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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区域货币力量,将对美元滥发形成有效制约
作者:刘煜辉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 2009-07-06 ] 共有0条点评

  在沉寂了数月之后,超主权储备货币再次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就在6月份中旬,中国人民银行和联合国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改革专家委员会几乎同时发布报告,认为应改变美元主导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创立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且都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现已存在的“特别提款权”(SDR)可作为这种货币的“原型”。

  今年3月份G20峰会前,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也曾做过类似的表态,得到了新兴经济体的强力声援,但却遭到美国的强烈反对。

  不久前,四个最有影响的新兴市场国家——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开始了历史性联合,强烈认为应建立一个稳定的、可预期的、更加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有消息称,即将举行的G8峰会,中国将会提出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动议。

  此次危机不仅仅是一次经济衰退那么简单

  之所以愿望如此“强烈”,是因为此前美国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的救市过程中,这四个最有影响的新兴市场国家都受到美国印钞票救市带来的美元收益和汇率损失的重大影响。美国大量印钞正在加速美元的贬值和不稳定。金砖四国在国际贸易上出口导向为主,国际结算以美元结算,美元疲软极大地危及四国财富安全,所以要求打破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显得刻不容缓。

  很现实的一个难题就是,9月份美国发债高峰快到了,美联储会用何种更好的方式处置其天量的债务问题,除了美联储继续购买债券。

  过去10年,美国人每年的正常的新债发行规模在6000亿美元,中国、日本、俄罗斯和石油国家成为美国国债的债权大户,基本上能解决美国国债发行量的70%,仅中国一家去年增持国债就在2000亿美元以上。

  外部世界的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美国人以逆差方式供给的美元,美国经常项目赤字不断增加,美国国债的收益率曲线却在下行,一个完美的循环。刚性需求使债券的价格增加了。

  不过,现在美国国债市场的循环不在了,被美国的信贷和房地产泡沫破灭改变了。

  美国家庭的储蓄率迅速上升至了6.9%,未来不久可能就会升至10%,意味着这不仅仅是一次经济衰退那么简单,它更是一次对于美国民众过去的投资、消费乃至生活理念产生深刻冲击和改变的事件。

  其结果是,2009年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有可能要低于4000亿美元,为顶峰时期的一半。中国2008年顺差高达4400亿美金,如果按现在贸易情况推算,今年能实现2000亿的贸易顺差就实属不易了。矛盾就出现了:外国中央银行用于购买美国国债的资金骤降,但是,美国国债的供给还在不断增加。

  最新的美国联邦预算办公室(CBO)的数字,今年美国新债的发行规模在2.56亿美金,是正常年份的4倍还要多。

  市场永远会问,谁买?

  假如你是银行家,客户美利坚公司要求借款2.4万元(今年美国新债规模2.4万亿美金),这个企业基本材料如下:

  每年营业额14万元(美国1年国民收入14万亿美金);过去20 年累积亏损而负债的金额12万元(美国国债余额12万亿);未来2年估计亏损3万元(美国政府估计本年度累积财政赤字为1.84万亿美金,2009年10月至2010年9月的财政赤字为1.26万亿美金);未来10 年估计亏损7 万元(2010年至2019年赤字总额则为7.1万亿美元),已签发未到期支票50万元(未来75 年美国未作拨备的社会保障计划负债已上升至51万亿美元。倘若计算在每年的预算案之内,纳税人每年要付出2.6万亿美元)。

  这样的公司你敢借吗?

  估计9月前联储只能再度出手。

  当下盛行的“脱钩论”是虚妄的

  “猫捉老鼠”的游戏N次之后,市场中的理性预期最终会显灵,增加的货币将全部、直接、更快地表现在价格上。美金、美债的抛售狂潮或至,美金的汇价取决于其他储备货币印钞的情况,但全世界对于信用货币的信任若集体崩溃,将导致大宗商品交易所的ETF(一种在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产品,交易手续与股票完全相同)和贵金属成为最后避险的天堂。

  这时对于债权国和生产国的洗劫或至,历次危机后美金的超强回归证明了这一点,界时全球资金开始再次向美国流动。

  当然,冀望于新兴市场国家的共同努力,想从根本上撼动国际金融秩序和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是不现实的。从西方世界普遍以全面抵制的态度予以回应中国的超主权货币的提议可见一斑。退而求其次,冀望SDR(特别提款权)来取代美元也多少显得有些无奈。因为在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永远无法跳出美元信用本位的掌控。谁是Sponsor(发起人国)谁享有事实上的一票否决权,美国拥有16%的IMF份额,但是IMF的重大事项必须要85%的份额才能通过。

  坦率地讲,任何新的秩序形成关键要看现实的利益格局是否已经发生了改变,制衡的力量或者格局是否已经形成?

