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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有序平衡:应给予中国转型时间
作者:迈克尔.佩蒂斯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 2009-02-23 ] 共有0条点评

  ·编者按·

  2月初,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全国1.3亿外出农民工中,“大约有15.3%的农民工因全球金融危机而失去了工作,或者没找到工作。据此推算,全国大约有2000万农民工失去工作,或者还没有找到工作就返乡了”。现在2月已到下旬,随着发达国家经济的进一步衰退,中国的农民工就业可能正在经历更大的负面影响。而就在不久前,美国等国指责中国等贸易盈余国制造了目前的金融危机。自然,这引起了贸易盈余国的愤怒和反击。

  两件事情似乎隔得有点远,就业问题无疑是现在社会各界最关注的经济问题,也是与普通民众的生活最相关的部分,这与金融危机“归谁制造”有何关系?事实上,对一个贸易依存度70%左右的经济体来说,国际经济的风吹草动都将是值得注意的。进一步说,这对于就业的影响也将是巨大的,失业的农民工就是一个证据。

  对中国来说,目前所遭遇的可不是什么小的周期波动,而是全球经济失衡历经多年所积累的沉重调整负担。为此,明晰目前的局势,认识中国在当今国际金融危机中的地位和角色将是至关重要的。为此,本报最近向该领域非常活跃的研究者———迈克尔·佩蒂斯教授约了一篇专文,希望此文可以有助于读者理解目前的中国和全球经济局势。(文/谷重庆)

  过去10年中,国际收支平衡在很大程度上为中美两国间的贸易与投资关系所主宰。当前,中美间的这种关系正在经历重大转变。多数大型经济体都将因此受到影响,如果此类经济体的经济政策不能适应这一转变,它们将面临与上世纪30年代类似的困境,对全世界而言,自然也包括中国,如果经济政策调整失败,那么其后果将是严重的。

  中美两国面临着维护这种主导权的历史机遇,通过调整、修复国际体系,两国有望在可预见的未来继续主导贸易和资本的流动。美国希望全球更趋向于贸易平衡,不过全球贸易失衡的快速调整会导致中国经济的恶化,因此美国需要和中国协作最大程度的降低中国经济遭受的损失,以确保中国的忧虑和关切在新的国际体系中得到充分体现,这样才能使中美两国都继续各司其职。

  这一过程将充满荆棘。中国最近公布的1月份贸易数据令人忧虑,1月份出口额同比下降17.5%,而去年12月出口同比降幅2.8%。出口的大幅萎缩给国内制造业带来了巨大的生存压力,伴随而来的是失业人数的激增。同样让人担忧的还有进口数据,继去年12月份进口额同比减少21.3%之后,1月份进口的降幅达到了43.1%。

  与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大陆的出口数据还不算太悲观,似乎给人一丝希望,例如去年12月,台湾地区的出口同比萎缩了42%,韩国下滑了17%,日本的出口降幅也高达35%,并且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已经历了数月的出口严重下降。总体来看,亚洲其他欠发达国家的出口表现也比中国差,从这一角度来说中国比其他竞争对手略胜一筹。

  不过,竞争优势也清楚地表明中国面临的挑战将有多么严峻。1月份中国的贸易盈余约为391亿美元,略低于去年11月份创下历史纪录的401亿美元,且取代了去年12月份的390亿美元位列月度贸易盈余的第二名。去年上半年中国平均每月的贸易盈余为167亿美元,这已经很高了,但下半年的数据更让人惊讶,平均每月的贸易盈余高达329亿美元。

  这意味着什么呢?全球的消费者正在大幅缩减需求,这一需求下降的损失必然由全球的生产商分担,中国的出口下滑就意味着中国的生产商已经承担了全球需求下降的一部分后果。但是中国进口的降幅比出口更大,这可能表示中国内需的萎缩速度甚至快于全球需求的下降速度。

  这种局面最终将产生一个后果,就是中国制造的份额将有所上升,而非中国的生产商则会在衰退中遭受更为严重的困难,中国的贸易伙伴们必将对这一现象感到震惊和愤怒。当然,这并不是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有意为之。相反,尽管他们可能没完全认识到中国在全球失衡中扮演的角色(就像美国在1930年代未能清晰的认识到自身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角色一样),但他们仍然非常乐于见到中国国内消费的大幅增长。中国颁布了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并促使银行大量放贷,这种新增贷款的增速目前太快以至于不良贷款未来很可能会膨胀。

