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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经济体成功的关键:重视改革政策的连续性
—专访阿根廷前财政部长多明戈·卡瓦罗
作者:旷野 谷重庆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 2008-12-15 ] 共有0条点评

  在一个充满了不确定性的世界中,中国有可能全身而退吗?

  现在看来不太可能。首先,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使得外需大为衰退,11月中国进出口总额的下滑就是一个例证;其次,中国现在已经是美国国债的最大国际债权人了,假如加上其他类别的美元金融资产,那么中国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的总额很可能高达上万亿美元,如何保值成了一个大问题,而且11月的贸易顺差再创新高,这些钱是否会继续加入本已很高的美元资产中呢?可能有一部分将不得不面临这样的选择;最后,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中国应该如何去与各利益相关方进行协作,甚至博弈,在维护共同利益的情况下,也合理地划分风险和负担?这个问题现在是众说纷纭,但这至少也表明中国可以有所作为。

  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下一步将会如何演变?这点恐怕仍有着许多的不确定性,但相对于一些乐观派的意见来说,也有一些悲观的看法认为这将是一场持续多年的衰退。或者说即使不是长时间的衰退,之前的那种高速增长恐怕在很多年也将是很难再现了。对于中国经济来说,恐怕还是要未雨绸缪,做好最坏的打算,不要指望国际经济环境迅速复苏,从而再次用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经济目前最急需的是结构性改革,例如更为自由化和市场化的汇率。

  为此,本报最近就一些国内外的热点问题专访了阿根廷前财政部长多明戈·卡瓦罗(Domingo Cavallo)。卡瓦罗从金融危机谈起,最后落脚于其对中国经济的看法,值得注意的是,他一再强调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并指出汇率政策不应该成为刺激出口的工具,这些观点也许对目前的中国经济来说都值得好好思索一番。

  “这场危机比大萧条更严重”

  《21世纪》:这场金融危机现在已经有点不可收拾的感觉了,人们对其发生发展的内在机制提出了诸多解释,在您看来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危机?

  多明戈·卡瓦罗:首先,我们要知道许多情况都能触发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并不是一个新生事物。只不过这一次危机的发源地在美国,由于世界各国都和美国有投资或贸易关联,因此美国的金融危机就成了世界的金融危机。其实类似的金融危机在过去发生过许多次,而且今后很有可能再次来袭。

  这场危机的根源是高杠杆对应稀缺的投资项目,这是因为一段时期以来,可用于投资以及借贷的金融资源(financial resources)太多了,当资金过于充裕的时候,就会制造出一种假象———资产价格只会上涨不会下跌,这就是资产泡沫。当这个泡沫持续时间太长、膨胀太大的时候,它就会破灭,危机也就随之爆发。

  我想强调一点,目前首要任务不是调查谁该为此负责,而是尽快找到缓解危机的对策。现在的情形是谁都不愿意承受损失,害怕接到烫手的山芋,因为难以辨别交易对手是否会破产倒闭,这导致借贷成本迅速上升,借贷变得十分困难,而借贷是经济循环的第一步,因此经济循环失效了。借贷困难会导致实体经济的衰退,还可能进一步引起通货紧缩,这是最严重的问题,我们必须阻止这种状况的发生。

  现在发达国家有一种设想是希望中国能为全球市场提供借贷的资金、注入部分流动资金;还有另外一种设想是所有的新兴经济体联合起来执行一项统一政策,即为全球市场提供部分流动资金,因为大部分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地位弱小、国内财政状况不佳而且外汇储备不多,如果让危机引发的衰退最终演变成通货紧缩,那所有的新兴经济体都会受到冲击,所以我们有必要一起阻止危机的恶化。

  《21世纪》:目前各国央行都在降息,这针对的是目前流动性紧缺的状况,但假如有一天经济好转时,低利率又可能导致流动性泛滥,催生新一轮的资产泡沫,您是否有此担忧?

