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拉克·奥巴马几乎是毫无悬念的当选了美国下一任总统。
在金融危机仍在肆虐，并逐步向实体经济蔓延的今天，奥巴马的当选被赋予了更多的期待。作为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位黑人总统，奥巴马面对的是大萧条以来规模最大的金融危机。实际上，由于此次危机仅仅爆发一年有余，因此我们并不知道它未来会如何演变，也不知道它是否会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金融危机。
面对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衰退和巨额的财政赤字，奥巴马需要尽一切可能去减轻经济下行的超调。而面对金融危机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传播，如何在世界范围内协调各国政府的行动，也成为了未来新政府的一大挑战。在人们对布什政府诸多批评的背后，奥巴马以“变革”为口号的竞选面对着如何细化兑现的问题。这一系列的问题，都将直接或间接地与中国经济相关。
例如，对于目前限于僵局之中的世贸多哈回合谈判，未来的奥巴马政府将采取何种态度，这关乎到国际贸易体系的未来。又如，在美国纺织业等相关利益集团的压力下，奥巴马又将如何处理中美贸易关系中的贸易逆差、就业和人民币汇率问题？再如，作为美元资产的持有大户，中国的举动或将影响到美国的利率变化和经济全局，而美国的相关政策也会直接影响到中国以美元资产为主要形式的财富变化。对此，两国恐怕都不宜做出单方面的重大决定，“利益相关者”这个词的含义对两国的决策层恐怕从来都没有现在这么清晰和重要过。
在某种意义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为所有人都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应该如何去认识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又应该如何去评价即将成为历史的布什政府？在解决燃眉之急的同时，我们应该如何为推进一些深层次的改革而有所作为？这些问题恐怕将是目前世界各国都在思考的。而如何化挑战为机遇，确保全球经济在未来数年的调整过程中，各国可以实现红利共享、成本共担的局面，将是各国决策者克服“囚徒困境”的关键，也是人类在未来继续应对全球变暖等重大问题的先行演练。为此，本报最近趁浙江大学欧洲研究中心等机构在杭州举办首届良渚论坛暨“2008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论坛”之际，对应邀参会的美国公共管理学会前主席哈维·怀特教授进行了专访，请他针对以上一些问题来谈谈自己的看法。
“布什的这八年并不成功”
《21世纪》：还有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布什就会结束其八年的执政历程。目前很多人都在指责他的种种不是，您对布什的这八年如何评价？
哈维·怀特：我个人比较喜欢里根总统，他也是一个共和党人。当里根和时任总统的卡特进行总统竞选时，里根提出衡量卡特是否应该连任的标准在于，在他任期内的四年内，美国是否变得比之前更美好。结果卡特没能继续留任白宫。那现在用什么来评价布什的这八年呢？人们可以用人均收入、政府财政赤字和股市表现等指标来衡量。但无论从哪一个指标来看，美国选民都会得出一个结论——他们的生活与8年前相比更糟了。因此可以说布什的这八年并不成功。
《21世纪》：您刚才提到，布什政府目前高昂的财政赤字，也表明了其政策的失败。但巨额的财政赤字和美国在过去八年中的两场战争有较大关系，而这些战争本身是反恐的需要，所以将财政赤字作为布什政绩不佳的证据似乎也不太合理。
哈维·怀特：战争不是巨额财政赤字的唯一原因，税收政策才是主要原因。
布什上任后向国会提交了大规模减税的政策建议，国会也通过了这一政策，这减少了国库收入的来源。但布什提倡的是均等的减税政策，实际上这对富裕阶层比较有利。你可以想一下，如果你很有钱，那么税收就应该上浮，因为你越有钱，就越应该向国家交更多的税。该减税政策看似是所有人都一样的获得了减税，但结果却造成富人交的税不增反降。政府的收入减少了，所以政府的财政赤字很大一部分是因为那些该多交税的人没有交。
