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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结构调整到底调什么?
柴青山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 2008-11-10 ] 共有0条点评
  最近两年,关于调整经济结构的观点经常见诸报端,已经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但结构调整到底调什么,说法却五花八门。

  有人说我国应改变内外经济失衡的状态,用人民币升值和减少退税的政策来挤压出口企业,以此来改变过分依赖外需的经济结构;有人根据机电产品及高科技产品的出口比重上升的事实,认为产业结构调整已经取得重要进展;还有些人主张限制投资增长速度,限制高耗能产业的发展,并着力提高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这些观点有一部分是对的,但有一些难免有脱离实际或生搬硬套之嫌。

  经济结构调整到底调些什么好,确实值得好好研究。

  遏制出口没必要,刺激内需是核心

  当前我国经济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内需不足,储蓄率偏高,内外关系严重失衡。内外失衡的表征之一是大量出口与大量进口相伴而生,能源、原材料、半成品大量流入中国,经过简单加工之后制成品又返销到世界各地,从而形成一个庞大的跨境商品循环圈。表征之二是外贸顺差节节攀升,2004年为320亿美元,汇改后的2005年首次跃上1000亿美元,2007年更是激增至2622亿美元,由此外汇储备也以惊人的速度累积,到2008年9月底已经高达19000亿美元。这就在商品大循环的同时,形成了出口货款汇入、央行外汇资金汇往境外投资的规模庞大的跨境资金循环圈。双循环格局的存在,有利于我国充分利用外国资源和市场,引进外资,促进经济发展,缓解就业压力;但同时也会带来贸易争端增多、流动性输入、外汇储备风险增加、对美元和美国金融市场过于依赖以及国民经济受全球形势的影响日趋明显等负面影响。

  从当前的形势看,我国“双循环”形式的内外结构失衡已比较严重,而且已到了必须认真加以改变的阶段。但要改变这种失衡状况,药方却不能开错。为求对症下药,首先必须找准内外失衡的主要原因。

  我国经济外溢过多、顺差高居不下,主要是如下三大因素造成的:第一,长期以来执行的重外轻内的经济政策。这些政策目前大都已得到改变,但残留的尾巴仍不少,对外资过于重视的观念仍深深扎根在地方官员头脑中。

  第二,被严重扭曲、没有真实反映成本的生产要素价格体系。环境保护执行不力,企业排污未付出对价,农民工工资长期过低,社会保障严重不足,企业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投入很不充分,水电、煤油及工业用地价格被人为压低;以上不合理的情况长期得不到有效改变的直接后果就是企业将本该由他们付出的成本转嫁给社会、转嫁给国家、转嫁给子孙后代,由此生产出的商品成本自然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要达到内外平衡,必须逐步推进生产要素价格体系的改革,不能使用人民币升值的手段。升值不仅改变不了生产要素价格不合理的局面,还会把许多外向型企业挤垮,从而使企业更没有能力和财力去解决环保、社保、劳保及安全生产投入等均严重不足的问题。

  第三,不够旺盛的内部需求。按照X-M=Y-(C+I)的公式,消费和投资不足,一定会导致进出口顺差增加。在我国,由于许多人都认为经济增长已经过于依赖投资了,因此,近几年来政府一直在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这种偏离我国城市化阶段、偏离基础设施仍比较落后的国情的做法,是顺差太多、储蓄率(含企业、政府的储蓄)偏高、产品外溢的原因之一。当然,内需不够旺最重要的原因不是投资,而是总体的消费明显不足。虽然我国的社会财富已积累得比较多,但财富集中、贫富分化的现象也比较明显,基尼系数已从1988年的0.34上升至2006年的0.47。一方面,我国几千万的家庭尤其是农村家庭买不起、用不起家用电器;另一方面,许多学者却在叫嚷产能已经过剩,电冰箱、空调、微波炉出口金额在总产量中的比重已分别达到37%、49%和78.9%。这种矛盾的局面实际上正揭示了内外失衡的根本所在。

  要改变内外失衡的状态,政府的工作重点必须放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下大力气解决三农问题,逐步改变城乡二元格局。第二,认真解决住房、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影响消费者信心的一系列问题(可以救地产,但不能救房价)。第三,在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阶段,容许固定资产投资保持比较高的增长速度。第四,逐步改变生产要素价格过低的局面,加强环境保护,提高安全生产的标准。第五,继续清理外资和外贸优惠政策(如出口贴息及招商引资政策)。

