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全球经济的复苏进程中，分化态势明显，新兴市场国家面临较大困难，落后于发达国家的复苏进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2021年7月更新的《世界经济展望》将发达经济体2021年的经济增速预测调高了0.5个百分点，同时将新兴经济体的增速预测调低了0.4个百分点。

　　但是发达国家也并非高枕无忧。此前为了应对新冠疫情造成的巨大冲击，美国等发达国家出台了规模空前的经济刺激政策，但大规模刺激政策的负面效应开始显现。

　　一方面，财政政策的大幅度扩张引致各国债务负担日益沉重。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今年年底发达经济体政府负债将达到GDP的125%。美国联邦政府负债与GDP之比超过了二战时期创造的最高纪录。

　　另一方面，大宗商品价格高企，全球通胀风险显著上升。当前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从国际金融危机前的8000多亿美元，扩展到突破80000亿美元，流动性泛滥叠加，供需结构失衡，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度上涨，并逐渐向消费端传导。9月份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增长了5.4%，连续4个月位于5%以上，是1990年代以来最高的水平。9月份欧元区的CPI同比增长了3.4%，创金融危机以来的新高。

　　为稳定经济形势，逐步退出宽松政策成为发达国家的政策选项之一。如此一来，全球利率水平可能上升，这将对新兴市场本就脆弱的债务环境带来更大的负面冲击。新兴经济体外债负担较重，疫情冲击使得大部分新兴经济体的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受到负面冲击，偿债能力下降，债务风险逐渐暴露。在已有债务风险和利率上升的预期下，新兴经济体通过自身宏观政策扩张对经济进行纾困的空间缩小。

　　此外，疫苗短缺阻碍了经济活动的正常化。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截至2021年7月6日，发达经济体近 40%的人口已完全接种疫苗，而新兴经济体的接种比例不到发达经济体的一半，低收入国家则仅有很少的人口得到接种。

　　最后，为了应对气候变化，新兴经济体面临减排和短期发展间的矛盾。碳排放大部分来源于经济发展中的化石能源消耗，发达国家此前完成了工业化进程，对化石能源的消耗已过高峰期。但新兴经济体的工业化进程尚未完成，对化石能源还有很高的需求。

　　此外，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国土内广袤的森林可创造的碳汇，对碳中和至关重要。减排和保护森林都指向新兴经济体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在短期内与经济增长存在一定矛盾。

　　上述的债务风险、疫苗短缺和减排压力构成了新兴经济体复苏面临的三重挑战。


　　在债务风险化解方面，已有国际债务协调机制包括巴黎俱乐部、G20“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倡议”（DSSI）及《缓债倡议后续债务处理共同框架》（下称“《共同框架》”）等。有观点指出，巴黎俱乐部缓解了部分新兴经济体的官方债务风险，但不涉及私营部门债务，这使得新兴经济体私营部门通过继续融资加快恢复的进程受阻。

　　此外，G20的DSSI和《共同框架》也仅限于低收入国家的债务解决方案，新兴经济体中债务规模更庞大的中等收入国家难以得到债务协调机制的覆盖。并且，会议讨论显示，发达国家更希望通过改善新兴经济体的政府治理能力、提高债务透明度等干预手段化解新兴经济体债务风险，而非直接主动实行缓债。

　　在疫苗普及方面，促成疫苗普及，既需要疫苗专利，又需要生产能力。有观点认为，尽管新冠疫苗有可能实现在世界范围内的专利豁免，但新兴经济体疫苗短缺的关键在于缺乏生产能力。发达国家需要认识到新兴经济体的疫苗普及是全球利益、可以利好发达国家进一步复苏，才能在生产上帮助新兴经济体获得疫苗。

　　在帮助新兴市场减排方面，有观点认为，在当前的全球减排行动中，发达国家因为早已完成了工业化进程，其减排成本是远远低于新兴经济体的，新兴经济体的减排实际上是用更高的自身成本支持全球减排利益的实现。基于此，发达国家应该对新兴经济体的减排行动给予一定资金支持。

　　实际上，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发达国家曾承诺在2020年之前每年提供至少1000亿美元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但这一承诺至今仍未兑现，有观点称，在当前发达国家的政治生态下，发达国家履行承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减排资金支持的可能性极小。


　　全球化和国际贸易在促进世界各国共同繁荣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世界贸易组织现任副总干事冈萨雷斯（Anabel Gonzalez）对国际贸易的前景表示忧虑，她指出：

　　一方面，当前世界对贸易的怀疑和紧张情绪正在上升，自2009年世界贸易组织启动贸易监测工作以来，进口限制政策累计数量不减反增，到2020年底，2009年以来实施的进口限制措施对全球约9%的商品进一步造成了影响，价值超过1.5万亿美元。

　　另一方面，贸易增长步伐在过去十年中已经放缓，1970年到2008年期间，贸易增长速度是全球生产总值增速的两倍，然而在2011到2019年世界贸易增速则跌落到与全球生产总值增速大致相同的水平。

　　引致上述结果的主要原因是很多国家贸易改革和开放的步伐放缓，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多的贸易壁垒，抬升了贸易成本。贸易成本相关的研究显示，虽然2000年到2018年贸易成本有所下降，但这些成本依然很高。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平均国际贸易成本是国内成本的3倍以上。

　　此外，在数字化趋势下，国际数字鸿沟依然存在，阻碍了数字贸易的发展。据估计，全球如今依然有36亿人无法使用互联网。并且，发展数字贸易要面临的巨大挑战是各国监管框架过于分散、缺乏整合。因为数字贸易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跨境数字流，当前电子合同、电子签名、跨境数据流动等方面存在诸多协调问题，各国对于数据处理、加工、存储、转移所制定的规则不尽相同，对数字贸易产生了较大不利影响。


　　近年来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多边机制的有效性受到较大削弱，各国在全球共同利益下的行动难以协调，这是新兴市场面临多重挑战而不能加快经济恢复脚步的重要原因，也是全球贸易形势存在风险的来源之一。新兴市场复苏、全球经贸合作乃至全球经济持续前进，要求多边机制重新发挥应有的作用。

　　在帮助新兴市场复苏方面，应适当扩大现有债务协调机制的覆盖范围，缓解新兴市场债务风险。此外，还要推动多边开发机构加强对新兴市场的可持续投资，发挥乘数效应，提升其经济增长潜力和偿债能力。最后，要给予新兴经济体应有的减排资金支持，共促全球减排实践。

　　在提振国际贸易前景方面，可以将数字贸易和服务贸易作为突破口，找到国际贸易的新增长点：一是要弥合数字鸿沟，加快协作制定国际认可的统一数字贸易标准框架，发挥数字化技术在全球贸易中的重要作用；二是要减少服务贸易的壁垒，如今服务贸易壁垒相当于半个世纪前的货物贸易壁垒，多边机构应通过全球性规则和全新的境内服务监管法规来应对这些挑战；三是世贸组织成员国必须加强合作，完善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体系和贸易补贴规范。


本文基于外滩金融峰会暨第五届浦山年会“全球经济复苏中的风险与政策应对”、第三届外滩金融峰会全体大会一 “后疫情时代：复苏、挑战与可持续发展”的内容撰写而成，未经许可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