  多明戈·卡瓦罗:流动性紧缺的时候央行应该降息,当未来流动性紧缺缓解了,央行可以随之改变政策进行加息。通常央行阻止流动性泛滥比创造流动性要更容易、更有效。

  现在,人们对经济前景缺乏信心,都把资金拿在手里,实体经济因此陷入衰退,未来可能会有更多企业面临破产倒闭,我对各国央行能否阻止未来可能的通胀,持比较乐观的态度;相反,我更担心各国央行现在能否成功地对抗流动性紧缺所导致的经济衰退,甚至通货紧缩。

  《21世纪》:您说未来流动性充裕时各国央行可以再次加息,现在发达国家的利率已经非常低了,假如未来形势缓解时发达国家大幅加息,这可能成为资本从发展中国家流回发达国家的诱因,而已有学术研究证明,主要发达国家加息时,新兴经济体容易发生资金外逃并诱发金融危机,您对此怎么看?

  多明戈·卡瓦罗:降息是目前不得不做的事情,虽然解决危机需要全面的长期政策,但是降息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你可能担心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重演,但我的经验是新兴经济体之所以发生货币危机,很大部分的责任在于其本国。这里面首先是汇率制度等经济政策是否适合本国的经济发展,其次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否适合。还有就是政治因素,如果有稳定的国内基础,货币危机不会那么容易发生。

  《21世纪》:目前人们已经在将现在的危机和1929年的大萧条作对比,甚至有学者认为美国需要10年时间才能从危机中恢复过来,您对此怎么看?

  多明戈·卡瓦罗:这场危机比大萧条的情况更严重,我比较赞同这种看法。我不敢肯定是否会发生长达10年的经济萧条,但我希望这样的悲剧不要发生,所以我很支持各国政府采取一切可行的措施来尽早解决这场危机。

  目前和1929年的危机相比有一个最大的不同,1929年的危机源于股市泡沫的破灭,股价的大幅下跌致使银行遭到重创,而现在大量银行的破产是因为自身流动性的问题,由于银行状况不佳,因此相应的股价出现了大跌,加剧了危机。这告诉我们,两者的解决方式可能也不完全一样。

  为了阻止最糟糕的局面发生,我认为现在那些还没有受到危机严重冲击的国家也应该积极参与到解决危机的行动中。一旦经济出现严重萧条,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谁能幸免。目前经过G20会议之后,我们看到要在短时间内使各国政府商讨出一致的对策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危机的前景看来不那么乐观。

  《21世纪》:继金融机构告急之后,美国的三大汽车生产商也在向美国政府伸手要钱,您觉得美国目前干预危机的效果如何?

  多明戈·卡瓦罗:我一直认为干预危机以及恢复经济需要的是一系列全面的改革,仅仅靠短时间的几项措施不可能发挥很好的作用,也不可能解决问题。

  例如救援底特律的三大汽车生产商,仅靠现在政府的拨款方案是不可能最终解决问题的,我们需要找到问题的根源。

  另外,遇到困难的不仅是银行和汽车业,危机冲击了美国所有行业,所以降息是目前必要的措施,但不应该是唯一的手段。

  除了在美国国内需要全面改革之外,还需要各国合作来解决问题,尤其是需要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共同来商讨一个顾及各方利益和风险的方案,光靠某个国家不太可能快速制止危机。现在可行的考虑之一是主要新兴经济体联合起来,向有困难的发达经济体提供流动资金,当然前提是双方谈好相应的债务条件等。

  《21世纪》:您前面提到金融资源过剩是此次危机的重要原因,这在许多专家看来是源自全球经济的失衡。要解决全球经济的失衡,美国需要去改变国民高负债、企业高杠杆的局面,但在企业去杠杆化的同时,美国政府却在日益扩大负债,这实际上是用美国政府的高杠杆在取代美国社会的高杠杆,全球经济失衡的问题不但没有得到缓解,相反还有恶化的迹象,对此您的看法是什么?

