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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出口导向与收入差距问题是结合在一起的
---专访国际经济学会现任主席青木昌彦
旷野 谷重庆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 2008-12-29 ] 共有0条点评

  恐怕这只是开始的结束,而非结束的开始。

  大多数人对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的认识都是逐步深入的。当2007年9月美联储一次性降息0.5%之后,人们对未来市场的走势曾有很大分歧。虽然市场人士当时对伯南克没有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而大加挞伐,但联储内外同样有很多人非常忧虑通胀的前景。直到2008年年初,美联储似乎才如梦初醒一般的开始采取极其激进的松货币政策。在贝尔斯登破产之后,市场又平静了数月,直到房利美和房地美(以下简称“两房”)的股价开始跳水,随后“两房”和美国国际集团(AIG)均被接管。就在市场尚未获得足够的喘息之时,雷曼的破产几乎使整个金融市场停摆,只是在各国政府的全球救助下,市场才在悬崖边稳定了下来。同时,欧洲的富通等金融机构也纷纷破产或者国有化。危机的严重程度似乎已经将各国政府逼到了墙角,迫使他们不得不放弃了对各种救市措施的偏见,转而信奉实用主义。

  在美国前财长、奥巴马新政府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Summers)看来,今天的这一切都是预料中的事情。早在危机的初始阶段,萨默斯就看到了危机的严重性,并大力主张政府无所不用其极的去挽救经济。而且,在他的眼里,这场危机将可能是一场影响十年的危机。查查20世纪的经济史,在全球范围内,恐怕只有大萧条的影响程度可以与之相比。同时,这也意味着对所有人来说,危机仅仅是刚刚开始而已,我们只是经历了几场寒流,但真正的考验是熬过漫长的冬季。

  现在各国政府几乎对本国所有大而不倒的机构都提出了全面的担保,金融海啸似乎正逐步退却。然而,更为广泛的实体经济衰退却在慢慢浮现。随着多国正式宣布经济步入衰退,作为出口大国的中国经济也明显减速。作为全球经济的重要一分子,中国现在已经无法再置身事外,我们需要更为清晰完整的去关注形势的发展,并与各利益相关方共同去采取措施,以应对危机。同时,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本身的结构转型和良性发展也将是治愈危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角度说,如何尽快启动中国的消费、大力发展服务业和产业结构升级,将是中国走向内需并建立集约化增长模式的关键,亦是世界经济恢复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为此,本报最近就相关热点问题专访了国际经济学会(InternationalEconomicAssociation)现任主席青木昌彦教授(MasahikoAoki)。

  我们本身就是世界经济失衡的原因

  《21世纪》:现在这场金融危机愈演愈烈,经济数据显示日本也步入了经济衰退,您对日本的经济形势是否担忧?

  青木昌彦:这一次,经济衰退并不只在日本发生。这是一场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我们都知道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刚刚经历了类似的金融危机,那对银行造成了巨大打击,之后日本的金融机构变得更加谨慎,因此它们在这次的危机中所受的损失并不大。

  我前一段时间去过英国,从我观察到的情况看,欧洲在这次危机中遇到的问题比日本严重得多。和美国的情况类似,欧洲许多大型金融机构损失惨重,这导致整个行业受到了巨大冲击。而日本长期以来保持着很低的利率,储蓄和投资在日本缺乏吸引力,因此日本一直在国际市场上扮演着资金提供者的角色,这也使得日元长期处于贬值的态势中。随着金融危机恶化,国际市场对资金的需求也大幅减少。同时,很多投资者认为与欧美相比,日本的金融系统更为稳固,所以现在很多资金反而回流到了日本,这解释了近期日元为何走强的原因。有趣的是,这个体系是建立在美元基础上的,近期欧元和英镑相对于美元都在贬值,你们也看到美元出现了一波较为明显的升值,而日元是唯一没有贬值反而对美元升值了的货币。

  当然,这次危机拖累了日本的某些行业,因为对欧美的出口受到了货币升值的明显影响。以汽车行业为例,我记得去年美国汽车的销售量约为1700万辆。但截至今年10月的数据来看,美国的汽车销售量很可能同比减少40%,而且日本很多行业都面临类似的困境。我不知道当下还有什么特效方法能解决这场危机,华尔街仍然不平静,欧洲也还有一些处于危险状态的金融机构。

  《21世纪》:在您看来,这是一场本质上和以往一样的金融危机,还是具有比较特殊的?

