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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与重构:中国地方银行体制模式框架分析
夏蜀 著 [ 2015-02-28 ] 共有0条点评

 

转型与重构:中国地方银行体制模式框架分析

夏蜀 著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5年1月出版

本书目录

引言

1  中国地方银行的发展逻辑

1.1  中国地方银行体系的界定
1.2  地方银行商业模式的重构之惑
1.3  地方银行体制的结构分析

2  地方银行的管理与治理

2.1  地方银行的政府管理体制特征分析
2.2  国家治理结构下的地方银行公司治理
2.3 地方银行治理改革的事业部制改革

3 地方银行经营分析的框架

3.1 地方银行经营分析的管理框架
3.2 地方银行市场价值的整体分析
3.3 地方银行业务条线与机构经营分析
3.4 监管指标与地方银行风险经营分析

4 地方银行风险管理的框架

4.1 巴塞尔协议与地方银行风险管理
4.2 地方银行风险管理的体制框架
4.3  地方银行风险管理的核心技术
4.4  地方银行的风险管理文化

5  地方银行的零售金融模式

5.1  “大零售” 模式建立与机构网点转型
5.2  个人金融业务定位与小微专营体制
5.3  社区支行与小微支行
5.4  金融互联网与直销银行

6  地方银行理财业务的模式

6.1  银行理财业务的内涵与外延
6.2  银行理财产品的发展演进
6.3  地方银行理财业务的模式选择
6.4  地方银行理财业务的组织架构

7  地方银行同业及投行的模式

7.1  银行同业业务套利模式分析
7.2  银行同业业务的规范与发展
7.3  地方银行的投行业务发展模式

参考文献

后记


序言一

  时下, 中国金融环境发生深刻变化, 作为我国金融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地方商业银行, 在经历十余年的发展以后, 如何适应在 “新常态”下展业, 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上探索。 作者以其亲身经历, 取得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进步。在此基础上, 撰写了 《转型与重构: 中国地方银行体制模式框架分析》一书, 以飨读者。

  该书结构分为七章, 其中讨论了银行体制层面的公司治理、 经营框架及风险管理等问题, 以及模式层面的零售、同业投行以及理财等业务发展问题, 涵盖了地方银行发展中面临的重大紧迫的前沿问题。应当说夏蜀先生在这些方面是有研究的, 他以丰富的业界经验以及娴熟的文笔, 刻画了地方银行尤其是城市商业银行体制转型和业务模式重构的方方面面, 具有较强的启发性和可操作性, 对推动理论研究及金融实践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在此我向作者表示祝贺, 同时也向读者推荐此书。

2013 年度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博士导师

曾康霖 教授


序言二

  《转型与重构: 中国地方银行体制模式框架分析》一书, 以作者在地方银行工作多年的经验和思考, 用平实的分析点中了地方银行体制的“大穴”。地方银行因政府支持而起, 也因政府某些不当干预而将备受利率、 金融脱媒、 互联网金融等市场化的冲击和挑战。 论著借中国改革转型之大景, 把脉了中国经济转型的“大穴”, 即中国经济的赶超源于政府积极干预, 但转型时也因政府行政化思维而举步维艰。本书让我们领略到夏蜀同志的 “点穴”和“借景大法”带来的思想“惊雷”。书中不仅体现了很多深思熟虑的思考,而且也体现了夏蜀作为科班博士的理论风范和扎实的研究, 他从地方银行面临的利率市场化、 金融脱媒、 互联网金融和监管升级的四重叠加的严峻挑战入手, 颠覆了地方银行传统的 “存款立行”经营理念和 “拉存放贷”的经营模式, 探索了地方银行商业模式的重构, 并运用新商业模式与理念架构了新的运营体系, 形成了自己对地方银行运营新商业模式的系统思想。 书中有“惊雷”, 有方法, 有对策, 本书更是一本有着诙谐语言与智慧的好读之书,对专业和非专业人士都有着很好的思想和方法启示。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研究员、 博士导师

