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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浪潮:体制改革助推新工业化
——专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
叶一剑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 2008-08-18 ] 共有0条点评
  北京奥运的盛大开幕,让更多的人得以近距离体验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奇迹。成就该传奇的发展逻辑也正在成为国内外学界的讨论热点,其中中国工业化的发展逻辑无疑是考察这一进程的最重要线索。
  
  北京奥运的盛大开幕,让更多的人得以近距离体验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奇迹。成就该传奇的发展逻辑也正在成为国内外学界的讨论热点,其中中国工业化的发展逻辑无疑是考察这一进程的最重要线索。
    
  这也是冯飞选择的考察线索。冯现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
    
  在7月25日召开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纪念改革开放30年理论研讨会上,冯飞发表了最新研究成果《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
    
  在他看来,中国30年来的工业化进程,是将现行工业化国家的发展经验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借助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形成了具有一定比较优势、规模庞大的工业体系。
    
  而且,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针对工业化提出的三次指导思想和发展战略转变,都因为恰逢国家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目标的确立和推进,使得战略转变迅速转化为现实的工业生产力。
    
  在对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进程进行定量和定性的考察后,冯飞发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实现了有效率的增长,而非长期以来被认为的更多地依靠廉价劳动力和投资来推动的——经济体制变革对中国工业化实现有效率的增长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如今,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正面临新的转型压力,在此背景下,冯飞建言,我国亟待掀起经济体制的第二次改革浪潮,所涉改革领域直指要素价格和能源价格形成机制、政府转型、财税制度、技术创新体制形成、破除垄断等领域。
    
  早在2006年12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冯飞就“关于我国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进行了主题发言。日前,本报对其进行了专访,是为“国家智囊”系列访谈之三。
    
  “重工业优先”积弊
      
  《21世纪》:我们注意到,作为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回顾和总结,您刚完成了题为《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的专题研究,我们应该怎样理解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工业化进程?所谓“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的“特色”体现在哪些方面?
    
  冯飞: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第二产业增加值由1978年的0.17万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12.14万亿,年均增长11.4%,整个工业增加值首次跃上了10万亿元的新台阶,居世界第三位。从总量上来看,我们发展速度很快。
    
  同时,由于我们是一个大国,占世界人口的比例接近23%。全球60多亿的人口中,主要工业国的人口总额仅7亿,所占比例不足12%。而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走向工业化,应该说在人类经济发展史上创造了一个非常辉煌的篇章。
    
  所谓“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概括来讲,是将现行工业化国家的发展经验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借助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形成了具有一定比较优势、规模庞大的工业体系。
    
  具体而言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看:在需求上,不断挖掘和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形成增长迅速、持续升级的需求市场;在供给上,充分利用和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低成本等生产要素优势,形成工业的竞争优势;在体制方面,从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企业微观制度两个层面,持续推进和深化改革和体制创新;在对外开放方面,从兴办经济特区利用政策优势吸引外资,到利用超大规模市场和劳动力优势,抓住经济全球化推动下的产业转移历史机遇,形成开放型的经济和工业体系。
    
  应该说,这四个方面相互作用、相互关联,共同构成了中国工业经济的综合优势和鲜明特点。
    
  《21世纪》:那么,中国改革开放30年间,工业化的指导思想和发展战略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冯飞:在我看来,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化进程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其中又是以工业化指导思想和发展战略的调整为发端。
    
  当然,为了说明工业化指导思想的调整,有必要对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前期的情况做一简要的回顾。
    
  建国以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并没有沿用其他国家一般采用的轻纺工业起步的模式,而是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为了尽快实现“赶超”目标,在经济制度上,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创建了大量的国有企业,以保证能够通过高积累的方式集中大量建设资金,进行大规模的重化工业投资和建设。工业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迅速延伸到整个经济体系,从而形成了在中国执行了30年的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优先发展重化工业战略、与国际经济较少联系的封闭状态,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
    
  在此工业化思路的指导下,尽管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但缺陷和失误也是明显的。重工业增长的自我服务和自我循环的局面,导致了“重工业重,轻工业轻”的结构性缺陷,消费品严重短缺,消费需求受到抑制,整个经济表现出“高积累、低消费、低效率”的特征。工业与一、三次产业之间,轻重工业之间,积累与消费之间的关系极不协调,资源配置和结构状况存在明显缺陷。从而使得国民经济增长处在严重波动的状态,国民经济因结构矛盾而缺少稳定、持续的增长能力。
    
