不得已转到地下金融去借高利贷。我主张用价格型的宏观调控方法替代数量型控制,用调高利率的办法取代贷款总量控制。这样,中小企业不至于贷高利贷,融资成本会降下来。

  汤敏:宏观调控在下半年要做一些微调,看来已经势在必行。如果货币政策有所放宽的话,一定要真正惠及小企业和微型企业。信贷规模总量上的增加,并不能够保证增加的额度会落到小企业和微型企业身上。去年以来的实践已经证明,如果完全让银行自主决定的话,很难保证这些钱会到小企业和微型企业那里。因此,宏观调控就有必要加强对商业银行的窗口指导与监督,要有强有力的措施,确保小企业和微型企业得到合理的贷款总额,加大市场对有效率的小企业和微型企业的融资贷款力度。

  当然,想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还是要加大改革力度,建立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服务体系。

  《21世纪》:鉴于中小企业经营成本的上升,是否可以在财税政策方面对它们进行支持?

  魏加宁:宏观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搭配,一共有四种组合。现在是紧得过头了,出现增长速度过快下滑的问题,还可能导致内需不足,所以“双紧”是不可行的。“双松”肯定也不行,过去有这方面的教训。1980年代的“双松”最后导致了高通胀。“松货币、紧财政”显然也是不行的,货币政策松的话,通货膨胀会很高,现在财政收入那么高,想紧可能紧不住。

  理想的组合应该是“紧货币,松财政”,我们现在应当采用里根时期克服滞胀的办法。财政政策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为中小企业提供政策性融资,往担保公司里注资等等。税收方面总的方向是减税,一是增值税转型,二就是取消利息税,三是下调企业所得税,这些都是现在可以讨论的事情。

  冯兴元:为什么现在投资会这么高?可能是跟财政支出没压下来有关,现在的财政政策其实是很宽松的,一方面存在通货膨胀,另一方面财政却在大手大脚花钱。我认为我们有必要控制财政支出。

  现在很多学者提出减税是个好办法,如调整出口退税政策,但这实际上是与市场经济原则相违背的,它给了那些本来就没有竞争力、全靠出口退税的企业负面的激励。当然,总体上减税是必要的,因为我国政府的支出规模目前已经非常大。减税最好与紧缩财政支出相结合。否则财政部门会借入大量债务来维持计划中的支出规模。

  汤敏:我们应该考虑制定一部《中小企业法》,来明确理顺中小企业的管理机制和各级政府的责任,以及社会各方面的责任,规范与中小企业相关的各项基金管理体系。同时,各地应制定《中小企业法实施细则》,建立与调整相关配套的法规、规章和政策。

  在发达国家,中小企业的所得税率一般不及大企业的一半,而我国对中小企业的税收减免力度远小于这一水平。而且,对中小企业可采取加速折旧、放宽费用列支标准、设备投资抵免、再投资退税等多种税收优惠形式。此外,还应该允许个人独资和合伙中小企业在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之间进行选择,避免重复课税。当然,财政政策要本着公平的原则,对所有中小企业一视同仁,这样才有利于公平的市场秩序的建立。

多种方式建立面向中小企业的贷款机构

  可以允许一些优秀的担保公司升级成银行,可以成立城市中小企业贷款公司,可以收编一些地下金融机构,可以由商会等机构举办一些互助基金。

  《21世纪》:中小银行应该是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的主要金融机构,但中小银行的发展状况一直不是很好,原因是什么?如何建立服务于中小企业的金融机构?

  汤敏:如果中国所有的银行体系还是以国有银行为主、外资银行为辅,对中小企业融资将会长期不利,中国需要一大批以中小企业融资为主要业务、以社区为业务范围的中小金融机构。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措施,促进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

  首先,可以允许一些优秀的贷款担保公司升级成银行。所谓担保公司,是指个人或企业在向银行贷款时,银行为了降低风险,不直接放款给个人或企业,需要贷款人找到第三方(担保公司)提供信用担保。担保公司会根据银行的要求,让贷款人出具相关的资质证明,它们进行审核之后,将这些资料交到银行,银行复核后放款,担保公司收取服务费用。

  担保公司在中国已经有接近十年的历史,1999年第一批担保公司成立,到现在已经有几千家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各地都涌现出一些成长很快、经营较好、理赔率很低的担保公司。例如深圳的中科智担保公司,从5000万投资起家,现在已经成为有30亿元资产、累计担保贷款达700亿人民币、在十几个省市都开办了分公司的全国最大担保公司,亚洲开发银行、花旗银行、凯雷公司、通用电气公司等都陆续参股。同样比较成功的还有广州的银达担保、北京中关村担保等。

