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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发牌:尘埃落定,争论继续
作者:周慧兰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 2009-01-19 ] 共有0条点评

  3G演绎中国电信业改革

  2008年12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同意启动第三代移动通信(3G)牌照的发放工作,一石激起千层浪。

  自2000年中国向国际电信联盟(ITU)递交将TD作为国际标准的提议获得批准,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在随后的八年时间里愈演愈烈。争论围绕多个问题展开。

  一是3G这项技术本身的市场前景。持肯定意见者认为,在国际上,3G相关技术早已成熟,市场也早已成熟,我国应该尽快启动3G运营,实行更加开放的政策。持相反意见者则认为,国外现有的3G运营商以亏损居多,正是由于3G缺乏现实的需求和市场,使得高额的投入无法在有限的时间内获得回报,导致许多运营商深陷其中难以自拔,而中国在2G市场已经发育成熟的情况下,是否有必要发展3G业务仍然存在悬念。

  二是TD作为一项自主创新,它的应用价值究竟如何。反对者担心TD技术与国际标准相比不够成熟,倘若无法产生规模效应,则无异于上了一个自主创新的屠龙术。赞成者则认为TD技术在国内研发多年,已然具备了与国际标准相抗衡的能力,与其建立几套不同的标准,不如统一采用国内自主研发的标准,这样可以大大降低专利技术的费用和基础建设的成本。

  三是3G对于拉动国内经济的意义。赞成者认为开放3G市场将每年增加100万个就业机会和1800亿元的GDP,这对于在衰退当中苦苦挣扎的中国经济而言无疑是一剂良方。反对者则认为3G投资涉及万亿元之巨,且政府的任何一项投资都可以在短期内达到拉动经济的效果,但是,从长远来看,在市场需求仍待考证的情况下,3G技术助推中国经济是否有可能最终变成不可触及的镜花水月?

  “论战”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新兴市场国家,历来显得意义非凡,因为几乎每一次论战都伴随着一场重大变革的到来。而当此次变革被锁定在中国电信产业完成重组和政府刺激经济、拉动内需的时点之下,它所引发的遐想更加意味深长。3G对于中国而言究竟意味着一个全新的时代,还是只是一个诱人的陷阱?我们尚无法给出准确的定论。也许,任何创新总免不了与风险形影相伴。透过3G在中国的发展,我们隐约可以洞悉中国电信产业艰难崎岖的变革之路。从一家独大到寡头垄断,中国电信业的市场化改革可谓一波三折。无论是1999年的一拆三(原中国电信拆分成新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卫星通信3个公司),2002年的南北分家(电信南方21省仍叫中国电信,原北方10省电信公司、网通公司以及吉通公司合并成立中国网通),还是2008年的五组三(中国电信收购中国联通CDMA网、中国联通与中国网通合并、中国铁通并入中国移动),及至今日推出3G业务的三套标准,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与较量让这场技术与产业领域内的革新显得不再那么纯粹和简单。折中与权衡往往周旋于市场竞争与维持垄断这两个天然的对立面之间,然而,中庸式的改革路线也许可以在短期内维持寡头之间的利益格局,但它距离公众所期望的公平的市场准入与开放的竞争环境却仍相去甚远。

  正当笔者准备截稿之际,获悉电信设备制造商北电网络已于1月14日向美国特拉华州威尔明顿破产法庭申请了破产保护,在全球信贷紧缩和销售下滑的背景下,残喘多年的北电成为全球第一家申请破产的主要电信企业也许并不让人意外,然而回想起北电当年挥金如土的扩张,以及它在3G乃至4G浪潮当中昙花一现的辉煌,今天的轰然倒下仍显得让人猝不及防。

  在各国电信产业日益走向开放的今天,“长江后浪推前浪”也许已然成为颠扑不破的市场铁律,然而,当中国备受关注的3G终于揭开神秘的面纱之时,我们除了为中国第一次拥有了自主电信标准欢欣鼓舞之外,是否也应当为建立更为开放、使消费者享有最大福利的自由竞争的电信市场做好充分的准备。

  为探讨3G市场以及中国电信产业未来改革与发展中的诸多问题,本报特别邀请了李进良【信息产业部原电子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七研究所教授】、阚凯力【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产业政策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张昕竹【中国社会科学院规制与竞争研究中心主任、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大塚裕幸【都科摩(北京)通信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本报予以报道,是为21世纪北京圆桌第200期。(周慧兰)

  时机的选择:3G能否盈利?

