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双顺差(经常账户顺差和资本账户顺差)已保持多年(除1998年资本账户曾出现过逆差之外)。对于一个人均GDP仅有3000美元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长期的双顺差意味着中国不得不被动地积累外汇储备,再将资源廉价借给美国等发达国家,这不但在效率上说不过去,也有违公平。而且这样的状况势必然进一步加强中国过分依赖投资和出口的经济发展模式。当世界经济出现波动的时候,外贸依存度越高的国家,其经济波动往往也越大。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目前已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其长期的经济发展是无法用外需来拉动的。因此,或早或晚,走向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都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短期内中国可以使用扩大投资的方式来刺激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但与此同时,中国必须尽快加大社保和民生等方面的投入,并且有效地改变目前初次分配有利于企业和政府的状况,让资金更多的流入劳动者手中。唯有如此,消费者才有钱可花,敢花钱,中国经济也才能真正的走入一个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从这一点上说,中央最近宣布未来三年将向医疗领域投入8500亿的资金当属重大利好。但也要看到,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中国可能面临着未富先老的危险。做实社保账户,管好老百姓的养命钱恐怕将需要更多资源的投入。为此,本报最近就这些热点问题访问了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发展研究中心的尼克·霍普(NicholasC.Hope)主任,请他来谈谈他眼中的中国经济。

　　中国需要关注流动性风险

　　《21世纪》:中国今年第一季度GDP同比增长6.1%,现在国内外很多人都预期中国经济将在年中回暖,世行甚至认为中国经济明年会全面复苏,但保罗·克鲁格曼(PaulKrugman)对此有所保留,因为他觉得这种“逆转”来得太容易了,您对中国经济的前景怎么看?

　　尼克·霍普:中国非常有可能成为第一个经济回暖的国家。值得思考的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形势,其实在这次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世界经济已经濒临下行周期了。

　　回想一下,2007年中国经济出现了过热的状况,通胀压力很大,人们最担心的是通胀,部分原因是当时国际油价不断攀升,而且中国农业生产方面本身就存在一些供给上的问题,这也导致食品等价格在那段时间里大幅上扬。因此,中国经济在2007年的高速增长本身就是不可持续的,即使没有国际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同样也会减速。

　　我预测中国经济在2009年上半年会继续下行,当然GDP增速相对其他国家依然会保持较高水平。但是自去年四季度开始,国际贸易明显收缩,中国经济在今年上半年必然会受此拖累。而且世界范围内金融系统受到了致命打击,跨国银行几乎都濒临绝境,融资环境急剧恶化,中国经济的下滑程度和速度因此超出了多数人的预料。中国政府为此紧急采取了措施,一方面出台了大型财政刺激方案,另一方面对国内银行给予大力支持以改善融资环境。

　　2009年一季度中国GDP增速为6.1%,我对这一数据并不失望,相反我认为这一经济增速已算是强劲了。目前,所有迹象都表明中国经济即将复苏,但是究竟会以多快的速度恢复,我还无法预知。

　　《21世纪》:您认同中国经济会复苏的观点,但对于最近出现的复苏迹象,也有人对此有所忧虑,比如第一季度银行的新增信贷达到了4.58万亿,而政府在3月份表示今年全年的目标是“5万亿以上”。虽然有“以上”两个字,但4.58万亿也占了5万亿的90%以上。假如按照这个势头持续下去,未来在信贷质量和通胀方面的风险似乎也在累积,不知道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尼克·霍普:中国一季度新增贷款总量创下了历史纪录,这确实让我很担心银行坏账激增的风险。同时,信贷和基础货币投放量的急剧扩张又可能推升潜在的通胀风险。如果中资银行新增贷款继续以如此惊人的速度累积,新增贷款中不良贷款的比例极有可能会随之增加,除非这些非常规下的贷款项目都非常优质,或者银行放贷的管理人员具备极高的专业素质能在短时间内判断出信贷风险。因此,中国央行的任务很重大,需要时刻警惕和跟踪中国经济的各种数据和迹象,力求在通胀抬头之前收回多余的流动性。

　　《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影响力提升,越来越多的外国经济学家开始关心中国经济并发表评论,您在中国工作了很长时间,作为一个研究中国经济的外国专家,您觉得外国专家对中国经济的了解是否充分和全面?

