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改革新起点
4月12日,“2009·金融四十人年会暨‘中国金融改革新起点’专题研讨会”在北京金融街召开。会议由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谢平主持,论坛顾问吴晓灵、易纲、钱颖一,论坛理事会成员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剑阁,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21世纪报系发行人、执行总编辑沈颢,富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夏蜀,上海重阳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裘国根,论坛成员管涛、贾康、焦瑾璞、李伏安、阎庆民、刘春航、祁斌、王自力、魏加宁、袁力、张健华、张涛、丁志杰、李稻葵、陆磊、梅建平、巫和懋、殷剑峰、赵锡军、钟伟、高善文、黄金老、李迅雷、刘勇、瞿强、巴曙松、徐刚等共46位成员出席。会上,吴晓灵、易纲、钟伟分别就“开拓信贷市场,促进小企业发展”、“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内在逻辑”、“从次贷危机看金融理论和实践的困惑”作了主题演讲。之后,与会人员围绕“中国金融改革新起点”展开了深入的讨论———所有的讨论都与当下国内外经济形势紧密相关。
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为6574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1%,比上年同期回落4.5个百分点。中国经济触及20年来最糟糕的季度经济增幅。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一季度数据环比呈现显著回升态势,据中金公司在研究报告中测算,一季度经调整后的环比增长率为1.5%,远高于去年第四季度的0.3%。同时还显现出一些结构方面的积极变化,如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和社会消费品零售增幅加快。这反映出在中央政府大规模支出计划提振经济的作用之下,国民经济整体表现好于预期。
危机时刻的经济数据总是容易触动人们最敏感的神经,经济些微向好的变化给海内外市场带来了希望和信心:一部分经济学家据此断言,中国这一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已开始复苏；另一部分经济学家则更为谨慎,他们认为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经济指标的回暖现状,这种政府输血型的复苏,可能导致社会各界对经济形势过于乐观的判断。那么,中国经济滑坡最严重的阶段是否已经过去?对此,中国政府的态度是清醒而谨慎的,正如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李晓超所说,中国经济基础尚不稳固,任务还很艰巨。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决策和领导下,我们刺激经济的政策最终还是需要通过市场这一资源配置的主体和基础手段发挥作用,也就是说政府为实体经济输血的干预政策能否真正启动经济增长,最终还取决于它能否有效地发挥市场自身的造血功能。众所周知,企业才是市场活动的主体,大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中小企业则是经济活动中最为活跃的力量。而在经济困难时期,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变得更为恶劣,中小企业融资难这一历史性问题也加倍地凸显出来。危机往往也是改革的契机,在经济危机面前,我们如何将政府的宏观调控与经济增长的自发力量有效结合?如何破解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生存困境和融资难题?中国新一轮的金融改革应当从哪里起航?
本报对此次年会进行了整理,本期着重对中小企业贷款问题深入分析,是为21世纪北京圆桌第210期。(周慧兰)
中小企业贷款难题
主持人:2009年成为中小企业发展最具挑战的一年。尽管央行和银监会制定了一系列支持措施,但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仍然没有解决。目前中小企业贷款面临的技术、政策壁垒主要有哪些?
