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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开服务业: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唯一途径
中国金融40人论坛特邀研究员 张斌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 2008-09-08 ] 共有0条点评

  虽然学者和官员的发言有时候侧重遏止通胀,有时候侧重增长,但对当前问题的认识和对策上还是能够达成较多共识,形成多数派意见。这些多数派认识和对策包括:CPI在食品价格增速下滑和翘尾因素逐渐消除的作用下还会快速下降,但是考虑到PPI仍在高位,通胀依然有反弹危险,货币政策应该在保持稳定的基础上有所微调,兼顾增长目标;经济增长面临严重挑战,房地产新增投资、东部沿海的出口行业相关投资以及对外出口增速都出现大幅幅下滑,为了减轻压力,可以增加出口退税,减缓甚至停止人民币汇率升值步伐,房地产政策也需要有所调整;财政方面要未雨绸缪,减税和增加公共开支都应该做好准备,应付可能出现的严重经济下滑;推进成品油、电力等能源产品价格市场化,停止财政对此无休止的大幅补贴。

  多数派意见看似面面俱到,但仔细推敲起来不免令人担心。

管住货币:艰巨的任务

  目前最突出也最令人担心的问题是在一系列压力下,货币当局能不能管住货币。

  次贷危机在金融市场上吹响了美国实体经济调整的号角,金融市场的剧烈动荡时间比较短暂,但真实经济的下滑是一个缓慢过程,对中国出口的影响也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与此同时,原油和铁矿石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会逐渐走稳甚至回落。两种力量结合起来,意味着未来一段时间内,出口增速的下降会比较有限,但进口增速可能快速下降,贸易顺差在基数已经非常大的前提下可能再度恢复正增长。有了贸易顺差做基本面,人民币升值预期会再度强化。另外,国际投行普遍认为中国股票市场在经历了超过50%以上的下跌后,估值渐趋合理,新的投资机会即将来临。强化的人民币升值预期,再加上便宜的资产价格,投机资本流入的威胁可能再度升级。

  面临短期资本流入的冲击,货币当局是很难管好货币总量的。为什么日本、北欧、东南亚、拉美,甚至是美国等货币当局在类似的环境下都没能管好货币?热钱流入规模越大,货币当局就越难做,判断上很困难,没有合适的政策工具,也不确定政策会带来什么样的效果。

  中国也面临同样的困境。首先,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很隐蔽,在M3里体现的较多,而货币政策目标M2并没有太突出的增长;第二,2006年时还没有通胀,从增发货币到通胀要有一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滞后,出台前瞻性的政策并没有太大的把握,至少也很难把握力度是否合适;第三,在庞大的资本流入面前,紧缩性政策工具显得越来越有限,公开市场业务受到限制,提高存款准备金力度很难把握;第四,资本流入的同时往往会伴随着对风险资产价格的重新评估(比如投资银行的报告)和新兴金融工具的出现,对于股票、房地产等资产的投资预期收益会改变,风险偏好也会发生改变,这加在一起意味着对货币需求的改变,这进一步导致风险资产价格上涨和货币乘数变化,管好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增长更加困难;第五,可以想象一下,假如央行在问题显性化之前就采取对策,亦即在没有显著通胀压力的情况下加大货币紧缩的力度,比如突然大幅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这样的政策在管好货币的意义上是正确的,但很难得到政治上的广泛支持。

  今明两年货币当局想要管好货币总量可能更困难,即便热钱流入规模没有过去几年的压力那么大,但在经济增长下滑和通胀回调的背景下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措施,势必会遭到多方质疑和反对。另外,随着物价压力的下降和经济增速减缓,全社会真实货币余额增加,名义货币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关系又要发生大的变化,这进一步加大了货币当局管好货币的难度。如果再考虑到资产价格可能的变化及其对总需求的影响,问题判断起来就更加复杂。仔细想想其中的很多细节以后,你会发现不能指望货币当局在非常大的资本流入冲击下可以通过管好货币来管好需求,这不是货币当局不努力,而是这个任务实在太艰巨,艰巨到谁在这个位置上都很难做好。

扩张财政:担不起经济增长重担

  无论是减税还是扩大财政公共支出,财政方面的政策都会很受人欢迎,也应该有所作为。令人担心的是把增长的重担过多地压在财政身上,财政能否担起?过去,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出口以及出口带动的投资。在全球经济放缓和大宗商品价格高企的压力下,现在面临的根本问题是过去支撑经济增长的动力正在逐渐缺失,我们在制造业和房地产以外找不到足够多新的投资机会。财政方面可以带动一些投资,但是这种由政府主导的支出在可持续性、效率上都令人怀疑。减税和政府直接对低收入者进行补贴的效果可能要好过政府直接出面投资,但是这些措施都只能是暂时性的,持续时间长了财政也受不了,这些政策也不能从根本上发掘增长动力。