《21世纪》：但布什在竞选的时候就一直在宣扬其减税政策，那当时大家为何没有意识到这种政策的可能后果呢？
哈维·怀特：从政治的角度来讲，谁在竞选中反对减税，就会给人留下一种反对存富于民的印象，这在政治游戏中等于自掘坟墓，所以民主党人也不会反对，但他们又不想给布什留有口实，因此民主党人故意“遗忘”了减税问题。而且当时共和党已经控制了国会的参、众两院，共和党的总统加上共和党的国会，共和党在竞选中已经掌握了主动，所以虽然民主党知道税收政策有问题，但他们担心反对这一政策会给布什更多的竞选优势，因为布什会对选民说：你看，民主党的主张会让你们交更多的钱。所以最后，民主党既不敢明确反对布什的税收政策，也不能支持。
布什理应承担失败责任
《21世纪》：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曾指出，最近十年美国贫富差距的扩大跟布什的减税政策有关，您怎么看这种说法？
哈维·怀特：我认为税收政策和金融监管政策共同加大了贫富差距。首先，税收政策确实对穷人有影响。
其次，现行的监管政策让金融机构拥有了较大的经营空间，包括从事各种有风险的投资。对于美国的大多数穷人而言，其主要的家庭财富就是自己的住房，但眼下的金融危机却导致这些人难以继续还贷，从而有失去住房的危险，而这会加剧本已存在的两极分化。
还有一点在于美国企业责任的缺失，例如企业虽然没有降薪，却让工人为医疗保险支付了更高比例的费用，这实际上增加了工人在这方面的花销，企业因此而节省的开支则变成了利润，可以更多的回报给股东，富人和穷人的两极分化也因此扩大。
如果从广泛的经济层面来讲，布什的经济政策的确很失败。他刚上任的时候政府财政是有盈余的，而且人均收入呈上升水平，但现在政府有巨额财政赤字，而且公众的收入在下降，所以单纯从经济上来评判，布什政府是失败的。
《21世纪》：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争论，有一些人认为近些年美国普通人收入增长的停滞，很大程度上源于全球化的影响。例如，很多制造业转移到中国等成本更为低廉的国家，印度则由于新技术的发展而承接了很多美国企业的外包业务。由于这些国家的劳动力工资普遍大幅低于美国的，因此这对美国工人，乃至中产阶级的工资增长起到了很大的抑制作用，而这不是布什政府所能左右的，您对此怎么看？
哈维·怀特：如果一个教练带领的团队失利了，只要这个失利是发生在该教练负责的时候，那么无论外部环境如何，他就应该为此负责。
2000年的时候网络股泡沫破灭，确实在科技方面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而且“9·11”袭击加剧了经济状况的恶化，但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布什当总统的阶段，所以从政治上来讲他应该为此负责。
关于你提出的全球化对美国人收入的影响，我认为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在减少美国的低端制造业就业机会的同时，应该会给美国经济相应的回报，例如在相对高收入的服务业和知识产业的就业会大幅增加。按照自由贸易的设想，美国应该成为知识产业的生产地，知识产业会成为美国的重心，然而这些没有实现。布什政府支持自由贸易和全球化，并许以好处，但美国人没有从他的承诺中得到相应的就业回报，很多美国人失业了，那布什政府理应承担责任。
全球化需要有所规制
《21世纪》：您刚才提到了布什支持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问题，我对新总统奥巴马在这方面的看法也很感兴趣。众所周知，作为全球化的受益者，中国经济在过去多年取得了快速的增长，布什政府虽然近几年的支持率比较低，但其支持自由贸易的态度却是比较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但在近几年，不但普通的美国民众对全球化和自由贸易颇有抱怨，美国政界对此的质疑声音也是日益明显，例如在此次总统竞选的过程中，奥巴马就曾说会对自由贸易有所限制，这让很多中国人担心，甚至怀疑美国以后会走上贸易保护主义的道路，您对此怎么看？
