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时间4月27日,俄罗斯联邦总理普京表示,2010年的联邦预算和2011年-2012年间的财政计划应保持平衡,支出应有理有据。他认为有必要执行严格的计划来减少预算赤字,以拥有足够的资源储备改善并刺激经济的发展。
可见,为了应对危机的冲击,俄罗斯反危机措施力度不凡。据了解,俄反危机措施涉及面很广,几乎囊括所有部门,财政预算及金融信贷支出占GDP的12%以上,这在大国中比例偏高。虽然,俄政府此举使金融和经济避免整体崩溃的危险,但也付出了沉重代价,如国家外汇储备急剧下降,卢布贬值严重。
根据2008年全球国民生产总值排名,俄罗斯排在第八位。作为世界经济增长较为强劲的“金砖四国”之一,俄罗斯经济的企稳、复苏,对全球经济健康、平稳发展相当重要。俄罗斯应对危机,到底采取了什么样的举措?即将到来的俄罗斯主导的“金砖四国”峰会,对平衡世界经济能起到什么作用?
列夫·雅科勃松,俄罗斯政府行政改革委员会委员,在初夏的北京,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列夫·雅科勃松同时还是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咨询小组成员,该小组被认为是“政府智囊团”,对俄罗斯经济政策有相当大的影响。
银行和证券,俄反危机的政策核心
《21世纪》:俄罗斯是较为典型的石油出口国。金融危机的冲击,似乎对俄罗斯更为不利,因为原油价格大起大落；一些国际机构,对俄罗斯的增长预期也不乐观,比如世行预测今年俄罗斯的GDP为-4.5%,通货膨胀率为11%至13%。在您看来,金融危机给俄罗斯经济带来怎样的冲击?
列夫·雅科勃松:首先感谢贵报对俄罗斯的关心和兴趣。俄罗斯总是能感觉到强大邻居———中国的存在,并希望中国能够率先走出危机阴影,为带领世界经济走出危机做出重大贡献。这对俄罗斯也非常有意义。因为作为俄罗斯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如果中国经济向好,对俄罗斯扩大出口,增加外部需求,也是非常积极的因素。
谈及俄罗斯所受到的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先描述一下俄罗斯遭遇危机的背景。近几年俄罗斯经历了罕见的高增长时期,这源于俄罗斯储蓄率并不高,而且俄罗斯固定资产投资的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外资和企业对外融资。
在大的经济环境向好的情况下,加上俄罗斯通货膨胀率一直居高不下(10%以上),俄罗斯贷款利率很高(年率14%以上),而西方银行信贷和资本利率很低(年利率一般只有4%左右),俄罗斯一些银行和成长最快的大企业为了加快扩张,纷纷向西方银行机构借入外债,或者向西方投资者转让部分股权。这类企业融资或外债急剧增长,从2005年的1000多亿美元,迅速增加到2008年上半年的约5000亿美元。
在全球金融危机冲击波袭来之时,企业外债危机十分突出。由于石油、天然气等大宗商品的价格剧烈下降和国外需求猛跌,企业经营恶化,盈利减少或亏损增加,出现了欠债银行和企业无法按时偿还到期外债或分红、或外资退股的情况。而在危机时期,银行和企业新债无处可借,旧债无力偿还。如果不能履行义务,则可能导致大批银行和重要企业的破产或者落入外国人的手里。银行机构与企业外债偿还问题成为危机冲击最为严重的威胁。
同时,由于受石油美元快速膨胀的影响,俄罗斯居民收入水平持续快速提高,并大大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所以,老百姓也对前景充满信心,购房、购车信贷也快速增长,居民债务规模不断扩大。在危机到来后,部分居民失业或者收入水平下降,还债能力下降,居民银行欠账增加,更加剧了银行经营状况恶化。
所以,俄罗斯的危机出现始于2008年秋天,首当其冲是银行、证券业。如何维护银行和证券市场稳定,成为俄罗斯政府反危机政策的核心问题。
《21世纪》:您谈到金融危机对银行业的冲击,那么为维护市场稳定,俄罗斯政府对银行业采取了哪些措施?