  中国的这些努力还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见效,因为中国面临着多方面的困难,依赖出口的发展模式已不再合适,银行系统的放贷能力薄弱,国内消费疲软,即使在财政刺激下消费依然难以保证净增长(净增长是指消费的增长超过生产的增加)。中国的银行系统在过去十年中放贷持续高速增加,美国银行业十年来一直在适应流动性的膨胀,因此向消费部门提供了大量不谨慎的贷款,中国的银行则是将绝大部分流动性都提供给了投资和生产部门。

  为了纠正过去十年产生的失衡,美国的银行目前正在削减消费类贷款,中国的银行却在继续增加对制造业及基础建设项目的贷款。许多评论者都为这样的反周期放贷欢欣鼓舞,而在美国、欧洲以及其他经济体,银行都是相对独立于政府的。但我认为这是错误的观点。不可否认,这一类放贷会增加就业并有可能缓解工人失业所带来的世界范围的消费需求下滑。但另一方面,放贷还会扩大生产,商品供给的增加将轻而易举的超过就业增加所带来的消费需求,所以中国将继续出口大量的过剩商品,而世界经济却还在需求大幅缩水的困境中苦苦挣扎。

  世界正在调整

  美国和中国的一些政策制定者尚未充分认识到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前景的影响。中国官方的失业率统计,即城镇登记失业率,去年略超4%,非官方的统计结果更高一些。接下来的几个月,失业率可能还将攀升,较为可靠的说法是———即使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今年能达到世界银行估计的7.5%,但年底的失业率仍会远高于去年同期。

  中国大量积聚的生产过剩问题是历史上其他大型经济体未曾经历过的,目前中国生产超过消费的总值接近GDP的10%。另外,企业利润的大幅下滑还将导致新增投资的下降,近2/3的企业利润在过去都未进行分红而是继续进行生产投资,出口和投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两大动力,然而这两项的前景都不容乐观。

  中国需要实现两个主要目标:一是国内需要增加就业,二是全球要求中国减少出口,短期来看这两个目标是互相矛盾的。对此,中国国内在政策制定上存在争议,一方将这次危机看作向消费主导型经济转型的必经之路;另一方则更倾向于抓就业,不惜采取人民币贬值、减薪、加大对制造业的信贷支持等措施,然而所有这些措施都会继续扩大生产、同时抑制消费,全世界的生产现在已经明显过剩,需求却远远不足。

  这很容易触发贸易战,亚洲一些国家如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已经与中国的出口处于竞争状态,法国、美国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也正站在贸易保护的关口犹豫不决。贸易战一旦开始,对中国而言后果将是严重的。

  我认为美国有能力也有必要帮助中国,两国应携手用4-5年的时间重新营造一个有序的平衡,而不是简单粗暴的要求中国立刻缩减出口。中国即使在4-5年内完成转型,我想这一过程依然是困难重重的,但情况至少会比迅速转型好很多,不会演变为一场灾难。美国用贸易制裁来威胁中国是难以奏效的,短期内缩减出口必然会导致出口企业的大面积倒闭以及失业率的迅速上升,这将有可能造成社会的不稳定,没有哪一个政策制定者会这么去做。

  过去的数月中,中国的出口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这增大了经济转型的困难。对此,世界要正确认识中国有能力转型,但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国需要耗费数年完成这一艰巨任务,金融系统和发展模式都将因此进行重大的变革。那么,全球主要经济体最终要一致同意给予中国转型的时间。在这段时间中,美国、欧洲以及其他的主要市场要保证对中国的出口商品开放自由市场。

  眼下,世界主要经济体有机会共同面对一次艰巨的挑战,并有望通过经济调整创造一个更有利的全球体系,新的全球体系将在未来数十年中掌控贸易关系和资本关系。假如贸易逆差的国家将经济调整的责任全部推给贸易盈余的国家来承担,全球范围都将因此充斥着极度的不信任和敌对,最终的结果是没有赢家。现在不应该互相批判和指责,美国正在做且必须做的是———纠正过度消费,中国则最好在全球合作的背景下用4-5年的时间去解决严重的生产过剩问题。一味求快的粗暴解决很可能会造成更多、更严重的问题。

