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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财富本源:经济增长需要制度与技术创新
作者:胡敬艳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 2009-03-02 ] 共有0条点评

  当前各国为之棘手的经济危机,其症结是市场过度自由产下的“恶果”?还是经济已经失去了增长的动力?这是一个问题。

  其实,探究危机发生的本源,并非要归咎于谁,让哪个国家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而是让人们知道,是什么让我们跌倒了,怎样我们才能爬起来。只有知道问题所在,才能够对症下药,才能够药到病除。于是,探究危机发生的本源,变得尤为重要。

  应对危机,各国政府,几乎惯性思维,拿起凯恩斯主义的武器。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中,凯恩斯主义是否有效?或者说,凯恩斯主义,在中国刺激经济是否有效?

  知名学者张维迎撰文,要“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许小年说“中国需要邓小平,不需要凯恩斯”。凯恩斯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如何?到底该不该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面对经济危机,中国用什么“武器”才更实用呢?

  本报记者专访了银河证券董事总经理、研究所所长滕泰。早在2005年8月滕泰就在本报发表文章《凯恩斯主义只摸到了象臀》。

  危机的深层根源:全球真实财富创新能力的衰退

  《21世纪》:有观点认为此次危机源于美国对金融市场的管制过于宽松;有人认为是全球的经济失衡导致的;还有人认为按照经济周期理论,就应该到危机爆发的阶段了。您的观点是什么?

  滕泰:我认为此次经济危机的爆发,是全球真实财富创造能力的衰退,仅仅从凯恩斯主义,从需求理论是不能够解释的。2008年初,我发表过这样的观点:短期是全球五年牛市结束,进入调整阶段;长期是全球过去25年增长动力的衰竭。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一轮全球经济长周期,就中国而言是从邓小平时代开始;就美国而言是从里根时代开始;英国是从撒切尔时代开始。这一轮长周期增长的基本动力,首先在于制度创新。制度本身就是创造财富的源泉,好的制度可以释放生产力,创造财富。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开始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城市对国有企业推行承包制、租赁制、股份制的改造等,此后中国逐步建立劳动力的市场、资本的市场等要素市场,并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经济体制改革潮流,通过自由经济也好,破除垄断也好,放松管制也好,总之从制度方面挖掘经济活力,释放生产力。

  当时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了一个供给学派的风潮:供给学派认为财富创造的动力,来自于供给,供给创造需求,而不是需求决定供给。美国的里根政府,通过从供给方面去着手,控制成本,制度创新,来释放经济活力。他首先采取了大规模的私有化政策,很多僵化的国有企业被私有化。此外,政府还大规模的减税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在国际市场上打压石油价格来压低原材料成本;通过一系列立法来遏制工会力量、抑制工资价格上涨;把以前管制的企业,不可以随便进入的行业,比如说航空、电信、城市服务等等,全部放松,让民营的力量可以自由进入,等等。在英国,撒切尔夫人采取的私有化力度更大。

  不管是撒切尔主义,还是里根主义,本质上都是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相似,从制度着手,从供给方面释放财富活力。

  《21世纪》:您认为美国1980年代开始的全球经济增长,主要是供给学派的政策思想对施政者产生影响并带来的实际效果吗?

  滕泰:当然不仅仅是供给学派的影响。西方各国其他方面的财富增长动力也是那个时代奠定的基础。

  以美国为例,里根主义不仅是供给学派,他还创造了美元的全球扩张的模式。美国的大规模国家赤字从里根时代开始,通过国内的财政赤字,国外的贸易赤字,大规模美元向海外扩张,吸引全球的金融资源,为本国经济服务。这一模式从那个时候开始,直到次贷危机泡沫破裂之前,美国向全球借钱消费达到一个高潮。

  尽管负债过度是这一轮金融危机的根源之一,但是不容否认,过去20多年里,恰恰这一模式成为支撑着美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认清这一点,我们就知道美国的财富增长模式在未来是多么悲观!

  此外,技术创新也是财富创新的动力。大家知道微软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上市的,但是互联网技术,早在1960、1970年代美国军方万维网就有了雏形,在里根政府和“冷战时代”奠定了基础,才有了1990年代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

  还有,在金融制度方面,纳斯达克创业板,在1971年就建立了,但是一直不活跃。其迅速发展,也是在1980年代,微软、彭博资讯等早期的“软财富”巨头,都是依托于纳斯达克发展起来的。

  总之,过去20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不是因为凯恩斯主义,而是因为制度释放了经济活力,技术拓展了财富来源,金融和贸易促进了分工、整合了资源,新兴市场经济增加了资本、土地、资源、人口和劳动的投入。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探寻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动力,不是依靠凯恩斯主义、简单地刺激需求就能够解决的。

  《21世纪》:当前全球各个遭受经济危机袭击的国家的救市政策,相当多地应用了凯恩斯主义在破除危机,作为启动经济发展的引擎,您认为原因是什么?