  这些担保公司都有着近十年的成功运营经验,基本上已经具备了作为中小企业银行的核心竞争力,与银行相比,它们只是缺一个存款的业务。因此,现在把一些表现优秀的担保公司升级为银行,非常可行。

  把其中优质的担保公司升级为中小银行,不会增加国家的金融风险。它们已经有近十年经营经验,被市场证明能够运行良好,甚至比一些银行做得还好,让它们升级为中小银行,比凭空地新建一些银行,风险应该小得多,成功的几率大得多。

  现在有几千家担保公司,有的做得好,有的做得不好,一旦做得好的担保公司可以升格为银行,这必将给信用担保业极大的激励,更多的资金会注入这一行业,更多更好的担保公司就会出现。这就如同设立股市中的中小板市场一样,不可能每个公司都能上市,但只要有一部分公司能上市,就给其他公司一个榜样,会促使更多的公司朝着公开、透明、高效的方向而努力。其次,可以成立城市中小企业贷款公司,专为中小企业甚至微型企业提供贷款。什么是贷款公司呢?贷款公司是只提供贷款不吸收存款,投资者用自己的钱贷给中小企业,通过收取利息获得回报。因为贷款公司不吸收存款,因此对于国家与社会来说没有很大风险。万一贷款出现问题,只是股东的资本金损失。目前农村的小额贷款公司的平均利率大概在18%-22%之间,绝大多数都做得非常好,不良贷款率非常低,利润也都不错。但是小额贷款公司的模式是为农村贷款服务的,按规定只能在县域里做,规模及业务范围都不适用于城市的中小企业贷款。

  我们可以考虑出台新的政策,允许成立城市中小企业贷款公司,放宽准入的条件。运营几年之后,可以允许其中表现优秀的贷款公司接受大银行的批发贷款,甚至可以升级为中小企业银行,给中小企业贷款公司一个长期发展的出路,这样就能吸引很多民间资金投入到中小企业贷款上来,把大量非法的民间集资与高利贷活动纳入正常的金融渠道。

  魏加宁:从体制上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政府也可以发挥一些作用。

  首先,可以建立为中小企业服务的政策性银行。我们现在有三家政策性银行,唯独缺少了为中小企业服务的政策性银行。这种政策性银行不仅可以由中央政府组建,也可以由地方政府组建,日本就有很多为中小企业服务的各种金库。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一批为中小企业服务的政策性银行,并通过财政政策的支持,成立担保公司,为中小企业的贷款提供担保。

  其次,可以通过金融政策的调整,把地下金融机构收编,成立中小型贷款公司。同时放宽对民营银行准入限制,允许注册、成立一些中小金融机构。

  冯兴元:从过去的改革进程看,民间金融基本没有推进,只是增加了一些正规金融或准正规金融机构的准入试点,这些试点都是需要经过审批的,但我认为,准正规金融机构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完全可以采取核准制。如去年央行同意扩大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小额贷款公司采取只贷不存的运作模式,风险由投资者自己承担,为什么不能直接采取核准制,还要继续通过试点来控制速度?这是没有道理的。

  从现有的试点情况看,所有的金融机构都愿意发放规模较大的贷款,小额贷款公司也是一样,他们更倾向于投放金额较大、利息较高的贷款。即便如此,对小额贷款公司的市场化运作也没有什么可以指摘的,反而应该鼓励。目前有些商会办了一些互助基金,当企业会员要先归还银行贷款再续借贷款时,互助基金可以借给企业会员一笔利息较低的周转资金,比如浙江省宁海县跃龙街道商会互助基金会,它运作得很好,一年累计可为企业提供上亿元周转资金,几年前就受到了中央银行的肯定。这种做法应大加鼓励和推广。

 

拓宽中小企业的间接融资渠道

  关键在于建立多种形式的担保、抵押形式,可以让中小企业联合起来相互担保,也可以通过担保公司和政府进行再担保。

  《21世纪》:除了贷款这种间接融资渠道之外,是否也可以在直接融资渠道方面进行创新,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便利?

  魏加宁:我们错过了推出创业板的最佳时机。前几年股市比较好的时候,推出创业板可以为中小企业提供一个新的融资渠道,同时还可以分流一部分A股的资金,减轻A股市场的泡沫。今年再推出创业板就两难了,不推的话,中小企业融资难,缺少直接融资的渠道;而推出创业板,又可能使得A股市场雪上加霜。

  现在要在两难之间进行权衡,是保A股市场,还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假如认为后者更重要,那么即使A股市场在跌,也要推创业板;如果现在A股市场已经承受不了,那就干脆保A股市场,将创业板暂时往后拖,那中小企业直接融资的渠道依然有困难。