  从操作层面看,需要多大力度的财政措施才能既不引起通货膨胀,又能确保经济增长?如何应对财政收入的增速减缓和财政扩大支出之间的矛盾?财政资源如何分配,是放在投资已经严重放缓的东部还是中西部?财政支出项目如何选择?如此等等。无论如何,财政政策只能救急,但救不了根本性问题,而我们面临的问题恰恰是增长动力缺失这个根本性的问题,这不是财政扩张能够担起的重担。

  一些观点认为目前中国经济的困难是周期性的,可以凭借财政政策在最近几年内救急,等熬过了这段时间,全球经济复苏之后,中国经济又可以走上新一轮的增长,届时还可以实现10%以上的增长。如果中国是个非常小的国家,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模式或许可以较长时间地持续下去。但是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中已经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甚至是全面覆盖了很多商品的全球供应。这种情况下,上面的论断就没办法成立。因为你无法让国外需求的增长速度赶上中国出口供应的增长速度。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具备超级扩张能力的出口大国,即便全球经济复苏,外部市场也满足不了中国的胃口,提供给中国的需求空间只会越来越小。

要素价格调整孰先孰后?

  能源价格改革同样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应该把这个问题分开来看,究竟是价格本身的问题,还是价格形成机制的问题。成品油的人民币价格一定被低估了吗?美国一个汉堡对一升汽油的相对价格是2∶1,中国这个相对价格是1∶1。这样来看中国汽油的相对价格并不便宜,至少我们不能断言从相对价格角度看,中国的成品油价格一定被低估了。如果人民币汇率恢复到合理水平上,比如说升值20%-30%,中国的成品油税前价格既不比国外便宜,国内炼油企业也不会有大面积亏损。这意味着如果是单讨论价格,问题在汇率,而不是成品油价格本身。如果是谈油价的形成机制,管理当局自然应该放松价格管制,但前提是放松行业准入和建立公平竞争的环境。如果没有这个前提,政府放弃定价权的后果是让几大石油公司垄断定价,我们真是很难有把握说企业自主制定的油价会更加合理。

  这里要强调,不是不需要调整成品油、电力、水甚至是土地等一系列要素的价格。这些价格的市场化都是中国经济进步必须要做的工作。但问题的关键是在汇率价格、利率价格、能源、土地等众多要素价格扭曲的市场化进程上,是不是有一个优先次序?笔者认为,从经济稳定推进的角度看,汇率和利率应该摆在前面,一是因为这两个价格干系最大,可以纲举目张;二是这个价格搞好了才能营造一个相对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在此基础上推进其他价格改革会更加稳妥。

解决问题的关键:汇率和放松服务业管制

  实际上,当前宏观经济问题的根源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经济结构扭曲,制造业和服务业比例不协调。制造业太大的后果是国内市场无法消化,只能出口,接下来就是贸易顺差、人民币升值预期、热钱、货币泛滥和通胀。除此以外,还有贸易条件不断恶化、过度消耗能源和环境资源、以及陷入国际产业分工低端陷阱等不利影响。服务业太小的后果是消费不足,人们对医疗、教育、环境、交通、电信和金融等服务业有消费意愿,但很难获得物美价廉的供给,问题不在需求方,而在供给方。

  这里插一点关于贸易顺差的讨论。经济学理论中存在一个恒等式,即储蓄-投资=贸易余额,因此有很多国内外著名学者认为中国的贸易顺差是因为储蓄率太高,在高储蓄率面前,高投资和贸易顺差都在所难免。但储蓄=投资+贸易余额这个等式关系并没有说明一定是等式左边决定右边。就中国近阶段的情况看,恰恰是高投资和贸易顺差带来了高储蓄,而不是相反。正是中国采取的低估汇率、税收和土地优惠等种类繁多的对投资和出口的优惠政策,以及对消费不利的政策,才造成了中国投资和净出口持续增长,但消费一直相对平稳的局面。这样一来,储蓄率自然很高。对此,我们可以举个极端的例子来反证,如果中国突然停止投资、进出口和政府开支,中国消费占GDP的比重一下子会接近100%(储蓄率接近0),这难道可以说是因为储蓄下降所以投资和进出口减少吗?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打一个比方,假如有一个三口之家,原来妻子和儿子在家务农和整理家务,丈夫打猎,猎物换些钱币买家中所缺的生活用具和油盐酱醋。不管是什么原因,现在只留妻子一人在家务农和整理家务,儿子和丈夫一起外出打猎。这会发生什么呢?猎物价钱变糟糕,因为市场很小,丈夫加上儿子虽然打了更多猎物,但是买得起猎物的只有少数几个人,所以猎物价钱难保。还好,即便价钱难保,猎物和钱还是多了。

