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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三十年:历史与国际视角
时间:2008-10-31 作者:钱颖一

  2008年是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30周年。认真回顾和思考中国这三十年历程,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十分有益。但是更重要的是,思考要有一个合适的视角,因为不同的视角会对同样的事实会做出非常不同的解释,并且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我认为,如果要对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程有一个比较深入的而不是肤浅的认识,对中国未来的进程有一个比较准确的把握,就应该采用历史的和国际比较的视角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经济改革和开放的实践。

  用历史的和国际的视角来分析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开放,我得出三个基本结论。第一,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在中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是应该引以为自豪的。但是,与东亚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它们高速增长时期相比,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不特殊。第二,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基础还相当不够健全,社会不稳定因素也不少。但是,不少问题(诸如腐败和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大致与中国目前的发展水平相对应,也并不特殊。第三,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也不特殊,那就是改革和开放释放出来的三种并不特殊的力量:把激励搞对、让市场起作用、实行对外开放。

  这三个结论传递了同一个信息。我们通常会觉得,中国经济增长很快,是独特的。同时我们也会觉得中国问题很多,引起我们的忧虑。我们也会认为中国的成功原因太复杂,并且都是别国不具备的。但是本文的分析表明,在某种意义上看,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中国经济和社会中出现的问题,以及中国至今为止经济成功的原因,其实都不特殊。需要说明的是,我并不否认中国确实有它的特殊性,但是它并不是人们通常想的那些因素,而是在其他方面。我将在其他文章中论述中国的特殊性,而在本文中,我将集中论证中国的不特殊性。

中国的经济增长并不特殊

  中国经济在过去的30年的增长举世瞩目。下面的这张图为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展示出这一增长的情况。

  在这里我用经济史学家的数据,大致勾画了过去1千年按1990年购买力平价的不变价格来计算的中国人均GDP。我们从这个图里看到了一个重大的历史性事件,就是从1978年开始的中国经济改革后中国出现了过去1千年历史上从未见到的快速增长。当然我们要再仔细看一下,会发现有两个拐点,一个是1950年左右有一个,但是最重要的拐点是1978年,所以我想从这一年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是中国历史上,也是在20世纪的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图一. 中国的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三十年 vs. 一千年

  

  上面的图显示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令人惊喜,也非常引以为自豪,特别是作为中国人,特别是在过去人们并不认为中国可以做出这样成绩的情况下。但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需要冷静分析数据和观察事实。我们发现,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如果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并不是独一无二的。

  这个观察并不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如果我们拿中国同世界上其他的转轨国家做比较的话,比如波兰和俄罗斯这两个典型的转轨国家,我们的结论当然就是中国很特殊,中国的增长遥遥领先。尽管波兰和俄罗斯也都在衰退之后有了明显的起色,但还是不及中国的增长。中国的增长似乎是很特殊的。

  但如果把中国分成东部、中部和西部,另外在这三个部分之外加上越南,你会发现,实际上这四个地区增长的态势是很类似的。这就给我们一个启示。中国不同的地区加上越南与东欧国家相比有两点不同,第一点不同是中国和越南都处于东亚,地理位置上的不同。第二个不同是这两个国家与东欧国家发展阶段上的不同,这两个国家在改革初期是低收入国家,而东欧的国家已经属于中等收入国家。所以这就给我们一个启示,也许这两个因素或许能够起到一些解释作用。

  但是也不这么简单。如果我们拿世界上在过去30、40年发展最快的一组国家或地区来对比的话,当然他们是东亚国家和地区。如果从1978年开始来计算增长,中国同韩国、中国台湾、日本来比较,仍然可以看到中国是增长最快的,这也是我们通常所得到的结论。下面这个图上是以1978年为起点,韩国、中国台湾、日本和中国的增长情况。

  图二  中国经济增长似乎是最快的(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纵轴取对数):

 

与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比较
 
  中国的数据有两条线,可以把它们看作是对中国GDP的一个范围的估计,上可能不会超过上面这条线,下可能不会低于下面的这条线,因为对它的估计总是有不同的争论。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是增长最快的,即使是同增长最快的国家和地区比。

