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在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破坏与创伤的同时,也使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相互依赖,这种依赖使得美国财长盖特纳的中国之旅不再如往常那般咄咄逼人,这种微妙的变化昭示着危机背景下大国的共生共存关系。而这更多地依托于双方经济发展模式的调整与转变。围绕危机背景下,中美经贸关系的演变,及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路径问题,本报邀请了隆国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金灿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施建淮(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教授)作深入探讨,是为21世纪北京圆桌第217期。(周慧兰)
1.盖特纳的中国之行:从攻向守的转变
《21世纪》:近日美国财长访华,与此前市场预期不同的是,盖特纳此次没有过多地谈及人民币汇率问题,年初盖特纳在获得财长提名时,曾称中国“操纵汇率”,但本月20日,他在参议院为放弃将中国纳入货币操纵者行列的决定辩护,称中国的汇率政策在过去两年已发生显著变化。您认为促成这一系列变化的原因主要是什么?
金灿荣:先来看美国方面:
其一,美国现在需要与中国合作,这是最直接的原因。
其二,美国经历了布什的第二任期后,内外处境急剧变差,美国人普遍的心态都比以前要谦虚一些。
其三,美国的外交风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奥巴马上台之后的对外政策号称是“智慧外交”,通过摆出一副合作的姿态,把责任外包。而他对待中国的态度就是和这一外交思路一致的。美国现在不仅对中国表现出合作的态度,也对盟国甚至伊斯兰世界、拉美邻国、包括它的敌对国都伸出了橄榄枝。
其四,技术性的原因。奥巴马的外交班子里,中国专家较多,如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杰弗里·贝德,也是研究中国问题出身的；美国财长盖特纳本人曾在北大、北师大就读,他父亲皮特·盖特纳就是在中国设立福特基金驻华办公室的人,上世纪80年代很多中国人都是通过福特基金项目出国的。整个班子中具有亚洲渊源的人比较多,因而他们对待中国的态度也不再像过去那样盛气凌人。
再来看中国方面的原因:
经过30年的改革,中国经济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按照现行汇率计算,中国已经是第三经济大国了,按照购买力或制造业计算则是第二经济大国。中国实力的上升成为美国外交政策改变的基础。另外,中国积极的合作态度也是美国改变态度的原因。
隆国强:中美之间的各种问题,重要性的排序会因为局势的变化而有所调整。前几年焦点集中在中国的汇率问题,是因为当时美元在贬值,人民币也跟着美元贬值。美国、欧洲和日本都在强调汇率问题。汇率问题的导火线是双边贸易不平衡。但现在形势发生了变化,汇率问题的重要性下降了。在危机爆发以后,美元一直在强劲升值,而人民币也随着美元一直在升值。并且,从2005年汇改以后,人民币对美元也有大幅度的升值,人民币汇率问题相对缓和了。
从美方的角度来说,首先,奥巴马政府眼前最关注的是金融稳定,需要外部资金对美国市场进行支持。中国对美国国债和美元的态度,都会影响到美国的救市政策。其次,美国比较关注中美在气候问题、能源问题上的合作。奥巴马上台以后,和布什政府相比发生了180度的政策大转弯,布什政府拒绝签《京都议定书》,而奥巴马政府已经把新能源技术、低碳技术,作为振兴经济的主要突破口,想要在这些领域强化全球治理,加强同中国等大国的合作。但危机过后,美国依然要打开中国市场,希望人民币升值、降低关税,开放服务领域投资等等,这些问题肯定是未来中美关系的焦点。
《21世纪》:在危机的背景下,中美关系面临重重矛盾:一方面,出口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另一方面,中美之间仍存在巨大的贸易顺差,人民币依然存在升值的压力。在这种背景下,您认为应当如何看待人民币汇率问题,危机是否赋予中国更多的谈判资本?
