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环境：全球经济景气度高位回落，（能源、劳动力、运输…）供求错位加速价格上涨制约全球经济复苏；国内广义财政支出和社融增速持续下降，信用风险溢价上升。

　　运行特点：消费弱、投资落、出口高增长更多反映了成本价格上升而非数量上涨。较好反映总需求水平的核心CPI处于低位，青年劳动力就业仍面临压力。部分能源和工业品的供给方受限制约了工业品生产，抬升工业品价格。住房抵押贷款、房地产销售、新开工均大幅下滑，房地产企业流动性紧张，土地市场遇冷，房地产市场存在硬着陆风险。

　　展望和对策：一是避免房地产企业流动性危机，保障企业现金流。具体政策包括及时放松对住房抵押贷款政策的额度限制，支持对房地产企业债务的借新还旧，把握好房地产税收政策出台的时机。二是提振全社会社融增速，充实其他行业和部门的现金流。具体政策包括降低利率，增加公共部门债务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三是提高上游行业及相关产品的供给弹性，缓解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压力；放松对部分上游产品的进口限制。

　　专题：人均收入一万美元后的经济政策

　　购买力平价下的人均收入一万美元是经济发展阶段的分水岭。人均收入一万美元以后，会普遍遇到市场内生需求不足、生产率提升难度增加、收入分配进一步恶化、对社会保障诉求上升等问题，不同的应对政策带来的结果大相径庭。

　　德、法、意等国在上世纪70年代以后人均收入先后超过一万美元，此后经历了历史学家托尼.朱特所谓的“战后大衰退”年代。70年代，在传统产业没落、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和石油危机三重压力下，保护传统产业和工人的不当做法破坏了市场机制，总需求管理政策未能充分发挥作用，滞涨升级。进入80年代以后，市场化改革和欧洲一体化进程修复了市场机制，紧缩政策遏制住了通胀，欧洲经济逐渐走出滞涨困境。

　　日本70年代以后人均收入先后超过一万美元。日本也遇到了欧洲类似的挑战，却进入了美国学者傅高义所谓的“日本第一”时代。70-80年代，日本在输入型高通胀期间，货币与财政双紧，很快遏制住了通胀；在其他大部分时间，货币与财政政策双宽松，较好地维持了经济景气。日本用扩大基建支出、减税而不是保护传统产业的方式应对经济低迷，企业保持了较高活力。日本政府债务大幅上升，吸纳了民间的过度储蓄，对保持需求增长起到了巨大支撑作用且没有带来通胀。80年代以后日本进一步推进了贸易和金融，减少政府干预，日本企业国际竞争力进一步提升。

　　中国台湾和韩国分别在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人均收入先后超过一万美元。他们以宽松的财政和宽松货币政策应对市场自发需求不足，宏观经济运行相对平稳。中国台湾推出了自由化和国际化政策，支持海外投资，加强科技和教育投入，以此激发经济活力和应对国际竞争压力。韩国结束了权威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加强竞争政策，抑制经济力集中。中国台湾和韩国的金融自由化起到了减少政府干预，促进金融机构竞争和优化资源配置的效果，同时也因为监管缺位带来了金融市场动荡。

　　如果不考虑能源价格冲击，人均收入一万美元以后以后总需求管理面临在大部分时间面临的挑战是市场自发需求不足。私人部门，尤其是企业部门信贷需求增速/资本回报率大幅下降，市场自发的信贷增长不足以保持合理总需求水平。面对市场自发需求不足，一是用总需求管理手段而不是供给方手段解决，供给方手段不解决总需求不足问题，应对不当可能破坏市场机制、抬高供给成本，陷入滞涨；二是保护好货币和财政政策独立性；三是顺应投资回报率下降，下调利率；四是在通胀得到控制的前提下，财政扩张有很大空间。

　　人均收入一万美元以后，投资驱动增长模式终结，政府通过金融管制和产业政策等手段补贴投资和工业部门的经济增长妙方不再适用。随着经济复杂程度的提高，让市场主导资源配置（解决激励机制和信心不对称问题）成为提高生产率的关键。为了发展技术/知识密集型的新经济，一是鼓励公平市场竞争，反垄断，削减和取消各种政府补贴；二是对外开放，尤其是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市场开放；三是加强基础科研和教育。

报告全文： 人均收入一万美元后的经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