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会专家普遍认为，本轮欧美银行风险事件短期内演变为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较低。

　　第一，涉事银行不具广泛代表性，相关问题仍属独立事件。美国方面，硅谷银行本身存在严重的资产负债管理问题，负债端的活期存款比例和资产端的持有到期债券比例均远高于同业，加之客群集中、加息期间首席风险官缺位等一系列因素导致该银行难以应对集中支储的情形，进而爆发挤兑危机。欧洲方面，瑞信近两年丑闻不断、信用严重受损，在全球银行恐慌情绪蔓延背景下，脆弱性加速暴露。

　　第二，有关当局应对及时，有效控制了恐慌情绪和风险传染。美国方面，硅谷银行爆发挤兑危机后的第四天，美国监管当局宣布提供全额存款担保以稳定储户信心，并通过创设银行定期融资计划（BTFP），避免更多中小银行为应对支储需求变卖资产，导致浮亏变现。欧洲方面，瑞士政府和瑞士央行在瑞信陷入流动性危机后的第五天，成功撮合瑞银对其进行收购。后期虽然有部分基本面良好的银行受非理性情绪波及股价大幅波动，随着相关风险事件处置逐一落地，市场对全球银行股的信心迅速回弹。

　　第三，欧美银行风险事件基本是全球金融危机后金融改革设计要应对的情形。2008年金融危机后，《巴塞尔协议III》对银行资本质量和数量、杠杆率和流动性都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并在制度层面有效规避了同业拆借、证券化和金融衍生品可能导致的银行间风险传染。此外，金融稳定理事会在危机后针对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专门设置了总损失吸收能力（TLAC）要求。相关制度在瑞信的处置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也使得瑞信作为一家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在经历了并购风波后，并未对全球金融市场造成明显冲击。

　　第四，当前引发系统性风险的条件并不充分。一方面，将整个银行体系持有的固定收益资产都按照市值来推算损失存在“合成谬误”。对于单个银行而言，加息导致资不抵债的逻辑是成立的。但由于不同银行之间出售和购入资产的动作同步，从长期看，整个银行体系仍然能够实现盈亏相抵。另一方面，由于存款利率存在较强的黏性，银行资产端的利率相对负债端调整地更快，加息对于整个银行体系而言，短期具有利多而非利空的效果。

　　与会专家同时指出，虽然当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概率较低，但仍需关注可能的薄弱环节和风险暴露。

　　第一，需关注美国中小银行引发的金融体系风险暴露。负债端方面，需警惕整个银行体系面临资本净流出态势，考虑到相关风险仍在传导和发酵，即便银行风险可控，也不应忽略非银金融机构可能的风险暴露。资产端方面，虽然硅谷银行的久期错配不具普遍性，但许多中小银行存在资产质量隐忧。考虑到美国商业地产行业正经历周期性调整，而中小银行相关的风险敞口高达30%，后期需重点关注中小银行的信用风险演化。

　　第二，需关注瑞信AT1债券减计引发的后续走势。本轮瑞信并购交易中，瑞士金融市场监管局（FINMA）对偿付顺序靠后的AT1债券实施全额减计，股东权益却仍有所保留。该操作打破了《巴塞尔协议III》规定的“AT1债券偿付优先级高于普通股”原则，引发全球银行AT1债券市场震荡。

　　第三，需关注政策利率向存款利率传导效率的变化。有专家指出，政策利率向存款利率的传导效率（Deposit β）在升息初期比较低，但随着升息持续推进将不断提高。从美联储的历次加息周期来看，资产规模在2500亿美元以下的中小银行在加息过程中Deposit β上升幅度更快。若考虑到加息速度，相关效应将更加明显。利差收窄或冲击银行盈利能力，并引发相关风险加速暴露。


　　总体来看，近期欧美银行业风险事件短期不会改变主要经济体偏鹰的货币政策取向。从欧美央行的后续反应来看，加息如期进行，特别是欧央行和身处瑞信危机震中的瑞士央行都坚定加息了50基点，验证货币政策的主要任务仍是对抗通胀。

