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中国经济在今年第一季度的增长刚刚超过了6%,但在普遍的反弹预期下,人们更多的将这一数据看作是触底的表现。在战后最严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下,中国经济尚能取得如此成绩,殊为不易。但在关注GDP数字的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忽视经济增长的质量。实际上,从结构转型和全民福利的角度来说,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经济的平衡与私人部门的活力。为此,本报近日专访了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国际金融室的副主任张斌,请他来谈谈中国经济的近喜与远忧。
超乎预期的V字形反弹
《21世纪》:根据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6.1%。虽然这低于去年第四季度的6.8%,但市场普遍认为中国经济目前正在回暖,甚至有看法认为下半年总需求将强劲回升。也就是说经济增速将形成一个剧烈的V字形反弹,您对此怎么看?
张斌:关于中国经济复苏的问题,假如我们去看投资增长、工业增加值和GDP增速等方面的数据,我觉得这个复苏还是比较强的。再看信贷领域,大家已经看到了,第一季度的新增贷款是创历史纪录的。股票市场也在反弹,房地产市场也开始慢慢恢复。去年金融危机最高潮的时候,中国经济的内外矛盾在积累多年之后有了一次相当规模的爆发,结果这导致第四季度的数据非常难看,其中11月是最差的。到了今年,很多数据开始好转。反弹的速度这么快,我觉得这是超乎大家预期的。从这点上说,我基本认可中国经济将在未来出现一个强劲V字形反弹的观点。
《21世纪》:世行最近发布报告认为中国经济今年年中会回暖,明年则会全面复苏,您怎么看这个观点呢?
张斌:我对这个观点比较怀疑。中国经济未来几个月从GDP增速等方面会出现一个强烈的反弹,但这种反弹从可持续性上来说到底如何现在还很难说。因为目前的反弹主要是在外力的强推下出现的,并非是经济自身出现了持续增长的活力。例如目前私人部门的活力还很有限,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复苏。
对此我们可以详细解释一下产生这种复苏的原因,一是过去大家都在强调的库存调整。假如你去看各国的GDP统计数据,就会发现在GDP构成中投资的波动是最大的,而投资中库存的波动又是最大的。所以短期来看,库存波动会主导整个GDP的波动。去年雷曼破产后金融危机达到高潮,投资者一下子懵了,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再加上信贷市场几乎完全停摆,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迅速飙升,因此企业出现了非常猛烈的库存调整。尤其是在美国经济的流通领域中,去库存化的现象非常严重。中国经济目前主要是一个生产型经济,美国是一个消费型经济,而中国的很多产品都是直接或间接出口美国市场的,所以当美国的批发和零售商开始大幅削减库存的时候,中国的生产商也会受到巨大的压力,这方面一个最明显的指标就是当时国内用电量下降的非常快。相比之下,水泥和建筑等领域虽然也在下降,但幅度没有那么大,这部分更多的是一个正常的周期性调整,和过去那些经济下行阶段的表现比较相似。但几个月过去之后,库存调整的余地已经不大了,大多数企业的库存水平可能都开始稳定,有的甚至可能开始增加,于是就出现了目前的状况———投资增长率开始稳中有升,GDP表现出反弹的迹象。
二是四万亿的财政刺激计划开始发力。去年最后几个月,政府就花了1000亿用于刺激经济增长,今年这方面的投入是2万亿。这些资金对于经济,尤其是工业部门的刺激是很强的,因为这其中很大一部分钱是用于基础设施领域。我之前看过香港金管局在投入产出率方面的相关研究,他们认为从静态的角度分析,国家每花1元钱将可以给经济带来0.84元的增加值。假如这个研究的结论和现实比较接近,那么今年2万亿的新增投资将为经济增长做出很大贡献。
三是银行信贷的大幅增加。去年11月以来,银行新增贷款快速上升,这使得现在银行间的拆借利率非常低,也有效降低了企业的融资成本。我觉得这方面受益比较大的还是那些大中型国有企业,因为民营中小企业过去获得的银行贷款非常有限,更多的是在依靠自有资金发展,而真正依靠银行融资的是那些国有大中型企业,所以现在利率的降低对这些企业非常有利。
从以上的三方面来看,目前的态势对上游的大中型国有企业比较有利,因此它们的状况也得到了明显改善。例如国家统计局最近发布的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已经突破了50。这里要说明一下,中国的PMI统计的大多是大中型企业。相对来说,西方国家的PMI统计中,中小私人企业多一些。
《21世纪》:一季度的数据中很有意思的一点在于消费对GDP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6.1个百分点的增长中,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分别贡献了4.3、2和-0.2个百分点,这完全不同于中国经济过去主要靠投资和净出口劳动增长的格局,您怎么看这点?