金灿荣:人民币汇率本身是一个经济问题,却被政治化了。美国国内有相当一部分政治力量在炒作人民币升值,用以推卸他们应该承担的责任,这是过去几年争论的实质所在。但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承认人民币汇率其实是一个伪问题,它是在过去几年的市场中逐渐积累起来的,并不是一纸政策文件就能解决的。
举个例子,80年代,由于美国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它对日本的对外贸易也积累了巨额的逆差,它也要求日元升值；但日元升值了以后,并没有改变美日贸易不平衡的状况。所以说,贸易逆差是市场逐渐累积的结果,它并不是靠人民币升值就能解决的。
现在,中美之间需要开展多方面的经济合作,来稳定金融市场,恢复经济基本面,恢复信心,改变各自的经济发展模式,实现宏观经济平衡。如果仍然纠缠于人民币汇率问题,将不利于中美之间的合作。所以,对于人民币汇率,我总体的看法就是应当回归经济面,把经济的归经济,政治的归政治,这是一种常识的回归。
施建淮:我认为重要的一点是明确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如果是想方设法不让人民币升值,那么毫无疑问,美国的危机给了中国更多的谈判资本,中国在人民币汇率的态度上可以更加强硬；但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是,并不是人民币汇率政策的调整都是迫于外界压力的。我们应该站在我们的立场,和外界无关的立场,来客观、独立地考虑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到底是利是弊。
从两个角度来看:一是人民币究竟是不是偏离了均衡汇率,是不是被低估了。高估和低估都是偏离均衡的一种失调状态,前者会对出口产生不利影响,后者则会带来经济过热和通胀的压力。无论如何,汇率失调都会造成经济的扭曲。二是政策当局的目标究竟是什么,是不是不管对经济造成什么样的扭曲,只要能保住出口就行。不可否认,到目前为止,出口导向政策对于经济增长功不可没,但我们也应该认真思考人民币低估对于经济其它方面造成的扭曲,多想想人民币低估使我们经济付出的代价。
2.结构转型也要“兼修内外”
《21世纪》:危机使得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急剧恶化,近日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也公开表示,将全力保证出口企业的利益。与此同时,商务部也在积极酝酿出口全退税政策,缓解企业财务困难。如何看待出口在现阶段经济中的地位?它作为经济引擎的作用会否因危机而改变?
隆国强:2005年以后,国内庞大的产能要到国际市场找出路,外需成为加速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但从中期来看,贸易顺差占我们GDP的比重一直非常低,外需作为经济的直接动力,那只是过去三四年的现象；从长期来看,想要继续扩大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是不可持续的。
但是,并不能因此否定外需的作用。首先,外部市场对于中国的经济结构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劳动力资源很丰富,其他资源很短缺,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要把优势资源卖出去,换回短缺的资源。外需实际上是一种结构调整,通过和国际市场的交换,加长了制约经济发展的短板,通过进出口,换回资源、设备和技术,加速整个经济结构的升级。
其次,同样的GDP增长率,内需和外需的就业效应是不一样的。出口行业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所带来的就业机会超过了内需拉动型。目前出口行业的衰退带来的是几千万人的失业。在危机中,就业可能比GDP增长速度更重要。通过这场危机,证明之前我们扩大出口、占领国际市场,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
施建淮: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的成功基本上依靠投资和出口,所谓三驾马车中的消费是比较低迷的。而出口导向政策成功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是外部需求旺盛。倘若外部需求恢复不乐观,那么中国现在的经济增长前景就比较令人担忧了。
至于中国是不是错过了一些调整的机会,这是很多学者都在考虑的问题。中国是一个发展起步比较晚的国家,在发展初期依靠外向型政策是很必要的,而且也确实使中国经济获得了一定的成功。但这项政策实施了很多年,中国经济已经跻身于世界前三位,中国制造业基础得到了很好的发展,这时候我们就有必要来讨论战略调整问题了。
探讨这一问题并不仅仅是因为最近的危机导致外部需求低迷、经济衰退。即使在没有危机的情况下,中国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搞外向型经济也是难以持续的。我们知道,中国和新加坡、东亚这些小的经济体不同,它们可以依靠出口导向型政策来实现发展,但中国这样大的规模,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有这么大的需求来吃下中国的出口,这必然会导致激烈的贸易摩擦。
所以,无论是否遇上危机,中国都需要很好地思考如何转变出口导向战略。至于时机,应该说任何时候都有调整的时期,不存在早晚的问题。前几年外部需求好,不调整仍然可以实现经济增长；现在外部需求不好,不调整就根本没有出路了。这样看来,并不能说外部需求下降了,调整的机会就不好了,恰恰相反,在外部环境不好的时候反而是我们最需要进行结构调整的时机。
《21世纪》:当前国内存在一些意见分歧,一些人希望快速恢复“常态”,即美国复苏,为中国出口商带来新的推动力。其他人则认为,需要出台更加彻底的政策,加速经济向内需型转变。您的意见如何?当前经济大幅下滑是否为结构调整增加了难度?