哈维·怀特：其实不只是奥巴马，整个国会在贸易问题上都有一些意见，不过没人能预测未来。这里要注意，政治舆论和实际的经济政策是有区别的，经济政策会受到内外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比如，美国是世贸组织的成员国之一，现在所有的成员国都在推动自由贸易，那美国不可能反其道而行之，这不符合规则。但是需要指出，美国反对的不是自由贸易，而是反对不公平的贸易，两者是有区别的。
《21世纪》：但您知道，自由贸易和不公平贸易的判断上有时候是缺乏明确标准的。中国人经常从美国的一些媒体上读到他们抱怨人民币汇率低估的文章，而且中美之间存在巨额的贸易顺差，美国国会过去也多次要求对中美贸易采取措施。现在共和党人麦凯恩输了，民主党人奥巴马赢了，而民主党对自由贸易的态度一直没有共和党坚定，那么奥巴马上台后是否会实行更多限制中国商品出口的政策呢？
哈维·怀特：毫无疑问麦凯恩是自由贸易主义者，但我认为奥巴马不会针对中国，而会把眼光放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交易上。现在美国经济每况愈下，全球变暖等因素所导致的日益严格的环保要求，以及对产品本身苛刻的质量要求等都在不断的提升劳动力成本。在目前的国际贸易中，商品生产主要是在拉美、亚洲和非洲等生产条件比较恶劣、福利保障缺失较为严重的国家和地区完成的。这些产品在生产后被各个企业以较高价格在美国出售，工人们得到的薪水却少得可怜。这样的国际合作分工模式会带来巨大的利润，因为劳动力成本极低。
如果各国都奉行公平贸易的原则，那么一方面可以让诸如菲律宾、中国、印尼和墨西哥等国的工人获得较高的报酬和更好的工作环境，另一方面也可以让美国工人变得更有竞争力。而且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公民也将推动劳动产品价格的提升。所以，包含公平的自由贸易理念在长远来看会让每个人都受益。换句话说，公平交易将会使外国的产业工人得到实惠。
反过来说，现在基于产品成本的销售方式必定导致工人低下的工资水平。当然，工人的工资可能较以前有所提高，但依然处于偏低的水平。因此世界上广受争议的自由贸易其实欺骗了所有的人，除了这些企业老板，因为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大赚钞票。我听说埃克森美孚公司最近宣布它们创造了公司历史上最高纪录的利润，但现在全世界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衰退，它们是怎么做到这点的？
因此，问题核心不在于亚洲工人，也不在于这些工人所处的环境，而在于整个体系的不公平，这种不公平让美国和亚洲的工人都成为了受害者。我们应该聚焦的是全球化中的企业责任。要认识到这一点需要谈判双方的协商，并最终能够达成共识。一贯奉行单边主义的美国人应该坐下来和中国人商量——我们怎样才能尽最大努力让中美双方都受益。
《21世纪》：已故的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非常质疑企业的社会责任这种说法。按照他的观点，企业最大的责任就是创造利润，回馈股东。在美国过去也有过这样的争论，例如公司的管理层或者大股东拿公司的钱去做慈善，这是否合法合理。因为这些钱本来是属于全体股东的。目前在中国，很多人都比较认同弗里德曼的观点，而且也有不少企业家认为，所谓企业的社会责任，主要就是去捐点钱，做一下慈善，您对此怎么看？
哈维·怀特：弗里德曼的观点只代表一种意见而已。美国的企业有很多种，不过企业都是由人在公共的基础上创建的，而且企业的发展本身就来自于社会，而不是凭空产生的，所以它们应该对社会有一个责任。如果企业开始剥削社会，企业行为和社会公共利益相矛盾，那这时它们已经打破了企业和社会原有的那种关系，它们违背了自己的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
