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已经公布的经济数据，我们看到，GDP增速触底回升，其速度相对平缓；工业增加值改变了去年加速下滑的局面，在小幅波动中出现企稳的态势。
在扩张性的信贷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支持下，固定资产投资呈现“止跌、井喷”的态势，并成为中国宏观经济止跌反弹的核心。在十大产业振兴计划等政策的刺激下，制造业开始走出低谷，PMI指数超过临界值，部分工业行业增长势头迅猛。加之在政府各项消费刺激下，消费名义增速小幅下滑，实际增速有所提高，为宏观经济的中期稳定奠定了基础。而最近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相关数据显示，财政收入止住下滑趋势，在强化征收力度和税费改革等因素的推动下出现小幅反弹，但反弹基础并不坚实。
通过上述指标体系，我们大致可得出中国宏观经济出现“止跌、触底”的结论，我们预测，全年GDP增速将超过8%。
但是，这些指标本身并没有说明中国宏观经济的所有状况，因为这些数据与其他一些数据存在着一定冲突和矛盾；另一方面这些数据内部也存在大量的分化和冲突。这意味着中国宏观经济在“止跌、触底”的同时，还表现出强烈的结构分化以及宏观变量之间的冲突，宏观触底的基础并不是很坚实。
宏观数据强烈的两面性，主要表现在一方面是以固定投资、实际消费、股票市场以及部分行业生产等指标为核心的反弹面，另一方面是以进出口贸易、名义消费、价格指标、财政和利润等指标为核心的下滑面。这两方面在冲突中呈现不断分化的发展态势。
传统的“出口-投资联动机制”被打破，在出口持续下滑的同时，固定资产投资却大幅度上扬，投资驱动模式步入以信贷和财政政策主导为主的萧条期驱动模式。
传统的工业增加值与用电量同步变化的规律被打破，在工业增加值反弹的同时，发电量却持续下滑，二者之间的缺口不断扩大，中国工业化的增长模式步入萧条期。
传统的内陆运输和海运运输同步变化的规律被打破，在货物运输和PMI值反弹的同时，港口运输同比依然是负增长。
在货币供应量快速井喷与实体经济增长缓慢的同时，物价水平却持续负增长。其增速的反差不仅意味着未来通货膨胀压力明显存在，而且意味着货币在金融领域“空转”，对实体经济的渗透存在明显的时滞和低效率。
在总体工业产量上扬的同时，工业利润同比增速持续下挫，部分行业甚至出现“越亏损、越生产”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讲，政策性反弹缺少市场效率基础。在消费实际增速同比大
幅度提高的同时，名义消费增速却出现明显的下滑回落，经济持续的底部运行将最终引起实际消费增速的下滑，消费增速持续高位增长可能面临下滑的压力。
在股票市场日益高涨的同时，上市公司和工业企业的利润同比大幅度下降，资本市场的资金性推动的特点十分明显。在房地产销售出现大幅度复苏的同时，而房地产投资的增速却依然在低水平徘徊，同比增速大幅度下降，房地产市场全面复苏存在不确定性。
宏观数据内部也出现重大的结构变化和数据分化，其中最为集中的体现就是投资领域和制造业领域的内部分化，说明宏观政策刺激的市场启动效应没有显现。
投资结构的分化集中体现在：其一是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投资增速大幅度提升，并且所占的比重也大幅度提升。1-5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53520亿元，同比增长32.9%。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完成投资23055亿元，增长40.6%，而非国有部门的投资总额仅为27%。
其二是内资企业投资扩张迅猛，而外资企业和港澳台企业的投资却大幅度下滑。1-5月内资企业投资48786亿元，同比增长36.8%；港澳台商投资1978亿元，下降0.3%；外商投资2482亿元，增长1.9%。
其三是从投资主体来看，增量部分集中在政府的公共投资的大幅度增加上，民间资金投资的数量依然处于相对萎缩的状态。例如，扣除国家公共投资新增部分，1-5月其他投资新增额度同比下降了4%左右。
其四是政府之中的公共投资增速主要体现在中央政府投资的增长之上，地方政府投资增速并没有跟进。虽然1-5月中央项目投资4734亿元，同比增长28.0%；地方项目投资48786亿元，增长33.4%。但由于地方项目的资金到位率很差，其实际投资资金还降低了5%左右。
其五是靠近政策层面的行业的固定投资增速明显提高，而靠近出口和一般市场的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同比下降了。
不难看出，上述这些投资领域的内部分化一方面集中说明了目前投资推动主体的变化，另一方面也说明市场层面的投资行为并没有走出萧条，同时也说明了政府主导型投资的市场拉动效应并没有立即产生。
而制造业内部的分化主要体现在两种制造业PMI指数之间的冲突，即由国家统计局和物流协会共同发布的官方PMI指数与里昂证券发布的PMI指数在1-4月之间存在着不一致，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在2-3月官方PMI指数大幅度提升，并越过了50的临界值，而里昂PMI指数却出现了下挫，从45.1下降到44.80，远低于50的临界值。从前者得出的结论是制造业的强劲复苏，而从后者得出的结论是制造业的持续低迷。