隆国强:内需和外需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不能对立起来。外需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解决了很多低素质劳动者的就业和收入问题,而这些人对国内产品和服务的消费倾向是最高的。他们对国内商品和服务的需求是典型的内需。所以,外需是促进内需的,不是替代关系。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的发展一定要兼顾内需和外需,要利用全球市场和国内市场来改善经济结构,扩大经济规模。
经济发展的结果是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使全民的生活过得更富裕。但是,富裕的同时也意味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那么,我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全球的竞争力就会相对削弱。现在我们要思考的是,在人均工资水平提高的同时,如何保持我们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这是出口行业转型的核心问题。我们要通过提高人力资源的水平、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提升劳动生产率,让劳动者在单位时间里创造出更多价值。这样,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的同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也增强了,这是未来宏观政策要引导的调整方向。
《21世纪》:迄今为止,中国政府的经济刺激方案已达5800亿美元,有人担心过多的投资有可能会挤占消费,影响中国经济向消费型转变,并且会为将来的通货膨胀和产能过剩埋下隐患,您怎么看?
金灿荣:现在大家都急着应对危机,把眼前的困境摆脱,这是人之常情。但是这些刺激手段的确是一个隐患。现在投资进去了,很多厂家购买了机器设备,生产能力膨胀,但倘若最终消费需求没有跟上,生产出来的东西卖不出去,经济增长还会出问题,比较可怕的情况就是滞胀,这是经济启稳以后政府首先要集中关注的一个问题。
如果出现通货膨胀,经济增长是自然生成,而不是政策刺激出来的,那问题不大；或者经济增长慢一点,通货膨胀低一点,也没有关系；但如果通胀和经济停滞同时发生,那就是非常困难的。70年代的美国就曾面临这样的情况,它用了十几年的时间才走出这一困境。所以,我们在经济基本稳定以后,应该密切注意防范滞胀的出现。
隆国强:经济刺激计划是短期现象,为了在全球动荡下要保持经济增长,是政府不得已而为之的,否则大量的企业破产、失业增加,会产生很多问题。这些短期行为,不能等同于长期的政策趋向,这是一定要区别的。宏观政策的最佳状态,就是把短期的保增长和长期的结构调整有效地结合起来,尽管有时候两个目标是有矛盾的。此次刺激计划,不只强调短期刺激,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还在科技创新、医疗卫生、教育、保障性住房等方面加大投入,这和长期方向是一致的。
我们考虑任何问题都不能脱离中国发展的阶段,中国现在是工业化、城市化加速的阶段就会有对水泥、钢铁等高耗能的产业的需求。政府要做什么呢?并不能因为耗能和污染,就要高价买进口产品。中国的重化工业的问题在于能耗太高,技术太落后,单位能耗和污染水平远高于世界同类企业的水平。并不是不能搞重化工业,而是如何通过科技创新和合理的规划布局,通过管理的提升,让这些产业达到世界最先进的技术水平,提高产品质量,把能耗、污染降到最低。
3.全球失衡背景下的大国责任
《21世纪》:很多人认为中国的高储蓄率是导致中美之间失衡的经济关系的根源。您怎么看待?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点在哪里?
