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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投资的信息披露标准设计
时间:2021-09-13
【专题研究】可持续投资的信息披露标准设计

本周观点
我国ESG信息披露标准需以投资者为导向

课题报告
屠光绍:可持续投资的信息披露标准设计:国际经验与我国探索(课题报告)
肖 钢:信息披露标准应以投资者需求为导向(课题评审)
陈文辉:抓住机遇建立中国ESG标准(课题评审)

圆桌讨论
可持续投资的信息披露标准设计:国际经验与我国探索
加快建立ESG标准体系,增强国际话语权
从制度设计上提高企业ESG信披意愿
国际ESG信披标准比较和对中国的启示

诸家观点
施懿宸:上市企业ESG信息披露的政策建议
孙 飞:ESG信息披露需具有“中国特色”

专题背景
央行发布首批绿色金融标准:4类机构强制披露
ASIFMA:亚太ESG信息披露现状及政策建议
A股近八成上市公司已进行ESG相关披露

国际智库简报
智库观点
智库动态

本周观点:我国ESG信息披露标准需以投资者为导向

  提要:近期,上海新金融研究院(SFI)举办了内部课题评审会暨“外滩资管圆桌”第1期,主题为“可持续投资的信息披露标准设计:国际经验与我国探索”。与会专家指出,我国与国际社会在推进可持续投资方面存在一致的诉求。我国可在充分吸收和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起一套符合中国自身发展特点、又能和国际标准互动的一套信息披露标准,从而为可持续投资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从具体进展来看,国际社会尚未形成统一的信息披露标准,造成全球可持续投资进展缓慢,但为我国主动制定ESG披露标准提供了重要的时间窗口。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现阶段的可持续投资信息披露发展缓慢且不均衡。一方面,我国企业自愿披露可持续性信息的意愿不强、披露质量参差不齐。另一方面,我国ESG信息披露的三个维度推进进度不均衡,企业在环境和社会治理维度的信息披露亟待完善。

  为更有效地提高我国可持续投资信息披露标准的有效性,专家建议,下一步应立足投资者的需求制定可持续投资的信息披露标准;标准制定的过程中,也应尽可能兼顾企业执行成本和可操作性需求。此外,我国也需要加强参与全球可持续投资规则制定的战略部署和能力建设,提前规避主要发达国家以推行“国际准则”之名对我国施加的不利影响。

  近年来,可持续投资在全球包括中国都引起了广泛关注,并逐渐在企业实践和投资实践等方面得到落实。其中,以ESG投资的发展最为引人关注,其又称社会责任投资、影响力投资,具体包括环境(Environmental)、社会责任(Social)与公司治理(Governance)三个维度。

  ESG投资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日趋突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原因。从国际来看,全球社会贫富差距带来的社会发展和治理的矛盾渐趋突出,气候相关风险对各国造成的冲击渐趋频繁和显著。这些矛盾超越了国家和地区,成为全球共同面临的问题,加强ESG投资,有助于缓和社会矛盾、提高全社会层面应对气候变化的意识。

  从国内来看,“新发展理念、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格局”的阶段性定位,也要求我们需要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这五个方面发展的重大关系。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与全球ESG投资存在一致的发展诉求。尽管中国ESG投资因发展阶段、体制机制等方面的特点而有所不同,但在新发展阶段和新发展格局下,我国在ESG方面的探索和发展将成为全球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也将对全球社会责任投资和可持续投资作出重大贡献。

当前我国ESG信息披露发展缓慢且不均衡

  过去十年,ESG投资在全球发展得如火如荼,可持续投资的迅猛发展及中国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促使国内投资机构的可持续投资意识迅速提升。尽管中国的监管机构、行业组织和市场参与者近几年来做出了很多努力,但从实际推进效果来看,我国ESG的发展既缓慢又不均衡。

