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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面临通缩威胁”
---专访德国前驻日大使谢米格罗
作者:旷野 谷重庆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 2009-02-09 ] 共有0条点评

  (谢米格罗(HenrikSchmiegelow) 于1974年进入德国外交部工作,2001年至2006年6月出任德国驻日大使,至今他已出版了4本关于日本及全球经济政治方面的论著)。

  有意无意之间,人们已经习惯于将目前的危机与1930年代的大萧条以及1990年代日本“失去的十年”相提并论了。

  尽管历史的细节可能千差万别,但重大事件背后的逻辑似乎总是有着某种或隐或现的相似性。从广度上说,大萧条和目前的危机属于世界性的。从深度上说,三场危机无疑都给金融和实体经济领域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从长度上说,大萧条和“失去的十年”都延续超过10年,但目前的危机尚无定论。从这点上说,虽然目前有部分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经济可能在2009年下半年开始回暖,但未来是否会出现一个非常疲软的反弹呢?正如1990年代的日本经济一样,大多数时候GDP增长均为正值,但却被称为“失去的十年”。对于严重依赖外需的中国经济来说,假如出现这种局面,恐怕将意味着中国需要做好“持久战”的心理准备。对于缓慢和艰难的中国经济转型而言,这无疑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自从2002年关于人民币升值的争论出现以来,这一主题经历了不同话语环境的转换,却始终热门。与此同时,日本经验的解读也发生着各个角度的转变。如今,在全球危机和衰退的背景下,再回头来看日本当年的危机,可能又会有一些新的意义。为此,本报近来专访了德国前驻日大使谢米格罗先生,谢米格罗先生曾留学美国,长期在德国政府工作,多次介入国际金融经济领域的谈判,并曾近距离观察过泡沫前后的日本经济。

  “两次危机都起源于美国”

  《21世纪》: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之后,这场危机对全世界的影响急速上升。虽然其后各国政府竭尽全力挽救经济,但大多数机构仍对短期内的经济形势非常悲观。更严重的是,现在有人认为目前的危机与日本上世纪90年代的金融危机非常相似,而我们知道,日本经济在危机后有超过十年的时间非常低迷,您对这种观点怎么看?

  谢米格罗:这两者之间的确存在一些相同之处。第一,都面临通缩的威胁。在当年日本的金融危机中,通缩变得非常严重并持续超过十年。这次危机将要引发的通缩是否会比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更严重,我们目前还不得而知,尽管做出预测为时尚早,但可以确定的是出现通缩的风险很高。

  第二个相同点在于两次危机都起源于美国。这次危机众所周知是美国的次贷危机演变而来的,但很多人还不清楚美国也触发了日本上世纪90年代的金融泡沫。

  日本当年的泡沫开始于1985年签署的《广场协议》。该协议签署之后,日元进入了大幅升值的时期,这和德国马克过去的经历一样。美国因为背负着巨额的双赤字———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所以努力促成了这一国际政治交易,要求德国和日本这两个主要的贸易伙伴实行货币升值的政策。

  同时,美国还要求日本迅速扩大内需,并期望日本可以通过内需市场的扩大来实现出口型经济的转型,从而进口更多的美国产品。因此,日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日元升值、降低利率并实行扩张型的财政政策,这些措施合在一起使用是有问题的。

  伴随着投资激增,日本经济也开始迅速膨胀,例如日本人买下了美国的洛克菲勒中心。那时候,日本到处充斥着钱和投资,每个人都觉得这样的繁荣会一直持续下去,这种乐观的假象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前也能看到。那时候日本滋生了很多泡沫,尤其东京的房地产泡沫非常严重。

  因此,我认为日本的金融危机源于美国要求日本政府实行财政扩张、降低利率和日元大幅升值的政策组合,而这些政策通常是不会同时使用的,这一点很少被提及。因为大家公认日本在那时候将利率降得很低是一个致命错误,这使得泡沫的膨胀非常容易,这的确是日本政府犯的错误,不过要是美国不对日本施加那么大的压力,这些问题可能也都不会发生。

  《21世纪》:您认为日元升值是迫于美国的压力,但也有人认为二战后,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很快,因此到了80年代,日元本身也存在很大的升值压力了,您对这点又如何解释呢?