  《21世纪》:3G牌照的发放历经数年,现在终于尘埃落定。现阶段的市场情况与前几年相比有了哪些改变?现在是否是推出3G的最好时机?

  张昕竹:对于在现在这个时候发放3G牌照,我有很多不太理解的地方。我觉得政府对技术干预过多。世界各国的电信产业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政府干预,但我们国家的干预———特别是在3G方面———确实过多了。企业需要3G的时候,我们没有发放牌照;而在企业不需要的时候,我们硬要塞给它们。我觉得政府的选择和市场的状况不是非常匹配。

  我认为,现在不是推出3G的最好时机。我们需要考虑如何将政府干预和市场需求结合起来。

  李进良:我认为国家对时机的选择是比较合理的。从总体情况来看,现在比过去要更好一些。

  从2003年开始,全球都在叫嚷着上马3G,各大利益阵营不厌其烦地来中国游说。但是,在那个时期,第一阶段的3G标准系统并不先进,而第二阶段的3G标准系统尚未出炉,当时不发放3G牌照是明智的。

  《21世纪》:3G牌照的发放,选择在三大通信行业巨头重组之后。如何评价中国电信业的重组?在此背景下发放3G牌照,对于中国通信行业的竞争格局会有哪些影响?

  阚凯力:重组与发放3G牌照,本身没有必然的联系。中国电信行业的此轮重组,中国联通保留了G网,并与中国网通合并;剥离出的C网归中国电信;而中国移动与铁通合并。这个重组中,存在三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拆分联通造成重复建设。联通的各项业务像是一个连体婴儿,表面看是两个脑袋,但其实不是两个人,身子、胳膊、腿、内脏都是共用的。如果硬拆,必然造成大规模重复建设。这个问题已被现在的发展所证实———电信花了1100亿买了CDMA,但接收的时候只有2000万用户,比联通原来公布的用户数少了近1/3。而且,电信花1100亿买来的C网只是无线设备,它还需要自己重新建设网络、机站、系统,大约需要再投入800亿。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带来大规模的重复建设和浪费。

  第二个问题是整合非常困难。联通与网通的整合至今也没有实现。反倒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即在三个电信运营商中,新联通的人员数量是最多的,但业务收入却是最少的。所以,即使它现在不裁员,将来裁员也是无可避免的。

  第三个问题是重组目的不明确。重组究竟是不是为了解决中国移动一家独大的问题?倘是如此,那么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谁大拆谁,这是小学生都想得明白的道理。结果却是不拆大的。那么至少在短期之内,我们看不到解决移动一家独大问题的出路。

  既造成大规模的重复建设,整合又非常困难,又不解决任何问题,那么重组还不如不重组。3G牌照的发放与中国电信产业的重组并无关联,难道因为3G是三个标准,我们就搞成三家?3G要是四个标准呢?就搞成四家?3G发牌与电信重组,根本就是两回事。

  李进良:我认为五合三的重组方案不是最佳的。按“五合三”重组方案,虽然三家运营商都获得移动和固网牌照,成为全业务运营商,但是,重组之后的现实是:中国移动仍然是原来的组织架构,仍然拥有GSM用户约4.5亿,仍然是每天3亿元以上的利润。中国电信保有原来约2.1亿固网用户、约4300万互联网用户,并新添3000万CDMA用户。但由于C网在联通一直亏损,2007年刚开始盈利,分家重组之后走向正常运营少说也得半年,因此,估计中国电信也就是保持原来的经济效益。

  新中国联通拥有约1.3亿GSM用户、约2500万互联网用户、约1亿固网用户。由于要伤筋动骨进行合并重组,走向正常运营也得一年半载,估计其效益比原联通好不了多少。

  总之,重组后的一两年,经济效益不会有明显改善,仍然是中国移动独占鳌头,不可能形成三足鼎立的态势。

  《21世纪》:我们了解到,国外的3G运营商大多处于亏损状态,中国的运营商能否避免这种状况?