陆磊(广东金融学院中国金融转型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商业银行的贷款技术和中小企业融资是不相容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如果银行面临有抵押品的贷款和无抵押品的贷款,它一定倾向于贷款给有抵押品的。二是贷款技术注重的是历史数据,即商业银行的内部评级。而小企业往往没有历史数据,很难得到好的信用评级,这是一个现实的难题。
巴曙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特邀成员):目前,在工商注册的企业有八九十万户,真正和“工、农、中、建、交”这些银行有信贷关系的却不足十万家。现在国内的银行信贷基本上是跑马圈地式的、关系主导型的大企业的发展模式,有关中小企业的信贷业务的发展则是出于政策动员的原因。
而国外发展小额信贷的银行,是由于它们的客户已经拓展得比较充分,银行间竞争导致其不得不面向中小企业拓展业务。国际上做中小企业贷款的银行,比如新加坡华侨银行,或欧洲的一些银行,在做法上有区别,但思路上却是一致的:设立零售企业部,中小企业是其零售客户,就像做零售企业一样,通过海量的数据进行违约率的测算,通过数量扩张来增大其风险识别、量化和控制。这种完全不同于原有模式的新模式,必须建立在银行对企业客户充分的、多样化的拓展基础之上。比如我国的90万户企业可能要在已有的六、七十万户的覆盖面之后,剩下的那些企业才有可能成为人们期望的那种中小企业信贷。
主持人:小额贷款公司被认为是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问题的主力,但事实上在中国,小额贷款公司的生存也面临着诸多困难,您认为造成这些困难的原因主要是什么?
阎庆民(银监会上海银监局局长,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中小企业贷款是一项世界性难题。我们在上海、浙江考察过小额贷款公司,它们在实际发展过程中面临着诸多困难,主要包括:一是税收问题。小额贷款公司为非金融机构,按照税收规定,除了要缴纳5.56%的营业税之外,还要缴纳25.5%的附加税,高额的税费给它们的持续发展造成了困难。
二是小额贷款公司无法进入银行间市场,不能进行同业拆借,融资困难。
贷款公司下一步的发展还需慎重,尤其在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那里的贷款公司资本金很多,基本都在两个亿以上。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地方金融办进行审批,金融办也在进行相关的培训和协调。
商业银行资源与风险投资基金的结合
主持人:根据中小企业贷款的自身特点,您认为比较适合于从事中小企业贷款经营的组织形式是什么?
陆磊:与商业银行的评级制度不同,风险投资注重的不是现有的资产抵押品,而是企业的潜能。在广州,我们正在积极推进面向中小企业的风险投资基金,希望在大范围内推广。从收益角度看,只有浮动收益的金融产品才是适合中小企业的,因为固定收益的金融产品,即使利率很高,依然不足以覆盖风险。并且,银行的贷款技术是“一单一议”(每一个项目、每一项贷款地进行审核和批准),成本较高。所以,必须设立中小企业投资基金,才能进行有效的投资组合,分散投资风险。
主持人:如何处理商业银行与中小企业投资基金的关系?如何充分利用商业银行现有的资源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问题?
陆磊:商业银行必须参与到中小企业投资基金中来。
首先,商业银行集中了大量的金融资源,随着危机中金融市场的低迷、IPO的暂停,商业银行集中的资金越来越多。只有把商业银行的资源充分调动起来,才能推进这些基金的运作。
其次,商业银行还具有人力资源方面得天独厚的优势,可以把客户经理转变成中小企业风险投资基金的投资经理,仍然利用他们的人际关系观察贷款人的人品,评估企业的潜能。
如果商业银行可以做面向中小企业的风险投资基金和产业投资基金,在监管体制上一定要有相应的突破和变更。换句话说,现有的分业的管理模式有可能会阻碍这种创新的出现。
刘春航(中国银监会研究局局长,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我认为如何使银行资源更好地参与到风险投资基金的建设中,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对于如何利用商业银行的资源,现在普遍的思路是把银行的钱用到投资基金上,这一分析框架有点窄。
银行可利用资源很多,其一就是资金,但银行的资金主要出自于存款人,所以需要审慎。
其二是人力资源,我很赞同陆磊的观点。的确,银行的客户经理掌握着大量的企业信息,有着多年的企业融资经验,可以更好地应用于中小企业,尤其是风险投资的发展。但需提起注意的是:银行讲究稳定回报；而风险投资的文化、经营模式、风险管理理念和银行是不同的。因此,如何高效地利用人力资源仍需探讨。
其三是银行的信息资源,商业银行本身掌握了大量的企业经营信息和贷款信息,人民银行建有征信系统,银监会和人民银行也在共同建立中小企业的统计信息系统。这方面的资源若能被善加利用,将会大有作为。
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多层面拓展融资渠道
主持人:从技术创新层面看,如何转变改革思路,拓展中小企业融资的渠道?