  滕泰:现在凯恩斯主义的影响,是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么多年累积形成的。在中国,凯恩斯主义的影响很大。在部分官员或学者眼里,好像宏观经济管理就是周期管理、宏观调控,就是凯恩斯主义。

  对宏观经济学的这种教条主义的误解,与经济史的发展和经济学说的传播不无关系。比如从经济史来看,在二战以前有各种各样的学派主义,比如有奥地利学派、凯恩斯主义、供给学派、货币学派等等,百家争鸣。但是1929年大危机以后,由于美国罗斯福政府采用了凯恩斯主义的确成功地拯救了美国,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爆发,整个西方国家都盛行凯恩斯主义。但是凯恩斯主义经过了几十年的风光,到了1970年代末期,过度的政府干预就造成全球经济增长失去了活力。

  《21世纪》:你的观点可不可以理解为在危机到来的时候,比如在1929年的大危机,采取凯恩斯主义刺激经济是有效的?

  滕泰:那个时候确实是有效。不是我个人认为,而是历史证明了它是有效的,它支撑了全球经济蓬勃发展了30多年。在社会主义阵营里,虽然不叫凯恩斯主义,但是政府直接管理的计划经济,也支持社会主义国家经济高速发展很多年,苏联的经济力量甚至可以和美国抗衡。

  《21世纪》:您的意思是政府干预一段经济之后,经济步入健康轨道,政府的手要逐步退出,让市场自由发挥作用?

  滕泰:这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全球各经济体所选择的道路,也是这一轮经济长周期的原因。

  因为市场经过政府长期干预后,就会越来越僵化,企业出现官僚主义、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降低、价格失灵造成资源配置低效等等,很多问题都出来了。

  在西方,连续30多年的凯恩斯主义干预使得各国经济陷入“滞胀”;在苏联,勃列日涅夫时代的经济体制已经非常僵化。所以1970年代以后,西方是最早反省并抛弃凯恩斯主义的。西方各国政府采纳供给学派的主张,采取大规模私有化、自由化、放松管制、放松垄断和减税等等各种措施。在东方,中国的邓小平开始“改革、开放”的一系列伟大进程。

  事实证明,在西方,撒切尔是伟大的,里根是伟大的。在社会主义阵营,邓小平是伟大的。正是他们那一代人,为过去30年全球经济的蓬勃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凯恩斯主义在中国的影响

  《21世纪》:在中国,为什么凯恩斯主义影响如此深远?

  滕泰:最初我们学的经济学都是计划经济那套理论。但在1990年代初,中国大张旗鼓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当时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很少介绍西方经济学各个流派,而是把凯恩斯主义作为主流学说甚至唯一学说进行引进,仿佛宏观经济学就是凯恩斯主义,就是总供给等于总需求这个公式。

  事实上,宏观经济学博大精深,其本源绝对不是周期管理,而是财富创造的理论。宏观经济学诞生的时候,不论是亚当·斯密,还是大卫·李嘉图,以及后来的奥地利学派等等,全是从研究财富入手。比如亚当·斯密的代表著作是《国富论》;马克思的学说围绕着价值理论和财富分配展开;奥地利学派的创始人门格尔的《经济学原理》围绕着效用和价值展开;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把经济活动定义为人们追求财富的历史……这些经济学鼻祖都是从财富创造的源泉去着手研究经济学的,而到凯恩斯主义时代,反而弱化了宏观经济应该挖掘财富创造的源泉,而是在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之间寻求均衡。为了达到这些目的,甚至创造出“破窗理论”、“挖坑理论”、“飞机上撒钱理论”等等,仿佛打破窗户再修补真的能够创造GDP、挖坑再找人填真的能够增加财富、飞机上撒钱就能够刺激需求会获得高增长。凯恩斯主义表面上很完善,但它已经逐渐背离了宏观经济学的财富本源。

  中国的宏观经济学的普及,主要在1990年代后半期,凯恩斯主义是学习重点。

  事实上,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从来没有哪一国政府能够准确地踏准经济周期的节拍,美国的格林斯潘正在受到广泛的批判;实行了20年凯恩斯主义政策的日本,经济一直近乎零增长。

  《21世纪》:凯恩斯主义的弊端在哪里?

