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无论什么地方，银行体系最主要的功能都是充当储蓄和投资之间的桥梁与纽带，其存在的根本意义就是把储蓄更好地转化为投资。在中国，银行体系更是居于整个资金配置系统的绝对主导地位，正因为如此，银行体系功能发挥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效率。

　　这里所说的效率，至少包含四个层面的意思：其一是储蓄基本能够转化为投资，没有太多的资源闲置；其二是稀缺的资金应当首先流向高收益部门；其三是储蓄与投资在性质上要相对应，“债权”性质的储蓄应当以“债权”形式而不是“股权”形式进行投资；其四是储蓄与投资在期限上应当相匹配。

　　本文拟在总结我国银行业改革30年取得的成就基础上，分析我国银行体系尚存在的突出问题，并提出进一步深化银行业改革的建议。

一、中国银行体系存在的突出问题

　　综上所述，30年来，中国银行体系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毋庸否认，当前中国银行体系在顺利实现把储蓄更好地转化为投资的功能时仍存在着障碍，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突出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总量上，大额存差反映出资金闲置比较严重

　　从中国银行体系的资金来源和运用情况看，大量资金在进入银行体系后就沉淀下来，没有得到有效利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的银行系统首次出现存差，此后存贷比不断降低。2008年6月末，整个银行系统人民币存贷比仅为65.15%，净存差达15.3万亿元，比上半年GDP13.1万亿元还多。这么多的资金闲置，除了说明流动性仍然过剩以外，也说明银行体系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功能没有充分发挥。不是中国经济缺乏好的投资机会，实际上很多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资金需求并没有得到满足。

　　第二，结构上，信贷资金的流向与经济部门的贡献不对称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中国的非国有经济部门发展迅速。无论是从对GDP的贡献,还是从吸收的就业人口看，非国有经济对整个经济增长的贡献早已超过国有经济。据统计，目前非国有经济部门贡献了70%多的工业增加值和60%多的GDP。按照经济规律，市场选择的结果应当是稀缺的资金首先满足高收益的非国有部门的融资需求。但现实情况是，中国的银行贷款仍然绝大部分投向国有企业，许多机制灵活、效率高、效益好的民营企业往往被银行拒之门外。有统计显示，银行对非国有部门贷款占各项贷款余额的比例仅为30%左右。由此看出，信贷资金流向与各种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极不对称。

　　第三，融资形式上，存在借贷资金资本化的问题

　　“拔改贷”后，国有企业所需资金基本通过银行借款来解决。这种制度安排的后果是，大量的流动资金贷款长期化，银行贷款很多时候变成了企业的股本金、开办资金。中国银行体系的流动资金贷款余额相当于GDP的80%，而国外多数国家这一比例仅为10%。据某国有商业银行统计，不少贷款企业通过借新还旧等形式长期占用该行流动资金贷款，这种变相的“股本金”贷款占该行全部流动资金贷款的比例高达59%，占该行各项贷款余额的40%。国有企业通过银行借款实际上达到了股权融资的目的，银行贷款资金存在严重的资本化现象。

　　第四，资金期限上，短期存款与长期贷款之间矛盾突出

　　资产负债期限基本匹配是银行良性经营的基本原则。但近年来，在资金来源的期限结构没有明显改变的情况下，中国银行体系的中长期贷款快速增长，银行资金大量投入到缺乏流动性的中长期贷款上。从负债业务看，上个世纪90年代初至今，银行各项存款的比例结构变化不大，其中居民储蓄存款占总存款的比例，除2007年资本市场泡沫居民户金融资产选择趋于多元化，存款意愿下降外，一直保持在50%左右。而资产业务方面，中长期贷款增速远高于总贷款增速，十年内中长期贷款比例翻了一番，达到总贷款的40%以上。银行体系存在严重的“短存长贷”现象，资产负债期限错配的矛盾十分突出。

　　银行体系功能不健全至少引发三大问题：

　　一是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受损。经济最具活力的部门无法获得足够的金融支持，这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显然不利。

　　二是金融风险不断累积。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导致银行不良贷款大幅增加。中国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比率，无论是跟发达国家比还是跟其他转轨国家比，都是偏高的，银行体系聚集了大量风险。这个问题在经济繁荣时期不明显，一旦经济减速风险马上就暴露出来。

　　三是资金体外循环严重。由于无法通过正规金融获取必要的融资支持，许多企业不得已转向地下金融（民间金融）。大量资金脱媒，不但会扰乱正常的金融秩序，弱化宏观调控的效力，而且还可能引发各种纠纷，危害社会的和谐发展。

二、中国银行体系功能发挥欠佳的主导原因

　　造成中国银行体系功能发挥欠佳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但归纳起来，我以为主要有三点：

　　第一，信贷市场结构严重失衡

　　工、农、中、建、交等大型商业银行是中国银行体系的主体，其在存、贷款市场上处于寡头垄断地位，因此这几家大型商业银行的行为模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资金的配置方式和渠道。

　　中国的大型商业银行有着非常独特的效用函数，比如，它可能并不以利润最大化作为唯一的目标，它的高管人员看重的是行政职务升迁而非经济激励等等。基于上述价值取向，从政治风险的角度，大型商业银行更偏好于给国有企业贷款，而那些非国有企业，虽然发展很快，对经济的贡献也很大，却难以从大型商业银行这个信贷资金配置主体那里获取融资。股份制银行近年发展较快，但受限于存款来源不足，其在资金配置系统中依然处于从属地位。而城商行、农信社等机构由于多年累积的沉重包袱，很多情况下新增存款仅仅够维持其运转，可供配置的新增资金数量很少。信贷市场的这种不对称性导致了资金配置渠道的堵塞，降低了资金配置的效率。