　　尼克·霍普:我曾在中国工作超过25年,这算是很长的时间了,但即使是这么长时间的接触和了解,我还是不敢说已经全面掌握中国经济的特性。中国社会和中国经济的复杂性使得外国人很难完全认识和深刻理解。

　　和其他研究中国经济的外国学者相比,长线的眼光和跟踪可能是我最大的优势。要知道,今天中国经济的面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1979年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经济的标志,后来1993年国务院提出《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建立了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实行政策性银行与商业银行分离,推行金融对外开放和汇率并轨改革。

　　但是中国依然还在改革的路上,这一经济改革进程还在继续推进之中。在有些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例如汇率缺乏弹性和外币兑换受管制等。而且,以美国为例,我们可以看到经济改革本身是没有终点的,它会随着社会进步而不断发展、演变。

　　《21世纪》:2007年世界主要经济体都面临着通胀压力,而2008年由于金融风暴肆虐,不少经济体包括美国都担忧会进入通缩。今年以来,对美国今后将迎来通胀的担忧又开始出现,因为美联储采取了诸多超常规的方式向经济体中注入流动性,而且美国的财政赤字也在不断上升。有趣的是,世界各地的经济学家和经济预测机构的预测结果也在不断变化,似乎有点让人跟不上形势,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尼克·霍普:其实经济形势和政策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所有的预测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我的观点是一旦经济回暖,货币政策要立刻做出调整,否则通胀风险将伴随着经济上行而增大,各方利益都将受损。而且,实际GDP和潜在GDP之间存在着较大差距,经济学家在作研究和预测的时候,不仅需要看到实际的统计数据,还需要分析其它的迹象,同时预测还要考虑到政策趋势的发展。

　　所以我强调,政策制定者在面对通胀或者通缩风险时,一定要做出合适的决策,例如食品价格大幅上涨,可能是因为粮食收成欠佳,那么政府应该从粮食供给上下手,而我们看到2007年石油价格高涨,美国政府却没有采取合适的政策,有效地干预油价,所以导致2007年世界主要的经济体都处于通胀压力之下。

　　外汇储备保值难题

　　《21世纪》:目前国外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是低估汇率获得的,这种观点似乎是在为美国的未来可能的“赖账”建立合法性。令人担忧的是,美国这方面以往的记录也并非完美无缺,例如1930年代美国宣布取消金本位时,投资者就因为美元剧烈贬值而损失惨痛,您对此怎么看?

　　尼克·霍普:我认为1930年代美国政府并没违约,美国今天依然是世界上信用最好的国家,这也是中国政府将大量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国债的主要原因。

　　假设最糟糕的情况发生,美国出台更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导致了通货膨胀,美国国债的真实收益将减少,同时中国也将受到波及而发生通胀,人民币汇率会出现升值压力,中国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也会蒙受损失。坦白的说,中国对此别无选择。所以我希望中美两国形成更紧密的联系,共同商量和制定未来的货币政策,严格控制货币发行量。而且,一旦经济呈现复苏信号,央行一定要迅速采取措施收缩银行信贷、控制流动性。另外,美联储需要控制资产负债表的规模以降低通胀风险。

　　对此,1970年代美国的高通胀就是前车之鉴,多亏了后来上任的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Volcker),他力推严格的货币政策抑制了通胀,这为1990年代后期的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因此我们要吸取过去的教训,不能让通胀的恶果再次发生。

　　至于美元贬值导致美国债券收益受损的问题,这涉及到资产价值的衡量方法。如果用相关资产价值作对比的方法,当资产A的价格上升而资产B的价格没有变化时,相比之下我们就可以说资产B贬值了,而持有资产B的投资人就受到了损失。因此如果美元对黄金贬值了,那么以黄金作为计量单位就可以说投资者持有的美元债券出现了损失。当美元贬值的时候,对于外国投资者而言,如果本国货币与黄金挂钩,那么以本国货币作为计量标准,他们持有的美元债券一定是有损失的。但对于美国本土投资者来说,就不存在这样的损失。上世纪30年代,许多国家都在调整汇率,因此汇率变化的频繁导致了投资损失或盈利变幻无常。同样,如果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保持不变,即使美元对日元、欧元贬值,中国持有的美国债券在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上也不会呈现损失。

　　所以,只有改变整体的贸易格局才可能迅速的调整外汇储备的币种,央行在这个问题上的能力是很有限的,央行能做的只是在长时期内逐渐调整外汇储备的配置,尽可能做到多样化,以防止单一货币过大时该货币贬值所造成的巨大损失。

　　《21世纪》:您觉得央行在这方面能力有限,但有中国学者认为,中国目前已是美国国债的第一大外国投资者,因此美国政府应该保证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的价值,否则中国也可以考虑抛售美国国债以降低风险。

　　尼克·霍普:其实萨默斯(LarrySummers)早就对此提出过“金融核恐怖平衡”的说法,我认为这夸大了两国的对抗性。其实中美两国有着较大的共同利益,美元是世界储备货币,在各国的经常账户、投资和外汇储备等方面,第一选择都是使用美元。

　　另外,要想保证外汇储备的安全,可能最好的方式就是投资于有美国政府担保的证券化产品,例如中国曾经大量购买有美国政府担保的房利美和房地美发行的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并获得了较高收益。

　　对中国的外汇储备而言,怎样才算是安全的投资?更重要的是,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能有哪些可行的投资,还有没有更好的选择?

