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标题文档
用户名: 密码:   注册 忘记密码
 English  收藏网站
主页 >百家争鸣 >解决就业问题,需要制定长远战略
字体大小[] [] []
解决就业问题,需要制定长远战略
作者:胡敬艳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 2009-02-23 ] 共有0条点评

  2000万失业农民工的就业问题,成为当前社会最为关注话题。

  2009年2月17日上午10时,中华全国总工会对“千万农民工援助行动”进行部署,进一步明确工会援助农民工工作的主要任务。全总副主席孙春兰表示,通过开展就业培训、岗位援助、创业指导、维权服务、生活帮扶等措施,对1000万名以上农民工实施援助,其中拟实现就业援助的人数达到500万人以上,提供维权服务、生活帮扶的人数达到500万人以上。

  对于如何促进失业农民工就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张小建日前表示,对农民工就业要从五个方面做好工作:结合“春风”行动实施输出、输入地的对接;结合企业负担,稳定政策,稳定农民工就业岗位;结合基础设施和新农村建设项目,促进农民就地就近就业;结合当地优势产业和特色经济,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结合整顿人力资源市场,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

  可见,不论是党中央国务院还是政府的各个机构,对于应对大规模农民工失业问题非常重视。

  诚然,就业危机的破解,不仅决定着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中国,能否取得经济结构升级以及国家盈利模式转型的成功,也决定着中国持续、健康、高速发展的新的竞争优势。

  针对这一问题,我们邀请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的副院长郑风田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应形成长期就业战略

  《21世纪》:有观点表示,即使没有这次危机,中国在转型过程中,由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而带来的结构性失业,也将是中国必须经历的阵痛。您认为目前中国出现的失业状况是结构性失业吗?

  华生:结构性失业在哪一国家,在哪一时期都会存在,但中国目前遇到的主要还不是结构性的,而是总量上的。

  从现象上来看,当前的失业状况确实是因为周期性危机、经济衰退所造成的大规模失业,但是深层去看是机制有问题,出现大的经济结构偏差,造成大量的人员失业。

  所谓经济周期,就是经济有繁荣,有衰退,有萧条,有复苏。应该说中国当前面临的这次失业潮,是全球金融海啸危机造成的需求急剧萎缩,特别是外部需求急剧萎缩(因为中国这次主要的是外向型企业大规模的倒闭或难以为继)导致的失业。

  党国英:我认为我国有三种失业类型,分别是周期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制度性失业。这三种失业都存在,而第一种和第三种当前的程度更深一些。

  郑风田:中国出现的失业状况是结构性失业。对于大学生失业,这方面结构性失业比较明显。中国的大学生就业不是没有就业岗位,而是地区结构性失业严重。一般基层特别需要优秀人才,大学生一般都愿意留在大城市或者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我国应该出台一些政策进行引导,比如最近北京市、广东省都出台了一些措施对到基层或者农村去就业的学生给予补偿。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政策,最少给大学生们一个信号,就是到基层就业的待遇会好一些。

  结构性失业的另外一方面是中高级技工短缺,农民工与刚毕业的大学生都没有这方面的严格训练,无法满足这方面的要求。这个问题是一个老问题了,应该采取有效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包括从教育体制上,从职业培训上等。

  《21世纪》:众所周知,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支撑了中国经济飞速发展。而吸纳了大量农民工就业的这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在人民币升值、全球经济危机的双重压力下,大规模倒闭,还有大量企业举步维艰。这种状况政府也非常关注,出台了一些举措,比如国资委要求大型企业不能随便的解雇员工。政府出台的这些措施能从根本上解决就业问题么?

  党国英:什么叫“随便”,我相信很少有企业随便解雇工人。我看要尊重企业的自主权。政府的任务是三个方面:总量调控、结构调整和制度改革,不要做其他干预企业的事情。制度改革包括严格执行劳动合同法,实行国企的民营化,统一劳动力市场,确保公正就业等。

  郑风田:国家让国资委不能随便解雇员工,这可以理解。因为中央政府要保就业、保稳定,尤其是我国目前的各种社会保障制度还很不完善,在关键时刻是不能随意地解雇,尤其是国有企业,本来就应该承担一些国家的部分职能,因为大部分国有企业都享受到国家的不少优惠。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是合适的。

  但目前政府出台的一些措施来解决就业问题,很多都属于短期政策,以后应该慢慢过渡到更长期的就业战略。只有国家把公民的就业问题作为重中之重,制定出一个长远的战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保增长、促就业”还是“保就业、促增长”?