张平教授


序言三

  波澜壮阔的中国金融改革正在深刻改变银行和金融业的生态格局、价值链、增长模式和经营理念。 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存款保险制度、市场准入放宽、金融进一步对外开放、人民币日益国际化, 所有这一切重大改革的核心就是创造一个市场导向、公平竞争、富有活力的中国金融市场, 从而有力推动实体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地方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是我国深化金融改革的重要环节, 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桥梁,是探索新金融模式的重要试验田。夏蜀先生的著作《转型与重构: 中国地方银行体制模式框架分析》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全方位地分析了地方商业银行体制机制和经营模式面临的许多重大矛盾和问题, 以及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 该书逻辑结构清楚, 案例分析透彻, 改革建议明确, 是所有关心和研究中国银行金融业大变革和大转折人士的一部必读书。

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理事兼副所长

前海国际资本管理学院院长

向松祚教授


引言

  中国经济正处于新常态的转型之中,中国社会也处于中国梦的践行之中,中国银行业则处于利率汇率市场化、资本项目可兑换的阵痛之中。转型和重构冲击着我们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目前,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只剩下存款利率管制放开这“最后一公里”了。五大国有商业银行、12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和以140多家城市商业银行为主的地方银行,构成了中国商业银行体系三个层次的梯队,它们都面临着转型和重构的严峻考验。国际银行业的经验证明,利率市场化是伴随着一批商业银行倒闭或被兼并的“市场出清”而完成的。部分地方银行最有可能倒在这“最后一公里”上。

  之所以是这部分地方银行,是因为它们一定没有国有商业银行和全国股份制银行所拥有的资本实力、管理体系、技术支撑、人才队伍和网点品牌等,但一定却有着国有银行和全国股份制银行所没有的体制性障碍。这种体制障碍很大程度来自于地方政府对银行的行政化管理。

  国有大型银行都通过股份制改造与上市,组织架构优化与流程改造,以及全球化综合经营,而极大地解决了原有的体制性障碍问题。作为地处经济发达地区和多已成为公众上市公司的全国股份制银行,从出生落地起便进行了较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安排,其经营体制的市场化程度甚至高于国有大型银行。分析地方政府对银行不当干预的体制性障碍,其主要体现在没有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健全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没有“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在这种行政化管理下,这部分地方银行往往成为地方政府人事安排的平台、获取政绩的工具、乃至利益交换的筹码。

  过去十年(2003年-2013年),在 “人口红利”、“资源红利”和“政策红利”的支撑下,加之处于宏观经济上行周期,以城市商业银行为代表的地方银行实现了高速增长,城商行这十年资产规模的年平均增速达到22.93%,超过整个银行业增速近10个百分点。地方政府对这份业绩单的作用居功至伟,它不仅在地方银行的增资重组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而且对银行的存款等资源方面给予很大的帮助支持。在利率管制、牌照管制的金融体制下,地方银行体制性障碍被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红利所稀释,有了存款就有了利差、利润和规模,体制障碍对银行的影响只是效率高或低、风险大点或是小点,而未来,这种掣肘甚至可能影响到生或死。

  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实质上是垄断性金融市场向竞争性金融市场的演进,利率市场化使得资金价格具有灵活性,促进金融资源供给与需求达到均衡的市场出清机制形成。在一个没有定量供给的出清市场上,一家金融机构存续与否,取决于其市场化能力以及在这种能力下取得的市场绩效。依据制度安排决定绩效的经济学逻辑原理,在利率市场化条件下,银行的体制结构决定其绩效水平。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意味着地方政府不仅无法再以行政方式将存款等资源配置给地方银行,而且原有的体制性障碍已成为地方银行的致命伤。地方政府要让地方银行在利率市场化这场残酷的银行生死“淘汰赛”中存活下来,首先能做的、甚至唯一要做的就是,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具有体制障碍的地方银行进行体制转型。没有体制转型,地方银行任何应对利率市场化挑战的举措,都将无济于事;体制转型系关地方银行的生与死。