陆磊:要从产业链角度观察小企业融资,因为小企业一般是依附于一个产业或者是一个大的龙头企业的。已有的一种做法是,一些农村地区的农业龙头企业,已经附带地在做担保和相应的准融资服务,在这方面应该跟踪观察。
巫和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吴行长提到中小企业贷款要考察人品、产品和抵押品。去年我到浙江考察了几家民营银行,它们的做法很成功。它们不像传统的大银行那样看重抵押品,而主要看现金流。事实上,一家企业刚开始运营,未必有抵押品。这些银行借了一笔钱给企业,同时希望企业回存一部分钱。银行掌握了企业的支出和所有现金流,便于密切地实施监控,由此了解企业所从事的行业状况,避免产生违约情况。从我的这一个小的观察可以发现,民间银行有很多做法值得我们在制定政策时加以考虑,并予以一定的认可和支持。
吴晓灵(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原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顾问):巫教授提出了非常关键的问题,我所说的小额信贷的特殊技术就是指现金流。考察人的潜能,以及通过调查得出一个可分析的财务报表,实际上是立足于现金流的。正常的贷款不应该依赖于抵押物,而应该依赖于第一偿还能力。过去考察企业正常贷款的最主要指标也是企业的第一还款能力。这次次贷危机就是因为过分依靠抵押物,银行寄希望于利率降低、房价上升来盈利,由此造成了风险。
李稻葵(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小企业融资问题的本质是什么?从理论上讲,是其控制权结构和融资结构的高度不对称。与大企业不同,小企业的账本、章程可能不够明晰,其控制权难以拿到台面上来。所以,一方面,小企业在人员控制上有很大的自由度,另一方面,小企业的融资结构又高度依赖于外部资金。
金融理论中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则就是融资结构和控制权结构相对称,谁拿钱谁就有控制权,小企业在这一问题上比较困难。因此,如果单从银行信贷的领域解决小企业融资问题,或许窄了点,可能需要进行更广阔、更深入的制度创新,譬如可能要突破信贷关系。
信贷关系受两个因素约束:其一,贷款人对被贷款人的约束是有限的,只要被贷款人不违约,定期还款,贷款人就没有能力干预他,控制权拿不回来。其二,贷款人的收益也是有限的,一家小企业经营得很好,规避了风险,获得的也不过是固定收益。我认为,这种合同关系需要重新研究。
主持人:从政策支持的层面看,如何构建有利于中小企业融资发展的金融生态环境?
阎庆民:首先要研究解决税收问题,否则在金融危机下对中小企业的支持,以及金融机构的自身发展、风险防范等多方面都会受到约束。近几年国家增收很高,从前年开始每年都超过7000亿,中央通过转移支付也拿走了70%的财政收入。在目前的危机下,政府需要拿出一部分财政收入,通过税收优惠,来帮助中小企业贷款的发展,帮助它们渡过难关,以此保民生、保稳定。
其次,现在财政每年都有很多超收,在非常时期要采用非常措施,即财政要拿出一部分钱,对小企业和受出口影响的实体企业进行补贴,比如上海的情况和全国正相反,是“多降少增”:出口比全国多降、GDP比全国少增,今年1-2月固定资产投资也比全国少增(上海1－2月政府固定资产投资为511亿,增幅2.4%,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全国的增幅是22.4%)。所以基本上上海投资拉动非常小。而且,国家发改委认为,目前京沪高速铁路已经投入了很多资金,世博会项目也已投了三分之二,所以上海可能没有其它的投资需求空间了。此外,上海的消费需求也在缩小,十年前人们可以买房、买车,现在这部分需求基本得到了满足。如何通过这一轮政府投资拉动经济,需要财政政策在其中发挥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