列夫·雅科勃松:主要是通过直接注资增加大银行的国家持股和向大银行提供授信和优惠贷款,帮助银行机构解决困境。如中央银行拨出资金,增加控股银行的国家持股份额。俄罗斯有1100多家银行,多数为规模较小的私营商业(股份)银行,规模大的银行则基本上都有国家参股或属于国家控股银行,如储蓄银行、外经贸银行、农业银行、天然气股份银行等就属此类。从法人角度讲,这些银行也是股份公司,但政府有决定权。政府给这些银行金融提供流动性,实际上就是提高了国家在这些银行的股份比重。
俄罗斯中央银行通过给这些银行增加低息贷款规模,有些贷款是长期优惠贷款,主要是给三大银行为主的几十家银行。影响比较大的一些银行也得到了中央银行的优惠贷款支持,像阿尔法银行,尽管国家没有持有股份。但对小银行则不提供优惠信贷。
俄罗斯政府还借危机推进银行机构的改革和重组,政府通过大国有银行收购经营清偿力低的小银行,如对“城市抵押银行”、“ВЕФК”银行等几家银行进行重组。此外,2008年10月中旬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的2009-2011年国家预算法案修正案,决定在2009年拨款1750亿卢布给对外经济银行,由其对具有较高评级的企业、银行债券和有价证券进行投资,即对具有国计民生重要战略意义的大企业股票进行回购,达到稳定股市和支持企业的双重目标。
《21世纪》:您谈到很多企业面临资金短缺问题,那倒闭的风险就很大了。俄罗斯是如何救助企业的?
列夫·雅科勃松:俄罗斯政府从多方面着手帮助实体企业。第一,政府通过直接增持国有企业或国有参股企业的注资,帮助企业解决流动性不足问题。第二,要求大银行降低重要企业的贷款门槛和给予贷款利率补贴；第三,增加对本国产品的政府采购,在采购商品时尽量多地购买国货,如政府简化了政府采购程序,使国家资金更方便进入经济领域。规定预算部门必须购买国产车。第四,降低出口企业的税负。如降低自然资源开采税、利润税。
2008年9月份以来,依据国际油价下降,由原来根据国际行情每两个月确定一次出口关税,调整为每个月一次,以使出口关税更灵敏地反映国际市场价格变化动态,减少出口企业的损失。俄罗斯还免除企业进口本国不能生产的技术设备的进口增值税,以降低企业进口成本、鼓励企业加快技术设备折旧和刺激企业技术改造和提高技术水平。此外,还提高了有色冶金产品和一些农产品的进口关税,通过这些措施,达到抑制进口,改善本国企业生存环境和提高本国企业竞争力的目标。
《21世纪》:在俄罗斯的反危机措施中对居民就业、福利保障和消费水平稳定方面有哪些举措?
列夫·雅科勃松:2008年秋天以来,俄罗斯政府反危机的焦点和重头戏主要在挽救银行体系、资本市场方面,接着是扶持重要实体企业。在这些领域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并取得了基本稳定后,在最新的反危机措施里面,反贫困、解决失业、维持居民实际收入不降低,提高居民的购买力,帮助医疗、教育和科技等领域成为俄罗斯政府最为迫切和关注的焦点。
当然,这不意味着只是到现在才关注。首先,为了防止中小银行倒闭使居民存款化为乌有,2008年10月份俄罗斯通过了存款保险法的修订,将居民存款全额赔偿的金额从20万卢布提高到70万卢布,这样就使得98.5%的居民存款免除了风险。同时,政府提高军人、退休人员等的工资和退休金,政府决定购买4万套廉租房,帮助军人和特殊困难群体解决住房难题。同时,增加拨款解决危房改造。
第二,大幅度提高失业补助金和养老金标准,提高幅度超过物价上涨幅度,比如提高退休金,失业补贴提高50%等等。要求大企业尽量不解雇员工,如果要大量解雇员工必须向政府报告,政府给企业拨款让企业对多余员工进行培训,以备危机后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加再就业机会；同时,政府还给社会就业保障机构增加拨款,提高失业者再培训力度。
第三,增加教育、科技和医疗拨款。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最近号召各大学冻结自费生学费标准,增加免费大学生比例,将部分自费在校生转变为免费生；为帮助解决大学毕业生就业不足的问题,提高研究生入学比例。虽然,大学按照法律有权自主确定一定比例的收费生和收费标准,总统的号召没有法律效率,但各大学都不会对总统提议熟视无睹,基本都会“照办”。
第四,保障预算部门员工收入不下降。在俄罗斯,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就业人员,包括公检法、文化、教育、医疗等等这些单位,占到整个俄罗斯居民的三分之一,在世界各国中都算是很高的水平了。这样不太好的一方面,是生产率比较低。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很大的就业在这种服务和事业单位,有利于保持就业。
《21世纪》:1/3的人由纳税人出钱供养,那这些人的收入水平、福利待遇,与生产领域的工作人员相比,整体上哪个水平更高些?