  《21世纪》:博鳌亚洲论坛主席龙永图曾表示,中国的人口红利时期并没有结束,像中国这样人口大国,绝大部分劳动力的技术水平和文化程度不高,决定了中国的发展优势就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果强迫企业转型,中国就是在丧失发展优势。对此您的观点是什么?

  华生:这个观点一般来说也没有错。

  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现在工业化初期。考虑到中国经济的发展现状,以及大量的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以及专业培训的大量的农民工的就业压力,劳动密集型产业是不能一下子就被抛弃掉的。

  但是要看到改革开放30年,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我们不应该还把经济发展建立在低劳动成本、低劳动保护、低劳动保障上面。之所以近些年出现结构性失业,是由于现在简单劳动的需求由于产业结构升级在下降,高技能行业对人员的需求越来越多,而市场供给的劳动力水平这么多年来却没有相应地提高劳动技能。

  这说明现在的众多农民工需要教育和培训,要提高劳动者的就业技能,这也是满足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的需要。一开始韩国等国家的发展,也都是给别人打工,做简单劳动,但应该在合适的时候有所改变,否则永远停在发展初期阶段。

  郑风田:中国太大了,各种情况都有。但整体来看。我国的人口红利应该还远未结束。因为我们有两亿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适合他们的就业岗位还远没有满足他们的需要。所以整个国家的角度来讲,我国也是应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个总体的趋势应该没有变。

  但在一些地区与一些大城市,比如北京、上海等地,应该进行一些企业转型与产品升级换代,争取在高端产业让中国拥有一席之地。

  党国英:最伟大的力量是市场,市场永远不能准确预测。所以,企业要不要转型由市场说了算。企业转型有其他好的作用,我们忽视了,例如,企业可以增加设备投资,从而扩大经济规模;劳动者的消费模式发生变化,也可以扩大消费需求并带动经济规模增加。

  《21世纪》:农民工素质的提升,这是企业转型升级的一个前提条件。提升农民工素质,您觉得当前政府应该做的工作是什么呢?

  郑风田:目前,技工短缺是由我国的教育体制不合理造成的。我国教育长期以来一直重视“智识”教育,忽视职业教育。而我国又是制造业大国,是世界制造业中心之一,需要大量的技工。如果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在中小学适当加一些技术训练方面的课程,训练学生的动手能力。在这方面德国的“双元制”教育体制就很值得我国学习。

  德国的学校从小学开学,教育课程就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进行各种文化课的学习,跟我国目前的教育课程类似,除此之外他们还有另外一个层面的训练,就是技术课程的训练,教给学生一些最基础的有关技工的各种能力训练。这些课程从低到高一直持续到义务教育整个过程。高中阶段结束后,有一部分对技术很感兴趣,能力也很强的学生就可以上另外一类属专门培养高级技工的大学,另外一些学生进入一般的大学。这两类大学在社会上都获得同等的尊重,那些学习技术的人丝毫不感到自己低人一等。

  党国英:2000万农民工的失业,仅仅增加失业率2.5%。我们更忧虑的是在农村过剩的2亿劳动力。如果没有后者,我们还能害怕前者么?产生后一问题的原因,不是市场,而是几十年来的政府方面的政策。结构性失业的原因当然有市场方面的原因,但这种失业其实不可怕。

  《21世纪》:2009年中国政府“保增长”的一些举措,对于“促就业”是正相关关系?因为有观点认为政府刺激经济增长的主要举措是对基础建设的投资、社会民生项目的投资等,对市场具有“挤出效应”,反而阻碍了市场更大规模吸纳劳动者就业。对此,您的观点是什么?