  阚凯力:事实上,3G在我国,不管采用哪一个技术标准,都会给电信运营商带来巨额的亏损。

  因为3G在全世界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严重地缺乏应用、需求和市场。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国际上,3G是从2000年开始搞的,七八年之后所有的3G运营商还都在赔钱。尤其是李嘉诚,原来说八年扭亏为盈,但到现在都还没有实现。所以有人开玩笑,说3G是哪三个G,第一个是Girl,第二个是Gamble,第三个是Game。

  而中国的2G在世界上是规模最大、技术最好、覆盖面最广、技术水平最先进的,因此,3G在中国会尤其缺乏应用和需求。有人提到视频点播,实际上,2005年原来联通的CDMA上面已经有12路的彩电点播,但没有人使用,连营业厅都不知道。移动的GSM也已经发展到了所谓的2.75代,即EDGE,视频点播非常流畅,但也没有多少人使用。既然中国已经有世界上规模最大、技术水平最高、质量最好、用户最多的2G,为什么还要发展3G?更不要说中国从整体上来讲,消费者的消费水平、收入水平也比西方、香港低得多。胡锦涛总书记前些日子说过“不折腾”,我想我们从中可以得到一些借鉴。

  李进良:现在确实有很多运营商在3G上是亏损的,但这取决于它们各自的运营情况,并不是3G运营必然如此。举例来说,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都在经营GSM,但是中国移动一天赚3个亿,中国联通却赚得很少,为什么呢?这跟企业的经营情况有关。中国联通经营了两套东西,GSM和CDMA,CDMA亏的钱用GSM赚的来弥补,它的盈利状况自然不如中国移动。

  从国外3G的运营情况来看,虽然大部分是亏损的,但韩国和日本的运营商能赚钱。当然,电信产业和别的产业不同,它需要先建立一张大网,这个投资是非常大的,所以前几年亏损是很正常的。假如说,运营商一开始投入1000亿,他们不可能马上向消费者收1000亿,而是要分5年收回,一年200万,那到第六年的时候,它们就能赚钱了。

  大塚裕幸:2G是以电话(语音业务)为主。而从3G开始,移动互联网得到普遍推广,例如,通过高速通信,能够顺利地进行音乐传输和信息传输。目前,在日本已经有超过80%的用户切换为3G用户。

  对于3G的网络运营,快速地扩大覆盖面、提供种类丰富的手机终端非常重要。对于3G业务而言,如何预测人均ARPU,以及何时回收初期投资的单年度盈利计划非常重要。3G提供全新的服务,所以基础设备投资非常重要。

  TD-SCDMA:自主创新之路道阻且长

  《21世纪》:回顾中国移动通信以往的发展经历,我们能够得到什么经验教训,以利于今后3G的发展?

  李进良:我认为,我们过去在两个方面做得不好,一是存在重复建设,二是没有强调自主创新。2008年8月27日,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关于2007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其中对中国移动等五大运营商的审计调查显示:2002年至2006年,5家企业累计投入11235亿元,用于电信基础设施建设。由于缺乏统筹规划,重复投资问题突出,网络资源利用率偏低,通信光缆利用率仅为1/3左右,且增加了企业的折旧和运行维护费用。

  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建小灵通网络,中国移动建GSM网络,中国联通建GSM网和CDMA网,为了完成移动通话这一件事情,中国同时建三种制式、四张网络。我估计起码有一半投资是浪费的,折算起来约有四五千亿元。

  这11000多亿当中,80%给了外国人,包括买技术的专利费。我们的设备大部分都是向诺基亚、爱立信、摩托罗拉购买。1G时代,中国所有的技术都从国外引进;2G时代,国内厂商的市场份额只占不到20%,80%都是靠进口,相当于有8000亿-9000亿元是给别人了。

  总之,由于过去没有注重自主创新,而只是单纯地以市场换技术,使得我们在通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存在着大量的重复建设和浪费。

  大塚裕幸:我同意李先生的观点,与基站和手机终端相关的基础专利是非常关键的问题。

  《21世纪》:中国移动拿到TD-SCDMA、中国电信拿下CDMA2000、中国联通获得WCDMA。为什么要建立三种不同的标准?这三种制式对于消费者会产生什么影响?有人担心,三种制式会带来重复建设,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大塚裕幸:无论采用哪一种技术体制,只要是能够有效地利用频谱,并且能够顺利地进行运营商之间的漫游,就没有问题。当然,3G如果可以在海外漫游(可以直接使用)将会更好。

