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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共同富裕:内涵与实现路径
时间:2021-10-11
【专题研究】解析共同富裕:内涵与实现路径

本周观点
发挥金融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 全面推进共同富裕

主题演讲
蔡 昉:探析如何畅通向上流动的通道
王一鸣: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促进共同富裕
黄益平:金融支持共同富裕主要在于一次分配

问答交流
解析共同富裕:内涵与实现路径

专栏文章
刘尚希:共同富裕是基于所有人的全面发展
钟 伟:共同富裕与共同奋斗
李迅雷:初次分配仍是缩小收入差距的源头
梁 季:共同富裕目标下的税收改革

诸家观点
邢自强:从小康社会到共同富裕的中国经济治理框架转变
张 明:共同富裕需要区域发展、城乡发展、收入分配三管齐下

专题背景
中央财经委第十次会议: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中财办韩文秀:共同富裕不搞“杀富济贫”

【国际智库简报】
智库观点
智库动态

本周观点:发挥金融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 全面推进共同富裕

  提要:近期,CF40举行了第27期浦山讲坛“解析共同富裕:内涵与实现路径”,讨论了新格局下如何实现共同富裕。首先,需要全面和准确地理解“共同富裕”。“富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共同富裕的重要前提是发展生产力。同时,需要明确对“共同”的界定,并遵循一定的客观规律,依靠深化改革尤其是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分阶段推进共同富裕的目标。

  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方面,从短期阶段来看,比较有效的途径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把促进低收入群体进入中等收入群体作为主要战场,让更多农民进入到中等收入群体中去;第二,把提高人力资本作为主攻方向,进一步推动教育深化;第三,把破除社会流动的体制障碍作为重要途径,推动社会纵向流动。

  此外,需要发挥金融调节收入分配的积极作用,重在“一次分配”。其中有四个方面值得关注。第一,金融支持收入分配调节、改善消费,宏观层面应当保持政策的稳定性、不搞“大水漫灌”。第二,进一步推动金融市场化,特别是实现要素价格的市场化。第三,综合运用差别化的准备金率、再贷款等政策工具,精准“滴灌”、加大对制造业、绿色发展等薄弱环节的信贷支持力度,特别是对小微企业和“三农”的支持。第四,利用数字技术,发展普惠金融。尤其要为一些弱势群体,包括低收入阶层、中小微企业、农村居民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

全面准确理解共同富裕,遵循客观规律

  共同富裕的前提和基础是生产力高度发展。首先需要全面和准确地理解“共同富裕”。这一概念包含“共同”和“富裕”两方面内容,其中“富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和基础。“富裕”是衡量生产力的标准,一个社会的生产力越发达,人们的富裕水平也就越高;没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共同富裕”就可能变成空中楼阁。因此,共同富裕的重要前提是发展生产力。

  作为在一个落后生产力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要实现共同富裕,其生产力发展水平就应该超越资本主义国家的富裕水平。这要求中国不仅要达到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的增长速度,还要实现更高的发展质量,而这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前者我们已经做到了,但后者,从我国当前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来看,与发达国家依然存在很大距离。

  要理解“共同富裕”的内涵,我们还需要明确对“共同”的界定。

  第一,“共同富裕”不是同等富裕,也不是同时富裕,更不是劫富济贫。当前一部分人已经富起来,还有一部分人尚未富起来,要允许富裕存在先后差别与合理的差距。改革开放初期讲“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既是一个有效的途径,也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第二,共同富裕不能仅理解成收入水平提高和物质生活富裕,更重要的是精神文化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才是共同富裕的本质。只有人得到全面发展,人力资本积累达到更高的水平,共同富裕才具有牢固的基础。

  第三,共同富裕是共建共享的富裕,不是一部分人创造财富、另一部分人分享财富,而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要由全体人民共同奋斗来实现。因此,要激励人们勤奋工作创造美好未来,要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出来。

  推进共同富裕,也要遵循一定的客观规律。

  第一,实现共同富裕可能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不能急于求成,要充分认识其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2020年的人均GDP按年均汇率计算大约在1.04-1.05万亿美元,与发达国家还存在很大差距。

  第二,共同富裕目标要分阶段推进。因为生产力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以实现共同富裕也需要循序渐进。

  第三,共同富裕要依靠深化改革来推进。要通过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来创造一个有利于推动共同富裕的制度环境。

推动教育深化和社会性流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从短期阶段来看,要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比较有效的途径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

  在我国居民收入分布曲线中,80%的人都分布在中等收入标准的下限附近,其中就包括刚刚摆脱贫困的部分群体。要为他们创造一个有利的制度环境,使他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勤奋工作进入中等收入群体,使整个社会加快向橄榄型结构转化,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最有效的方式。

  利用三个“五年计划”,或许可以争取用15年时间实现中等收入群体翻一番。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标准,当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有4亿人,如果15年间能使这一群体扩大到8亿人,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就将接近60%,基本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结构。而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能够达到8亿人,意味着我国将要超过欧美发达国家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总和。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路径主要有三条:

  第一,把促进低收入者进入中等收入群体作为主要战场。靠近中等收入下限的这部分低收入群体大概包含三类:

  第一类是产业工人,其中有很多是农民工,应当通过技能培训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增大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力,从而提高他们的就业质量,使其进入到中等收入群体中去。

  第二类是农业转移人口,也即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中的一类人群,他们很有条件进入中等收入群体。针对这类人群,最重要的是为他们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使他们摆脱后顾之忧,能够像城市居民一样生活和消费。有研究者在抽样研究中发现,如果能为转移人口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其消费能力将提高27%。