  谢米格罗: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德日两国处于战后重建阶段,经济高速发展。这里我们不该忘记,那时候美国的经济建议对两国帮助很大。美国告诉我们要保持财政收支平衡,实行公平贸易原则和反垄断政策,那都是很好的意见。这些政策基本组成了一个非常保守的经济政策框架———在一个法律框架下让所有经济参与者自由的投资、生产和赚钱。因此,在一个法治的环境下,德国和日本迎来了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且,两国的科技优势并没有在战争中失去,技术工人、工程师和科学家都还在,这也有效地促进了两国的战后重建。

  《21世纪》:有趣的是,德国和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面临货币升值的压力了,但当时两国采取了截然不同的道路,德国马克在70年代大幅升值,但日元却拒绝升值。

  谢米格罗:是的。那时候德国和日本在经济政策上出现了分歧,那是一个很长的故事。

  德国人是非常刻板的(orthodox),他们认为有必要保持所谓的自由经济政策,也就是坚决反垄断,并且1970年代德国还在坚决的反通胀。所以德国马克为何会在1971年开始升值?因为德国人不愿意维护固定汇率,马克对很多货币的汇率太低,以至于德国面临通胀压力,所以德国就实行了自由的浮动汇率制度。简而言之,当时德国政府认为其唯一的任务就是要保证价格平稳以对抗通胀,所以马克就升值了。

  而日本的政策不同,日本更青睐于创造利润,他们那时候仍然要继续扩大日本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在1960年代末,日本刚刚在经济规模上超越了德国,他们还希望继续占领更多的市场,特别是在计算机等新产品上。例如1970年代,日本进行了一项大工程,试图通过这项浩大的研究工程打破IBM在信息技术上的垄断。因此可以看出日本在产业政策上是十分激进的。相反,德国不认同这种大张旗鼓的产业政策。这就是日本和德国之间的不同,不过两国在战后重建的基本政策方面仍然是非常一致的。

  《21世纪》:您的意思是说,日本的决策者一直都比较偏好于保护企业,尤其是通过货币等手段来维护其竞争力,因此《广场协议》后他们担心升值会不利于出口,于是采用了低利率和财政扩张的手段来对冲日元升值对经济的影响?

  谢米格罗:是的。无论是日元升值还是降低利率都是不同寻常的调控手段,日本扩大内需的确能缓解日元大幅升值所带来的经济压力。对美国而言,这意味着美国产品将以更便宜的价格出口到日本,而且是双倍效应,日元升值的同时美元在贬值。但是对日本而言,升值和降息是不健康的组合,因为这反而抑制了国内需求,日本人可以利用低息和升值的日元投资于全球的房地产市场和跨国企业等,这在日本造成了货币幻觉(moneyillusion),这无疑是泡沫生长的乐土。

  《21世纪》:但当时日本政府中的一些官员似乎也希望借日元升值的机会去塑造日元国际货币的地位,虽然后来的结果有点适得其反。

  谢米格罗:开始时他们并没有那样想,他们觉得日元升值会损害出口。后来,日本和德国认为他们有信心使日元和马克变成第二或第三个国际储备货币,这种想法在金融界得到了一定的支持。但在实体经济领域,负责贸易事务的人都反对升值,因为他们坚信升值会给出口增加很多困难。

  实际上,升值并没有损害日本的出口。因为1980年代,日元升值已经不会对日本的出口产生那么大的负面影响了。例如日本汽车的出口,它们充分利用了技术优势以至于日本汽车非常适合欧美家庭的需要,即使在日元升值的背景下,欧美人依然愿意以更贵的价格来购买日本汽车。所以日元升值并没有给日本出口带来那么大的伤害,反倒是催生了泡沫。

  《21世纪》:有人认为日本后来的问题实际上是日元升值过晚造成的,尤其是和德国马克相比,您对此怎么看?