  工业化进程的三个阶段
      
  《21世纪》:这些是1978年国家做出新的工业化指导思想和发展战略调整的背景,也是原因。
    
  冯飞:对。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确立了消费导向型的工业化战略,进行结构纠偏、轻重工业均衡化调整,全面展开经济体制改革,突出增量改革。这一过程一直延续到1991年。这一时期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进程的第一个阶段。
    
  这次工业化战略和产业的调整,是在对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大背景下展开的,中国工业化的实现方式从此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些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供给方面,逐步对经济体制实行市场化改革,资源配置的方式逐渐由市场替代计划,逐步形成建立在市场经济体制基础上的增长机制和结构纠偏的机制;二是在需求方面,由“重积累、轻消费”转变到释放消费能力和鼓励消费,实行需求导向型的工业化战略。逐步形成由消费以及消费结构的升级带动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新格局,实现供给与需求的良性互动。
    
  《21世纪》:这一工业化指导思想和发展战略的调整,在具体政策选择上是如何体现的?
    
  冯飞:自1980年起,国家对轻工业实行了“六个优先”政策,这是实行消费导向型工业化战略的开端。不久,重工业自我循环的格局被初步打破,长期受到压抑的消费需求突然被释放出来,成为工业化的巨大牵引力。1980年代初中期出现了纺织工业等高增长行业,城乡居民“衣食”方面的基本需求推动了这一时期的轻工业快速发展。1980年代中后期,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和消费结构呈现新变化,消费结构向“用”的领域升级,出现了家用电器等耐用消费品的一致性倾向,这强烈刺激了1980年代中期以后家电产业的投资和快速发展。
    
  而且,1984年进行的微观环节放权让利式改革,改进了企业内部的激励机制,资源配置的方式由计划转向市场。在资源配置新机制下,过去受到传统战略压制的轻纺工业,在市场需求、价格弹性的强烈刺激下,推动了非国有经济更多的进入到这些领域,因此,重工业比重过高的扭曲结构,主要是通过非国有经济的进入而得以调整的。
    
  《21世纪》:工业化第二阶段表现出怎样的特征?进行了怎样的指导思想和战略的调整?
    
  冯飞:始于1992年的第二阶段的工业化,在我看来,其主要特征是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工业化表现出中前期的阶段性特征,并告别了短缺经济。在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进展,在于着重解决工业化的发展机制问题,经过比较大力度的改革,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今后工业化的快速、持续发展奠定了体制基础。
    
  《21世纪》:你指的是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吧。
    
  冯飞:对,围绕这一改革目标的提出,1992年以后,我国在价格、财税、金融、投资体制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有些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价格改革以取消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实行单一的市场价格以及不断放开竞争性商品价格为重点推进改革;财税改革是建立了以中央和地方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预算管理体制,以及形成了以增值税为核心的新型流转税体系;金融改革则建立了中央银行、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的现代金融体制框架。此外,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等方面也取得明显进展。在此阶段,初步建立了现代宏观经济管理体制框架和现代市场体系。
  
  《21世纪》:在这一阶段,我国的工业体系本身表现出怎样的阶段性特征,您的表述是“中前期的阶段性特征”,具体怎么理解?
    
  冯飞:轻工业在1980年代经历了快速增长之后,再次出现能源、交通、原材料等领域的瓶颈制约,1992年之后工业增长明显转向以重工业为主导的格局。
    
  《21世纪》:为什么会是这一年?此后的工业化阶段又表现怎样的特征?体现着怎样的发展思路的调整?
    
  冯飞: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新型工业化的指导思想,内涵包括要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之路。此后又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这就意味着,工业化战略调整到重视技术创新上来,依靠市场拉动与技术推动两种力量推进中国的工业化,逐步清晰了新时期采取“创新导向型”和“消费导向型”相结合的工业化发展战略。《21世纪》:这一战略调整在当时工业发展阶段下是否具有充分的必然性?或者说,这种调整,是基于发展趋势的判断,还是基于现实的压力?
    