  如果中小企业发债,没有政府和市场的引导,发出来的只能是垃圾债,因为它们的信用状况很不好。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在美国,是允许地方政府发债,它们发债所获得的资金,再贷给中小企业,因为地方政府的信用比较好,发债成本比较低。我们也可以尝试允许地方政府发债,到资本市场低成本融资,然后再转贷给中小企业。或者还有一种做法,就是政府把资金直接注入担保公司或为中小型企业服务的政策性银行,这样也是对中小型企业的支持。汤敏:股权融资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比如风险投资,浙商创投就是从事这种业务的企业,由12家创始股东发起,首期资金10亿元,在新材料、新能源、环保、生物医药、IT、金融等行业寻找有核心竞争力的成长型企业进行股权投资。目前浙江登记的风险投资公司和相关中介超过30家,风险投资资本30多亿元,累计投资项目近500个,投资超20亿元。

  另外,在深圳、北京等地也有一些尝试,比如把一些小公司集合在一起来发债。比如由深圳市贸易工业局牵头,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等20家中小企业作为联合发行人,按照“统一冠名、分别负债、统一担保、集合发行”的模式发行债券。该债券为5年期固定利率债券,票面年利率为5.70%,信用级别为AAA。我们看到,这20家企业的信用级别并不是特别好,但为什么它们发行的债券有三个A呢?原因是有担保,一是相互担保,二是通过担保公司和国家开发银行进行再担保。如果这些企业垮了,担保公司给赔钱,如果连担保公司都垮了,就由国家开发银行赔钱,这样债券的风险就小了。

  还有更富创造力的方式,比如阿里巴巴创造的网络联保贷款,它是由阿里巴巴与建设银行一起推出的无抵押无担保的中小企业贷款。由3家或3家以上企业组成一个联合体,共同来申请贷款,联合体中A企业获得贷款50万元,B企业获得贷款50万元,C企业获得贷款50万元,则每家企业承担的贷款责任都是150万元。如果A企业到期无法归还贷款50万元,B、C企业需要共同替A企业归还其50万元贷款及利息。这3家企业可能是非常亲密的合作伙伴,或者是上下游的供应商等重要的关联关系,由此实现互相之间的信用担保。

  冯兴元: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还有一个途径是建立投资公司,现在我们国家对于设立投资公司有严格的限制,实际上允许设立投资公司有利于拓宽中小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很多地方性的投资公司,本来就是由地方大企业建的,他们对当地的中小企业很熟悉,这样风险也比较容易控制。而且投资公司的钱都是股东的,风险也是它们的。

  《21世纪》:在信贷收紧的背景下,民间金融的现状如何?它在中小企业融资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冯兴元:正规金融的信贷规模控制越紧,民间借贷的重要性就越明显。从现在的情况看,民间借贷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最后一个稳定器,民间借贷变成了企业的最后贷款人。中小企业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资金链断裂,很多企业自有资金有限,需要借入资金,银行贷款的限制多,会导致很多企业———尤其是有问题的、经营困难的企业———大量借入民间资金。由于现在银行利率在提高(还要算上中介费用等),民间借贷利率也跟着上涨,以宁波为例,原来民间放贷是1.5分月息,现在则变成了3分利,据说台州那边部分有担保和抵押的民间借贷月息已经到6分利,没有担保抵押的达8分利。即使利率很高,中小企业也不得不借入民间资金,因为对于它们而言,生存是第一位的,至于以后撑不撑得住,那是另外一回事。这既增大了企业经营的压力,也增加了道德风险(借款企业明知很可能还不了还借款)和逆向选择(风险越大、业绩越差的企业越希望得到民间贷款的支持),比如有的企业可能经营不下去了,却假装经营得很好,然后去申请民间借贷。而民间借贷也伴随着风险的加大,利率越来越高。

  企业由于有倒闭的风险,才要咬紧牙关向民间金融机构借钱;但民间金融的利息很高,企业亏损、倒闭的风险就会增大,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现在中小企业的经营环境在恶化,他们的资金链已经绷得很紧了,今年上半年全国有6.7万家规模以上中小企业倒闭,规模以下的企业更是不计其数。很多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在华东和华南沿海地区是没有注册的小作坊,停工停业非常普遍。

  一般来说,民间金融风险再大,也是个体风险,而不是系统风险。但是,现在民间金融和正规金融存在着联动,很多民间金融的钱,实际上是从正规金融机构里流出的。比如,你在信用社存款10万元,再跟信用社合作,信用社把存款作为质押,悄悄放出贷款,这样民间资金就直接转给了某个企业。这种情况是比较多的,这种贷款既可以说是金融机构的钱,也可以说是民间金融的钱。委托贷款更是堂而皇之,只要做黑白两本账就能转贷民间资金。

  而且,很多大中型企业会给小企业的银行贷款或者民间借贷担保,小企业一旦倒闭,这些大企业也会被牵扯进去。如果总体环境继续恶化,出现更大面积的企业倒闭,就会产生很严重的系统风险,从而把民间借贷乃至整个金融部门都牵扯进去。

 

宏观政策:重在建立公平市场制度

  宏观调控在下半年做一些微调,已经势在必行。如果货币政策放松,一定要真正惠及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

  《21世纪》:从央行最近的政策动向来看,对于信贷的控制开始放松,并且重点针对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这样的政策是否会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压力?