　　第二，银行自主定价的动力和能力双重不足

　　长期以来，我国监管当局对存贷款利率一直实行非常严格的管制，导致银行没有任何动力去开展定价。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在“存款管上限，贷款管下限”的利率政策下，银行逐渐拥有了部分定价权。不幸的是，由于长期缺乏必要的训练和积累，我们的银行定价能力严重不足。理论上，贷款利率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资金的成本，二是借款人的信用风险。定价的主要困难在于信用风险的确定，如果银行没有能力去准确评估借款人的信用风险，那么就很难去发放信用贷款。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中国银行体系信用贷款数量很少的一个重要原因。企业去银行贷款必须要有足够的抵押，银行在相当程度上变成了当铺。其实，很多有好项目的企业特别是创新型、风险型企业是很难提供足够的有效抵押物的。定价能力的不足导致信用贷款业务发展缓慢，严重影响了资源配置的效率。

　　第三，金融生态环境欠佳

　　银行体系要把资金顺利的配置出去，需要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金融生态。试想，如果银行放款后，企业在地方政府的庇护下明目张胆地逃废银行债务，在重复博弈中，银行只能选择不再放款。更为重要的是，当商业银行普遍实施内部评级法（IRB）之后，部分企业的不良行为往往会殃及该地区的其他企业。这方面例子很多，比如南方某市，金融生态非常糟糕，结果银行机构全体撤出，导致当地所有企业即便是优秀的企业也根本无法通过正规渠道获得融资。全国来说，类似的金融生态欠佳地区为数不少，这必然影响到整个银行体系配置资源的效率。

三、中国银行体系改革的目标与路径

　　鉴于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这里我们撇开金融生态环境不谈。单就银行体系自身的完善而言，对存在重大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的中国，究竟应当建立怎样的银行体系呢？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至少有两种思路：一种是让一类银行同时为所有不同类型的企业服务，我们称之为“混同均衡”型银行体系；另一种是建立不同类型的银行分别为不同类型的企业服务，我们称之为“分离均衡”型银行体系。从各种实践经验看，“分离均衡”型银行体系可能要更加适合中国一些，也更具有可操作性。以当前备受关注的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为例，试图通过改革让工、农、中、建等大型商业银行为中小企业提供充足的金融服务非常困难，相对而言，中小金融机构更愿意与中小企业开展合作。

　　可见，中国需要建立一个多层次、多元化、多功能的银行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各家银行可以完全自主地对风险进行充分的市场定价；大银行重点做批发业务，主要为大企业、大项目服务；中小银行主要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但可以通过银团贷款的方式参加大项目）；而社区银行主要满足社区经济组织及个人小规模、非正规的贷款需求等等。

　　具体来说，中国银行体系的建设需要从三大方面着手：

　　第一，存量优化——努力完善现有银行体系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建设，中国的银行体系已经具备相当的规模。但现有体系还存在许多不足，需要加以完善。一是要稳步推进国有银行改革。以股改和上市为契机，优化治理结构，将行政主体改变成市场主体，将行政约束改变成资产约束。与此同时，整合业务流程，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实现业务重点的转变。二是要进一步推动股份制银行改革。中国现有的股份制银行尽管形式上具备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但实际运作中仍然存在着许多过去国有银行的毛病，必须努力改变这种状况，形成科学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其中尤其是主要负责人的任命应尽可能避免非市场行为。三是要继续深化农村金融机构改革，特别是农村信用社,改革结果应当努力使之真正成为“谁出资，谁管理、谁受益、谁承担风险”的社区金融组织。

　　第二，增量创新——积极推动新型银行机构的设立

　　最近两年，浙商银行、徽商银行、渤海银行等相继挂牌，新设股份制银行的步伐在加快。未来条件成熟时还可以考虑设立南华银行、西南银行、西北银行、东北银行、中原银行等等，通过增强股份制银行在整个资金配置系统中的作用，一方面有助于打破国有商业银行寡头垄断的局面，促进竞争；另一方面可以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多优质的金融服务。除此之外，要探索建立社区银行、小额农贷机构、只贷不存机构等，鼓励外资、民资参与这些机构的建立和运营，通过培育多元化的资源配置主体来提高银行体系的效率。

　　第三，政策配套——逐渐恢复银行的自主定价动力和能力

　　银行体系要健康高效运营，银行机构必须具备充分的自主定价动力和能力。随着利润最大化目标的强化，在利益驱动下银行自主定价的动力应该是充足的。金融管理部门应当进一步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简化存贷款利率期限结构，逐步使银行机构拥有完备的定价权力。此外，金融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银行定价的指导力度，及时总结部分银行好的定价经验并向整个银行系统推广，努力增强所有银行的风险定价能力，以此促进信用贷款业务的快速发展。

　　我们相信，通过回顾30年来银行体系改革发展的经验教训，稳步推进下一步的各项改革措施，中国银行体系优化配置资源的能力一定会逐步得到提高，从而为中国经济又快又好地持续发展提供更为坚实的金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