　　一种观点是中国将上万亿的外汇储备都用于购买美国债券风险过于集中。对此,中国已经成立了中投公司,尝试进行美国国债之外的投资领域,希望获得更高的投资收益。目前不能说中投的投资失败了,只是他们短期内没有买到合适的资产,但是长期来看,我相信中投今后终将获得不错的回报。

　　不过回报总是和风险挂钩的,高回报意味着高风险。例如投资于美国股市,一旦市场反弹,回报将高于美国国债的收益,但谁也不知道股市何时反弹,而且反弹之后也不代表一直上涨,股市的波动性是不可避免的,股市的收益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那么,外汇储备希望通过投资赚更多的钱就必须冒更大的风险。

　　还有人认为美元对人民币未来存在贬值的风险,如果美元真的贬值,中国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必然会形成损失。但是我们看到人民币过去一段时间在升值,既然中国要保护外汇储备的安全,为何还要使人民币升值呢?如果说中国央行资产负债表上大部分不是美元,而是日元、欧元,那么美元相对于其他货币贬值对中国将是有利的。但是,中国作为一个有巨大影响力的经济体,不可能一夕之间将上万亿规模的美元资产转换为其他币种资产,央行是不可能像普通投资者那样随时在国际上自由兑换货币以获取汇率涨跌收益的。

　　如果中国继续保持外汇储备的增长势头,那么可以考虑选择储备货币的多元化,增加日元和欧元资产的配置,不过已经形成的美元资产基本是很难转换的。

　　投资社保有助于中国经济结构转型

　　《21世纪》:在一些人看来,这场金融危机的根源是全球失衡,主要表现就是中国的过度储蓄和生产,以及美国的过度借债和消费,所以未来全球经济要重新进入可持续发展的通道就需要中国减少储蓄、增加消费,同时美国反其道而行之。现在美国已经开始减少借债和消费了,但中国的国内需求依然不够强劲,您对此有何评价?

　　尼克·霍普:首先,我不认为眼下这场危机完全源于全球失衡。全球失衡的确是不合理的,尤其对中国不公平。中国是一个规模巨大且依然贫困的经济体,但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占GDP的比重达到了10%左右,这一点上我赞同马丁·沃尔夫(MartinWolf)的观点,巨额经常账户盈余对中国而言是荒谬的。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应该更多地投资于民生以改善本国居民的生活质量。而且中国居民进行储蓄及购买国债所得的利息少得可怜。

　　同样,对其他一些国家而言,它们出现经济问题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长年拥有巨额经常账户赤字,它们需要调整经济模式,增加国内投资等。毫无疑问,改变全球失衡需要双方的共同努力。

　　自2002年到2009年,美国的出口已经出现了微弱的反弹,而经常账户盈余比较多的中国、日本和德国等国家的进口也在增加,本来这是一个很好的趋势,美国通过扩大出口能增加国内储蓄,同时中国、日本和德国等通过进口将拉动国内消费,但是这一进程尚未获得成功,全球经济也并未重新恢复平衡。目前中国依然拥有大量的经常账户盈余,虽然中国政府可以通过拉动内需和本币升值的方案消耗掉部分盈余,但是总体形势不太可能发生逆转,具体情况还要看接下来的几个季度。

　　《21世纪》:过去数年,中国不断强调要改变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但现在采取的反危机政策仍然是以加大投资为主,二者是相悖的,您如何看到这个矛盾?