张斌:这方面的状况值得重视。我的同事何帆最近问了我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他说现在大家都在谈金融危机和经济下滑,都说经济的私人领域状况不佳,收入增长放缓,但为什么汽车的消费还那么强劲?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近公布数据说3月份中国汽车销量较上年同期增长了5%,达到了111万辆的月度新高。
我最近一直在想何帆的问题,有人认为这是国家降低相关税费的结果,我觉得相关政策有作用,但不一定可以完全解释这种现象。我想了一下觉得有这么一种可能,就是外需下滑对国内消费的影响并不像我们过去想的那样大。
我们可以对此进行详细分析,一方面,外需下滑的冲击肯定会对国内消费产生负面影响。比如说出口企业的收入会因此而减少,这间接导致了相关行业工人收入的减少,而且这还可能通过上下游部门之间的关联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导致相关企业收入的减少和更多工人收入的下降。但这种收入的减少从绝对量上说大不大呢?我觉得可能不大。为什么?我们已经知道,当外需下滑的时候,企业利润开始缩减。企业的反应是减少库存和压缩生产规模,甚至破产倒闭。这对投资的影响非常大,具体的表现刚才已经谈了。但这可能对消费的影响并不大。因为企业的收入刨去生产成本之后只有三块,税收、利润和工资。先不谈税收,我们可以仔细审查其余两项。从利润的角度来说,其转化为消费的比例并不高,因为利润很大程度上归企业家所有,对企业家来说,利润的增长不一定会增加他个人的消费,这方面有很多的实证研究和经验证据。相对来说,对消费作用最大的是工资。但工资在外需下降的过程中可能损失的绝对额并不大。我们可以对此做一个大概的估算,举例来说,假设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外需放缓使得中国增加了2000万的失业,这2000万人平均每人每月可以获得1500元收入,而且他们已经失业4个月了,那么这4个月他们损失的收入大概是1200亿。
另一方面,金融危机带来的并非全是负面影响,例如大宗商品价格的暴跌。去年原油价格最高的时候每桶超过140美元,现在只有50美元,还有铁矿石、铜和铝等中国大量进口的原材料,价格都有了剧烈的下跌。这对中国的居民和企业来说是一个省钱的过程,我估算了一下,中国第一季度进口的商品要按照去年的价格进口,要多付出600多亿美元,折合成人民币大概是4000多亿。当然,这600多亿美元并不都是国内居民和企业节省下来的开支,还应该包括出口价格下降导致国外进口商节省的开支。但是无论如何,节省给国内的还是占了大头。按保守估计这部分节省也有450亿美元以上,超过3000亿人民币。这几千亿的支出节省要么转化为了工资,要么变成了利润,要么通过价格下降提高了居民和企业的真实购买力水平,在很大程度上这弥补了外需下滑对消费的直接负面影响。
综合这两方面来看,我们现在发现消费并没有突出的下滑,而是比较稳定。从GDP发展的角度来说,消费的稳定减小了经济增长的波动,支撑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反过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V字型反弹,并非GDP的V字型反弹,而是工业部门的V字型反弹。
《21世纪》:那强劲反弹之后呢?
张斌:我觉得这种反弹的局面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具体的原因有几方面,一是以美国为首的外部经济环境可能正在见底。现在虽然很少有人会明确说美国经济已经见底,但从最近陆续公布的指标来看,美国实体经济的调整即使不能说是见底了,也可以说下降的余地不大了,这对中国的外需会有一定的拉动作用,出口部门的情况至少不会继续大幅恶化了。
二是财政方面,之前的财政扩张政策应该说收到了不错的效果,即便短期内不会再推出新的刺激方案了,现有方案的继续执行也会为总需求的提升起到积极作用。
三是货币环境会不会马上变化。目前的货币政策是很宽松的,那么未来这种态势会不会变化?我觉得这要看两方面的状况,首先是通胀,其次是就业和产出。对货币当局来说,决定货币政策松紧的首要依据是有没有通胀压力。对此我们可以看到,过去数月中国的通胀压力是不断减轻的,估计今年头几个月CPI同比都是负数,这意味着央行有条件放松货币。再看就业和产出,最近虽然经济在回暖,但我们并没有看到大量新增就业机会的出现,无论是数据还是报道,都没有体现这样的状况,因此中国仍然存在很大的就业压力。从这两点来看,货币当局暂时还不会收紧货币。但我也不认为央行会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因为第一季度中国的新增贷款已经到了4.58万亿人民币,这是一个创纪录的数量,很难再有实质性的增加了。
假如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维持目前的态势,新开工项目进一步上马,外需又有所好转,那中国经济在短期内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反弹逆转的两种可能
《21世纪》:那中长期您有没有什么担心的地方?
张斌:我最担心的问题是这种反弹可以持续到什么时候。或者说,经济反弹态势的反转点在哪里?