  滕泰:凯恩斯主义会造成大量的财政赤字,为后代留下很多问题。凯恩斯主义在短期能够刺激投资和需求,但长期看后患无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也要批判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会有一些后遗症。一是投资过程中没效率的重复建设;二是会对市场造成一些“挤出效应”,导致老百姓的消费和企业自主投资不足;第三就是会延缓一些企业进行调整。

  中国从去年第四季度开始到现在,经济增速放缓急速,靠政府投资来填补只能解一时之急。一旦4万亿财政投资结束了以后,就算今年经济增长8%保住了,那到了2011年怎么办?2012年怎么办?不可能政府再投6万亿财政资金刺激经济,钱从哪来?今年的财政赤字预算是9000亿元人民币,那明年呢?后年呢?中国人就背上包袱了。

  过去几年都是用利率来调控经济,事实上你会发现利率调节在中国效果不显著。在西方,只要降息,老百姓消费就会增加,企业信贷就会增加。在中国老百姓对利率不敏感。比如2005年到2007年,中国中央银行连续加息,利息从2.25%加到4.41%,但老百姓消费那个时候涨得最快,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开始是10%以上的增长,后来是20%以上的增长。在那个加息周期中,企业的投资也增长越来越快。现在央行开始降息,老百姓消费依然没有起来,企业的投资热情也没有因为降息而有任何提高。

  《21世纪》:张维迎教授认为凯恩斯主义保护了落后的生产力,使得“该死的没让它死”。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那些濒临死亡的些企业中,哪些是落后该淘汰的?哪些是先进的但同样面临着危机呢?

  滕泰:他的出发点与我的出发点有所不同。他相信自由主义,认为凯恩斯主义是政府干预延缓了经济的调整,该死的企业因为政府干预没有死掉,经济复苏会更慢。我也不赞成自由主义,我认为政府不应该给整个经济乱涂眼药水,不要随意踩刹车或者油门,并不代表政府在经济上不作为。事实上政府应该在寻求财富的深层次增长动力上多花功夫,在国家财富战略方面有所作为。经济的周期本质上是财富创造周期,所以熨平周期的本质措施就是通过制度创新、推动技术创新、进行人口政策和人力资本政策的改革、寻找新的资源组合,稳定居民和企业对经济和政策的预期,充实财富增长动力。

  从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的角度来讲,有些企业还是需要救助的。虽然企业死得快了以后经济调整得快,但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唯经济论,而是为了人民的福利。

  创造新的经济发展引擎

  《21世纪》:可是既然经济危机和衰退来了,总要应对。您认为中国该如何应对?

  滕泰:我觉得要回归财富的本源。对中国而言,我们首先剖析过去3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源泉在哪里,分析一下这些财富创造的源动力是否还在。

  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十年,198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最主要的动力来自制度创新,制度变革促进了整个社会分工、提高微观财富创造效率,我们把这个增长阶段叫做“斯密增长”。

  在1990年代开始大规模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浪潮,“民工潮”本质上是一个新要素的组合方式———劳动力和资源以一种新的方式组合起来,创造更多制造业的产品,是我们工业化的过程。还有,技术成为增长的主要动力。技术是创造财富的第二个源泉,这些技术有的是原创的,更大部分是学来的。而在技术的创造过程当中我们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资源。按照过去五年的农村和城市劳动生产率推算,一个人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业就业,对GDP的贡献可以增加5倍以上;一块土地从农业转到非农业比如商业、制造业、地产等等,对GDP的贡献增加10倍以上。也就是说,人口红利、土地红利、资源投入、资本投入、技术投入是支撑中国第二个阶段快速增长财富源泉。我把这个阶段的经济增长叫做“库兹涅兹增长”。

  2001年以后,中国深度卷入国际分工,技术引进速度加快,出口增加,尤其是全球信息技术革命传播到中国,也是“库兹涅兹增长”。

  那么未来呢?过去30年增长的要素源泉是否还在?制度红利还有多大释放空间?人口红利是不是在衰退?土地红利还能不能继续释放?要素投入是否能够持续增加?外部市场还有继续扩大的空间吗?

  如果这些传统的增长动力都在衰退,那么中国就必须寻求新的增长模式,比如“熊彼特增长”。

  《21世纪》:中国有适合“熊彼特增长”的土壤?您认为接下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在哪里?