  但是经济学家需要稍微想得仔细一点,不能简单地把一个图或者统计数据拿来,就能够相信从中得出的结论,因为这往往会被误导。事实上我们需要一个正确的视角。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在1978年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就是说,每一个国家的发展的起点在时间上是不同的,他们的人均的收入和发展的阶段也是不同的。

  如果我们重新画一张图,日本以1950年为起点,台湾以1958年为起点,韩国以1962年为起点,中国以1978年为起点,那就很有意思了。这个调整主要是想说明人均收入的起点,发展的起点在各个国家是不一样,需要有所控制。还是同样的刚才的数据,只是把起点重新调整,我们就会发现,虽然中国的经济增长确实令人振奋,我们也引以为自豪,但是在这一组的国家和地区中没有什么特殊的。所以按照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分析,我们发现,中国非常令人振奋的经济增长并不是独一无二的。

图三  重新取零点: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不特殊
(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纵轴取对数)

 

  所以我的第一个结论是,虽然我们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感到自豪,但是我们如果采用一种比较合适的国际视角,我们发现这里面有并不特殊的一面。

中国出现的问题并不特殊


  中国经济体制的制度基础在目前来看仍然相当的不健全,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也不少。但是如果我们采用国际比较的方式,我们也会发现,这一种制度的不健全或者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它们的程度大致与中国目前的发展水平一致,并不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尽管我们希望我们的制度更好,希望我们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更少,但是如果我们把它放在一个适当的比较中,我们会发现这些问题有它的一般性。

  举三个例子。一个是法治指标,是世界银行每年都公布的法治指标。中国2004年得分是40.6分,满分是100分。比我们好的有墨西哥、巴西、印度,比我们差的有俄罗斯、秘鲁、乌克兰等。当然对于这样一个分数我们并不感到满意,但是这个分数可能就是反映了我们现在的大致情况。

  第二个就是腐败感受指标。按照这个指标,最清廉的有芬兰,新加坡、香港等等,中国2004年排到第71位,在100多个国家当中比较靠后。像墨西哥、泰国这些国家在中国之前,但土耳其、罗马尼亚、俄罗斯在中国之后。这个也反映了中国的现实,也是我们感到中国在廉政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第三个是描述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基尼系数指标。我们都知道我国的基尼系数,无论在农村之内还是城市之内还是总体,都在上升,而且程度还较大。总体的基尼系数,1988年为0.39,1995年0.44,2002年0.45。

  我们当然希望是能够使收入更加平等,我们希望的是腐败更加少,我们希望法治更加健全。但是我们自然想问一下,跟我们周围或者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我们的问题是不是很特殊呢?

  这里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考虑的因素,就是我们目前的发展阶段。我们用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来代表发展阶段。我们目前的人均GDP仍然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经过改革开放30年,我们的巨大进步是从当时跟肯尼亚差不多的低收入的水平上升到了低中等收入的国家,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确实仍然处在初级阶段,具体的表现是我们的人均收入仍然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这也是基本上刻画了我们现在的发展阶段。

  考虑到中国现在的发展阶段,如果跟其他的国家来做比较的话,我们会发现有趣的现象。首先我们来看法治指标与人均GDP的关系,我们发现两者是正相关的。当然我们不知道里面的因果关系,只知道越发达的国家,对应的法治程度越好,越落后的国家,对应的法治程度越低。中国基本上是在回归线的稍微偏下一点点。

  图四  法治指标与人均GDP

  
  再看腐败感受指标与人均GDP的关系,中国的数据在回归线上。

  图五  腐败感受指标与人均GDP
 

 
  再看基尼系数与人均GDP的关系,这就是“库兹涅茨曲线”。中国在这个里面是略在曲线的上面一点点。

  图六  库兹涅茨曲线:基尼系数与人均GDP

 


  这三个图表示,虽然中国目前有许多问题,很多制度不健全,但是同其他国家相比,它们大致同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和发展水平是相一致的,并不特殊。这一个观察很重要,因为很多的国外的经济学家、政治学家、评论家,经常会抓住中国发展中间的一些问题,就很快得出结论,说中国经济即将崩溃。我想这些问题多数是对的,比如腐败的问题,收入差距的问题。但是我们的分析说明了,从国际比较看,在目前,中国的问题并不是这么特殊。