  青木昌彦:我倾向于第二种说法,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危机。我记得美国前财长萨默斯在2007年3月来斯坦福大学作演讲时就预言———由次贷产生的问题非常严重,最终造成的麻烦可能持续10年。

  在我看来,美国政府决定出手救援“两房”,部分压力来自于中国。众所周知,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庞大,其中持有的“两房”债券总金额当时接近4000亿美元,大约占外汇储备的1/4。

  很多人喜欢拿上世纪90年代日本的那场金融动荡和现在美国及其他国家的情况作比较,其实它们并不一样。日本金融系统的核心是银行,金融系统在日本实际上就相当于是银行系统,然而现在美国的情况不同,产业链被延长了,看起来金融体系是更庞大了,例如保险公司AIG就由于为大量的信用违约掉期(CDS)产品提供保险而陷入了危机,欧洲和美国类似,而中国不仅投资了“两房”债券,还有与雷曼、AIG等相关的投资,日本也差不多,所以谁也没有逃过这场危机,这是一场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每个国家都出现了或大或小的困难。又如俄罗斯,几年前,人们问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总理盖达尔,他本身也是很好的经济学家,从经济学上分析,你觉得前苏联崩溃的原因是什么?他的回答是油价的暴跌。由于原油价格在1980年代暴跌,这极大地影响了前苏联政府的收入和财政能力,由此导致了日后的危机。而现在,我们又看到了相似的情形,油价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从高点下跌了70%以上。

  这样,世界经济格局确实存在变化的可能,我们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都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另外,我们现在都认识到次贷等金融产品的生产和出售是多么疯狂,没有人清楚它们是如何被组合打包的,违约率到底如何,那么我们也需要新的监管体系来帮助监督所有存在风险的产品或者环节,其中就包括信用评级机构等,这些信用评级机构有时候提供了错误的信息,这些机构要运作得更有效更透明。像IMF这类国际组织只是在宏观上发挥了一些作用,它们并没有关注微观层面的经济问题,更没能注意到金融体系和市场上的疏漏,所以我建议应该建立新的组织并设立相应的新规则,不过这些新组织新规则不可能一夜之间就确立。这还需要长时间的谈判和研究,G20会议只是一个开始,这一过程需要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不管怎样,我相信改革成功的那一天总会到来,我们必须致力于研究并发现能重新让世界经济持续发展的方法,因为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我们本身就是造成世界经济失衡的原因之一。

  中国要解决过度依赖出口的模式

  《21世纪》:您提到很多人在拿日本的金融危机与次贷危机相比,我们知道日本企业大量依赖间接融资即银行贷款。

  青木昌彦:不,日本企业在上世纪50-60年代是依赖银行贷款,不过70年代爆发了金融危机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进入80年代后,日本的资本市场也开始繁荣。

  《21世纪》:上世纪70年代的危机使日本企业依赖间接融资的模式发生了改变,现在美国高度发达的直接融资资本市场也发生了问题。那么您如何看待这两种模式的优劣呢?

  青木昌彦:通常来说,间接融资的社会安全性较强,不过如今开发出CDO、CDS等产品之后,这个市场也变得有些疯狂,因此我前面提到要增添新的游戏规则。目前融资工具是足够了,但是市场的安全性还有待提高。

  我在1995年的时候访问过中国,参加了由时任总理的朱镕基负责的投融资体制改革方面的讨论,当时参加讨论的还有吴敬琏、周小川等人。我当时撰写了一份关于中国融资体制的研究报告,提出中日两国的历史和条件不同,中国的直接和间接融资市场都处于起步阶段,没有必要去决定应该主要依靠间接融资还是直接融资,完全可以让两个市场一起发展壮大。对那些实力和声誉俱佳的大企业而言,资本市场十分有效,而新兴企业可以靠公司债等方式融资。保持多样化是必要和重要的,中国的优势在于起步比较发达国家晚,因此有条件同时发展两个市场。

  《21世纪》:过去一些专家建议亚洲也创造一个类似于欧元的区域货币“亚元”,但是一直未能付诸实施,您认为“亚元”是否有开创的必要?