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如果说企业的责任就是盈利，那么当这个企业所在的国家发生战争的时候，也许这个企业帮助敌国会更加有利可图，那这是不是意味着这个企业应该去帮助敌国呢？显然不是，就是因为公司有它的社会属性，它根源和立足于这个社会，所以它应该为国家利益着想。再举一个例子，如果一个制药公司的目标只是赚钱，那么它有可能采取某种方法让大家都得病，这样它可以卖出去更多的药。但如果这样的话，它就和它的社会契约背道而驰了，这是非常不合理的。
《21世纪》：您认为企业有社会契约，企业有自己的社会责任，但我们看到，在过去的十年中，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一方面是经济的增长和财富的增加，另一方面是贫富差距的扩大。而且在这一过程中，资本相对于劳工、非政府组织，甚至政府，都处于一个日益强势的地位，您对此如何看待？
哈维·怀特：我认为全球化确实加剧了社会契约的私有化。其实当自由贸易或者全球化日益加速的时候，我们应该对此设立一些国际通用的限制和规定。假如没有这样的一些规则和限制，那么当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或中国企业去美国发展的时候，这些跨国公司有时候就会做一些对美国和中国都不利的事情。
全球化如果不能有规可循的话，很可能每个企业都只会忠于自身的利益，只会追求利润，因此全球化需要一些安全边界和规则制度。
《21世纪》：但现在很明显的是资本没有国界，它永远只去利润最高回报最大的地方。近30年中，很多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危机都与资本的大规模外逃关系密切。那这是不是意味着全球化水平的提高，实际上对全球范围内的公共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哈维·怀特：资本不属于任何国家，但资本属于全人类。
我举一个美国的例子，然后再延伸到世界层面来谈。在我小时候，美国的南方还没有劳工合同这样的事物，而北方的费城、底特律和纽约等地都必须签订劳工合同才能雇工，因此当时大量资本及产业转移到了南方。十年后，这些公司又全都离开，去了墨西哥。资本是追逐最大利润的，但假如不对其进行监管，它也会产生不良后果。
后来，美国人开始产生全球化的需求，因为他们总想要更好的回报。不过需要区别的是到底什么在驱使资本流动。例如，资本从美国流向亚洲的原因是当地劳动力价格低廉，而且相关保障很不健全。这样的跨国资本转移只是基于短期的利益诱惑，从某些方面说，他们提供资本、获取暴利，过一段时间又转向别的地方，我认为这就是所谓的剥削。所以，世界各国应该保护世界范围内的工人，不仅仅是美国的工人，因为十年后可能就轮到中国步美国的后尘了，那时候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或者非洲等都可以给资本提供更可观的回报。
因此，我建议政府或政策制定者要商讨制定一个关于资本转移的政策或规定，使资本能够获得合理的回报，同时又对所有工人和国家都很公平。还是那句话，因为资本属于全人类，所以人类有权利规范资本的流动。
另外，目前的金融危机也是源于一些跨国金融企业的不负责任，它们做的投资交易只是基于企业自身的利益考虑，但最终却造成了全球的危机。
《21世纪》：您认为我们要反思过去数年的全球化，要对资本加以限制，但布什政府对此实行的却是一种自由放任的态度，那您认为奥巴马的上台是否意味着布什的那些政策的终结，或者至少是大规模的改革的呢？
哈维·怀特：首先，奥巴马不会彻底改变布什之前的政策。
我前面讲的是一个长期的目标，不是四年、八年就能够做到的，所以奥巴马在任期内也不能达到这样一个长期目标。我认为奥巴马会做的是与世界各国的领导人一起讨论，怎样能够建立一个公平的贸易环境。他不会单方面的做一些决定，因为他知道这需要与各国合作，在这里面，中国是美国最亲密的合作伙伴之一，奥巴马可以做一个单方面的决定，这没有问题，但这可能会对美国造成很大伤害。因此奥巴马最起码会坐下来进行探讨和谈判，以此决定怎样做会有利于达成一个公平的全球贸易体系。
另外我要强调，运行良好的美国经济对中国有利；同样，健康发展的中国经济也有利于美国，所以我们的目标是如何确保这样的双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