中国经济成功的原因并不特殊
  
  中国至今为止取得的成就是非常不容易的,特别是作为一个转轨中的大国,这里面有非常复杂的因素。但是在我看来,其基本推动力是三条并不特殊的经济的根本规律:一是把激励搞对,二是让市场起作用,三是实行对外开放,前两项正是改革的内容,后一项正是开放的内容。所以,我们纪念改革开放30年是有道理的。

  根本规律之一是把激励搞对,这也是构成了改革的两条主线之一。把激励搞对有很多种形式,比如放权让利是一种形式,承包是一种形式,产权是一种重要的形式,公司治理是更为复杂的形式,但是所有这些最终都体现成一种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是为了为经济人提供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激励。我们强调产权,强调制度安排的作用,最终它体现在把激励搞对上。在中国的改革中,把激励搞对不仅是对个人的激励,家庭的激励,对企业的激励,也包括对政府的激励。我们不能否认地方政府积极参与地方经济的发展,是中国经济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把激励搞对应该说在中国体现得非常清晰。

  根本规律之二是让市场起作用,这也是改革的主线之二。什么是让市场起作用?就是用看不见的手,即由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决定的价格,来引导资源配置。这里面也是有不同的实现方式,比如中国曾经采取的价格双轨制,看上去离标准的市场有距离,但是在边际上确实是起到了有效的资源配置的作用。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产品市场,资本市场,虽然每一个市场发展的程度是不一样的,但是都在发挥日益增长的作用。我特别想提到的是,中国到目前为止有世界上最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它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根本规律之三就是实行对外开放,这是改革开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趣的是我们发现中国的对外开放的程度往往超过对内改革的程度。比如,我们发现在衡量自由贸易程度时,中国同最开放的国家比较接近,而其他反映对内改革的指标,中国大概在中等位置。中国的外贸总额与GDP之比2006年大约在66%左右。虽然香港、新加坡超过100%,但是它们是小国。大国的这一比例自然比较小,因为省和省之间的贸易不计入国际贸易之内。美国进出口总额与GDP之比是是25%左右。我们可以看到,开放与改革相比,我们的开放的力度比改革要大。

对中国经济未来走向的判断

  如果说过去30年中国取得的成绩是在30年前没有预料到的话,那么今后30年将会比过去的30年有更丰富多彩的结果,但是也将会有更多的不确定性。

  这种不确定性是基于三条主线上。第一是在发展这条主线上。过去的30年,中国从一个低收入国家变成了一个低中等收入国家。在未来的30年,中国将从低中等收入跨越世界平均水平而成为高中等收入国家,尽管还不是一个富裕的国家。第二是在改革这条主线。我们经济体制改革在未来30年将从初步的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到基于法治的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第三是在开放这条主线上。中国经济将从部分开放的经济发展到融入全球的经济。

  这三条主线中的任何一条,我们都会想到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

  首先,发展到高中等收入国家意味着多数人数将成为城市居民,而不再是农村人口,意味着多数人口将成为中等收入者,这正是十七大提出的希望在2020年达到的目标。而大量的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间会出现很多困难和挑战。

  第二,我们的市场经济要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经济改革不能倒退或停滞,制度水平要与经济发展同步。经济学家们对一些倒退停滞的迹象表示了忧虑,对改革进一步发展的动力表示了担忧,所有这些都是在向我们说明,进一步改革的难度相当大。最后,经济体制改革同政治体制改革如何协调推进?这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三,我想最具有挑战性的一条,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开放的大国,如何融入全球经济。中国是继美国之后的第一例崛起中的开放大国。虽然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是开放的,但它们不是大国。前苏联是一个大国,但谈不上开放。那么在100年前美国超过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国家,也是开放的大国以后,中国将是第一例正在崛起的开放大国。

  中国作为一个开放的大国在全球经济中如何调整自己和如何影响世界,将是未来三十年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这其中中国将会经历不同于许多国家和地区,甚至也不同于美国的历程。这里会有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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