  试问,当下世界上哪个国家现实中能摆脱理论上的“特里芬困境”,外部世界都不满美元的滥发,但全球的经济增长、贸易增长以及各国储备资产的配置选择,无不产生庞大的美元需求,而美元的供给又只能通过美国不断产生逆差来供给,储备货币发行国无法在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确保币值的稳定。

  当下盛行的“脱钩论”其实是虚妄的。

  非储备国家之间根本就形成不了真正的贸易平衡,任何一个国家一旦出现持续逆差,就会采取限制进口鼓励出口的措施,而各国共同使用这些措施的结果,就会抑制国际贸易量的增长。也就是说,必然需要某个国家出来作为一个持续的贸易逆差国,才能实现国际贸易量的稳定快速增长。道理非常简单,因为对于非储备货币国家而言,连续的贸易逆差意味着其外汇储备将快速耗尽,因而其持续逆差就变得不可持续。因此,只有储备货币国家,才可以持续地维持贸易逆差,因为其在外贸中所需支付的只是本国央行和财政部发行的货币,而非外汇储备。

  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中国乃至全球的利益,跟美国都在一条绳上,如果把美元推倒了,世界将一片混乱。

  既然暂时还不能摆脱这个框架,那么中国就还得按照既有的游戏规则来行事。对于当下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国提出一系列清晰、合理的诉求和主张,并联合尽可能多的力量,改革现有格局以维护自身的合理权益,这些努力无疑是理智的。
  
  人民币国际化的现实基础已经初具雏形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旧秩序下中国想获得话语权实质性的突破,是天方夜谭。中国未来的重心应在,依靠自身经济实力提升来改变既有的利益格局并促使新的格局的形成。中国要有大国的自信,要相信自己,只要审时度势,政策适宜就有可能办到。

  我们看到,近期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已经明显加速。中国央行先后与多个经济体货币当局建立了总计6500亿元人民币的货币互换协议,对人民币地位的提升作用不容小觑。3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意见,随后决定在上海、深圳等五个城市开展人民币贸易结算试点,我们已经可以隐约看到,人民币正在加速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

  人民币国际化进展的神速,与其说是政府推动,不如讲是人民币国际化的现实基础已经初具雏形。

  最近十年,事实上在东亚形成了所谓以中国内陆为中心的贸易流,泛太平洋地区(日本、韩国、台湾、东盟、澳洲、巴西、阿根廷等)的出口与中国的进口具有极高的同步相关性:中国从这些国家和地区进口大量的原料和核心配件,利用国内充足廉价劳力以及基础设施降低贸易成本的优势,形成最终产品出口,跨国公司最近一些年基本按照这个流程来组织全球的生产和销售,故此,所谓“中国需求”成为这些国家和地区贸易增长、国际收支顺差,乃至经济增长的关键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中国的贸易结构中,对这些泛太平洋国家和地区累积了庞大的逆差,这是实现人民币国际化最基础性的条件。如此格局下,周边国家都主动想向中国靠拢,这已经是在传递一种地位和影响力了,那么又何必太在意IMF所谓的话语权呢?

  一国货币若要成为世界货币,必须首先成为本区域的结算货币、投资货币和储备货币,并在经济实力强大的基础上,最后成为全球的结算货币、投资货币和储备货币。至少在这个区域,中国正逐步取代美国,成为这个地区出口市场的最主要提供者,这也为人民币在区域内大力推进货币互换、贸易计价结算,以及人民币金融服务功能的拓展奠定了基础。

  反过来讲,区域货币力量的形成并逐步加强,成为未来改革当下美元霸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前提,至少会对美元滥发形成有效制约,改变现有“无政府规制的高度垄断性市场”,从而有可能形成“国际本位货币竞争市场”的新格局,这实际上就是对中国庞大的美元存量资产最好的保值增值。

  当然,没有一个强大的人民币金融市场,人民币很难迈出从结算到投资和储备的关键一步。

  从更根本上讲,未来国际新秩序的形成也对于中国经济转型提出了更加紧迫的要求。中国经济内需真正启动,一方面意味着中国经济平衡,从美元战车上松绑,反转过来也就是促使美国经济主动调整结构回归均衡的过程,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更重要的是中国需求若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经济的驱动机,将极大地加深世界经济对于中国的依赖性,新的利益格局的形成是一个新的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诞生的前提。

  综观当下世界,除了美国以外,全球没有哪个大国的经济像中国一样具有纵深,具有巨大的潜能。中国的政府、企业、居民以及金融部门的资产负债表是健康的,从需求看,中国的城市化率仅有43%,中国的人口集聚还远未完成,这决定了中国经济成长和转型的空间十分广阔。只要中国适时地抓住全球经济格局变化的机遇,加快对国内政治经济体系进行锐意改革;加快居民、政府、企业以及居民与居民之间的财富分配上的调整,挖掘国内需求;减少垄断、放松行政管制,释放经济活力,推动经济结构转型,中国就一定能最大限度地释放改革的制度红利,成为世界经济新的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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