隆国强:全球失衡导致这场危机,这是美国的一种观点,背后是有政治意义的。美国强调中国的过度储蓄问题,是想把责任推给中国。对于所谓的全球失衡论,我要反问的是:全球经济什么时候平衡过?人类的经济史上,哪个阶段是平衡的?美国的贸易逆差已持续多年,为什么单在这个时间爆发了这么大的一场危机?全球失衡论是美国的托词,掩盖其金融泡沫导致全球危机的本质。
中国的高储蓄率,和所处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一方面我们有大量的劳动力,另一方面有剩余的资本,但是没有创造出就业,为什么?是因为储蓄率高吗?我认为是因为我们的金融体系不健全,不能有效地把老百姓攒下来的钱转变成新的就业机会。金融体系的本质是要把储蓄的资金变成资本。金融体系的缺陷使得我们有限的储蓄变成外汇储备,使得一个发展中国家变成资本过剩的国家。我们在现阶段需要储蓄和投资,这样才能加速工业化、城市化,让更多的劳动者从低效率的农业等传统部门进入到高效率的制造业、服务业,收入水平才能迅速提高。高储蓄率并不是罪过,投资更不是罪过,而是我们的金融体系没有发挥应有作用,没有有效配置资金,形成有效的供给,创造有效的就业机会。所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是金融体制的改革。
金灿荣:第一,高储蓄率在东亚国家经济发展的某个阶段中是比较普遍的现象,日本,中国台湾、香港等都经历过这样的过程。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是后进型的,节制今天的消费,是为明天的发展做储备,这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选择,也是我们过去30年能够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前提。可以说,高储蓄率是后进国家经济发展阶段的普遍现象,中国也不例外。
第二,当时的高储蓄率确实是中国高投资率的一个前提,也确实对中国经济发展做出过贡献,我们必须历史地看待这个问题。但是再往后,中国的GDP、生产能力在增长,如果仍然保持很高的储蓄率,不能相应地提升消费,经济平衡就会被打破,就会过度依赖国际市场。所以,从中国经济的内在平衡和保障经济安全来看,消费占GDP的比例需要上升,储蓄率需要适当地下降。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既需要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也需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当大家预期未来收入会稳定地增长,且没有后顾之忧的时候,人们自然就会扩大自己的支出。
施建淮:国民储蓄是一个总体的概念,包括家庭部门、企业和政府。从结构上看,前几年,政府部门的储蓄率非常高,财政有赢余,支出很有限；企业也是如此；居民部门的储蓄则相对没那么高。从国民核算上看,国民储蓄率高表现为经常项目的顺差,这是客观存在的问题。但我认为这种储蓄结构对中国解决外部失衡反而是有利的。
大家普遍认为提高家庭部门的消费面临诸多困难,它涉及到社保、医疗等方方面面的制度建设。但考虑到储蓄结构,解决外部失衡的方法就变得宽泛。例如政府部门可以鼓励储蓄过多的企业将其转化为投资就行了(经常项目=储蓄-投资,投资上升了,经常项目就会下降)。当然这需要政策引导,光靠政府财政扩张是不行的,过多的政府支出有可能挤出民间投资,因此,政府应当尽快出台政策鼓励民间部门的投资。
《21世纪》:那么要改变当前不平衡的世界经济格局,您认为中美双方各自需要承担怎样的责任?
金灿荣:现在美国方面有很多批评,包括奥巴马总统也说他们的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占的比例太大,他说“我们仍然需要一个强大的金融体系,但是金融体系占到GDP的一半是不正常的”。所以,奥巴马的经济刺激计划比较注重与实体经济相关的投资,如发展新能源、基础设施投资、教育和人力资源投资。这说明他们已经看到了问题所在,至于做的效果如何,不太好说。因为美国是比较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政府能够起的作用不大。现在,我们看到美国的政府在刺激实体经济,对金融业加以管制,鼓励储蓄,美国老百姓的储蓄率从2007年的-0.6%提高到了4%－6%了。虽然和中国49%的储蓄率相比还差很远,但和过去相比也有所进步。
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中也有很多政策是着眼于刺激消费的,如5000亿减税,8500亿的医疗投资,还有教育方面的投资等等。应该说,双方都认识到了问题,也试图解决问题,但能不能解决还是一个问号；就是能解决,也要花很长的时间。
至于双方政策调整对中美贸易关系的影响,我认为从长远来看,美国人现在减少消费,增加储蓄,有助于美国经济平衡,是好事。当然美国的贸易需求会减少一些,对中国的出口可能不利,但中国人应该理解美国这种长期的寅吃卯粮的状态是不可持续的,这种调整是我们必须经历的痛苦。
4.勿以危机延误改革的时机,改革仍应坚持市场化方向
《21世纪》:改革开放的30年以来,中国一直在寻找自己的方式融入西方所创造的全球经济体系,然而,一场危机打破了这一格局,发达世界的金融体系正在走向国有化,中国也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发展路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关于市场化道路的争论,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施建淮:在发达国家普遍面临经济困难之后,国内一些学者和政府官员对我们的制度变得自信起来,好像他们的市场经济出了问题,就说明我们的制度很好。但实际上这要看我们用什么标准来衡量?中国的经济没出事,是不是意味着经济的效率就很高?这是两回事。
美国的金融业出了问题,但不可否认它的效率比我们高得多,中国商品、货币贸易是顺差,但服务业还是逆差,这说明我们的服务业包括金融服务业其实还是很落后的。需不需要提高金融服务的效率?回答是肯定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需要弄清楚一个逻辑,那就是美国的问题并不是由金融业效率高导致的,而是由于它疏于监管或者监管机构出了问题导致的。
中国过去特别害怕危机。为了避免危机和风险,延误了很多改革。但我们看看世界经济包括金融历史,危机是不断的,任何一次危机出现以后都有如何改善监管,如何加强预警体系的讨论,但不管怎么做,下一次危机都不能避免。危机就像熊彼特说的,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市场经济总有一些企业要倒闭,一些新的企业要诞生,金融领域也不例外。危机不断产生,也不断地暴露出你的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你才能发展得更快。美国的这次危机也好,1980年代的储贷危机也好,东亚金融危机也好,并没有阻碍经济的发展,反而在危机过后,经济仍然以比较快的速度发展。所以不能为了避免危机而坚持旧的体制,使改革停滞不前。
《21世纪》:有学者称,这场危机使得中国面临着一个在国家还相对贫穷的时候就成为超级大国的问题,它所承担的责任将远远超出与自己发展水平相同国家的水平,您如何看待这样的观点?中国应当如何在处理本国事务与承担国际责任之间寻求平衡?