  制造业关键是品牌和附加值

  谈到外向型经济,谈到结构调整,就不能不提制造业的结构调整问题。有些人认为,我国的制造业结构不够合理,突出表现在传统制造业的比重偏高,对外出口的大都是服装、鞋类、玩具等价格低廉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有些人还以机电产品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已升至57.8%为由,宣称近年来结构调整已取得明显进展。实际上这种观点只看到问题的表象,没有抓住本质。继续鼓吹这种观点对中国经济的和谐发展是有害的,应当加以批驳:

  第一,我国每年新增劳动力高达1600多万,就业压力一直很大。在此情况下,保持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稳定发展就显得特别重要。最近几年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但GDP就业弹性系数却从80年代的0.303急剧下降至0.105左右,由此带来了大学生就业难等一系列问题。这种状况与有些地方动不动就上大项目,过分追求资本密集型及高科技型产业投资有一定的关系,如果各个省市按此思路来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后果将会不堪设想。

  第二,我国的出口产品只赚吆喝赚钱少,与产品种类无关,与加工贸易方式及外资主导的贸易格局有相当大的关系。因为在外贸中外国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占主导地位,所以,我们赚不到相对丰厚的技术专利费用和销售利润;因为在外贸出口中加工贸易占了大头,许多出口仅仅是简单或贴牌贸易,所以,我国企业拿不到品牌收益和境外的差价收益;因为我们对民族品牌扶持不够,所以许多中资企业即使独立生产了,也不得不依附于境外的跨国公司。

  第三,我国出口的高科技产品90%以上是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的。IBM、戴尔等纷纷把生产基地搬到中国,由此带来的后果不仅仅是顺差过多,还会因同质竞争而进一步加剧西方政客及劳工界的反华情绪。实际上,即使是这些被某些人拿来炫耀的高科技出口产品,中国从中获取的收益仍然是十分有限的。在这方面笔者给出的政策建议是:第一,在保持劳动密集型产业稳定发展的同时,积极发展以国内自主创新为基础的高科技产业。第二,在产业、金融、税收和政府消费等诸多方面采取积极的措施,支持有实力、有品牌的中资企业不断发展壮大。第三,不论是何种制造业,政府都应当支持企业不断增加产品的附加值,重视品牌创建及技术研发等工作。

  城乡二元格局亟待改变

  前面已经提到,要改变经济内外失衡的状况,关键措施之一就是要认真、彻底地解决困扰多年的三农问题。内需不足与9亿农民的整体消费水平低有相当大的关系,而农民消费不起则又与不合理的城乡二元格局有关:包括现代化的城市与基础设施落后的农村相对应、居民的较高收入与农民的低收入相对应、缺乏养老和医疗保障的农民与后顾之忧较少的居民相对应,以及企事业单位的正式职工与各方面待遇明显偏低的农民工相对应等。

  为此,我们应当改变农业补贴工业的做法,使城市和工业更多地反哺农村和农业;改变国家资源大部分都投资在城市基础设施和居民生活保障方面的做法,显著加大各级财政对农村环卫、道路、水电、教育和农业生产等方面的投入,逐步提高农民的医疗和养老保障水平,并强制企业为农民工建立安全的生产环境及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在农业方面,除了鼓励适度规模经营、增加农业直补外,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就是逐步提高粮食收购价格,使农民更加安心于农业生产,使农村尽快摆脱只有老弱病残在耕作的危险局面。

  不能盲目限制固定资产投资

  除了以上三大结构调整外,有些人还主张改变经济发展过于依赖投资的局面,改变服务业比重偏低的状况,并限制高耗能产业的发展。对此我们也应当一分为二地加以分析。

  就固定资产投资而言,增长速度过快确实容易导致供需失衡、资源紧张及通货膨胀,但这并不等于说限制投资增速就是合理的。在是否需要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问题上,我们应当看到,这几年的形势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已经有很大的不同:首先,我国目前正处于人口红利及城市化、工业化加快发展的阶段。我国的城镇化率2007年只有44%,人口抚养比已从1982年的61.6%下降至去年的不足40%。在此情况下,固定资产投资速度稍快一些是合理的,对社会资源进行跨期最优配置是应该的。第二,在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中,企业自有资金的比重2006年已高达59%,而政府资金的比重却只有13.6%,这与改革开放后最初20年的情况相比已有很大的变化。第三,自2003年以来我国国际收支一直处于严重失衡的状态,而且顺差的规模越来越惊人,外汇储备风险也越积越大。综合各方面的情况之后笔者认为:在现阶段,政府应允许固定资产投资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但应避免其增速失控,并继续打压低效、重复的政府投资行为。

  (作者系中国国际金融学会理事,笔名姜艾国,本文观点不代表作者所在单位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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