  全球失衡的根源之一

  要了解当前经济形势的严峻性,就必须先弄清楚全球失衡的根源。中国长期保持对美的巨额贸易顺差,这些贸易顺差的再循环又形成巨大的资本项目逆差。这个再循环是全球资本流动的主要来源之一,由于近一段时期中这类资本流动在世界占据主导,因此这也就变成了国际收支平衡的重要因素。要恢复平衡仅靠任何一个国家的调整是不可能实现的,遗憾的是并非所有相关国家的政策制定者都彻底认识了失衡的问题。

  近几年,过度的美国消费和过度的中国供给曾达成暂时的平衡。在保持贸易顺差的同时,中国必然会积累巨额的美元,并不得不将其输出或者说是投资到美国。而且这类资本输出不是以民间投资的形式,实际上中国在民间投资领域一直保持着资本的净流入,这就进一步增加了中国的外汇储备。中国央行只能用这些美元去购买美国国债及其他美元资产,使美元回流到美国。由于实行外汇管制,中国央行别无选择,只能像现在这样积累和使用外汇储备。

  在一定程度上,中美之间存在一个大循环,相当部分的美国消费转变成了中国的储蓄,中国央行通过购买高流动性的美国债券又将储蓄的美元再次投入到美国的金融系统,这个循环也是全球资本流动的动力之一。这个循环体系最终无法持续归因于以下几个方面:

  资本的大量回流抬高了房地产和股票价格,这也使美国房产所有者的财富增加了,他们自然有了更多的消费意愿。同时,金融机构被迫调整资产负债表以适应不断增加的流动性,最普遍的方法就是增加贷款。这样一来,银行想要增加贷款,房产所有者则希望将资产最大程度的变现以支撑消费。最终,房贷泡沫的破灭就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同时,因为要用人民币兑换贸易盈余所得外汇,中国央行也在国内增加了更多的货币供应。多数新增货币最终落到了商业银行手中,而商业银行主要为投资提供融资(消费信贷占银行信贷的比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投资的带动下,工业生产的增长远高于消费增长,一个国家的贸易盈余正是反映了该国生产和消费间的差距。在中国两者的差距不断扩大,贸易盈余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外汇流入中国,最终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循环,这一循环因而也不断获得强化。

  这个暂时的平衡有时被戏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II”。在这个体系中,中国的生产过剩满足了美国的过度消费,中国央行的资本输出契合了美国居民的借贷,并保证了两国经常账户与资本账户的互相匹配。如果这一体系中的任意一方发生改变,那么另外一方就必然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这是国际收支平衡的基本要求,即所有的帐户的盈余和赤字最终相加必然为零。

  巨大的全球失衡

  许多分析师都认为美国经济是全球经济的引擎,这并不是全部的事实。有时候世界某一区域发生改变将迫使其它区域做出相应的调整,美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大、最开放的经济体,还拥有最灵活的金融系统。因此,美国通常会吸收和反映来源于其它经济体的变化。

  美国的贸易数据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最近的60年中,除了两次例外情况,美国经常账户的盈余或赤字在绝大多数时间中都不超过GDP的1%。刚才所说的两次例外,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经常账户赤字在1986-1987年间一度上升到GDP的3.5%,后来大幅回落,1990年恢复到少量的经常账户盈余。另一次发生在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的前后,美国经常账户赤字超过GDP的1.6%,接下来的两年虽有回落,但在1997-1998年后迅速攀升至历史峰值———GDP的6%。

  经常有人称美国的贸易赤字仅仅是因为美国人贪图享乐的过度消费,但这很难解释在上述两次贸易赤字高涨的情况之外,美国长期保持了经常账户稳定的原因。亚洲国家在储蓄和贸易政策两个方面的改变可能才是问题的源头。上世界80年代美国经常账户赤字的高涨很大程度上是由日本的国内政策和环境所致,那是一个值得专门研究的案例,而1997年之后的赤字膨胀更有意思,并且和当前的金融危机有关联。