  青木昌彦:我们看到欧元从提议到付诸实施经历了多年的时间,至今英国依然没有加入欧元体系,如果亚洲与欧洲具有相似性,那么开创亚元体系对亚洲各国来说也不会是一个轻松容易的进程。

  在次贷危机中,欧洲国家并没有侥幸逃脱,而是遭受了重创。亚洲目前形势还不严重,中国和日本都拥有巨额外汇储备,韩国的状况有些不好,但是如果韩国需要帮助,中国和日本是可以联手给予韩国一些帮助的。

  我还是认为改革并创造一个新体系不能操之过急,建立亚元区显然还有一条很漫长的路要走,需要亚洲发展中国家一起努力。目前金融危机倒是一个很好的起点,让我们来研究和讨论这个问题,不过太早给予预测是没有意义的。

  另外,当这场危机趋于稳定时,并不代表一切就风平浪静了。我对接下来可能产生世界范围的通缩忧心忡忡。我们知道美国的过度消费是不可能继续的,美国经济必然做出调整甚至是相当的改变。从美国和中国两个角度来看,我都比较悲观。例如美国的三大汽车制造商已经岌岌可危,虽然暂时问题会被解决了,但长期仍然是一个大问题,而且会造成严重的失业。而过度依赖出口的中国目前也面临挑战,在出口下滑的情况下如何创造大量新的就业岗位?中国明年的经济目标是保证GDP增速不低于8%,但靠什么来克服困难呢?我和吴敬琏先生的观点一致,中国要想保持经济持续发展就必须由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产业。

  不仅是美国和中国需要经济转型,日本的某些产业也面临调整。日本企业可按实力强弱划分,一些弱小的企业目前已经发生了很大问题。在我看来,当下各国政府应对金融危机做得还不够,光靠向金融企业注资是不可能彻底解决问题的,就像是一个人生病了,仅仅给予营养支持是不能让病人康复的,还需要针对疾病进行治疗。

  《21世纪》:上世纪60-70年代日本企业成功进行了转型及技术升级,目前日本企业的整体技术能力处于世界先进水平,而中国现在也面临着产业结构升级的挑战,您觉得日本当年的经验中有哪些值得中国借鉴?

  青木昌彦:在上世纪50-60年代期间,日本还是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当时日本的钢铁行业、能源行业、纺织行业等都发展迅速,其中钢铁行业的地位尤为重要,几乎是代表了整个日本的利益。早在1953年,通用汽车前CE0威尔逊(CharlesW

  ilson)就曾表示一切有益于通用的事也有益于美国;现在,美国人还说对华尔街有利的事就对世界有利。目前虽然爆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但我们不能因此就怪罪于全球化,我们也不可能终结全球化,中国许多产业的发展也是与全球化紧密相关的。我们不能回头去走全球化之前的老路,现在各国要共同生存,而主要问题就是如何找到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另外,现在每个经济体的问题不同,如美国是要改变过度消费,中国则要解决过度依靠出口的问题。具体到日本,在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的国内经济大萧条后,一些行业靠提升技术产生了极具竞争力的大企业,例如汽车制造业中本田等脱颖而出,实现这一切的关键因素是创新,这些成功的企业大胆采用了新技术新理念。实际上,人们都会说创新这个词,我赞同熊彼特的理论,他在经济学上将创新定义为如何把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重新组合为新的生产方式,以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像日本就是成功开发并采用了在能源等方面的一些新技术,所以我认为中国现在需要的就是这种创新。

  防止经济刺激政策过度

  《21世纪》:不过中国和日本的国情不一样,例如中国的人口规模太大,还有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均衡,所以中国转型似乎面临的困难更多,目前政府已经推出了4万亿的一揽子方案以扩大内需。青木昌彦:这也是我说的每个经济体特点不同,其问题也不同。通常来说,转型这个问题政府是不知道如何下手的,政府不应该主要靠投入资金,我想还需要更多的在激励机制上努力,如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等,创造一个充满竞争和活力的环境,竞争才能促进创新。

  可能各国的文化不同,似乎中国在大型工程上消耗了太多的资源,例如首都机场的新航站楼,太大了,要走很长时间。我也看过伦敦希思罗机场的新航站楼,同样很大,不过希思罗机场本来就是世界上起降飞机数量最多的机场之一,而且伦敦周边刚刚建好了新的卫星城。中国投入那么多钱去修建了一个巨大的建筑,这需要耗费多少人力呢?虽然人们强调有机器设备等,但机器是无法完成整个工程的,这其中仍会消耗大量的人力。

  《21世纪》:现在中国推出了经济刺激计划,希望通过增大投资、修建基础设施的方式保持经济增长。而日本政府在上世纪90年代也推出过规模庞大的经济刺激方案,当时也修建了大量的基础设施,不过最终这并没有振兴日本的经济,却导致的日本政府的负债率上升,目前日本政府的债务占GDP的比重已达到了170%,因此有人担心中国也会发生类似的情形,您对此怎么看?