要回答这个问题,还是要回到我们之前说的,目前经济反弹的原因何在。前面已经说了,现在的经济反弹更多的是政府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结果。也就是说,这是市场外部力量的结果。那么什么时候这个外部力量无法持续了,经济反弹的趋势就有可能终结。因为经济自身的活力并没有被这种外力激活,私人部门依然疲软。外部力量为何无法持续?我觉得要么是方向转了,要么是其面临更大的约束条件而无法进一步发力。具体来说有两种可能,一是美联储开始加息,二是中国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面临的约束越来越多,对经济刺激逐渐乏力。
先说美联储加息的可能。现在很多人认为美国经济很差,因此美联储短期内没有加息的可能性。我觉得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要太乐观。我个人认为美联储的加息可能比市场预期的更早。为什么?因为现在美联储为了拯救美国的金融系统和经济而释放了大量的货币,现在一方面是市场中的流动性很多,资金成本很低,一方面是实体经济开始好转。在这样的状况下,大宗商品价格可能率先复苏。假如大宗商品价格,尤其是油价,上涨的幅度够大够快的话,人们可能很快会形成通胀预期。通胀预期一旦形成,也许此时距离实实在在的通胀尚有距离,但美联储已经需要开始严肃地考虑通胀问题了。
这时候美联储和伯南克实际上会面临一个选择,就是要么接受低通胀和更长时间的经济衰退,要么接受更高的通胀和增长。这对任何的货币当局来说都是很艰难的选择,但我个人认为伯南克对未来通胀的容忍程度不会很高。为什么?因为过去学术界的研究发现,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对通胀的影响不是一成不变的。也就是说同样幅度的局部价格上涨,其对整体通胀水平的影响取决于其他的很多因素,例如油价上涨对通胀的影响与本国经济对石油的依赖度有关。在这些决定通胀和大宗商品价格关系的因素中,有一项非常重要,就是货币政策的信誉度。举例来说,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的时候,油价的上涨迅速导致了通胀率的飙升,但到了1990年代之后,油价的上涨却并没有对整体通胀产生太明显的影响。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在于上世纪70年代时,货币当局的信誉不佳,公众对其政策的信任很低,所以一旦油价上涨,公众不相信货币当局可以有效地控制通胀,结果导致全社会通胀预期迅速提升,随之引发了通胀的飙升。但1990年代之后,很多央行实行了坚定的反通胀政策,并明示了通胀目标制,这有效地提高了货币当局的信誉。因此当油价大涨的时候,公众相信货币当局很快就会控制住通胀。这使得全社会的通胀预期得到了有效地控制,通胀压力也由此减小。因此对货币当局来说,只有维护自身的政策信誉,才能把损失降到最低的程度。
在过去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伯南克做了很多这方面的研究,他非常清楚这里面的道理,这些结论在学术界也达成了共识。所以如果说前一段时间的宽松货币政策是伯南克对大萧条研究和金融加速器相关理论的运用,下一个阶段将是他对通货膨胀目标制、货币政策信誉和大宗商品价格对宏观经济影响的作用机理等理论的应用。从世界经济的角度来说,一旦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开始转向,那么这就意味着全球复苏过程的暂停。这种局面对中国这样的出口型经济体来说是不利的。整个金融市场的气氛也会随之变化。
再说国内政策由于约束条件而转向的可能。中国的经济刺激方案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带来GDP增速的提升,但并未激活经济自身的活力,对私人部门的拉动很有限,甚至存在对私人部门的挤出效应。也就是说,现在的很多投资都是在生产性领域的自我循环,比如通过投资修路的方式来消费更多的钢铁,这可以在短期内提升工业增加值、企业利润和GDP增速,但不一定可以给私人部门带来可持续性的收入增长。假如不能实质性地启动私人部门的可持续消费增长,那么目前的政策可以坚持多久呢?所以我担心在这样的模式下,我们有可能经历W型的衰退。也就是说我们可能不是明年全面复苏,而是重新下滑,这也是我不太赞同世行看法的原因。
这里需要补充一句,目前的经济刺激计划中有一些是值得肯定的。例如在四万亿投资计划中,有一部分投给了社保和农村的基础设施,这是很必要的。但让人担心的是这样的支出太少了,很多投资还是流向了一些没有办法保证效率的制造业和基础设施。比如说去年最后两个月国家大概花了1000亿元用于刺激经济,但你想想,这么短的时间,哪来的项目?肯定是之前被毙掉的那些项目又改头换面重新上报了,而这样的项目往往是高能耗高污染的,是与我们的结构调整方向相悖的。