  目前,我国企业自愿披露可持续性信息的意愿不强、披露质量参差不齐。第一,ESG等可持续信息披露的覆盖面尚待扩大。近年来上市公司参与ESG信息披露的只有20%,企业自愿披露动力不足,即使披露也只是披露对自身有利的数据,导致数据不完整,主要原因在于披露成本过高和激励机制不足等问题。第二,ESG等可持续信息披露的口径和标准规范性尚待统一。不仅不同上市公司对于同一指标披露的口径非常不一致,甚至同一上市公司不同年度披露的指标、范围和计算方法也不一致,造成数据可比性差、无法直接使用。第三,ESG等可持续信息披露的量化程度尚待提升。我国企业定性披露较多,定量披露较少,量化使用存在困难。

  专家认为,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当前缺乏合理、统一的可持续性披露标准,这不仅加重了企业的披露成本,即耗费大量的时间、人力、物力、财力去应对多方利益相关者的披露要求;从投资者的角度看,由于不同企业参考的框架和标准不同,市场上仍然缺乏一致的、可比的实质性信息,不光难以支撑投资相关的判断和决策,也使得ESG和可持续发展表现优秀的企业不能得到市场的认可和相应的回报。

  此外,我国在ESG信息披露的三个维度推进进度不均衡。相对而言,“公司治理(G)”比较受重视,因为相关问题既会引起监管部门的关注,又会引起股东的重视,相关的规章制度、法律法规也比较完善,但目前我国对“环境(E)”和“社会责任(S)”信息披露的重视程度都不够。专家认为,“双碳战略”和“共同富裕”的新阶段战略定位,有助于加快推动中国的ESG投资及其信息披露从理念转向实操。原来ESG所欠缺的标准、披露、立法以及强制实施等方面都会加速落地。

我国ESG信息披露标准需以投资者为导向,关注可操作性

  目前,国际社会尚未形成统一的ESG信息披露标准,一方面造成全球ESG投资推进缓慢,另一方面也为我国主动制定ESG披露标准提供了重要的时间窗口。我国可在充分吸收和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起一套符合中国自身发展特点、又能和国际标准互动的一套信息披露标准,从而为ESG投资和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与会专家认为,我国在制定ESG及相关的可持续信息披露过程中,需要以服务实践为导向,关注标准落地的可操作性和有效性,需重点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应尽快明确可持续信息披露的主体导向。许多与会专家提出,ESG及可持续信息披露的标准需要明晰是以投资者、监管者,还是以混合主体(多方利益相关者)的需求为导向。以监管者为导向的信息披露类目繁多,企业披露成本较高;而以投资者为导向的信息披露往往简明清晰、通俗易懂。

  与会专家认为,以投资者为导向的信息披露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合理性。一方面,国内信息披露的管理办法对中国上市公司的要求就是以投资者的需求为导向。在可持续信息披露方面采取以投资者为导向的思路在操作层面具有一定的连贯性。另一方面,包括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IFRS)在内的国际标准组织,以及可持续信息披露相关的国际准则也逐步趋向以投资者为主导。对此,监管需要转变思路,在制定标准时应以投资者和上市公司的需求为导向,特别是结合我国以散户为主的投资者结构特征,更好地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和有效性。

  第二,应尽可能兼顾企业执行成本和可操作性需求。专家指出,披露成本的可承受性会影响披露工作的可操作性。对此,需要重点关注以下问题。

  其一,需要处理好信息披露数量和质量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两者与企业执行成本之间的关系。对此,监管方面在追求数据质量和完整性之余,可考虑辅以具有一定包容度和灵活性的激励机制,譬如针对部分企业短期内合规或达标难度较大的情形,可设置在一定期限内的免责条款;针对中小企业可考虑建立一套“简易版”的披露要求;在披露义务强度上可考虑设置分级,明晰哪些内容必须披露、哪些可自愿披露等,或根据重要性,在不同阶段对不同信息设置强制披露的要求等。