  阚凯力:中国的三个牌照采用三种标准,是有各种原因的,其中包括国际政治方面的原因。中国加入WTO的时候有承诺,倘若不采用欧洲、美国的标准,而只是采用中国的TD标准,在国际上交代不过去。更何况TD在国内运营商中受到的阻力也非常大,因为TD尚未形成规模经济,它的设备和终端都比WCDMA的设备和终端贵得多。

  至于对消费者的影响,原来联通是GSM,移动也是GSM的时候,消费者如果想换运营商,只需要换一个SIM卡就可以了,手机还可以照常使用。但现在消费者就不好换运营商了,这对消费者而言是一个很大的不利因素。

  李进良:虽然我们加入了WTO,但我们没有必要非得采取三套标准。欧盟27个国家,2G标准通通都是采用GSM,3G又统一采用WCDMA,难道它们就不受WTO的约束吗?WTO应该是一视同仁的,为什么它们可以采取一个标准,我们却要采取三个标准呢?

  3G牌照发放以后,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副秘书长赵厚麟说,中国给三个运营商发出的三张牌照,涵盖了国际电联2000年推荐的三种技术体系,这在全球是独一无二的。历史经验证明,2G时代我们就是因为搞了三种制式,四张网络,结果造成了重复建设,现在3G又搞了三种,还会使这种状况延续。

  张昕竹:从技术上讲,互联互通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还是利益问题,也就是将来网间结算的机制。长期以来,我们的网间结算机制存在很多问题,但一直没有调整,想等到重组以后、等到3G牌照发放之后,再进行调整。现在重组已经完成,3G牌照已经发放,那网间结算会不会调整?如何调整?这对将来的互联互通会有很大影响。

  互联互通当然会对消费者产生影响。尽管网间结算属于批发定价,但如果互联互通做得不好,就会对消费者的通讯服务产生影响,比如打通其它网络就很困难,很难保证完整的通信服务。

  《21世纪》:3G中的TD-SCDMA,是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标准。如何评价TD的发展对中国自主创新的意义?

  李进良:目前国际上的3G标准有四种,最早的是1998年定下来的三种;隔了10年,2007年美国强行干预,又把它的WIMAX塞到3G里面来。这说明,每个国家都在为自己的利益谋划,并没有什么技术是中立的。

  在中国现行的三套技术中,我认为TD是最好的,而不是最差的。TD这种制式所采纳的新技术,在频谱效率上要比国外的高一倍,这是它最主要的优点。因为移动通信是要动的,需要用无线电,无线电频率是衡量移动通信的最好指标。

  但是,由于中国原来的底子差,加上以前政府重视不够,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支持技术创新,所以走在了别人的后面。但最近几年,中国的TD标准突飞猛进,从4年前还只是一个原型系统,到现在已经成为成熟的商用系统。我们已经建立了2万个机站,顶得上别人好几个国家的,并且在几十款手机中都有应用。而以CDMA为例,刚开始只是在中国建了两个基站,应用一两款手机,试了半天也试不通。从这一点上看,我们的TD技术已经是相对成熟了。

  阚凯力:TD技术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它的有用性没有经过论证。如果3G本身并不具备真实的市场需求,那么这样的技术创新就只能是屠龙术。第二个问题是,对于TD,我们应不应该搞所谓的自主知识产权?

  2000年的时候,当时的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专门总结过我国在发展第一代移动通信和第二代移动通信中的经验和教训:第一代移动通信,我们采用的是自主知识产权,却使用了欧洲的制式、美国的频率,导致的结果一是没有规模经济效应,所以设备和手机的价格都非常高;二是手机不能漫游,致使中国第一代移动通信的使用范围受到很大影响。

  第二代移动通信,我们采用的是世界上最普及的原汁原味的GSM,它使得我国第二代移动通信发展非常顺利。2000年底,吴基传部长专门强调,尽管我们已经把TD申请为国际标准,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将来上3G就一定要采用这个标准。在三个技术标准中,TD是最不成熟的。

  我们采用TD,等于是采用一个自主创新的屠龙术。有关方面曾经说要用TD来迎奥运,但事实上,TD在奥运期间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只不过是一个形象工程。直到今天,不上TD仍然是整个电信业的共识。现在用行政的力量让中国移动采用TD标准,而且,中国移动被要求在三年之内发展一亿的TD用户,中国移动冥思苦想,终于推出了“三不”原则:不改号、不换卡、不注册登记。有了这“三不”原则之后,连上帝都搞不清楚究竟有多少TD用户了,更不要说用户自己,他用的是双模手机,自动切换,你既可以说它是GSM用户,也可以说它是TD用户。所以,中国移动算是金蝉脱壳了。TD被看作创新的典型,但如果用旧的体制去维系,我们根本不可能做出真正有用的创新。还是要从根本上改革我国的科研创新和教育体制。如果不从这些方面着手,TD不但不会成为自主创新的典范,反而可能成为绊脚石。