  利率市场化改革加剧了中国银行业早已经面临的金融脱媒程度。以交易佣金为主要盈利模式的投资银行类金融机构,和以股权投资套现收益为主要盈利模式的股权投资基金等另类金融机构,对商业银行在金融体系中的地位提出挑战;货币市场基金类产品的投资与交易严重地动摇了银行的存款业务基础;结构化融资对银行的贷款业务形成强有力的竞争。与此同时,以互联网金融为代表的技术脱媒正蓬勃兴起;以巴塞尔Ⅲ为核心内容的新资本办法实施又不期而遇,因此,中国银行业在处于利率市场化改革关键时刻的同时,又面临着影子银行系统带来的资本脱媒、互联网金融崛起带来的技术脱媒和监管转型升级不断强化的四重挑战的重重叠加。

  这四重挑战叠加直接颠覆了地方银行“存款立行”的经营理念和“拉存放贷”的经营模式。从近些年储蓄存款市场的机构分化和金融市场资金拆出入双方的角色扮演,可以确认的是,国有大型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包括农村商业银行)已牢牢地掌握了储蓄存款的主动权,并在资金拆借市场上扮演着“金主”的角色,而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则在存款市场上疲于奔命、步履艰难,极大地依赖于同业市场的资金拆借。利率市场化的存款保险制度推出之后,股份制银行尤其是城商行的吸存能力会更加弱化。城商行资本实力本来就身子骨弱,资本补充渠道又有限,新资本管理办法的实施,使其指望靠贷款去赚钱的套路将受到严格的资本约束。

  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农村人口金融消费习惯,加之庞大储蓄网点,使得邮政储蓄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包括农村商业银行)在利率市场化完成的将来,很可能就类似国外银行业中的储蓄机构,在金融市场上扮演着资金“一道贩子”的角色,而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相当程度上成为“二道贩子”,要通过金融市场中获取资金来源,而在资金运用上则加大证券化的非信贷资产比重。这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在金融学理论方面也有成熟的解释。

  金融中介理论(The Theory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认为,银行体系和金融市场是承担金融功能的两个基础性制度安排。由于货币市场基金等大量的证券化产品的创设与交易,以及信息技术高速发展带来金融数据处理成本的降低,使得金融市场以其规模经济带来交易成本的降低,和通过转换财务风险、期限、规模、地点和流动性来创设标准化的金融产品,为客户提供增值服务,从而在相当大程度上对银行中介功能产生替代。为应对金融市场的替代性冲击,加之银行业体系内部机构之间在资产负债两端的竞争加剧,银行也创新产品与服务并参与到金融市场交易当中,不再单纯是信贷资产的持有者和风险管理的承担者,而开始在金融市场中扮演着进行资产交易和风险管理代理人的角色。于是,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的业务不断收缩,银行传统的融资中介一体化的功能发生分解和重组。

  因此,上述四重挑战叠加不仅意味着金融制度的变迁,实质上同时也是金融交易方式的变革和金融功能的重组,而这对商业银行来讲,首当其冲的就是要重新构造商业模式。

  商业模式属于企业战略层面的问题,重构商业模式就是企业进行战略转型,只是这个提法比战略转型更直接地表明:在由银行主导金融体系向由金融市场主导金融体系演变过程中,商业银行传统的支付、融资等中介功能发生巨大变化,银行过去所拥有的特殊性不再具备,金融市场和非银行金融机构,通过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产品创新和技术创新,不断替代着银行传统的中介功能,为此,商业银行必须跳出固有的思维边界和功能边界,对其整个业务模式进行重新构造。

  尽管当前在地方银行的行业新闻报道中,有关战略转型、业务创新的信息可能是提及最多的内容,但这些举措里面,是否有监管部门要求转型进行反复劝导的因素,是否有同业之间盲目跟风的因素,是值得评估的。只有深刻理解到整个金融体系在变迁、银行功能在重组,用模式重构的方法去实施战略转型,这些举措才有可能产生真正的价值。

  如果说解决体制障碍是地方银行跨过四重叠加挑战的生死线的话,那么,除了追根溯源地解决地方银行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的痼疾之外,重新构造出新的商业模式,就是地方银行找到一条应对四重叠加挑战的成功发展路径。