  1997年,亚洲多国经历了可怕的金融危机,经济遭受了严重的打击,那些惨痛的教训给亚洲的执政当局留下了深刻教训。执政当局从中学到了最重要的一课,即大量的美元外债以及不足的外汇储备将使一个国家面临极大风险,甚至可能爆发危机。为保护本国不再重蹈1997年的覆辙,大部分的亚洲国家都追求贸易盈余,并通过贸易政策和调控货币汇率来积累大量的外汇储备。这就产生了所谓的全球资本流动的悖论(Paradox),即发展中国家在近些年向发达国家净输出了巨额的资本,而且还在不断增加这一净输出量。显然,这是矛盾的,因为历史上发展中国家历来都是缺乏资本的,所以它们通常属于资本净输入方。这些外汇储备大多以官方投资的形式输出到发达国家。在过去50年中,这些发展中国家以外汇储备投资为主要形式的资本输出总额是远低于民间资本输入总量的。然而,1998年发展中国家的官方资本输出总额开始大幅上升,到1999年就已超过了民间资本的输入量。这正是悖论开始的时候。自1998年起,除了2001年有轻微下降之外,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输出几乎呈直线上升的状态,平均每年增加7000亿美元(外汇储备增速为每年1.2万亿美元,扣除每年5000亿美元的民间净资本流入)。

  不管怎样,世界各国的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总和最终一定是归零的。因此当亚洲国家拥有巨额的贸易盈余和资本输出时,必然有其它一些国家拥有相应的贸易逆差以及资本输入。美国正是如此,在1997年以后美国贸易逆差剧增,与此同时美国居民也很快花完了储蓄。

  重回平衡的艰巨任务

  两个互相关联的因素激活了美国的泡沫。首先,美国巨额的贸易逆差经过再循环回流到了美国的金融市场,使美国楼市和股市的价格飙升,资产的市场价格提升鼓励了居民将收入中的更大比例用于消费。另外,金融机构为了适应不断涌入的流动性,采取了惯用的手段———迅速扩大贷款,这就包括新增贷款给购房者和消费者,美国的消费贷款属于无条件贷款,于是举债消费的情况不可避免的增多。在这场信贷泡沫中,美国人充分利用了便捷的借债环境,纷纷加入了制造泡沫的借债大军中。

  如今,全球收支平衡的旧体系已被打破,我们跌跌撞撞的试图探索一个崭新的稳定平衡体系。这次金融危机必然会导致美国人提高储蓄率,楼市和股市的崩盘使美国人的财富大幅缩水,他们不得不从收入中存下更多的钱以补充自身的财富。即使消费者想要继续大手大脚花钱,美国的商业银行也已陷入了近年来最严重的信贷危机之中,不再乐意为消费提供贷款。因此,美国居民的储蓄率只会上升。

  由于全球收支平衡的定律,美国人消费减少必然导致世界其他国家发生相应的改变。要么是美国的其它部门增加消费需求,例如为对抗经济的下滑,政府主导的消费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扩张;要么是美国之外的国家增加消费,例如中国要削减外汇储备并倡导扩大内需。无论发生哪一种改变,主要由中国构成的全球生产过剩都将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在美国居民净消费下降的情况下,只有其它区域或者部门的消费增加抑或生产减少,才能缓解目前全球生产过剩的状况。

  当然,最理想的状态是中国内需的提升正好弥补美国消费的下降,那么世界将很快恢复到新的平衡。与过去相比,新的平衡体系将有一个显著的变化———美国的贸易逆差减少,中国向美国输出的资本也有相应程度的减少(也就是说中国央行降低了外汇储备总额)。否则,全球消费都会下滑,全球经济增长减缓,全球收入将随之降低,因此储蓄和消费将双双下降,那将触发一场世界范围的经济动荡和衰退。

  中国的内需增长能否完全抵消美国消费下降带来的影响?更重要的问题是,中国刺激内需的政策是否及时有效,能够赶上美国消费下降的速度?鉴于美国的经济规模接近中国的3.5倍,而且欧洲及其它主要经济体的需求都在萎缩,全球需求下滑的速度太快,因此中国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调整到位。

  另外,中国经济以及金融市场的结构使经济刺激政策对生产的推动效果将大于对消费的拉动,未来的净消费将不升反降。因此,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合作变得非常重要,遗憾的是至今各国之间更多的是互相责难,而不是交换合作建议。如果我们不能迅速改变这种局面,那么未来全球经济有序调整的前景将不容乐观。

  (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Pettis):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主要研究中国金融市场,目前他还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公共学院顾问委员会的成员。他于1981年和1984年分别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发展经济学的MIA和金融学的MBA。1987年开始,他先后在华尔街的汉诺威(摩根大通的前身)、贝尔斯登和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等公司任职。1992年到2001年,他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2002年到2004年,他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执教。美国时间2009年2月17日在华盛顿召开的听证会上,他向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USCC)呈交了题为“China,theUS,andtheglobaladjustment”的报告,本文包含了该报告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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