这样的自我循环在一段时间内也可以提高产出,并形成利润。但从长期来看,这意味着什么?恐怕是资源的浪费和银行不良贷款的上升。比如说政府发国债借钱修了一条高速公路,但修了之后发现没什么车来走这条路,那么这条路就没有收益。从资源的角度来说,这是浪费。假如是银行贷款修的路,那么这笔贷款就会成为坏账。两者本质上是一回事,都意味着社会资源的浪费。
中国政府的财政状况现在很好,而且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也很健康,因此中国短期内有这个能力承担。但你要知道,四万亿的财政刺激资金用完之后继续投资的成本会越来越高。为什么?首先,今年的财政赤字将达到占GDP3%的水平,在私人部门没有被激活的状况下,未来的财政赤字可能进一步上升,这意味着财政可用资源的减少。
其次,由于经济总体上仍处于下行阶段,因此未来银行的呆坏账将会逐渐增加。对政府来说,银行和财政实际上是它的两个口袋,而且两个口袋是连在一起的。但假如到时候两个口袋都出问题,而整体经济又没有出现实质性的好转,那么政府在实施新的经济刺激计划时就会面临很大的困难,整个市场的预期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
放松服务业管制
《21世纪》:假设不刺激,也许经济会更差,而且社会的痛苦也会更多,似乎这是一个很难的平衡。
张斌:这个问题我可以综合考虑两方面的观点。一是奥地利学派的观点,他们认为金融危机实际上就是经济体存在重大疾患的表现。这一学派主要从实体经济的供给角度来谈这个问题,强调供给面和需求面出现了错配。因此假如要调整,就要根据需求面来改变供给面。当危机发生的时候,企业会破产,工人会失业,但破产之后的企业会重组,在有需求的领域重新诞生,失业的工人也可以转换职业,去有需求的领域重新就业,或者通过参加新职业培训的方式去调整岗位。这等于说给全社会施加了一个纠正资源错配的压力,当然,这是通过比较极端的方式来实现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政府的干预就是消极的。因为它妨碍了一些应有的调整,阻碍了经济长期的活力。对未来的经济效率而言,奥地利学派的观点是比较正确的。
但凯恩斯学派并不同意它对政府干预的态度。因为凯恩斯学派认为人都是生活在短期的,经济调整的过程往往太长而且很痛苦。假如这个过程超出了很多人的承受范围,那我们宁可不要未来的效率。也就是说人首先要活下去。从这点出发,凯恩斯学派强调对经济的短期管理,政府有责任防止大面积失业的发生。
这两派观点都有正确的地方,政府的政策实际上是一个权衡。那么平衡点在哪里?我个人认为平衡点在于政府的政策应该在确保最困难人群利益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地容忍经济的应有调整。从这点来看,我们现在的经济刺激计划面临一个风险,就是过快的刺激经济可能会阻碍原本应该发生的重组和调整。具体来说就是本来我们有很多需要淘汰掉的过剩产能,但现在由于有了经济刺激计划而使它们有了继续生存的环境,钢铁业和很多低端制造业可能都属于这类情况。这对企业来说是一个错误的信号,让它们误以为可以这么延续下去不用调整,其实现在不调整以后还是要调的,而且代价更高。
这些过剩产能的继续存在会产生巨大的浪费,一方面是物质资源的浪费,一方面是人力资本的浪费。我认为物质资源的浪费相对好办,因为这些东西浪费了我们将来还有机会重建,但人力资本的浪费却棘手得多。比如说现在很多在过剩行业中就业的工人正处于青壮年时期,还有比较好的学习能力,假如现在他们失业,还可以通过培训和再学习等形式来让他们迅速获得新的技能,以适应未来的就业结构,这样转型的成本也比较低。但假如目前的政策使这些早该转型的人和企业又维持了10年呢?那时候这些人已经40岁了,而这些企业恐怕最终还是维持不住会倒闭。假如那时再让这些人去学习新技能并转岗,成本就太高了。
所以与其把资源花在维持这些本应倒闭的企业身上,不如直接花在劳动者身上。劳动者是最清楚自己应该干什么的,政府需要做的就是创造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让价格有效地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现在对中国来说有一件事情需要摆在第一位,就是放松对服务业的管制。
未来外需可能长时间低迷,出口领域不可能再吸收那么多的就业了,而且出口本来就不应该占那么大的比重。中国的经济模式过于偏重出口,这实际上有很大的负面影响,这点暂且不去细说。关键问题是以后这样的模式很难继续维持了,所以我们需要为多出来的劳动力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而且这样的就业机会应该有利于改善经济增长质量,体现未来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
从经济学理论和现实来看,发展服务业始终是解决就业、提高人均收入和走向内需的主要途径。但中国的服务业很多都是垄断的,或者有非常严格的行业管制措施,例如医疗、金融、教育和通讯。这种局面严重限制了服务业在中国的发展,也极大地减少了中国的就业机会,因此打破垄断,大幅减少行业管制措施将是发展服务业的首要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