  公司的经营体制与商业模式属于战略管理层面的问题。国内对地方银行特别是城市商业银行有关发展战略方面的研究成果,还是不算少。这些研究成果,有的侧重于数据资料的提炼综述和行业整体分析;有的侧重于通过借鉴国外领先银行的模式,比较分析国内地方性银行应当选择的发展路径;有的以某一家地方银行银行为案例,进行评价总结分析。直接以体制与模式作为研究对象,旨在对中国地方银行提出一个具有一定理论性、普适性和操作性的分析框架的文章或著作,似乎还不多见,这也正是本书企图找到的写作价值的空间所在。

  但是,真正动起笔来才发现,要实现这个企图其实困难还很不少。

  一是笔者目力所及之内,可供借鉴的文献研究并不多。地方银行的发展毕竟只是最近这十年的时间;地方银行与国有大型银行和全国股份制银行相比,无论是在规模影响,还是在经验模式,都不可同日而语。目前关于银行体制方面的研究,多居于宏观或者监管的视角,基于微观或经营角度的公开研究资料并不多,或者比较零散,即便有的研究也多数针对大中型银行特别是国有大型银行。至于商业模式方面研究更多的也是属于案例分析型的,提升到理论概括的并不多见。

  二是地方银行存在多样性,难有通用妙方。所处地域、体量规模、历史沿革等因素导致地方银行之间的差异性非常大,在这些多样性、差异性的众多银行当中要想提出一个具有普适性的分析框架,非常困难。挂一漏万是必然的,以偏概全也将会时有发生。

  三是金融市场仍处急剧变化之中,金融市场的层次,表内表外,线上线下,境内境外的跨界腾挪,令人眼花缭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近几年更是呈现出金融资产规模高速增长,金融改革持续深化,金融创新日益活跃,金融监管不断升级。面对眼花缭乱的剧烈变化,想对中国地方银行体制模式提出一个既能解释过去和现在,又能把握未来的分析框架,可能是一件力所不逮的事情。有的问题解释,会刚刚落笔完成,新的变化又出来了。

  于是,笔者只好依靠实践、体会和资料,采用以下的办法,渐进展开本书的分析框架。

  1、“框架式”讨论

  一方面,地方银行经营管理本身就是很基层、很具体、很琐碎的事务,各家银行的管理理念、营销策略、创新活动等又是五彩纷呈,各具特色。把具体的问题抽象化,把鲜活的经营实践理论化,对某些问题提炼出一个分析框架以便反过来指导实际,是本书写作的一个非分之想。另一方面,银行的体制与模式是公司战略问题,在企业这个微观经济主体当中又属于微观中的宏观层面问题,对“宏观”问题的分析不拘于细节和个案而用框架性的结构分析方法来讨论,自然较为合适。因此,在书中采用了不少框架结构图的方式开展分析。

  既然是框架式的讨论,本书更注重问题导向,偏重用逻辑脉络梳理的方式对实际问题进行整体性结构分析。对一些基本理论和业内共识的问题,本书不多作赘述;有确需解释的,则常采用注释的方式加以说明。中国金融业的发展日新月异,监管政策也在不断地完善,有些概念、提法处于不断变化当中,一时难以精准或标准统一,好在这些障碍对问题导向型的框架式讨论影响不算太大。

  2、“点穴式”讨论

  银行体制与模式是一个涉及面很广的问题,仅就内部管理体制而言,就有信息科技体制、人力资本体制、风险控制体制、营销体制、财务管理体制、运营管理体制等等。显然,即便是教科书也难以在一册当中尽数囊括。本书采取择其要的“点穴”方式进行分析, 谋“专”不求“全”,把对地方银行体制转型和模式重构最具有关键性的问题作为分析对象。比如在体制方面讨论时,认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是最为重要的体制转型问题,解决好它,地方银行体制转型上的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故而将其作为重要讨论内容。

  又如在讨论模式重构时,没有对公业务这个业务量最大的板块专门讨论,一是从急迫性顺序来排,零售业务、同业投行业务以及理财业务显然需要花更多的篇幅去讨论;二是文中讨论了公司业务投行化,实际上就是讲它模式重构的问题。银行卡无疑是发展零售业务主要工具,但多数地方银行并未获得普通贷记卡业务资格,同时互联网金融对银行卡的替代性,也使业内对地方银行是否还须发展此项业务深存狐疑,故而书中对该业务也未作涉及。