列夫·雅科勃松:整个来说,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就业人员的收入水平低一些,他们没有什么特殊的福利待遇。他们收入水平总体上属于中下水平,但很稳定,政府为了稳定预算部门的员工收入水平,采取工资指数化模式,使工资收入增长不低于通货膨胀率水平,甚至还略有提高。
这类人群的传统消费品是本国生产的产品,而非进口奢侈品；危机时刻,其消费更将集中在国产货上。这对稳定国内商品市场有好处。生产服务领域的就业者工资水平依据部门不同而相差较大,金融、证券、石油、金属、经纪等行业的收入水平相当高,但稳定性在危机时期相对较低。总体上高收入阶层是外国货的主要购买者。现在,这部分的收入也下降了,因而,进口下降很快,与卢布贬值进口货变得昂贵和居民收入水平下降和预期不稳定有很大关系。
《21世纪》:目前以及未来的一段时间,俄罗斯的失业压力大不大?
列夫·雅科勃松:从经济学原理和从逻辑上讲,危机一般对企业运行和失业打击应该比较高。一般来说,失业对于俄罗斯来说是个不典型的情况。传统上俄罗斯是个人手短缺的国家,前苏联时期基本不知道何为失业,各行业都缺人手,干部不够用,莫斯科一度以只有0.6%的失业率居世界大城市失业率最低。这次危机发生之后,俄罗斯失业状况开始变得突出,仅2008年10月到2009年2月,俄罗斯新增失业者超过200万人,实际失业率达到7%以上。这对普通老百姓是非常不习惯的新东西。因为俄罗斯人从来没有感觉到失业的威胁,除了物质上的打击还有心理上的冲击。
如何解决失业问题呢?一是限制企业裁员,现在的大企业也被要求,如果大量缩减员工必须通报政府,限制企业裁员；二是政府出培训费用,对失业人员进行培训,包括让需要裁员的企业暂不裁员,如果企业必须裁员,可以向国家申请职业培训基金,由企业组织给员工某些职业培训,但钱是国家给；以及给社会就业支持机构经费组织正式登记失业者培训；三是对失业人员提供补贴,给失业者一笔钱；还有增加研究生入学比例,减少大学毕业生失业概率。此外,俄罗斯政府还采取了将外国劳工配额减半的措施,以腾出劳动岗位给本国人。
从俄罗斯政府网站可以看到,整个反危机措施的名单是很长的。从逻辑上来讲,第一阶段是对金融系统的支持,对银行的支持；以后重点转到企业；接着是帮助居民。幸好,最近国际油价开始比较稳定,或者有所上升,这样利于俄罗斯经济稳定、向好。
《21世纪》:应对危机采取了这么多措施,效果如何?
列夫·雅科勃松:我对此问题是比较慎重的。危机还没结束,有一些反危机措施刚刚开始,有的措施刚刚采取一两个月,所以评判效果还比较难。对直接的经济冲击的应对措施,某些方面可能已经体现出效果。比如说,如果国家对银行没有大力支持的话,一些银行在去年秋天可能就已经倒闭了。如果不是央行投入数百亿美元救助卢布,其贬值幅度可能更大,如卢布兑美元由2008年夏天的23-24卢布兑1美元下跌到年底的38-39卢布,经过救助,目前稳定在33卢布左右。这属不属于非常有效呢?这是可以争论的。
俄罗斯反危机措施涉及面很广,几乎囊括所有的部门,涉及银行、股市、实体经济、卫生、教育、劳动力市场、社会福利保障等方方面面,反危机预算及金融信贷支出占GDP的12%以上,在世界各大国中是比较高的,虽然,取得了使金融和经济避免整体崩溃的危险,但也付出了沉重代价,如国家外汇储备急剧下降,卢布贬值严重。有一些专家说政府对某些方面的支持、拨款可以少一些,不要那么大的代价。但如何能够证明这样或者那样呢?比如关于对企业和居民的支持。举个例子,对失业人员的培训,如果危机比较快的结束,那么这一些培训也是很有效的,就说明关于培训的措施是成功的；但如果危机延长了,培训之后还找不到工作,有可能被说成是白培训了。
很多反危机的措施效果如何,实际上并不是由反危机措施本身来衡量,而是看危机实际冲击的程度。对政府来说,可能感觉到自己采取的措施都是正确的,但是究竟结果和效果如何?这就要往下看。俄罗斯有一个谚语———春天孵出来的小鸡,活到秋天才能算数。因此,暂时我们还很难对反危机措施给一个评价。
“金砖四国”峰会能做些什么
《21世纪》:俄罗斯是“金砖四国”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员。目前俄罗斯正在准备“金砖四国”的领导人峰会,在您看来,这次峰会想要达成的目标是什么?
