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平民百姓受苦遭罪是实话。迷途当返,做错了事当然要总结。但想不到的是,人们竟会把矛头直指经济学家。今年早些时候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说,新自由主义是全球金融危机祸首。而上网搜索,对经济学家的批评铺天盖地。上月赴美参加“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学术会议,美方主题发言人费能文(James.Feinrman)教授也说,新自由主义对金融危机难辞其咎。

　　究竟是怎么回事?曾几何时,新自由主义一度如日中天,然而风水轮流转,今天又千夫所指成了众矢之的。难道它真的给全球经济闯下了大祸?借这次赴美开会的机会,我拜访了美国财政部、世界银行、高盛、花旗集团等多家机构。一路访下来,大家说东说西,莫衷一是。不过那天与刚卸任的美国前商务部长古铁雷斯先生共进晚餐,他的观点倒明确,认为发生金融危机与新自由主义无干,并对奥巴马政府当下的贸易保护政策表示忧虑。

　　还是说我的观点吧。美国此次发生金融危机,我的看法,根本原因还在政府监管缺位。有人说,金融危机是源自人的贪婪,这样解释不能算错,人类不贪婪,天下当然太平。但贪婪一定会导致危机吗?我看未必。请问,资本主义何时不曾贪婪?若说贪婪导致危机,那岂不是危机无时不在?可事实并非如此。近百年来,西方大的危机不过就两次。其实,只要政府对逐利行为予以规范,立规矩,惩处严明,经济秩序当可井然。

　　是的,这回美国次贷危机引发金融危机,说到底还是缺规矩或规矩不严。若果说银行放次贷是玩火,那么金融的杠杆操作则是火上浇油。比如一家投行本来自有资本仅1个亿,却可借到银行30亿；而保险公司居然还肯为其提供保险。这当然不是保险公司傻,因为它还可将保单卖掉。就这样,风险不断被放大,而政府却视而不见。终于有一天,投行出现风险,贷款还不上,结果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损俱损,保险公司赔不起,而银行也就厄运难逃。

　　我至今不清楚的是,金融危机明明是政府监管的过失,可人们为何一定让新自由主义出来背黑锅?研读经济学数十年,不敢说对新自由主义了如指掌,但有代表性的著作倒是读过不少。至少我未见哪位经济学家完全反对政府干预,他们反对的不过是政府的过度干预。新自由主义的掌门人弗里德曼在那本著名的《自由选择》中曾白纸黑字写得明白:政府的职责是“国家安全、社会公正、公共管理与救济贫民”。显然,经济秩序事关国家安全与社会公正。对扰乱经济秩序的行为政府怎能不闻不问呢?政府不作为,与新自由主义有何关系?

　　其实,经济学家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历来就无足轻重。不是吗?当年凯恩斯出版《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力主国家干预经济,于是人们往往把凯恩斯与罗斯福新政联系在一起。殊不知,罗斯福推行新政始于1933年,而凯恩斯的“通论”1936年才出版。相隔三年,是凯恩斯影响了罗斯福吗?当然不是。上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陷入滞胀,新自由主义应运而生,说西方政府治理滞胀借鉴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没有错。但要指出的是,新自由主义几大巨头从未进入政府决策层,而弗里德曼本人连政府顾问都不是。我的意思是说,经济学家不过是药师,没有处方权,只告诉你什么药能医什么病。至于该吃什么药,最后开药方的还是政府。这样看,说经济学家误导了政府,不是看高了经济学家的影响力,就是估低了政府决策部门的智商。

　　举几个例子吧。众所周知,弗里德曼历来反对“通胀”,为稳定物价与减少经济波动,他主张政府执行“简单规则”的货币政策。这是说,政府只需守住货币供应增长与经济增长(含劳动力增长)之间的平衡,大可不必动用“利息、贴现率与存款准备金率”等去频繁干预经济。可事实呢?这三大政策工具被政府用起来却如家常便饭。再有,弗里德曼关于扶贫曾提出“负所得税方案”；关于对付通胀曾提出收入指数化构想；关于资助教育曾主张推行学券制。对这些重要的构想与建议,政府又何曾采纳过呢?

　　回顾学说史,经济学的任何一派学说,其实都与她所处的时代分不开。假若说凯恩斯主义是大萧条的产儿；那么新自由主义则是“滞胀”的产物。最近突发奇想,面对滞胀,当年要是没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美国政府会怎样做?我想政府照样会减少财赤,照样会控制通胀。想想吧,1933年凯恩斯主义并未出笼,罗斯福不照样推行新政吗?上世纪70年代美国已债台高筑,而政府刺激经济的办法又难以为继,通胀高企,故政府非改弦更张不可。而新自由主义的出现,不过是替政府给出某种理论印证而已。

　　国内不少读者以为,新自由主义就是所谓的自由化,这样理解纯属望文生义,大错特错。新自由主义作为经济学的一大流派,一是与凯恩斯主义对立；二是与亚当·斯密旧自由主义对应,与政治毫无瓜葛。可令人不解的是,总有人将其政治化,如此上纲上线,岂不让人啼笑皆非!

　　（作者系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