  滕泰:所谓“熊彼特增长”就是“破坏性创造”,就是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从宏观角度而言,就是推动制造业产业升级,大力发展服务业;从“财富论”的角度就是寻求、发掘财富创造的深层次源泉,发展软财富战略;用政府的话说就是“调结构”、就是真正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比如说制度创新激发创造财富的活力。我觉得可以适当借鉴里根时代的供给学派政策,在某些行业放松管制,放松垄断,比如说教育、医疗、卫生、城市基础服务设施、铁路、电力、航空、电信等等,让民营企业更大规模的进入,为经济注入一些活力;在微观企业如何深化产权改革、激发企业家精神等等。如果在这些领域取得突破,中国的经济增长还是可以迅速持续增长的。

  在技术方面,要加强技术投入,推动技术创新。中国政府在科研方面投入不少,但这些钱都没有监管,课题费几个亿拨下去,产出与企业有没有结合,跟财富创造没有结合。所以,要推动企业和科研、教育相结合,为创造财富服务。

  在教育方面,如何在人口战略上寻找财富创造的源泉。过去几年,人口红利是中国重要的经济增长的动力。现在人口红利在衰退,老年人口比例将慢慢上升,年龄的结构也会发生变化。所以,大规模的加工业,低廉的劳动成本去创造财富不可持续,这个时候就要考虑人口战略。人口永远是财富创造的动力。马克思说,劳动是价值的源泉。如果劳动是价值的源泉,谁是劳动的源泉?人,所以人口就是财富的源泉。所以现在就是着手考虑人口政策变化的时候,应该把人口战略变成人力资本战略。人口的迁徙政策、人口城乡之间转移的政策,都要做相应的调整。

  《21世纪》:您认为中国应对经济下滑所采取的刺激经济手段是否合适?力度是否足够?您有何建议?

  滕泰:从去年12月底开始,我觉得政府越来越偏重于调整经济结构,出台了诸多行业的振兴政策,比如振兴装备制造业,农业、物流等服务业的振兴计划、医疗体制改革等等,都很好。

  我尤其赞成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这个领域的人民需求没有满足,民间投资的动力也没有释放,如果能够放松管制,能够极大地推动经济的增长,提高居民福利。接下来的重点应该是教育体制改革,适当的放松管制,让更多民营力量来满足教育的需求,同样可以提高居民福利、推动经济增长。

  当然,从国家财富战略角度,像某些学者建议的那样,把外汇储备和国有股权通过适当的方式让老百姓能够支配,既可以扩大内需,也可以提高财富创造的效率。

  我不赞成外贸出口退税率的提高。在海外经济衰退、外需减少的时候,某些出口厂商的确很困难。为了维持社会稳定,应该给企业减所得税,让企业成本更低;或者支持这些企业在海外避免恶性竞争,建立影响渠道、打造品牌、提高附加值。大规模提高出口退税率,必然会引起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增加出口退税,进口国则增加关税,结果中国政府没有把钱补贴到厂商手里,而是补贴到进口国手里了,把中国的财政支出变成了某国政府的海关收入。这种财富转移本身不仅没有带来出口总量的增加,而且维持了低效率的生产,这个做法是错误的。

  事实上,影响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既不是消费,也不是净出口。目前中国国内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速虽然有所回落,但是依然高位运行。出口总量虽然有所减少,进口总量减少更快,结果净出口仍然保持稳定,受影响的只不过是中国出口商和中国进口商以及国内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分配。真正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是企业的扩大再生产意愿低、房地产投资低迷。而企业自主投资活动低迷和地产相关行业投资低迷是因为存在生产能力过剩和存量房过剩。所以,政府投资虽然从一定程度上能够填补企业自主投资的回落,但是并不能改变产能过剩的状况。

  政府要真的启动企业自主投资,毫无疑问重点要放到调结构上来,放在制度、技术、人口、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制度的调整上来,甚至于放松垄断,放松管制,个别部门私有化,或者是发放一些消费券,扩大老百姓的消费能力。

  《21世纪》:当前中国既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又遭经济危机袭击,破除“中等收入陷阱”的出路在哪?

  滕泰:事实上,中国今年的确进入了一个特殊的发展阶段:新兴市场国家发展的历史表明,人均1000美元以下确实是一个贫困陷阱的阶段:一方面储蓄不足,接着债务增加,恶性循环;一旦超越了1000美元,是经济起飞阶段。中国到2001年通过了这个阶段以后,经济增长非常迅速,短短的7年时间,就达到2008年的人均GDP3200美元。

  外国的经验可以表明,墨西哥、巴西、阿根廷、马来西亚等很多国家,30多年前经济增长就达到人均GDP3000-5000美元的水平,然后经济增长就几乎停滞了,至今仍然挣扎在这个计划阶段,这一现象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这些国家都遇到了几乎同样的发展问题,比如收入差距扩大造成的需求不足、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贫民窟和社会矛盾加剧、金融危机、产业结构不能及时升级等等。

  中国会不会面临同样的挑战?如果出现类似的挑战,仅仅靠凯恩斯主义能不能解决呢?如何像中国的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甚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日本那样,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呢?这不仅需要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财富观念和财富战略上的更新,而且需要改革的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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