  3、“借景式”讨论

  借景是中国园林建筑中经典的构景手法,它为了解决园林面积和空间有限的问题,有意识地把园外的景物“借”到园内视景范围中来,收无限于有限之中,达到扩大景物的深度和广度,丰富游赏内容的目的。本书展开研究时,有时需要将商业银行共性方面的这个“园外景物”,借到地方银行问题讨论的这个“园内”当中。

  地方银行毕竟是中国商业银行体系的一部分,不考虑规模体量和业务资格齐全性等因素,它和国有银行、全国股份制银行在市场上的行为方式是一样的,都在一个共同的市场环境中竞争发展,都是金融市场上平等的活动主体,都共同接受关于银行业政策法规的监管。因此,在讨论地方银行的问题时,根本无法将它与其他商业银行进行油水分离式地割裂开分析,有时只有把商业银行共同的问题先说一遍,地方银行的问题分析才能自然出来;而有时讲地方银行的问题,实际上对其他商业银行也大抵如此。 

  引言行文至此,还要说明的是,本书的所有观点与作者所供职单位无任何关系,纯属作者的个人管见与思考,文中恐颇多谬误,敬祈方家批评指正。


后记

  在中国经济从高速向中高速的转型期限,在利率市场化和互联网金融带来的变革大潮下,中国银行业承受转型之痛,“战略迷失”或“战略扎堆”可能是地方银行面临最为困惑的问题。战略研究基础原本就积累薄弱,小规模的单体银行又难以形成真正研究能力,这是多数地方银行“战略迷失”的内因。外部原因可能是,除了咨询公司提供模板式的战略咨询方案外,学术界对地方银行的关注度有限,理论研究不多。当国内领先银行率先进行战略转型,打造新的业务模式时,许多地方银行的兄弟们纷纷效仿跟进,由此又形成了产品雷同、模式雷同、策略雷同的“战略扎堆”现象。

  从地方银行发展战略背后的体制与模式进行分析入手,探究其中一些万变不离其宗的机理,以便在开展具体的战略规划时有个指导性框架,这是我不揣拙劣,想动笔写作此书的最初原因。

  在近两年的写作过程当中,除了深感自己才疏学浅之外,最大的困难在于缺时间和缺资料数据。作为一家国有企业的第一责任人,意味着首先要把时间与精力放在确保履职担责上,这个业务写作只能排在业余时间中的业余时间里,在断断续续、挤牙膏式的时间里挤出每个章节。我所供职的企业显然是没有任何研究条件,我所处的地方也在祖国边疆,第一手数据资料的收集掌握非常困难,因此,写作中有的地方也有寻章索句,拾人牙慧之感。

  此书写到后半部分, 恰是我碰到一次无妄之灾的时候, 在面对甚嚣尘的社会和风雨如晦的日子, 读书与写作正是涵养心性、 静定归真的极好方式。 我相信, 有了宽容、 淡泊和坚忍, 总能见到风雨之后的彩虹。

  最近才知道,“闭门造车,出门合辙”朱熹这句话的完整表述。自己在闭门造车状态下完成的此书,能否“出门合辙”,我还是感到惴惴不安。好在此书本来就是拿来抛砖引玉的,就是呈现给业内的朋友进行批评指正的,书中“不合辙”之处,正是我下一步学习研究的动力。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教授是我所推崇的金融学家, 他给予本书以画龙点睛的修改和最终的审阅, 在此向钟伟教授致以诚挚的谢意! 同时也感谢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主任王擎教授和中国银监会原高级顾问、 《贷款新规》 总撰稿人吴炳康先生对本书提出的宝贵意见。

  本书得到了中国金融出版社魏革军社长、 仲垣主任和张黎黎编辑, 以及“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王海明秘书长和马冬冬编辑的帮助和支持, 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 感谢我的家人原谅我这些年把业余时间都留给了工作和这本书的写作, 感谢我的同事杨勇等同志为此书所做的部分数据收集与图表整理工作!

201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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