  党国英:所谓“挤出效应”有特殊含义。在经济高涨、资源雇佣比较充分的时候容易发生这种效应。我认为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有作用的。只要花钱,就有作用。

  我担心的是“救市”过猛可能会破坏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本来经济周期是经济体的自我调整机制,政府方面反周期过头了反倒有害。该倒闭的要倒闭,否则新生力量不能崛起。我看美国多倒闭一些银行和汽车企业,美国的经济才有活力。

  郑风田:政府保增长的主要目标也为了保就业,因为国内外目前好像已经有了一个不成文的说法就是中国的经济增长一旦低于8%就会出现大的问题。我一直对此观点持怀疑态度,增长与就业两者并不一致。

  我倒是认为政府应该把保就业当作头等大事来抓是对的,应该成为中央政府与各级政府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因为人一旦有了工作,其他社保等等就有保障了。如果连工作也没有,坐吃山空,就会出大乱子的。好在我国的农民工家里都还有一块保命地———天然的社会保险,所以即使出现这么大的失业量,也没有带来巨大的社会动荡。但如果城市工人的失业量这么多,问题就会严重得多。

  华生:我觉得现在提出的口号,是不是可以改一下,变成“保就业”“促增长”。

  政府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确实会拉动钢材、煤炭整个一系列产品的消费,这对拉动就业是有帮助的,如果没有这样的投资,相关行业都会萎缩,肯定会影响到就业。但这些基础设施建设解决的就业,往往是一次性就业。比如建一条高速公路,建成以后就不再需要那么多人工作了,最多只需要收费站的这些人。但在危机的时候采用这个办法能解决部分就业问题。

  但是如果短期、长期要兼顾,政府政策的重点确实应该放在长期就业上。我觉得解决农民工安居的问题,就是既解决短期就业,也是解决长期问题的很好举措。比如说要拉动内需,大家都认为房地产是拉动内需的,但综合来看的,现在房价高高在上,成交量很少,没法起到拉动作用。如果建设安居工程解决大量农民工在就业地的居住问题,就会对经济有非常大的拉动作用,对于缓解失业压力非常有利。接下来,这些进城农民工开始安居,对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教育、卫生、第三产业等需求也有拉动作用,这些行业才是真正能吸纳大量就业的地方。

  《21世纪》:这不仅创造市场对就业需求,而且也解决了内需不足的问题。

  华生:这在短期解决就业是可行的,而且对解决中长期就业非常有效,还会源源不断地创造就业岗位。

  另外,当前失业问题也有结构性失业的因素。新华社2008年12月15日发表的一篇题为《党内分析人士:中国工人阶级继续保持领导阶级地位》中,援引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课题组提供的数据,中国工人阶级的数量已从1978年的约1.2亿人增加至目前的4亿人以上,工人阶级在全部就业人口中的比例由改革开放前的约30%上升至目前的约50%。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孙春兰最近公开发表的讲话得知,截至2008年底,全国农民工总数达2.3亿人。虽然中国一些地方的某些岗位非常需要人,但这2.3亿农民工绝大多数人文化程度不高,没有接受过系统的专业技能培训,不具备市场所需要的技能。

  但这种结构性是怎么造成的呢?与中国长期以来的体制有关系,吸纳农民工的企业往往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工作负担重,劳动条件差,劳动时间又长,几乎就没有工作培训的时间。

  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要让农民工在就业城市能够安居,给他们不断提供教育和培训的机会。因为如果不在就业地去培训,而是回到农村培训,因为脱离市场需求、没有针对性的培训,很难解决农民工的就业问题。

  如果看得更远一些,中国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现在或在城市借读、或在家乡留守的农民工子女,实际上是后续的劳动力供给,如果不提高农民工后代的素质,就不断有结构性矛盾产生。

  郑风田:我还有一个建议,就是国家以后在安排财政资助项目时,应该有一条规定就是这些项目必须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就业量越多的岗位,国家越优先考虑,同等情况下国家进行一些资助,也算是一种鼓励或者是补偿吧。我觉得未来应该多出台类似的政策。

  华生:政府是想增加就业的,经济增长本身也能拉动就业。但我们要看到经济增长和就业之间的关系,虽然是正相关关系,但有一个相关度大小的问题。比如一个核电站,可能需要几十个亿的投资,但是最终可能只解决几百人就业,那经济增长对促进就业的作用就不太明显。也就是说,政府的投资,投在不同的地方,同样是经济增长,同样是GDP的增加,但对解决就业问题效果就相差很远。

  2009年的宏观经济,经济增长和就业这两个都需要解决,但是有差别。就是说宏观政策应该把就业问题放在第一位。今年的首要任务是“保增长”,来促进就业,但主要还是解决增长。我觉得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应该是“保就业”“促增长”。比如我们看到美国的情况,它的经济刺激政策目标主要是新增350万的就业。