  谢米格罗:我认为不是的。我认为是强势货币、低利率以及国内财政扩张的共同作用,导致了日本的泡沫,而泡沫一直持续了4、5年之后才破灭。而我个人认为升值、降息以及财政扩张的幅度如此之大,并不是日本当局的原意。

  “目前的危机更危险”

  《21世纪》:您是指美国逼迫日本那么做?

  谢米格罗:不是逼迫,是通过争论、讨价还价。我们知道在签署《广场协议》时,美国人是来寻求帮助的,因为当时美元汇率过高且贸易赤字翻倍,因此美国要求日本加速日元升值,不过这只是针对日本,并没有对德国施压。

  为了让日本经济由出口导向型转为内需推动型,美国经济学家还撰写了长篇的研究报告以“教育”日本人,希望以此将出口机器的日本变成一个大量进口的国家。这都是真实的事情。当时没有人想到由此会产生一个巨大的泡沫,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也很容易得出结论———这样的政策最终只能以泡沫结束。

  这是我的个人观点,日本人大多同意我的观点,但是美国方面从来没有公开承认过,美国人理所当然忽视其自身的原因,认为那只是日本犯的错误。

  你叫我将当下的危机和日本当时的危机作比较,在我看来目前的危机更危险,因为现在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更深。房地产泡沫不仅发生在美国,英国、爱尔兰、西班牙和澳大利亚等国也都有。房地产泡沫、低利率、高消费在很多国家都存在,而且金融系统还开发了房地产的结构性融资业务。

  如果继续寻找这场危机的诱因,我觉得这源于布什政府提出的“让美国人居者有其屋”。政府鼓励房贷机构向低收入个人和家庭提供全额住房贷款、且不需要担保和定金,还享有头两年的优惠利率,大概只有2%-4%。不过没有人告诉借贷人这份贷款合同是非常复杂的,低收入者很难读懂,而且他们也不会仔细的去看合同内容,因为合同有很多页,在上面写满了法律用语,普通人根本看不明白。显然,在这一环节上消费者保护并没有发挥作用,这些借贷人在得知能够全额贷款且开始时贷款利率只有2%-4%之后,都非常高兴。他们还被告知几年后房价涨了,还可以再融资,而且房子对消费贷款而言是优质抵押品。所以毫无疑问,他们都签下了这份贷款合同。

  在欧洲,类似的合同可能在买车时会如此儿戏,不过法律规定住房贷款合同必须由律师准备并告知当事人,但在美国没有这种规定。所以贷款两年后,借贷人没有能力继续还贷并被赶出家门,银行会收回房屋,不过房价突然间下降打破了大家的美梦并引发了巨大恐慌,这就是泡沫破灭的开始。

  如果不是房贷证券化产品的交易,本来美国法律是可以阻止泡沫泛滥的。投行很聪明,它们将不同的房贷证券化产品再次打包在一起,组成新的证券化产品然后卖出。这样一来没有人知道购买的证券对应的哪些房子和哪些房贷,由于两年后贷款不再享受优惠,利息将增加,因此这类证券化产品往往能以较高的价格卖出,购买者包括各类大小银行。

  这些愚蠢的银行、愚蠢的银行经理都不知道他们买的是什么,全世界的银行现在都面临这个风险,包括中国、亚洲的银行,所以这是全球化的风险。另外还有一个潜在的巨大风险———信用违约掉期(CDS),AIG就是因此倒下的。这也是目前银行之间不肯互相借贷的主要原因,因为它们不知道交易对手究竟持有多少危险的金融产品。因此这也造成银行间信贷利率很高且交易量很少,这对实体经济会产生影响。

  正因为如此,这场危机比日本当时的金融危机要严重得多,没有人知道这将来会如何演变。

  《21世纪》:但据我所知,德国的房地产一直都没有泡沫,但这次德国的银行还是在这方面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您觉得这是为什么?