  第三类是大城市周边的农民,他们也有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条件。对于这一类群体,需要进行相应的制度改革来增加其财产性收入,比如土地收益,这涉及到宅基地管理、三权分置改革、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城市用地的同权同价等。要使更多农民进入到中等收入群体中去,这些改革是一个根本途径。

  第二,把提高人力资本作为主攻方向。研究证实,不同学历等级的人群中,中等收入群体中比重有所不同,有博士学位者比重最高,硕士次之,本科再次,最后是中专和高中学历人群。对家庭入户调查的样本进行研究分析可以发现,学历等级与中等收入人群占比的对应关系十分显著。这反过来证明,人力资本条件的改善对提高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更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

  因此,需要进一步推动教育深化,具体可从三方面展开:一是改变应试教育导向,制止横向教培干扰,大幅增加受教育年限。二是义务(免费)教育延到学前和高中,并提高职业教育通识化水平。三是加强在职培训,提高大龄劳动者就业技能和劳动力市场适应性。

  第三,把破除社会流动的体制障碍作为重要途径。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社会性流动”概念:“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使人人都有通过辛勤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总体来看,当前横向流动的障碍在逐步减弱,包括农民工进城在内的跨地区劳动力流动已经更加畅通,然而纵向流动的通道在收窄,还需要体制性改革,让个人的收入水平、社会身份、职业水平、受教育水平等各方面都向上提升。

  尽管当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3%,但真正拥有城市户口的比例仅为46%,二者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根据估算,即使在工资等各方面都没有变化的情况下,仅靠得到城市户口就可以使农民工家庭消费提高27%。同时,这一群体的保障性住房需求和城市基础设施需求都将带来巨大的投资机会。农民工在城市落户也有望促使社会保障,特别是养老保障的共济池扩大蓄水。除此之外,城镇化在促进横向流动的同时也能够搭设社会阶梯,让他们在教育水平、职业类别、收入水平和社会身份等各方面向上流动,真正成为中等收入群体,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计划的目标。  

  此外,还可以扩大家庭时间预算曲线,让人们有更多的自由时间来实现自身的发展提升。考虑到我国劳动参与率比例较高,尤其是女性就业比例高,与此同时,女性还承担了更重的家务劳动负担,这会妨碍她们的社会性流动。对此,应采取相应的措施。一个最简单的做法就是使家务劳动社会化,将家庭中的无酬劳动转化为经济产出,创造商业机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除此之外,企业在扩大家庭时间预算方面也大有可为。人们普遍把第三次分配理解为企业要拿出多少比例的收入用于社会慈善事业,但也应该注意到企业的其他社会责任,例如减少过度加班,改变“996”的现状,这更有利于社会发展。

发挥金融调节收入分配的积极作用 重在“一次分配”

  三次分配,第一次分配是市场主导的分配,第二次分配是政府主导的分配,第三次分配是社会主导的分配。需要强调的是,金融支持共同富裕主要在于“一次分配”,即怎样更好利用金融市场改善收入分配,其中有四个方面值得关注。

  第一,金融支持收入分配调节、改善消费,宏观层面应当保持政策的稳定性、不搞“大水漫灌”。从国际经验来看,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容易诱发资产泡沫,进而迅速拉大贫富差距。所以,这些政策的重要前提是要保持流动性的合理适度增长和货币政策的灵活精准,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

  第二,进一步推动金融市场化,特别是实现要素价格的市场化。中国居民的储蓄率非常高,但很多储蓄都存放在银行,银行的存款利率很低,无论是活期、定期收益都不高,这与多年来金融体系“管制多”的特点、整个存贷款利率没有完全市场化有关。如果未来能够真正实现利率市场化,存款利率有所上升,那么持有很多存款的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就会有所增加,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

  更重要的是,现在居民的投资渠道仍然过窄。再多的储蓄存放在银行,存款利率的上升也是有限的,真正的投资渠道应该在资本市场。我们的金融结构要改变,不仅要解决利率市场化的问题,还要更好地发展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在整个金融体系中的比重。目前来看,资本市场还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尤其当前我国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不能永远依靠劳动报酬作为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而应当提供更好的投资渠道,创造更多财产性收入,这对经济长期增长非常重要。

  第三,综合运用差别化的准备金率、再贷款等政策工具,精准“滴灌”、加大对薄弱环节(如小微企业、“三农”、制造业、绿色发展等领域)的信贷支持力度,特别是对小微企业和“三农”的支持。我国有大量中低收入人员都在这些企业和行业中就业,因此解决他们的问题对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至关重要。疫情之后,政府通过再贷款“直达”政策,加大了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到今年6月末,普惠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到17.7万亿,同比增长31%,这在帮助小微企业疫后恢复、解决中低收入阶层的基本收入来源中起到了积极作用,最近央行又增加了3000亿小微企业再贷款额度。

  第四,利用数字技术,发展普惠金融。尤其要为一些弱势群体,包括低收入阶层、中小微企业、农村居民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巩固脱贫成果和促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普惠金融将发挥更大作用。应当持续做好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加强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和金融服务体系建设,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如今许多农民从没有贷过款,他们在申请贷款时会面临信用等级低的问题。因此,有研究者提出建议,可以从扶贫基金中单独划出一部分作为担保基金,用于为信用等级低的农民贷款做担保,再从担保基金里专门拨出一部分用作商业银行贷款损失的补偿,这将大大提高金融的普惠性,让农民也能分享金融服务的好处、使金融发挥更大的效果。

  此外,利用数字化工具来提高金融服务的普惠度,可以让百姓拥有更多金融理财工具。应当在管控好风险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制定不同区域的信贷支持政策,支持区域协调发展。在数字化迅猛发展的今天,信息更加对称,信用信息也更加健全,这为我们创新金融服务、开展普惠服务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应当让更多人分享金融工具在财富增值和增加收入等方面带来的好处。


——CF40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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