  多明戈·卡瓦罗:我们都希望有一个完美的世界,但是完美是不存在的。世界不完美,国家不完美,我们自己也不是完美的人。

  美国经济存在的问题已经被多位经济学家批评过了,美国人需要停止借债,需要学习亚洲人开始增加储蓄,而美元也需要改变其世界主导货币的地位,这在最近也谈得很多。我们要知道,无论美国人,还是美国政府,都是难以主动改变长期形成的习惯的,何况危机对美国人来说早就有过,最近的一次是2001年网络股泡沫的破灭,但那之后他们也没有大的改变。

  这也是我强调改革要长期坚持的原因之一,在世界范围做出重大改革需要时间,要在一个正确的方向上持续不断的努力,不能期望发生一次金融危机就能达到改革的效果。

  另外,尽管世界不完美,但我认为对各国来说保持开放的市场依然很重要,因为闭关自守只会使问题恶化。对于阿根廷等国家而言,本土市场很小,能提高生产力的优秀投资机会大多与国际市场相关,要使经济持续发展,就要充分借助世界其它国家经济增长的力量,需要继续推进全球自由贸易进程。

  财政支出平衡是货币政策稳定的关键因素之一

  《21世纪》:您作为政治家和经济专家曾在阿根廷政府任职多年,您最著名的政策之一就是在阿根廷实施了“发钞局”(currency board)制度,不过很遗憾,这一制度最终在阿根廷失败了。现在很多国家也在反思固定汇率制度的优劣,您对此怎么看?

  多明戈·卡瓦罗:不,“发钞局”制度在阿根廷并不能说失败了,它有效地抑制了阿根廷的高通胀。在1990年代末至2000年期间,阿根廷虽然承受着巨额外债,不过阿根廷比索并没有出现大幅贬值。

  2001年美国发生“9·11”恐怖袭击之后,阿根廷不能继续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G7集团那里得到常规的外部资金援助,由此阿根廷国内发生了政治动乱,新政府上台后就宣布放弃了“发钞局”制度。

  这就好比欧盟某国突然放弃使用欧元,而用另一种货币作为本国的基础货币一样,这肯定是政治原因,而不是欧元的问题。阿根廷放弃“发钞局”制度并不因为制度本身的问题,而是政治原因。新政府用放弃这一制度为条件来换取更多的外部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

  总体来看,“发钞局”制度在阿根廷发挥的是正面作用。之前阿根廷已经经历了四十年的高通胀,在实行该制度后,通胀获得了很大的缓解。另外,你知道,香港实施的也是“发钞局”制度。

  《21世纪》:不过香港只是一个规模较小的经济体,它的经验也许对其他国家没有很大意义。您认为规模较大的经济体要实行“发钞局”制度,需要注意什么?

  多明戈·卡瓦罗:“发钞局”制度不仅局限于汇率问题,它是一项全面的货币政策,需要保证本国货币与某一外币等值,并根据通胀程度调整利率水平。

  和过去的看法相比,我唯一改变的观点就是“发钞局”制度不应该仅仅钉住一种强势货币,应该钉住两种强势货币,例如欧元和美元,而且不能强迫本国货币与这两种货币的汇率完全固定,应该让本币汇率在这两种强势货币间浮动。如果当时我在阿根廷让比索钉住美元和欧元两种货币,那么两者能起到对冲的作用。

  在1999年和2000年间,欧元相对美元是大幅贬值的,差不多贬值了30%,如果当时比索同时钉住美元和欧元,那么比索在那段时间就不会被迫随美元过度升值,最终也就不会发生信贷危机和货币危机了。

  另外,如果一个国家的财政赤字巨大,政府的外债金额很高,那么实施“发钞局”制度就存在较大风险,所以要成功地实施这一制度不仅需要在货币政策上作出相应规范,还应该包括财政政策的规范。

  决策者需要保持财政支出的平衡,不是指每一年的平衡,而是指财政政策要与国家的经济周期相适应。总体来说,经济上行期间应该收紧财政,在经济处于下行周期或者面临衰退时,就需要扩大政府支出。

  其实这点不光是针对“发钞局”制度,对于所有的货币政策来说,财政支出平衡都是一个关键因素。如果一个政府的财政赤字长年居高不下,要每年继续发新债,那么这个政府的信用会不断下降,很难维持本币汇率的稳定。