列夫·雅科勃松:我不能代表俄罗斯政府的意见,只能说我的个人看法。经济危机对世界上多数的国家都是不利的,都产生了冲击。如果全球经济依然围绕着美国或者说西方国家来运转的话,那么,显然对于世界经济健康稳健运行而言是不利的,这次危机表明,以俄罗斯为代表的资源供给国和以中国为代表的加工生产国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消费国之间的再生产循环模式并不是一个理想的模式。这是一个基于美元为霸权纽带的以资本生产国的超前消费和资源采掘与加工生产国的廉价出口和高储蓄(再通过以增加美元或欧元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债券和借给货币生产国或者资本供应国使用)的扭曲的国际分工模式。失衡不可持续时就必然爆发危机,进行强制调整。我不是指责美国或者攻击美国。当然这是可以理解的事实,美国的经济强于任何一个其它的国家,就像是恒星围绕着太阳运转那样。但是这个危机的出现,也体现了这样的运行体系并不是很稳健和安全的。当然也不意味着其它国家要敌视美国,或者要彻底打碎。但至少需要更加平衡的新体系。所以,需要大家对新的世界经济体系要共同的思考,共同探讨。
所以,“金砖四国”领导人峰会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召开,是很重要的。正像G20峰会一样,国家越多,越难以达成协议。以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代表的一方和以中国、俄罗斯等为代表的新兴国家一方,其立场利益各不相同,前者不愿打破旧有的主导权和秩序,后者要求提高发言权,减少由前者主宰的金融和经济格局。还有其他一些国家,也有自身的特殊的利益诉求,各种立场及矛盾难以调和。而在较小的范围内则更容易协商和达成共同立场。“金砖四国”作为新兴大国的代表,利益共同点较多,原则立场比较接近,经济发展趋势相同,在这个相对较小的范围之内更容易就一些重大国际问题协调立场。因此,对一些重大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更多的协商、调整,对于维护自身利益,增强对旧有国际金融和经济秩序的改革和调整的呼吁与推动是必要的和更有效的。在G20峰会之前,俄罗斯正式声称,支持中国人民银行提出的过渡到非主权货币的建议。至少现在在“金砖四国”里,俄罗斯已经明确表态支持中国这种建议,随后可能会有巴西、印度也表示支持的态度。这不是意味着我们自己要独立出来,搞小帮派,而是情况相似的国家进行更多的商讨、沟通,寻找一种更平衡的力量,这实际上并不是什么坏事。
当然,正如G20峰会,不太可能达成具有法律效率的一致的协议一样,即将举行的金砖峰会也还只是一个元首座谈会,交换观点和协调立场的新平台,不会通过什么具有法律意义的具体的决议,更不会很快组成新的国际政治集团。
《21世纪》:这次会议对这四个国家,会有哪些更切实、更有实际效果的影响?