  冯飞:两者都有吧。现在回过头来看,2002年以来,是工业化的第三阶段,中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高增长周期,并显现出重化工业加速发展的特征,由此判断我国的工业化开始进入中后期阶段。重化工业加速发展的内在机理,仍然是消费结构的升级和城市化的加快发展,延续了改革开放以来消费导向型的增长机理。只是在两个方面与以往有所不同,一是消费结构升级的方向集中在“住行”等方面,二是数万、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消费规模,对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发展的拉动面以及拉动强度比以往大得多。
    
  而且,值得注意的现实,我国工业化中后期的特点,不仅是重化工业出现加速增长,而且,电子信息等高新技术产业也获得高速增长,并在工业增加值中居行业首位。这表明中国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与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当时情况有所不同,具有信息社会背景下跨越式发展的鲜明特征。
    
  而在2002年之前,经济增长主要靠工业拉动,而工业增长主要靠重化工业拉动的增长机理,在实现工业快速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物质消耗的急剧增加,“十五”期间能源等物质消耗的增长速度超过GDP的增长速度,资源环境的压力不断增大。作为人口超大、资源有限的发展中大国,亟待摆脱传统工业化的发展模式,走出一条资源环境约束加强条件下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所以,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过程的观察可以发现,工业化的指导思想,出现了由抑制消费到消费导向,以及由单纯消费导向与创新导向相结合的变化,出现了工业化战略的两次重大调整,反映了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发展条件下,工业化思路调整的脉络。尽管这些调整并不是预先设计的,与整体改革一样具有“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性质,在改革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争议,但事后总结,却可以发现清晰的逻辑。
    
  亟待经济体制的二次改革
      
  《21世纪》:根据你的研究,这一被您形容为“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所成就的工业增长,是一种高效的增长吗?
    
  冯飞:在我们的研究课题中,对这一问题是有探讨的,而且,我们还试图对我国30年来的工业增长质量做出定量评价,为此,我们引入的一个概念是“全要素生产率”。
    
  在这里,能够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的条件主要包括两个,一个是技术进步,一个是体制改革带来资源配置效率提高。
    
  我们的测算结果显示,与改革开放前相比,1979年以来第二产业(主要是工业)增长来源中重要的变化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不同,由负贡献转变为近三分之一的正贡献。这就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化实现了效率增长。
    
  但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三个阶段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进行考察的结果显示,开始于2002年的第三阶段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与前两个阶段相比明显下降。
        
  《21世纪》:这如何解释?
    
  冯飞: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波动和变化做出正确解释并非易事,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对体制转轨中的中国来讲,体制变革的影响很大,很难去定量区分技术进步与体制变革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孰大孰小。    
    
  《21世纪》:那能不能做个定性的结论呢?
    
  冯飞:按照我们的研究,从体制变革的角度看,在一般的竞争性行业,由于非国有经济成分的进入,形成了国有、民营、外资多种所有制成分相互促进、运行效率共同提高的局面,并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工业领域所有制结构的改革,改善了企业激励机制并促进企业微观绩效大幅提高,进而在宏观层面表现出了工业增长效率的提高,所以,在改革初期以及1990年代中后期等体制变革比较激烈的时期,体制改革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贡献较大。
    
  《21世纪》:那么,考虑到2002年以来全要素生产率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降低的现实,是不是可以据此认为,自2002年以来,体制变革对工业增长的正贡献率也正在降低?
    
  冯飞:2002年以来全要素生产率降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有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因素,重化工业的加速发展导致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比例增加,资本有机构成显着提高,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呈加速趋势,另一方面,在这一时期更有技术进步、效率提高不明显、投资增长过快的原因。
          
  但我认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清楚的说明,我国的工业化并没有解决发展方式粗放的问题,甚至近些年偏离了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高的正确轨道。在我们赞叹中国工业化取得高速发展奇迹的同时,要下大力量解决发展方式粗放的问题,将全要素生产率扭转到持续提高的正确方向上来。
    
  《21世纪》:如何扭转?
    
  冯飞:亟待掀起经济体制的第二次改革浪潮。如果说第一次经济体制改革(自1978年以来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解决了“发展”问题,第二次改革是要解决科学发展的问题。
    
  当前,中国的工业化,面临着生产要素成本快速上涨的新发展环境,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要实现工业化战略由“消费导向型”向“消费导向型”和“创新导向型”相结合的战略转变,需要创造新的发展环境和体制机制,在进一步推进体制改革和促进技术进步两个方面下功夫,持续提高工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中国工业化更高效率的发展,实现工业化的“二次”飞跃。
    
  《21世纪》:具体来讲,体制改革包括那些内容?
    