  《21世纪》:那您认为一国财政赤字的安全线应该在哪里?对此似乎有不同的标准去衡量,比如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很高,但似乎并没有影响美国的政府信用。

  多明戈·卡瓦罗:我认为财政赤字的标准要根据不同国家的不同特点而定。长期来看,一国的财政需要达到平衡,所以长期巨额的财政赤字是不可行的;短期来看,如果该国正处于经济下行周期,那么一定程度的财政赤字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政府需要扩大投资来刺激经济。

  不过,一国如果拥有长期的巨额财政赤字,其政府必然要依赖海外融资,这时候就存在很大的政治风险,一旦海外融资突然中止,那么就会爆发危机,例如阿根廷在2001年的经历,其他一些新兴经济体也遭遇过类似危机。所以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危机常常伴随着货币危机,并且大多是海外融资突然中断引发的。中国在这方面的风险较小,因为中国不依靠海外融资,并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

  改革政策的连续性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

  《21世纪》: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的确可以有助于中国保持本国的金融稳定,但另一方面,中国大部分的外汇储备都用于购买美国国债等金融产品,这等于说是在借钱给美国,从效率上说这不是什么好事,您对此怎么看?

  多明戈·卡瓦罗:我觉得外汇储备不是坏事,强劲的外汇储备让中国有实力去投资海外。这场金融危机让发达经济体面临困境,这已经减缓了这些经济体的进口,同时也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出口有较大的负面影响。如今对中国而言也许这是一个投资海外的机遇,中国也许可以用一部分外汇储备去帮助发达经济体及其企业进行融资,这对中国开拓更大的海外市场有利。

  当然,目前中国大部分的外汇储备都投资于美国,我希望这能够逐渐得到改变,新兴经济体可以考虑更多的投资选择,可以投资更多的发达经济体。

  《21世纪》:中国自2005年开始实行汇率制度改革,目前采取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体系,但对此有几方不同的意见,美国希望中国加速汇改、让人民币自由升值,中国国内则有专家提出不应该升值,也有人提出中国应该让货币贬值以促进出口。您对中国的汇率问题有何看法?

  多明戈·卡瓦罗:人民币目前尚不可自由兑换,所以无论如何中国政府都有能力调控汇率,但实施浮动汇率的前提是人民币的可自由兑换。不过,即使实行货币的完全自由兑换,汇率浮动还是会带来一定的偏差,我们可以看看欧元的汇率。欧元1999年发行之初是1.17美元兑1欧元,之后贬值到0.8美元兑1欧元,今年曾涨到1.6美元,目前是1.26美元兑1欧元的水平。

  因此,我不建议中国实行完全的自由兑换和汇率浮动,我认为中国需要继续管理人民币汇率。目前美元有继续走强的趋势,人民币汇率可以或多或少的继续与美元走势接轨,如果美元在未来又一次大幅贬值,可能那时候中国应该重新采取调控手段和缓慢升值的政策,以阻止通胀的输入。

  我认为中国现行的汇率制度是非常有远见、有好处的。中国给人最深刻的印象之一就是每一次改变都较为谨慎,不会是贸然行动或者剧烈的转变,这是明智之举。特别是面对现在变化多端的世界,最需要的就是谨慎,因此中国现在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我是很赞同的,这一政策对中国最有利。

  而且,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并不是依靠本国货币的汇率,而是应该取决于该产业的投入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等多个因素,提高产业的竞争力应该是产业政策的内容,汇率等货币政策有着更重要更核心的任务———维持国内价格和货币供应量的稳定。所以我认为决策者在制定货币政策时主要考虑的内容不应该是促进出口等因素。阿根廷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国家,货币政策一定要保持稳定,特别是新兴经济体,振兴经济、提升国民信心以及改善民生的基础就是稳定的货币政策。

  所以我的观点是中国现行的政策是合理的,而且今后中国最应该调控人民币汇率的时间就是当美元再次大幅度贬值时。另外,人民币在美元和欧元或者美元和日元之间浮动也是合理的,这样可以避免钉住单一货币可能造成的汇率剧烈波动。