列夫·雅科勃松:我想,“金砖四国”峰会不能够在具体的事情上取得什么具体的结果。或者出台的备忘录或决议,统一的货币,或者新的货币,明天就能够具体实施或出现,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在这个框架之内进行一些沟通、协调,这是从目前来说最主要的。旧的秩序还没有打破,新的秩序不可能马上就取而代之。“金砖四国”不会马上拿出替代美元的新储备货币草案,现在也没有这样的蓝图。所以,现在也拿不出一个确切的替代国际金融和经济格局的方案,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需要开始,需要一系列的、长期的协商。包括G20、G8、“金砖四国”等等这样的团体,也要长期的、系统的努力,能够考虑制定出比较长远的、取代旧秩序的一些新东西。所以,“金砖四国”峰会短期效果不一定很明显。但中国和俄罗斯在G20或者在金砖四国框架下都有很多相同或相似观点,如俄罗斯积极支持中国提出的建立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和加强对国际储备货币发行的监管等的立场。
《21世纪》:刚才您谈到俄罗斯是非常支持中国提出非主权国际货币。那么,中国与许多国家,包括白俄罗斯,进行了货币互换,我们想知道,早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中俄两国也在商讨货币互换,到现在也没有达成,您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列夫·雅科勃松:2006年以来中俄达成边境贸易非美元结算,2007年又推广到旅游服务领域的结算,尽管规模还不大,但已经在直接使用本国货币结算,减少对美元依赖方面有过一些有益的尝试,这对扩大两国在货币互换和结算方面的合作是个良好的开端。目前,俄罗斯与白俄罗斯、越南和委内瑞拉等国也在扩大货币结算合作。中俄之间目前还没有达成货币互换,俄罗斯很希望更多地用卢布结算,但当前卢布贬值,这是主要原因吧。我认为有必要推进这方面的合作。
《21世纪》:在危机的冲击之下,俄罗斯它会把更多的消费来照顾国内的市场,购买国货等等,甚至我们还看到俄罗斯提高了汽车进口的关税,又提高了原木对中国出口的关税。大家就比较担心,俄罗斯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是否比较严重?这是否有利于大家共同的发展?
列夫·雅科勃松:是否需要考虑保护一国自己的国内市场?或者说民族利益与更大范围国际合作之间孰重孰轻?这样的争论一直都有。危机冲击下力求自保,是很多国家的优先考量。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会完全拒绝保护自己的利益,所以俄罗斯也不能例外。G20中有17国已经通过数十项贸易保护措施。对于俄罗斯的出口机构来说,贸易保护主义对俄罗斯不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原木出口原来就是需求刚性大,逐步提高原木出口关税的决定在2006年就已经通过了。
实际上,限制进口的不一定是贸易保护措施,卢布贬值是更为重要和关键的自动抑制进口机制。因为卢布大幅度贬值,使大量进口产品没法进来,这也不是国家要减少进口,或者综合提高关税,而是老百姓自己,因为进口商品价格提高了,自己消费不起了,就自动不买了。
除了个别的汽车的关税有这种保护外,整个俄罗斯没有通过提高很多商品的关税来抵御外国的商品。所以,这实际上是自动启动的俄罗斯市场保护机制。俄罗斯减少了对进口的需求,进口大量的缩减,并不是因为政府的保护措施生效,而是政府自己都没预料到,因为卢布贬值厉害使然。像出口原木关税的提高,肯定会影响到中国的进口成本,但我想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有可能能够消化这种成本提高。
《21世纪》:俄罗斯和中国都同为“金砖四国”的两个重要成员,又是邻国,在这种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比如说在劳务、贸易等等方面,两国之间还能够有哪些互利双赢的合作?
列夫·雅科勃松:这个领域的工作有一些正在做。比如中国与俄罗斯石油公司的20年内以250亿美元换3亿吨石油的合作。我们也希望类似这样的合作能够继续,这对中国来说也是有好处,未来的石油能够稳定供应。我觉得中俄两国还可以在森林、金属、矿产领域进行类似的合作。显然,这种交易对中俄双方都有利。当然,目前这方面也存在一些矛盾,比如因为卢布贬值,俄罗斯减少进口商品的消费,包括中国商品,所以中国出口俄罗斯的产品比重会有所下降。但这可能是短期的。
当然,我们有很多利益共同点,除了传统的合作领域之外,中俄两国还可以在技术创新领域,找到合作机会。这实际对“金砖四国”中的每一个国家都是共性的问题。发展创新经济,也是“金砖四国”的共同点,在这方面合作的前景非常大。就像是传统的产品有共同兴趣一样,未来“金砖四国”对高科技产品,也会有共同的兴趣。这是未来新的共同点,也是利益共同点。如中俄均面临着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压力,而且,俄罗斯传统上基础科研比较强,但科技成果转化力弱,而中国的模仿和加工生产能力较强,如果各国能真正加强合作,则可以相得益彰,共同推进创新型经济的发展。
（列夫.雅科勃松：俄罗斯政府行政改革委员会委员，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资讯小组成员，国立俄罗斯经济大学第一副校长，研究领域是经济与社会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