　　尼克·霍普:你问了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已经多年不储蓄的美国人居然在去年第四季度开始再次有了储蓄,这一转变是朝着大家希望的方向在前进,但却发生在了错误的时间。因为现在美国国内经济形势十分严峻,失业率高涨,人们对于能否保住现有的工作缺乏信心。同时,伴随着股市和楼市的暴跌,个人拥有的股票和房产价格都在大幅缩水,所以不难理解美国人突然热衷于储蓄的原因,然而现在这对经济可能是一个坏消息,美国人当前减少消费开始储蓄是不合时宜的。

　　不可否认,美国人需要增加储蓄,但不是现在,而是等到美国经济恢复元气之后。也正是基于这个考虑,奥巴马政府推出了经济刺激方案,希望拉动消费,只有这样才可能帮助美国经济停止衰退并快一点进入复苏阶段。

　　中国面临的局势同样复杂。相对于美国,中国应该用更多的国内消费来替代投资和出口,但是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已经推出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中,重心是倾向于基础建设领域,例如港口、高速公路、发电厂和通讯网络等大型项目,但中国同样需要学校、医院以及养老社保等方面的投资。

　　近日,我在北京参加了一个会议,清华大学的白重恩教授在会议上提出了一套很好的建议,即短期内同时帮助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其中一个方法就是降低企业的社会保障税率,鼓励企业吸纳更多的劳动力,企业少缴的那部分社会保障税暂由政府代缴,而这并不违背社会公众的利益,因为这部分税收最终也是用于公众。这样做将增加就业,间接的扩大国内消费,并且增加了政府对养老社保的投入。

　　这样做也符合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机构的观点,它们普遍认为中国需要通过扩大内需重新达到经济发展的平衡状态。而一味的加大基建的投资,仍然需要更多的消费来弥补缺口,而只有大规模投资于养老社保领域,才能真正有助于经济结构领域问题的解决。

　　中国政府增加对教育、医疗和养老的投资,很可能会让大量的中国人享有安全感并愿意花钱消费,因为他们不再担心生一场病就会倾家荡产。这样他们可能也就不需要存那么多钱了,而省下来的钱他们可以多买一些衣服和电器等等。

　　《21世纪》:那您对未来中国拉动国内消费需求的前景怎么看?

　　尼克·霍普:我相信中国政府管理经济的能力,不过中国确实还有一些亟待改善的问题。以城市居民为例,教育、医疗、供水、供电、交通和住房等方面的问题是各国城市居民都在面对的问题,但中国政府并没有重点关注城市居民的收入和生活质量问题。

　　我对中国在未来保持经济增长的能力没有疑问。但如果要真正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从而使大众愿意更多地消费,这仍需要政府更多地努力。

　　而且中国和大多数外向型经济体有所不同,中国外贸依存度非常高,但中国本身是一个巨大的经济体,终有一天中国必须依赖自己国内巨大的消费市场才能持续发展。我想今年中国的经济增速可能只有8%,甚至6%,但这不代表什么,我相信中国的经济增长趋势将继续保持20-30年。

　　《21世纪》:当今全球经济处于非常艰难的环境中,而诸多迹象昭示了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化,例如G20取代了G8。在此期间,虽然G20承诺抵制贸易保护主义,但不少国家似乎是说一套做一套,贸易保护主义的倾向已在不断发展之中。一旦贸易保护主义成为潮流,中国作为外向型经济体必将深受其害,那中国该如何应对?

　　尼克·霍普:可能很多人认为G20比G8更有意义,更能解决世界范围的问题,我对此深表怀疑。因为G8之间互相心存不满,很难达成一致。在我看来最有意义或者有效的方式可能是G1,20个国家能够有同样的意见才是最有意义的会议。

　　迄今为止,我们看到G20没有发挥特别有效的作用,除了对国际事务发表各种意见和声明以外,各国并没有达成很多实质性的方案。短期内我只希望这20个国家能够恪守已经做出的承诺———采取积极的经济刺激政策及共同抵制贸易保护主义。

　　不过,在去年11月华盛顿会议之后,依然有少数几个国家打破了承诺、放纵贸易保护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有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如果一国出于保护本国经济的目的施行贸易保护,那就会伤害贸易伙伴国家的利益,贸易摩擦和政策对抗必将愈演愈烈。上世纪30年代贸易保护主义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带来了巨大损失,各国应该引以为戒,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要更加谨慎,在考虑本国利益的同时还要顾及贸易伙伴的利益。

　　中国能做的就是更广泛地加强与各种国际组织合作,通过WTO等国际组织来与世界其它国家共同商定各项协议或制度,以起到规范国际贸易的效果,不过当贸易保护主义真的大规模出现时,这些国际协议能有多大效力恐怕也不容乐观。

　　而且贸易保护主义在今天还会有更复杂的表现形式,例如金融系统中的保护主义,现在大型银行的业务大多是国际化的,一国的银行往往在另一国会有分支机构和业务部门,金融保护主义将可能要求本国企业的融资只能从本国银行获取,类似的做法一旦成真,后果不堪设想。

　　（尼克·霍普：现任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长期研究东亚国家经济,尤其是中国和印尼。目前主要关注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和金融领域的改革状况。曾作为世行官员长期在中国和印尼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