  张昕竹:我觉得TD技术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是需要有相应的配套政策。现在政府的管制政策会带来扭曲。自主创新政策属于产业政策范畴,需要有相应的产业政策扶植,但是,现在政府通过很多管制政策来达到产业政策所要达到的目的,我并不看好。

  大塚裕幸:TD技术相比日本和欧美制式(WCDMA和CDMA2000),既有优点,也有缺点。为了使技术更成熟,需要有针对地开展能够克服缺点的研究开发。

  日本和欧美制式(WCDMA和CDMA2000)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成熟地得到了商用,可以直接导入,提供比较稳定的服务。

  《21世纪》:您如何看待3G技术未来的前景?

  张昕竹:3G本身是一项简单的技术选择。鞋穿着合不合适,最有发言权的是穿鞋的人。技术合不合适,最有发言权的是企业和市场。市场需求是由供方和需方两个层面构成的,3G无论是在现在、过去还是将来,技术的选择权都应当交给企业。企业的决策最终会落到用户头上,如果用户不欢迎,消费者是有最终投票权的,消费者不买你的东西,企业选择了也会失败的。

  前景展望:路径与策略

  《21世纪》:当下正是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时刻,在此形势下发放3G牌照,对经济会造成什么影响?

  张昕竹: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任何事情都有机会成本,这是一种潜在的成本,我们不能简单地用投进去多少钱来衡量它的成本,还需要计算它的机会成本。至于拉动经济,政府的任何投资都可以拉动内需,但政府的投资也要讲效率。

  阚凯力:3G与拉动内需并无本质关联,换句话说,不起任何作用。虽然有测算说3G在未来的直接投资是1.5万亿,但我们知道,任何由政府花钱投资的事情都可以拉动内需。有人说过,政府拉动内需和促进就业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只要今天花钱雇人挖沟,明天再花钱雇人把沟填上,就可以了。所以,关键的问题不在于3G是否拉动内需,而在于它是不是一个有效的投入。

  《21世纪》:对于中国电信产业未来的发展,您有何建议?

  张昕竹: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电信行业有点像典型的管理竞争产业,而不是管制竞争行业。也就是说,政府在不断地干预和管理这个市场。我是研究管制的,根据我的了解,世界上好像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管理电信行业。中国的电信行业发展得很快,但这不能说中国电信行业监管政策就是有效的。

  衡量管制效率的标准,不是简单地看它现在的绝对发展水平,而是看它的机会成本,也就是说我们衡量一种管制是否有效率,不是自己跟自己比,而要跟丧失的机会比。中国电信产业发展迅速有无数种原因,如用户数量较多等,扣除掉这些因素以后,还有多少是和电信管制政策有关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电信法起草以来,中国的电信产业确实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电信管制的发展与国际发展趋势有点渐行渐远。究竟什么原因,我觉得我们的理念可能不是十分清楚,比如我们对于电信行业的认识,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业,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体制。

  李进良:对于未来中国电信产业的发展,我的意见是:首先,要让所有运营商都选择当代先进的新技术、新系统,以加速开辟新的业务市场。对各种3G技术标准,要客观分析其技术和性价比。以前我们搞2G,因为重复建设造成浪费5000亿元,建设3G如果不吸取这个教训,还会把大量的钱给外国人。TD是中国人自己的3G,具有技术、频谱、组网、业务和成本等五大突出优势,选择TD就有可能以最低的投资建设全国3G精品网。

  其次,在中国进行3G建网与运营,必须千方百计迅速发展用户。按预期的网络规模定低价,双向收费改单向收费,要比固网的费用还低,并且,要采用跨网漫游的运营策略、定制和号码携带的终端策略,等等。这些措施可以促使用户规模迅速增长,规模效应越大,技术优势体现越充分,资费下调的空间就越大。这种正反馈的网络效应,一方面会促使国内通讯产业和核心技术获得更高层次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会使得整个中国社会公众充分享受到中国通讯产业发展所带来的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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