　　与会专家指出，货币决策在金融稳定政策的配合下能够实现相对的独立性。发达经济体的惯例操作是将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政策分开，货币政策关注周期性的宏观问题，金融稳定政策关注系统性风险，这也使得货币决策面对风险事件时能够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以美国为例，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联储从短缺准备金框架转向充足准备金框架，并发展出一套工具箱管理资产负债表和利率，使利率目标的实现不会因为缩表或扩表而受到影响。

　　也有专家指出，本轮银行风险事件引发的信贷收缩或对联储的加息决策形成掣肘。由于美国目前的高通胀超过一半由非住房核心通胀驱动，信贷条件收缩导致总需求下降，进而给通胀降温，一定程度上也起到加息的效果。市场预期，美联储会在5月或6月停止加息，甚至转为降息。

　　即便考虑了信贷紧缩的反馈效应，在部分专家看来，美联储也较难改变当前的货币政策取向。一方面，信贷紧缩对美国经济的冲击或许有限，当前美国基本面仍然体现出较强的韧性。另一方面，信贷紧缩对通胀的影响尚未可知。

　　专家认为，美联储若为了短期金融稳定贸然暂停加息甚至转为降息，从中长期看，不仅将助长金融体系的冒险行为，也将贻误应对通胀的时机，导致通胀中枢和利率中枢回落愈加艰难，日后也需要更深的衰退才能使通胀回到合意区间。

　　专家认为，美联储和市场对利率走势的分歧将放大市场波动，风险资产或面临较大震动。专家预测，在美国经济放缓而降息不及预期的情景下，金融市场为适应新的通胀中枢和利率中枢或出现剧烈震荡，权益资产的风险溢价大概率上升，上市企业盈利则面临大幅下收的风险，实际企业盈利可能比市场反映的企业盈利预期低15%-20%。即便美联储未来恢复降息，美国面临的利率中枢与通胀中枢将远高于过去十年的平均水平，金融机构也将被迫面临商业模式和融资模式的调整和转型。


　　本轮欧美银行业震荡通过金融渠道对我国的冲击不大。当前，我国银行的海外资产占比仅为2%，资本充足率平均达到15%以上，远高于最低要求的10.5%。此外，我国银行股东具有较强的国有背景，稳定性相对较高。另外，我国宏观政策环境也相对利好，货币政策后续向下调整空间较大，地方政府专项债也有余地为银行提供额外流动性。

　　然而，我国银行业也并非高枕无忧。中小银行方面，城商行的资产质量存在潜在隐患。大型银行方面，目前六大行距TLAC达标尚存缺口。长期来看，资本约束加强或导致我国信贷增速放缓。

　　我国银行监管应从本轮欧美银行风险事件中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加强对银行业务模式的监管安排。专家指出，资本充足率和流动性等监管指标只是反映银行问题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当前全球金融监管框架和各国监管实践都忽视了对银行业务模式的监管。银行为创新企业提供融资是一种新的业务模式，一定程度也加剧了风险错配的矛盾，需要特殊的监管安排。一方面，需要督促银行加强风险识别能力。另一方面，需要对银行风险承受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譬如更高的资本充足率，加强对未保险存款的备付金要求，以及对批发型融资稳定性的审慎要求等。

　　第二，进一步优化压力测试的制度设计。专家指出，美国的银行在利率风险的管理上存在盲区，反映了压力测试对利率风险各类情景的模拟存在问题。也有专家指出，压力测试的实施需要统一方法论，譬如在总行和分支行、境内行与境外行之间，既需要根据场景进行不同的设置，也需要在整个集团层面实现有效整合。

　　第三，深化金融市场以支持银行完善资本补充工具体系。专家指出，瑞信AT1债券减计虽然合法但并不合理，相关操作将永久性地抬高未来AT1债券的发行难度和价格水平。我国银行虽然近年来也发行了类似AT1的应急可转债（Contingent Convertible Bonds, CoCos），但主要还是集中在国内，海外AT1银行债券市场动荡对我国冲击有限。为更好地支持商业银行发行债券类资本补充工具，我国仍需进一步发展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避免因风险分散不足，单体风险演化为系统性隐患。


本文隶属CF40成果简报系列，执笔人为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青年研究员杨悦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