金灿荣:现在国内和国际对于中国的认识存在差距,国内很多人认为中国不行,国际上很多人认为中国很行。这是因为大家观察的视角不同:中国人的视点是微观的,就是着眼于眼前的问题；外国人看的是总量,中国恰好是块头特别大的国家,总量很高。外国人对中国看高一眼,中国人对自己看低一眼,都对我们的决策造成困难,也就是说外国人会不断地对中国提出责任要求,中国人又确实没有准备好。所以,我们需要让他们同情地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降低预期。同时,我们也要借助外来的压力把自己的事做好,提升质量,真正成为国际社会公共产品的贡献者。
落实到具体问题上,如改革收益分配方面,2007年中国老百姓的收入占GDP的比例是39.8%,美国则是65%以上。这意味着中国国家的财富并没有落到创造者的口袋里,这和我们的财富分配不平衡有关。
西方国家的收入占GDP的比重比较高,主要是因为:一、资本的供给比较多,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也在提高,因此,劳动力供给的相对数量在下降,质量则在提高,相对而言,劳动力就会变得比较值钱,资本则不那么值钱,导致了西方国家收入分配的转移,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二、工会集体谈判的机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三、政府通过累进税制,使得二次分配更加合理。
而中国过去30年面临的是资本不足、劳动力供给过剩的情况,这一客观条件使得收入分配对于劳动力群体是非常不利的,再加上我们没有集体谈判机制,一次分配就已经非常不平衡。另外,过去各地政府的政策重点都是招商引资,GDP第一,并没有往收入分配上倾斜,导致人们的收入占GDP的比例较低。
但现在情况变了。中国依然是劳动力充足的国家,但同时资本积累的速度也非常快,如果资本还像十年前那样占那么大的权重就不太合理了。另外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加强劳工保护,在促进增长的同时适当地维护公平。虽然中国作为追赶型国家,还不能像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那样讲究消费,但我觉得老百姓的收入占GDP的比例恢复到50%-55%都是正常的,这样,老百姓才能清楚地体会到改革的成果。而且,外国投资者还是舍不得离开中国的,老百姓日子好了,中国的市场大了,他们在中国赚取的利润也会提升,这是一个多赢的局面。
隆国强:中国是人均收入很低的国家,但是总量又跻身到世界前列,国际社会对要承担的大国责任的压力是很大的。中国在国际社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是对中国人智慧的巨大挑战。对于中国来说,我们不应该回避这个问题,承担了国际责任,会营造一个对我们发展更有利的外部环境。否则,处理不好国际关系,发展就会受到约束。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应该承担多大的国际责任,和应该承担哪些责任。国际责任当中,有的是道义的责任,是只贡献智慧不出钱的,有的是物质的责任,就是要出钱的。中国作为一个穷国,要更多地贡献智慧和正义,比如呼吁国际治理结构的改变,提倡各个国家的利益均衡等等,这也是履行大国责任的表现。在承担国际责任的时候,要做投入产出分析,尽量少投入多收益。在目前阶段,还是选择性地承担责任,处理好和主要大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