  在全球经济危机下出现大规模失业,这种状况非常普遍,那么就要有针对性的措施解决这一问题。在全球经济衰退的背景下各国的需求都不同程度地萎缩,而且全球危机也会进一步加剧贸易保护主义,再通过货币贬值,出口退税等等办法促进出口,也很难看到成效。再有,从中长期来看,即便将来危机过去了,中国也还得通过加强内需去解决自己的就业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就业,中国的失业确实带有很大的体制性和经济结构性。要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特别是由于农村人口不断转移的就业压力问题,我认为主要是提出体制性措施和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

  职业教育与市场需要衔接

  《21世纪》:您认为在创造就业岗位、创造就业机会的问题上,各级政府能做哪些工作?

  郑风田:创造就业岗位是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政府最重要的任务,尤其是那些选举国家。在竞选时一般都会许诺要创造多少个就业岗位等。中央政府目前已把这项工作作为重之中重。各级政府也应该把这项任务当作头等大事来做。

  但这又产生一种矛盾,地方政府有时会来一个本位主义的规定,比如规定所辖地企业要优先雇佣本地人,这样做又会阻碍就业。国外发达国家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有一个就业公平法,就是整个国家的任何地方都要执行就业岗位面前人人平等的规定。如果你在工作岗位招聘时规定这类人不准申请,那类人不予考虑,马上就要吃官司。

  党国英:我看主要精力应放在确保就业公正方面。对于失业者要有制度性的保障办法。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在农村的项目,要尽量雇佣农民做,并且要同工同酬,不要搞施舍性的“以工代赈”。

  华生:这方面应该说国家已经采取措施,各级工会也利用了工会内外资源,创新培训方式,开展就业培训,但力度不够大,另外效果不是很好。

  因为这些培训,没有根据市场需求进行,而且培训老师所培训的内容的技能实用性效果不好。因为劳动输出地本身没有更多的吸纳劳动者就业的机会,而不了解有岗位需求的城市又有哪些岗位,需要劳动者具有哪些劳动技能。所以2008年我们开始提出来,需要国家拿出大量的资金来,用招标的方式给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就业人员进行培训,对于失业农民工大规模在就业地采取免费培训,甚至补贴培训的方式。我认为这完全有必要。

  应该说国家已经注意到职业教育的发展相对滞后,而且职业教育与市场需求没有衔接起来。另外,利用教育解决社会就业问题,客观上来说赋予教育机构的任务太高了,这还与社会发展有关系。

  《21世纪》:有观点认为,社会政策重要的功能就是积累人力资本,而人力资本的积累是靠社会政策来实现的,是靠民生的改善来实现的。您是否认同?

  郑风田:我不太赞成一刀切的社会政策,任何社会政策必须适合一定的阶段。有时某些社会政策想帮助大家,但结果却把许多人给伤了。

  不能再搞这些二元化的制度了,因为目前的这个设计是一个低收费的保障制度,即使农民工老了干不动了,靠这个钱也保不了他们。而另外一些农民工由于还要从他们工资中扣保险费,他们也积极性不大。农民工大的流动性也决定了他们认为还是把钱装在自己口袋中比十五年后取要安全多了。

  所以我提出不能再搞城市居民一个保险标准,农民工一个标准的两轨体系了。目前有1个多亿的农民工在城市就业,国家应该慢慢解决这部分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以土地换社保,让部分已有稳定工作,预期短期也不可能再回到农村去的农民工,尤其是二代农民工留在城市,成为城市居民。第二代农民工尤其如此,他们从小在城市长大,不可能再回到农村,第二代农民工也认为农村不是他们的家,而目前的城市也不给他们证。这类群体越来越庞大,如果一直拖着不解决,是一个问题。

  国家应该逐步解决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让他们以“土地换社保”,把工作年限足够长,有稳定的工作的农民工转变为城市居民,再办城镇养老保险项目。这样老了干不动就不用再跑回农村去,让农村承担这个负担。

  当然这里面又牵涉到地方利益矛盾的事情。比如假定河南有一农民工在北京市已工作十多年了,现在让北京市给户籍办社保,而河南得土地。北京市不乐意。所以国家应该有一个激励政策,比如给予一定的补偿。农民工流入地与流出地的矛盾比较大,这个时候应该国家层面来解决这个问题。

  党国英:当然是这样。但同时要呵护资本,特别是要呵护私人资本。社会资本的核心是商业环境,是公共物品的供应与分配,是人际交往的诚信。政府自己在这个方面要作出表率。

  《21世纪》:您觉得中国在人力资本的积累方面存在哪些不足?该如何改进?