  其二,需要处理好信息披露的全面性和针对性之间的关系,特别反映在ESG与气候信息披露的问题上。专家认为,气候信息披露标准和指标非常细致复杂,若完全纳入ESG信息披露范围,将为企业带来较重的执行成本。应参考国际惯例,可将ESG和气候领域的信息披露分开作为两套标准来执行。前者侧重原则性,考虑设置较少的指标、降低披露复杂度;后者则可参考国际通用标准如TCFD等,制定出更全面、详细的披露规则与指标,以提高信息披露的针对性和专业性。此外,针对行业之间的差异性,可考虑为各行业提供定向和具体的披露标准,但背后的制定部门及相关协调机制需进一步研究考量。

  其三,需要通盘考虑和整合信息披露的标准化、通用性和可比性问题,特别是非财务、非结构化、定性类的信息收集、披露和利用,其中包括企业上下游或其他社会影响的信息等,这些也是国际机构正在探索的方面。

我国需加强参与全球ESG规则制定的战略部署和能力建设

  如前所述,虽然国际上已形成多个可持续信息披露标准,但新的标准整合、协调机制仍在拟议阶段,而我国几乎很少参与。在我国逐步形成自身可持续信息披露标准的基础上,下一步,需要思考如何加强各相关政府部门的协调,调动各方面资源,积极参与国际上各种可持续发展报告准则的制定机制,贡献中国的智慧和经验,避免处于被动接受,或以“国际准则”为名对中国各方面予以贬低或排斥的现象。

  首先,需要厘清各个国际组织的背景关系,即以欧盟为主导还是以英美为主导。目前各类国际可持续信息披露标准都是西方国家主导制定的,但背后的利益相关者或主要国家的影响力不尽相同。我国需要明确自己究竟和哪方合作或竞争,以利参与大国博弈,借鉴国际经验并为我所用。譬如国际可持续发展报告标准(GRI)从美国主导,到后期更趋欧盟化。英国的国际综合报告理事会(IIRC)和美国的可持续发展会计准则委员会(SASB)合并后,新成立的价值报告基金会(VRF)更多是以美国为主。

  其次,针对欧盟和美英主导的标准体系,需制定出不同的参与战略和互动策略,以利在多套标准下,谋求自身的发展空间。一方面,欧盟是可持续信息披露的先行者,也已要求欧洲财务报告咨询小组(EFRAG)推出欧盟可持续发展报告准则体系,而且日后在欧盟只接受跟这套准则体系“互认”的披露准则为基础的报告。为了降低双方企业的报告成本,我国或需考虑怎样跟欧洲准则达成“等效”。另一方面,中国同美英两国之间的关系也不容忽视。如上所述,IIRC和SASB合作成立的价值报告基金会(VRF)更偏美国导向;在今后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成立的机构中,美英较欧盟发挥更大影响的可能性也更大。

  再次,需要清楚理解各类国际机制的治理结构,我国应主动参与具有实权性的国际机制并发挥重要作用。各个国际可持续发展披露准则制定机构的治理结构不尽相同,理事会、受托人委员会或咨询委员会等各层级机构的功能或作用也不同。我国需要明晰这些问题,以确定具体参与哪些类型的国际组织及其分支,进而实质性地参与ESG标准制定相关的国际机制及相关治理,并逐步扩大话语权和影响力。

  最后,重视高水平和国际化人才培养的紧迫性,特别是加强国际谈判和治理人才储备的机制建设。中国在国际游戏规则(包括可持续信息披露标准)制定的参与度与国际地位及国力不相称,人才缺乏是问题之一。应在人才培养,尤其是参与可持续标准制定机制建设的人才培育方面积极作为,加强对专业人才,如大学教授、会计事务所合伙人等群体的培训和转型渠道,为我国积极参与可持续信息披露标准制定及相关国际治理奠定扎实的人才储备。
 

——CF40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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