  如果原来丈夫打猎所得就足以应付家中所缺的生活用具和油盐酱醋,儿子和丈夫多挣的钱无非是存起来。现在我们把猎人一家与一个国家进行对比,打猎所得的猎物等于出口,家中所缺的生活用具和油盐酱醋等于进口,没有花出去的货币等于外汇储备,妻子务农和家务以及拿钱换来的生活用具和油盐酱醋等于消费,猎物价钱等于贸易条件。于是,当猎人的儿子不在家务农,而选择外出打猎时,我们会看到下面一系列现象:进口不变,出口增加,贸易顺差增加,外汇储备增加,消费减少(或者储蓄增加),贸易条件恶化。这些很多都是中国经济近些年的典型特征。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儿子和丈夫一起在外打工呢?从家庭内部评价体系来看,出外打工比在家里务农和干家务更有利。从国家评价体系看,做出口比在家做农业或者是服务业更有利。让出口有利可图的政策有很多:低估的汇率、无所不包的外资优惠政策、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等等;让农业和服务业比较不利的政策也有很多:种类繁多的价格管制价格(比如对大米价格和出口的管制),对行业准入的严格限制(比如医疗、卫生、通讯、交通、金融和教育等领域的限制)。

  回顾中国过去十多年的市场化发育历程,一个典型的特征是:能够用来出口或者进口替代的制造业产品领域,实现了从商品价格到企业、行业,再到国内和国际市场的整体市场化改革和开放;医疗、卫生、通讯、交通、金融和教育等诸多服务类行业市场改革举步维艰。在这样的环境下,企业自然在出口和进口替代部门,以及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国内服务业部门努力发展,在行政垄断的众多服务业部门无所作为。结果自然就是上面猎人家庭的例子。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化解上述一系列困境的办法很直观。把制造业产品与服务业的相对价格搞对,资源愿意流向服务业,这需要汇率改革(教科书定义:真实汇率是贸易品相对非贸易品的价格,接近于制造业产品相对服务业产品的价格)。人民币升值可以有效地减少中国的出口和双顺差,但在短期内,出口企业会面临较大的困难,甚至是出现大面积的倒闭。在这个意义上而言,人民币升值在改善中国经济结构的同时,对GDP增长的确可能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

  汇率升值的作用不仅在于让出口和进口替代更加无利可图,还会让服务业凸显新的发展机会。打个比方,如果人民币升值一倍,所有贸易商品的人民币价格即便下降不到一半,至少也能有很显著的下降,这意味着居民可以有更多的收入用在服务业支出上,服务业投资也会因此显得市场广阔,潜能巨大。

  仅仅增加对服务业的投资意愿还不够,人和资本要进得去才行。把服务业市场准入大门打开,资源能够流入服务业部门,这需要放开医疗、教育、环境、交通、电信和金融等部门的行业准入大门和建立公平市场竞争环境。这对于中国来说是个严峻的考验,它需要打破诸多势力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但这也是能够支撑起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唯一途径。

  不要小看服务业相关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医院、学校和公共交通等上述产业都能带动大规模的人力和资本投入。例如,一个中等规模的高质量医院涉及的投资是数亿元,而中国数以千百计的城市中普遍缺少质优价廉的医院。不仅如此,与医院同时兴起的还有制药、医疗保险、职业教育和房地产等众多产业。收益不仅在于短期,这些投资会增加人力资本和减少交易成本,最终为经济增长夯实基础。

  众所周知,服务业提供就业的能力是远远超过制造业的,而且其对环境和资源所产生的压力较小,这是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的前提。

  除此以外,还有更重要的,不要忘记了我们发展经济的目标是提高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而非不惜一切代价的发展GDP。当生活中的普通一员渴望的不再是商场里更大的彩电和更多的衣服,而是医生的笑脸、孩子更少的作业、更方便的出行和更物美价廉的金融和电信服务时,我们的经济结构就必须为这种需求变化而转型。经济不转型,我们就丧失了经济增长的初衷,汗水也不知为谁而流。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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