  华生: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中国30年高增长,外国资本大量进入中国,一般是认为市场提供了具有一定素质的劳动力,而且中国的教育,最基本的小学、初中教育应该做的在发展中国家是比较好的。我们不能在这个时候把教育和培训机构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给一笔抹杀。这也是中国30年高增长的一个原因。

  但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是经过这30年的发展,我们不能停留在这个水平上。经济已经发展到现在,产业结构已经在演变了,市场经济高速发展了,我们的教育体制这几十年来进步不大,与社会脱节比较大,还是书本知识多,死记硬背为主。职业教育发展严重滞后,而且没有和学历教育接轨。对于中国这样发展中的人口大国,职业教育和培训应当放到更优先的地位。

  郑风田:有太多的地方需要改进,比如从教育体制来看,目前太片面强调“智识教育”而忽视职业教育,导致结构性失业问题。国家未来要真正地重视职业教育,在考试设置上不能再让那些考不上一般大学的人才选择读高职的事情重演。应该设计两个高考,让想学技术的参加高职考试,想学一般智识的,参加目前的高考。唯有这样,才使那些上高职的同学不会感到是被社会淘汰的,总觉得自己低人一等。什么时候许多优秀人才在考虑在技术性职业大学或者是一般大学,他们要费很长时间才能作判断时,我认为国家的人力结构性过剩问题就得到解决了。

  党国英:第一,要解决就业公正问题;第二,要解决教育体制问题。中国几十年的教育改革没有长进,有关方面应脸红。第三,要让中国人有休息时间,让他们有时间自修。

  郑风田:目前国家出钱进行的职业培养机制存在很大的问题,应该进行调整。把国家的补贴经费直接给招工企业,由企业决定而不是教育部门或者是劳动部门决定谁有资格进行培训。目前的不少培训机构提供的培训质量根本满足不了企业的用工需要,他们也不关心企业的需要。如果改由企业自己培训,许多企业自己也出不起这个培训费。所以每个企业都希望招有工作经验的人,有技能的人,都不愿意进行培训。

  国家每年提供数百亿的农民工职业培训补贴,应该把好钢用在刀刃上,国家给一定的培训费,直接给招工单位,企业可以自己培训,也可以委托高质量的培训机构去培训,谁招的农民工多谁就得到的培训费多。这样既可以培养出更多的技术性农民工,也可以解决目前不少政府下属的培训机构天天吃着国家给的唐僧肉,但却没有为农民工的就业提供多少真正的帮助。但这要让某些政府部门放弃一定的指定权与审批权力了,某种程度上这比农民工就业还要难,需要中央政府进行统一的规定才能真正地起作用。


[打印]
[发送给朋友]
[放入收藏夹]
[复制地址]
相关点评 (共 0 条) 更多点评>>
我也说两句:[所发表的评论仅代表个人观点,与本网站无关] 更多点评>>

字数少于500
用户名: 密码: 匿名
高级
最新文章
信用风险管理和适当定价的... [ 根本直子 ]
欧盟峰会的成果、意义及欧... [ 沈建光 ]
欧盟峰会:阶段性告捷但全... [ 胡一帆 ]
商业银行综合经营:边界、... [ 李麟 ]
回升在即 [ 诸建芳 ]
发展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 [ 贾康 ]
日本的汇率自由化与资本账... [ 深尾光洋 ]
金融市场化与金融行政... [ 西村吉正 ]
最热文章
财富管理业务现状 [ 林采宜 ]
欧债危机与全球经济形势展... [ 缪建民 ]
经济再平衡不能仅靠人民币... [ 管涛 ]
后危机时代国际投资银行经... [ 林采宜 ]
化解经济下行期银行业风险... [ 胡怀邦 ]
美欧债务危机的风险与对策... [ 管涛 ]
放松法律法规限制 推进资... [ 王东明 ]
中国经常项目顺差中长期变... [ 孙国峰 ]
无标题文档
加入收藏 | 合作与交流 | 联系我们 | 在线申请 | 在线帮助
版权所有:北京四十人论坛顾问有限公司
秘书处电话(010-88088160)
京ICP备08102204号 京公网安备1101020043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