二是在4-5月，官方PMI指数出现小幅回落，而里昂PMI却出现小幅上涨。因此，从前者得出的结论是制造业出现了小幅调整，从后者得出的结论却是制造业的持续上扬。
为何这两个指数出现如此大的冲突呢？其中核心的原因就是它们选择的样本对象不同。官方PMI指数的样本主要集中在大型国有企业之上，而里昂PMI指数的样本主要集中体现在市场导向的大中型企业和公司。因此，前者更多放映了与政策层面密切的制造业企业的活动，而后者更多反映了与出口和市场层面接近的制造业的活动。所以，两种PMI指数的分歧实质上是说明在政策强力刺激下制造业在接近政策层面与出口型市场层面上出现了分化。
在宏观经济呈现“两面性”、“结构分化”的同时，很多宏观变量之间存在巨大的冲突、背离和矛盾。
其一是工业增加值增速首次低于GDP增速，中国宏观经济开始步入增长源变异的萧条期。这说明经济下滑中中国工业受到巨大的重创，而不是中国增长结构产生了稳定性的变化和调整。
2009年1季度，中国GDP增速高于工业增加值增速（0.9个百分点），而低于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1.2个百分点）。这种现象并非中国经济增长出现机制性的、稳定的转变，而是在此次经济下滑中以重工业为首的第二产业受到的打击远远超过其他产业的结果。这种现象在历史曾经出现类似的情况，其产生的环境和机理都是工业化增长模式陷入萧条，因此，2009年1季度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不能说明中国宏观数据有问题，更不不能说明中国结构出现了稳定性的调整，而是说明萧条期增长源泉的变异。
其二是固定投资实际增速与GDP增长速度、工业增加值增速之间的差距大幅度扩大，一方面说明中国的“去存货投资”较为严重，另一方面说明目前高速固定资产投资可能没有落在实处。
2009年中，宏观数据背离最大的就是固定资产增速与GDP增速和工业增加值增速之间的背离：城镇固定资产实际增长率与GDP增速的差额达到23.7个百分点；城镇固定资产实际增长率与工业增加值增速的差额达到37个百分点。这种背离在历史出现过，目前的离差水平基本与前一次经济萧条期的状况大致相当。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背离一方面意味着投资高潮的到来与投资驱动还没有落在实处，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中国目前正处于强烈的“去存货”时期。
第一季度中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高达28.6%，全社会固定资产实际增长率为24%，资本形成实际增长率只有7%，对GDP增速的贡献3个百分点左右，这意味着负存货投资的左右将高达2个百分点左右。这种大规模存货调整与紧随其后的反向存货投资运动，在很大程度将左右中国宏观经济在底部的波动规律。
在中国经济萧条时，都会带来存货的巨大调整，1996-2000年存货增长速度从24.6%下降到1.39%，而目前存货增速从2008年8月的28.54%，下降到2009年2月的11.7%，下降幅度和时间都小于前一次经济调整，因此，我们会看到中国存货调整将进一步进行，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引起未来经济增长速度的提升。
居民收入增长与失业率上升、实际收入水平上升与居民收入感受指数下降之间存在着一定冲突，说明政府转移性支付力度较为强劲，未来收入政策的可持续性对于收入的稳定十分重要。
一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834元，同比增长10.2%，而与此同时，中国失业水平出现大幅度的上升：一是国家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上升到4.3%，连续两个季度平均每季度新增43万城镇失业人员；二是农民工失业严重，按照不完全统计，中国共有1.3亿外出农民工，其中约有2000万外出农民工因金融危机失业返乡，失业率达到15.3%；三是按照中国人民大学利用投入产出和弹性系数反复测算的整个非农失业规律将高达3650万左右，失业率将超过9.1%。
因此，其间可能存在以下背离：1、居民实际收入增长率超过GDP的增长水平，其中城市和农村分别差5.1个百分点和3.5个百分点；2、农民工15.3%的失业率与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7.7%之间存在着背离，因为农民工资性收入主要依赖于农民工外出打工的收入；3、农民收入增长与失业率之间存在背离，因为务工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近40%，农民失业必将大幅度影响其收入。