  谢米格罗:按理说,德国的国有银行不应该参与此类交易,因为规章制定得较为保守,不过我很惭愧地说这些银行通过间接手段还是购买了这些产品。它们在爱尔兰等地创设了表外实体,专为购买那些结构金融产品。这些实体拥有单独的资产负债表,所以表面上这些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合乎要求。

  德国的金融监管是非常严格的,有些甚至比英美还严,但贪婪使这些监管失效了,银行在风险敞口上欺骗了监管层。从法律角度上说,那些表外资产没有并入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而且其设立地点在爱尔兰,在那里的业务德国是无法监管的。所以金融监管的各自为政也是此次危机泛滥的原因之一,金融监管应该更加有效,并需要更多的国际合作,我希望并相信这种国际间协作的银行业监管将来会实现。

  在此之前,美国人和英国人从不认为金融监管有必要重新规划。他们不想监管那些创新市场,例如对冲基金等。因此在过去,G7会议上一直存在英美领军的“盎格鲁-撒克逊人”(Anglo-Saxons)与欧洲大陆系特别是德国人的争执。德国一直提倡对金融市场,尤其是对冲基金和PE等进行更严格的监管,但英美总是对我们说“你们不懂金融创新,你们早就过时了,所以不能听你谈那些过时的体制和监管,监管过度只会让欧洲的未来之路丧失希望”。现在,我们终于看到了“未来之路”的结局。

  《21世纪》:现在各方对金融监管的国际协作正在日益重视,贸易领域我们有WTO,但在金融领域却缺乏一个类似的组织。前一段时间有人提出可以考虑建立一个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您怎么看?

  谢米格罗:对此我也不太确定。我们看到IMF和美联储、欧洲央行以及亚洲国家的央行等在尝试合作,这可能是一个协作的途径。现在所有的IMF成员都赞成共同加强IMF和世界银行的作用,美国目前实力不济,我想这会减少各国之间的分歧和争执,对彼此合作是有好处的。在上世纪90年代讨论这些合作的时候,各国最终只有争吵,美国和英国一贯都说“不,我们最清楚情况,因为我们正在金融创新的征途上,而你们这些可怜的愚蠢的欧洲人根本不了解这些”。现在,情况彻底改变了,所以各方一起协商解决问题的办法变得更实际了。

  同样,这也从侧面证明,目前的危机远比日本当年的金融危机更严重。日本在那场泡沫后遗留下了巨额的不良贷款,日本央行花了很长时间去处理这个问题,并且最终在福井俊彦(ToshihikoFukui)的带领下取得了成果。福井俊彦在央行行长的职位上做得非常成功。为使日本的银行调整资本、剥离不良资产并强化金融监管,他采取了一切必要的手段,同时他还帮助大银行以避免倒闭,这也是我们现在正采取的措施。现在美国人也从日本那里学会了一些救援危机的方法。

  《21世纪》:但当初很多美国人,如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是反对日本政府救助商业银行的,不过现在美国人也在这么做。

  谢米格罗:是这样的,当福井俊彦救助银行时他遭受了来自美国的批评,而现在美国却在向日本学习。

  《21世纪》:您说福井俊彦在央行行长的位置上做得很成功,但我们经常称日本经济为“失去的十年”。

  谢米格罗:那并不是福井俊彦的责任,他是2002年才就任日本央行行长的。日本在1990年代的举措是由他的前任负责的,那些举措基本上就是试图通过财政手段,如公共工程等来解决问题。显然,那些都没有奏效。美国经济学家费雪(IrvingFisher)在描写1930年代大萧条的书中说过,要解决像大萧条这样的危机,只能依靠货币政策即尽可能的降息。福井俊彦不仅这么做了,他还进行了一些创新。因为银行不接受实际为负的利率,所以他向银行购买商业票据和债券,以此将资金放入银行的口袋,这是不被美国人认可的做法,但是他没有理会美国人的反对,坚持这么做了,后来在经过强化的金融监管体制下,促成了银行业内的强弱合并、管理层的责任追究以及新旧管理层的替换,这些都是循序渐进的缓慢进行的,最终日本金融系统恢复了健康。