  冯兴元:因为很多中小企业面临严峻的资金链断裂问题,面向中小企业的宏观调控政策将比此前更具灵活性,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做出大的调整。根据最新的信息,人民银行已同意调增2008年度商业银行信贷规模。鉴于小企业融资的主力银行主要是地方金融机构,本次调增采用“区别对待”的方式,对全国性商业银行在原有信贷规模基础上调增5%,对地方性商业银行调增10%。不过,到底新增额度在何种程度上向中小企业倾斜,仍然是个问题,银行一向都有挑选信用较好、实力较强的较大型、较优质企业作为放贷对象并发放较大额度贷款的偏好,因为一笔贷款的额度越大,分摊在每一元贷款上的管理成本就越小。

  魏加宁:通过放松银根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可能惠及不到中小企业,而且可能带来通货膨胀。依靠放松货币政策、稳定人民币汇率,是不能解决中小企业的生存困境的。即使放松货币,中小企业融资照样有困难;即使稳定了汇率,现在美国经济往下走,外部需求减少,对企业的帮助也不大。

  我们现在的货币政策以数量控制为主,而不是利用价格机制,这似乎是为了维持低利率,不给企业增加成本。但是企业贷款不是成本高低的问题,而是根本拿不到钱,不得已转到地下金融去借高利贷。我主张用价格型的宏观调控方法替代数量型控制,用调高利率的办法取代贷款总量控制。这样,中小企业不至于贷高利贷,融资成本会降下来。

  汤敏:宏观调控在下半年要做一些微调,看来已经势在必行。如果货币政策有所放宽的话,一定要真正惠及小企业和微型企业。信贷规模总量上的增加,并不能够保证增加的额度会落到小企业和微型企业身上。去年以来的实践已经证明,如果完全让银行自主决定的话,很难保证这些钱会到小企业和微型企业那里。因此,宏观调控就有必要加强对商业银行的窗口指导与监督,要有强有力的措施,确保小企业和微型企业得到合理的贷款总额,加大市场对有效率的小企业和微型企业的融资贷款力度。

  当然,想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还是要加大改革力度,建立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服务体系。

  《21世纪》:鉴于中小企业经营成本的上升,是否可以在财税政策方面对它们进行支持?

  魏加宁:宏观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搭配,一共有四种组合。现在是紧得过头了,出现增长速度过快下滑的问题,还可能导致内需不足,所以“双紧”是不可行的。“双松”肯定也不行,过去有这方面的教训。1980年代的“双松”最后导致了高通胀。“松货币、紧财政”显然也是不行的,货币政策松的话,通货膨胀会很高,现在财政收入那么高,想紧可能紧不住。

  理想的组合应该是“紧货币,松财政”,我们现在应当采用里根时期克服滞胀的办法。财政政策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为中小企业提供政策性融资,往担保公司里注资等等。税收方面总的方向是减税,一是增值税转型,二就是取消利息税,三是下调企业所得税,这些都是现在可以讨论的事情。

  冯兴元:为什么现在投资会这么高?可能是跟财政支出没压下来有关,现在的财政政策其实是很宽松的,一方面存在通货膨胀,另一方面财政却在大手大脚花钱。我认为我们有必要控制财政支出。

  现在很多学者提出减税是个好办法,如调整出口退税政策,但这实际上是与市场经济原则相违背的,它给了那些本来就没有竞争力、全靠出口退税的企业负面的激励。当然,总体上减税是必要的,因为我国政府的支出规模目前已经非常大。减税最好与紧缩财政支出相结合。否则财政部门会借入大量债务来维持计划中的支出规模。

  汤敏:我们应该考虑制定一部《中小企业法》,来明确理顺中小企业的管理机制和各级政府的责任,以及社会各方面的责任,规范与中小企业相关的各项基金管理体系。同时,各地应制定《中小企业法实施细则》,建立与调整相关配套的法规、规章和政策。

  在发达国家,中小企业的所得税率一般不及大企业的一半,而我国对中小企业的税收减免力度远小于这一水平。而且,对中小企业可采取加速折旧、放宽费用列支标准、设备投资抵免、再投资退税等多种税收优惠形式。此外,还应该允许个人独资和合伙中小企业在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之间进行选择,避免重复课税。当然,财政政策要本着公平的原则,对所有中小企业一视同仁,这样才有利于公平的市场秩序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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