弥补上述背离的唯一可能就是国家在经济危机时大规模增加转移支付，将国家财政收入向居民大规模地转移。事实上，如果扣除转移性现金收入增长的部分，农村现金收入同比仅增长5.6%，与2003年水平相当。上述这种背离在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特别是政策转移支出大规模增加的时候。但是。应当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对于农民现金收入的增长可能会存在高估的情况；第二、历史上城镇居民收入和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同时高于GDP增速的状况没有出现过。这种状况是否能够持续出现，应当给与高度关注。
另外，根据人民银行全国城镇储户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国家统计局的居民收入增长的数据与现实居民的收入感受状况和收入信心指数的变化是完全不一致的。2008年第二季度以来，居民当期收入感受指数和未来收入信心指数一直处于下滑状态。其中2009年第一季度到第二季度的下滑尤为迅猛。2009年第二季度城镇居民当期收入感受指数为-8.6%，比1季度大幅下降20个百分点，是1999年开展调查以来的最低水平。居民对未来收入预期也不乐观，未来收入信心指数仅为3.4%，比上季和
去年同期分别降低了14.3和16.9个百分点。如何解释这种矛盾呢？一个可能性的解释就是，居民并没有将政策在危机时增加的一次性转移支付纳入其决策体系之中。不过，应当值得注意的是，实际收入增速与收入感受指数和收入信心指数的长期偏利益方面将意味着实际收入增速难以维持，另一方面也将意味着消费信心和消费支出将下滑。
中国经济深度下滑的萧条状况与目前实际消费增速依然坚挺存在着冲突。这说明消费中可能存在大量“强制性”消费，自愿性引致消费依然处于低迷状态。
在中国经济萧条和世界经济萧条的历史，实际消费（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表示）总是要伴随经济的下滑而下滑，虽然这种下滑有一定的滞后期（一般为3个月）。但是目前中国实际消费增速的变化却一反常态，在经济下滑过程中出现实际增速高水平坚挺：2009年1季度与去年同期相比，GDP增速下滑高达4.7个百分点，实际消费增速提高了2.5个百分点，而且实际增速的同比扩大幅度越来越大；消费信心大幅度下滑，达到8.2个百分点，而消费实际增速上升；收入感受度指数大幅度下滑，而消费持续上升。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09年2季度全国城镇储户问卷调查，47%的城镇居民在安排支出时选择“更多地储蓄”，比上季提高9.5个百分点，升至历史最高位；仅有15.1%的城镇居民选择“更多地消费”，比上季下降14.6个百分点，降至历史最低位。这一升一降表明，伴随着居民收入减少范围的逐渐扩大和对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感受，城镇居民消费更加谨慎。与此同时，选择“更多投资”的居民占比升至37.9%，连续两个季度增加，累计提高8.8个百分点。
对这种数据的矛盾有一种较为合理的解释：由消费政策支持的“强制性消费”可能大幅度增加，而自愿引致消费的量依然在下降。同时，很有可能有大量消费是对以往生产的产成品的消费。
上述各宏观变量所呈现出来的“结构分化”、“变量冲突”、“内部矛盾”的特点有其深刻的宏观经济运行机制基础。
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下，中国传统的宏观变量的传递机制发生变异。例如传统的“投资-出口联动机制”、“发电量-工业增加值-GDP联动机制”、“内贸-外贸联动机制”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动态运行模式发生了变化，潜在总供给在以往高速固定资产投资扩张的作用下大幅度提升，实际供给会在短期政策性需求的提升下进行大幅度放量，从而导致物价水平波动，绩效水平出现波动，进而影响市场型需求的复苏，从而出现总需求的波动和实际供给水平的波动。
在政策的不连续性以及市场对政策预期的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下，政策性需求和市场性需求会产生相应的波动，进而导致体系性的波动。
在政策层面反弹的力量与市场下行的力量之间的较量，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将导致总体经济出现波动。
2004-2007年的经济高涨在投资领域产生了大量的泡沫，这些泡沫导致宏观经济的存货投资达到历史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决定了在萧条期间，中国经济始终面临了“去存货投资”与“增加存货投资”之间交替作用的冲击，同时由于不同产业的“去存货投资”和“存货投资增长”的步调不一致，这将导致很多行业出现波动，进而产生相应的宏观波动与振荡。这些波动在目前宏观经济止跌之后会逐渐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