  世界经济有通缩的风险

  《21世纪》:在泡沫破灭后,日本经济低迷了很长时间,所以一些人很担心这次危机会让世界经济在低谷中徘徊更长的时间。

  谢米格罗:我已经说过,我们有进入通缩的风险,不要相信2009年经济会好起来的说法,经济恢复需要时间。

  我并没有说世界经济恢复的时间要比日本那一次长,我只是说不要太乐观。首先,我们已步入经济衰退,在经济衰退时买东西似乎很好,所有商品的价格都会下跌,但是欧美对商品的需求却会大幅下降,就像中国担忧的那样,中国已经感受到经济转型的压力。中国面临着艰难的挑战,但也是一次机遇,扩大内需是很困难的,但我认为也是有希望的,过去的游戏已经结束了,也就是说那些为沃尔玛生产玩具的中国工厂需要寻找新的商业模式,而这也是更健康的经济模式。

  《21世纪》:为了鼓励资金流入实体经济,日本央行在过去很长时间一直采取低利率政策,但似乎效果不佳。目前,世界各国央行也在大幅降息,您对此怎么看?

  谢米格罗:这就像一个流动性陷阱,你想用手中的绳子去推别人,但做不到。这正是日本在“失去的十年”中所做的事情。

  各国央行没有其它选择,现在只能降息,目前为止这还没有取得什么成果,所以在降息的同时还要提高银行在危机中丧失的信心,这需要清查CDS。

  我们需要做的是在各国央行和财政部之间建立协同合作,我想这是有可能的,因为各个货币当局已经在谋求合作了,这将是我们阻止危机恶化的最有效保障。

  “全球化不会受到威胁”

  《21世纪》: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曾经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现在世界面临着需求疲软的威胁,您觉得我们有可能会重演这段历史吗?

  谢米格罗:我认为只要我们继续保持现在刚开始的一系列合作,那段历史就不会再重演。在我看来没有哪个国家会这么做,即使是日本也不会真的大力干预日元汇率,因为那会毁掉G7之间的君子协议。

  《21世纪》:但还是有不少人担心过去三十年一直在不断发展的全球化进程可能会遭到逆转。

  谢米格罗:我个人的观点是全球化不会受到威胁。我想新的世界秩序根本上应该围绕一个会议桌,在这个会议桌上所有问题都可以拿来交流磋商。我们现在面临着许许多多的难题,例如金融危机、气候变化、寻找替代能源以使每个国家都能参与、都能投资利用,就像是现在就如何解决危机的问题,我们也能听到很多不同的声音和意见。

  如果我们希望再次拥有经济繁荣,那么唯一可行的就是建立新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并发展新科技,现在人们已经在对此进行投资了。也许在经济刺激计划实施后,新型汽车、新型交通工具等都将很快登场。

  《21世纪》:那您对这场危机的未来怎么看?

  谢米格罗:我认为只有我们找到了新的需求增长点以取代已经崩盘的市场需求,这场危机才能结束。我们期待通过各项财政政策如减税、直接扶贫以及基础建设的投资来解决这些问题,例如我们可以投资电动汽车的生产。

  《21世纪》:但是美国现在有高额的双赤字,那奥巴马政府如何在这样的情况下去解决问题呢?

  谢米格罗:可是对美国而言除了这么做也别无他法了。奥巴马政府已经上任了,他本人、还有他的经济团队都被认为是很睿智的,所以我想奥巴马能解决这些问题。

  另外,这一类投资并不是一切都由政府财政买单的,公共财政也可以做很多金融创新的尝试,我对美国完成经济刺激的财政政策很有信心。

  看看日本,在战后重建中,它几乎没有输入任何外资,但其在20年中保持了10%的经济增长率。银行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自19世纪起,德国和日本主要依靠的都是间接融资而非直接融资,尽管间接融资常被认为是过时的和愚蠢的。但这两个国家都经历了高速发展且跻身于富裕国家行列,由此看来银行可以扮演这一重要角色。也许这比那些没有人能明白的金融创新更好,也许这是未来更好的银行经营模式。

  同时,我想寻找替代能源可能至少还需要10年时间,上一次我们通过世界大战建立新的世界秩序,这一次我们当然不能通过战争,而且我们建立新秩序本身也是为了今后的和平,而非触发新的战争。所以可以想象新事物终将出现,但基于对1930年代大萧条的研究,我想这一过程需要数年。而对中国而言,这意味着经济转型领域的重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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