  冯飞:我总结了五个方面:
    
  一是进一步理顺要素价格,改革能源资源价格形成机制。价格决定了创新与模仿、节约与浪费、环保与污染的替代关系,要素价格扭曲使得企业行为、消费方式以及经济发展方式都发生扭曲,发挥价格杠杆的作用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基本方式。
    
  二是要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要从“经济性”管制为主转向“社会性”管制为主,建立以节约、环保、安全为主要内容的新兴市场注入制度,同时要加强事中和事后监管,建立符合市场经济条件的产业推出援助制度。
   
  三是要建立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导向的财政税收制度。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事权关系,稳定地方的财政来源,减少地方的投资冲动,逐步向“绿色税收制度”转型,增加能源税、环境税等新税种,改革资源税,注重对需求侧的激励作用。
    
  四是形成有利于技术创新的体制、机制。着力解决政府科技资金分散、低效的问题,集中解决好国民经济主战场急需的重大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在国家科技公关项目中要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
    
  五是深化垄断性行业改革,打破垄断、引入竞争、加强监管。
    
  完成转型的出路在制度节能
      
  《21世纪》:要实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发展转型,节能是必然选择,我们注意到,2006年,在一次政治局集体学习的安排中,您曾就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做过专题发言。对于节能路径中的结构节能、技术节能和制度节能,您有怎样的阐述,前两者似乎还好理解,后者就有点抽象了。
    
  冯飞:结构节能、技术节能和制度节能是实现节能的三个途径。比如说通过提高能源产品价格,导致老百姓少开车,进而少用油,这也就从客观上节约了能源,这就是制度节能的体现。我们可以看到,通过这一途径节能并不反映在技术进步上,也不反映在直接的产业结构变化上。只是通过提高能源产品价格,对产业结构产生间接的影响,也可能鼓励新技术采用,客观上带来节约能源的效果。
    
  结构节能的概念比较广,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包括一、二、三产业的结构调整,还有工业内部结构的调整,也包括产品结构的调整。比如,原来生产低附加值的产品,现在生产高附加值的产品,那么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的单位GDP能耗显然会下降。
    
  另外,我讲的技术节能就是纯技术进步带来的节能效果。
    
  当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三种途径对节能的贡献率是有着很大差别。
    
  比如,我们通过数据分析发现,从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到2002年,结构节能的贡献率在70%,技术节能的贡献率在30%。在这一时期,我国单位GDP的能耗每年降低4.2%。
    
  《21世纪》:这样看来我们提出“十一五”期间节能20%的目标,实现起来也许并不是很难。平均下来,每年也就是4%。
    
  冯飞:但是,从2002年开始,我国重化工业发展很快,能耗从这一年出现拐点,从最低点往上走了,主要原因就是产业结构的变化。不是像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这之间是结构趋轻了,而是结构趋重了。结构对节能不再是正贡献而是负贡献,从70%变成负贡献。这就意味这我们节能的内在机制发生变化。
    
  根据测算,按照“十一五”期间节能20%的目标,在我国GDP年均增长率7.5%的前提下,累计的节能量大概在6.4亿吨标煤。但是GDP每提高一个百分点,需要多增加节能量3000万吨标煤。GDP增速从7.5%到现在的10%多,意味着我国要实现节能目标,节能量要增加7亿多吨。新增的这一部分就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目前来看,我们对结构节能的考虑,对需求考虑不够。因为重化工业这块,有一些产品需求是可以压下来的,比如出口部分,可以通过提高关税的手段进行减少出口需求,但有些产品需求是硬性的,很难压下来。对于不同产品应该区别对待。比如说钢铁,钢厂说国内需求市场很旺盛,铁矿石涨了90%,钢铁产品的价格还能够涨,还能挣钱。关键就是针对需求没有政策落实。要从重化工业产品需求的角度来考虑结构调整。
    
  《21世纪》:对产品需求的调整,就需要价格的作用,也就是需要制度节能。
    
  冯飞:对。这是一个体系,而现在挖掘节能的最大潜力就需要从制度节能上多考虑,进行更深入的经济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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