  《21世纪》:中国经济在过去三十年发展很快,但也有不少的社会问题,人们对未来出现“拉美化”的情形比较担心,尤其是现在中国经济也出现了减速的问题。从历史的角度看,拉丁美洲的新兴经济体似乎有一个问题,就是经过一段高速发展之后经济往往会出现停滞不前的局面。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阿根廷曾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但后来局面发生了改变。还有巴西,从1968年到1974年,巴西的年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达到10.4%,但是到1980年代其经济状况急转直下,整整10年停滞不前,在您看来,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多明戈·卡瓦罗:拉丁美洲国家遇到的主要问题是它们经历了几十年的高通胀。通胀对储蓄是毁灭性的打击,而低储蓄率的国家是没有能力持续高投资的,这就是拉丁美洲国家和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的不同之处———拉丁美洲国家的储蓄率比亚洲国家低很多,这源于多年的高通胀。

  不仅是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的经济也都是在高速增长后出现了长时间的停滞,因为这些国家长期处于高通胀的状态,国民倾向于赶紧将钱花掉而不是储蓄。结果政府只好通过不断扩大财政赤字来增加投资,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因此,这些国家经济增长无法持续的最主要原因就是通胀。

  高通胀对中低收入人群的伤害最大,在很短的时间内,这些人看到本来就很少的存款和薪水会因为物价上涨而变得微不足道。这同时也阻挡了实体经济的正常运转,国家随之陷入更深的经济衰退。

  要解决已经形成的高通胀,光有经济对策是不够的,还必须有相配套的各领域、各层面的改革,从而保证对抗高通胀的政策具备较长时间的持续性。而政策不能持续是拉美国家在过去没能战胜通胀的主要原因。

  这一点中国与拉丁美洲国家有区别,中国已经连续5年GDP增速超过10%了,中国的通胀压力虽然有所增加,但是还属于可以接受的范围,今年下半年CPI也在回落,而拉丁美洲国家的CPI曾经高到难以想象的程度,例如阿根廷在1980年代以前,CPI增幅曾经达到过5000%,即使是现在,阿根廷的CPI增幅还是超过了20%,这仍然是很高的通胀水平。

  同样,这也是亚洲经济体和拉美经济体的区别,拉美经济体在一段时期的高速发展之后,本来就很严重的通胀会随着经济增长而变得更严重,这时候我们不得不停下来对抗高通胀。因此,我经常提醒亚洲经济体一定要小心通胀压力,当CPI抬头时,一定要立刻采取措施将通胀势头控制住,假如真的形成了通胀,经济的高速增长肯定是不能持续的。

  另外,要保证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还需要有开放的市场环境和稳定的政策,这样投资者、生产者等所有经济的参与者都能保持信心和安全感。一个理想政府要做的就是从各个层面上提供安全保障,这涵盖了法律和财政等各方面。同时,政府在教育和医疗上的投资要和经济发展同步,尤其是教育的投入,这样才能确保每一个家庭的生活质量得到提高。

  我在阿根廷获得的重要经验就是要重视改革政策的连续性。如果新兴经济体要将本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接轨,一定要在国内进行广泛深入的经济改革,而且成功与否还和文化、政治等改革有关系。在阿根廷,进行相关改革时每一步都不能使所有的利益集团满意,总是要触犯某些利益集团的利益,这也使得政策难以长时间的持续下去。

  多明戈·卡瓦罗简介

  多明戈·卡瓦罗曾于1991年至1996年以及2001年担任阿根廷财政部长,1989年至1991年担任阿根廷外交部长,1982年担任阿根廷中央银行主席。在1991年担任阿根廷财政部长时,他推行了“发钞局”(currency board)制度,该制度最为著名的政策之一就是将阿根廷比索兑美元保持在1:1的固定汇率上,这项政策一直实行到2001年发生阿根廷比索危机为止。该危机引发了阿根廷国内政权的更替,新总统在2001年12月执政后宣布取消固定汇率并于2002年1月发行新的本国货币。

  多明戈·卡瓦罗1967年获得阿根廷科尔多瓦国立大学会计学硕士学位,并于1968年和1970年相继获得该大学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七年后又从哈佛大学取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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