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步我们宏观调控政策应该从这么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顺势而为保增长。保增长就是保就业、保稳定，因此意义重大。但我们需要降低对经济增长的预期，宏观调控政策要留有余地，不能为了保增长而不计成本。中国和世界经济已经融为一体。消费和金融去杠杆化并非短期而将是长期的现象，在一定时期内，大家不会再像以前那样高杠杆率的融资和冒险，美国的消费方式会改变，世界人民不会再无止境地支持美国的过度消费，这对国际资本流动和贸易来都会有比较大的影响。这一轮危机之后，世界潜在经济增长水平会下一个台阶。所以，我们应该调低经济增长的预期，不能再把经济增长的目标定位在保持每年10％以上，这是不现实的。同时，这也并不意味着政府眼看着经济增长、外贸出口自由落体而袖手旁观，可从两方面进行支持。首先要放松管制，丰富金融产品和服务。以前金融创新是监管导向，由监管部门设计和推出，市场被动运用。现在应该转向市场主导，鼓励金融机构根据企业需要创新产品和服务，监管部门主要评估和监管系统性风险，维护公平交易。其次要加快改革，降低交易成本。继续减少行政审批事项，简化行政审批程序，通过一系列的便利化措施，帮助企业降低交易成本和经营风险。

　　二是化危为机调结构。虽然我们提出经济结构调整已经有十多年了，但实际进展不大。尤其经济形势稍好，结构调整的动力就降低。从这次危机中外贸表现的调研情况看，同时做外贸和内贸的企业比只做外贸的好，从事一般贸易的企业比从事加工贸易的好，有自主品牌、自有技术和高附加值产品的企业比贴牌的好，大企业比小企业好，等等。这次危机给大家上了生动的一课，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指出了方向。通过这次危机，也更加坚定了我们加快结构调整，走扩大内需、外贸以质取胜发展道路的决心和信心。

　　三是加快改革夯基础。我们在危机和经济过热的时候都运用过很多行政手段，仿佛行政手段比市场更快、更有效，这需要不断反思。去年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大会上，总书记总结的“不懈怠、不动摇、不折腾”，包括了坚持改革开放的方向，市场导向。我觉得目前应该抓紧时间改革，夯实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此外，危机的时候采取一些行政管制的措施，是作为临时性政策而非长期政策，应该设定好退出机制。    我非常赞成阎庆民提到的大量的信贷向大项目大企业集中，小企业非常困难。四十人论坛年会有关金融改革新起点讨论中，吴行长提到了这一轮经济能不能实现有基础的复苏根本是要看拉动民间投资和社会投资，不能全靠上政府的项目。目前银行的放贷，大家都去争政府支持的项目，这会对将来留下隐患。

　　四是未雨绸缪防风险。应该注意两个方面：首先，要处理好保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在这点上要处理好长期和短期的关系，短期保增长是比较重要的，同时还要关注财政、银行信贷等政策的可持续性问题。其次，对一些尚不明显的风险，要注意观察，做好应急预案，并不急于采取措施。如目前我国出现了外汇流入放缓，流出加快趋势，但不必过于恐慌。应该看到外汇总体是是净流入，外汇市场还是供大于求的，而不像1998年的时候，个别的时间外汇市场供不应求。我们应该做的是加强监测和观察，制定预案防止逆转。

——双周圆桌：“宏观经济形势与调控绩效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