  青木昌彦:人们对这个170%有一些误解,这只是日本政府发行的债券及衍生品的金额,实际上日本还有大量资产,例如巨额的外汇储备。假如把债务和资产放在一起看,那么财政是有盈余的,所以日本的财政状况并没有这个数字显示的那么糟糕。

  不过你说的没错,一系列经济刺激方案的确加重了日本的财政负担,因为实际上经济需要的是转型,而政府的刺激方案只能给予经济增长短暂的刺激以及创造暂时性的就业。另外一点就是中央政府推出经济刺激的举措后,地方政府往往会跟风,而且地方政府的力度可能更大,从而导致经济刺激政策过度。

  还有,经济刺激政策不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一般需要1-3年的时间才能发挥最大作用,这也就意味着3年后中央政府又必须收缩财政。这存在一个时间差的问题,也许中国的中央政府更有控制力,那么这个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见效可能更快一点。

  但我前面说过。中国喜欢把钱用来搞一些浩大的工程建设,这可能短期内效果明显,不过我们要关注的问题是如何致力于开发一些有利于经济持续发展的项目。面对如此巨额的经济刺激计划,政府必须清楚该怎样花,才能把这笔钱用好。

  《21世纪》: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比较感兴趣,就是中国的贫富差距现在很明显,而日本这方面的情况要好得多,拥有一个规模很大的中产阶层,您对这方面怎么看?

  青木昌彦:日本虽然面积小但人口规模并不少,超过了1.5亿,而且60%的国土都是山地,因此在日本,人们聚居得非常密集,可能人口密度达到了世界最高,所以不能单纯的讨论人口规模。

  我认为中国区域发展不均衡是造成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之一,例如东部沿海城市和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异。中国在本世纪面临一个挑战,就是将更多的人从农业中解放出来变为更有效率的劳动力资源,这样才能更大程度的扩大内需市场,所以中国改革其出口导向型经济和解决收入差距的问题是结合在一起的。

  《21世纪》:您曾研究过产业经济学,日本企业在这方面有一些较为独特的模式,例如终身雇佣制,现在中国也推出了《劳动合同法》,延长了雇员的雇佣期限,您对终身雇佣制怎么看?

  青木昌彦:产业不同,这个制度发挥的作用也不同。日本有规模很大的汽车、钢铁等制造业公司,对这类产业来说,人力资源是很重要的企业资产,所以适用终身雇佣制。终身雇佣制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保持人力资源的质量,所以在某一些产业就不适合采用终身雇佣制,例如更新换代较快的金融业和IT产业等,这需要公司因地制宜的选择用工模式。日本实际上也存在两种模式,并非全部都使用终身雇佣制。因此我仍然强调要保持多样化,这也同样适用于中国。

  《21世纪》:我们一般认为出口对日本经济的影响很大,中国现在出口占GDP的比重已经到了40%,毫无疑问是出口导向型经济,那您怎么看这种发展模式?

  青木昌彦:其实出口占日本经济的比重已经很低,目前大概只占GDP的10%-15%,远低于欧盟和中国的出口占比。虽然在许多美国人看来,日本出口的汽车每年都在增加,但其实日本汽车产业的最初发展是基于国内市场需求,汽车企业最先满足的是巨大的国内需求,根据国内市场的反应调整产品、改进技术,只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经验积累后才开始出口的。中国的情况与此不同,许多外商在中国投资办厂仅仅看中了中国廉价的劳动力等因素,目标就是销往国外,因此这对发展产业没有什么益处。

  《21世纪》:过去几年,中国的GDP增速保持在10%左右,但是今年这一数字很可能无法保持了。现在也有人担心中国会像拉美那样出现经济停滞的状况,也就是说在一段时间的迅速发展之后,经济又在很长时间内停止了发展,您对此怎么看?

  青木昌彦:我认为中国政府有能力克服现在的经济困难和未来可预见的各种挑战。尽管存在收入分配不均等问题,但中国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现在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更有效更合理的去使用和分配人力资源,以完成经济转型。我对中国还是有信心的。

  (青木昌彦 生于1938年,日本经济学家。1964年获东京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67年获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后陆续任教于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和日本京都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现为国际经济学会主席、清华大学客座教授。曾获得1998年度国际熊彼特学会颁发的熊彼特奖,并于1995到1996年间担任日本经济学会(JapaneseEconomicAssociation)主席。在中国已出版《市场的作用国家的作用》和《经济体制的比较制度分析》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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