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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农业“走出去”金融支持模式研究
  2015年06月28日    杨易

  提要: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审时度势,科学分析国内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国际战略思想和外交方策。“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亚投行等的建立,标志着我国将逐渐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发挥实质性作用。在此过程中,农业将始终是争夺全球话语权的重要领域。农业“走出去”不仅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战略需要,同时已成为了重要的外交资源。所谓“穷兄弟需要我们帮助其发展农业,富朋友需要我们买他的农产品”,客观上为提升中国各类倡议的国际影响力提供了重要的砝码。

  当前我国农业“走出去”发展忧喜参半。随着我国对外投资的快速发展,农业“走出去”也进入了一个高速增长期。从2011年开始,中国非金融类农业对外投资的年均投资增长量为12.54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48%,远高于全行业14.3%的平均增幅。金融类的农业对外投资增速更快,呈现出井喷式的增长。2010-2014年的涉农海外并购多达185亿美元,远高于2010年的存量值20.29亿美元。

  与投资快速增长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农业对外投资占总体对外投资存量比重仍然不到1%,与农业作为基础产业的地位不相符,也与其他大国建立全球利益的产业投资结构有较大偏差。在下一步加快推进农业“走出去”的过程中,强化金融支持的作用非常重要。其一,相对于国内来看,境外的农业投资生产规模大,更加重视产业链关键环节(如收购、仓储、加工、物流、分销)的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不仅周期长,不确定性也更强。需要多样化的投资工具,更为复杂的风险管理。其二,农业较其他行业敏感度高,“走出去”起步晚,涉农企业对境外资本运作不熟悉,抵押担保难度大。这些特点决定了,农业“走出去”更加需要金融工具的支持,更需要注重金融支持模式的创新和金融服务的引导,破解“资金融通”的瓶颈问题。

一、传统金融支持农业“走出去”模式面临困难

  (一)融资需求增长与跨境金融服务滞后的矛盾凸显

  一是融资需求增长与抵押物估值低的矛盾。问卷调查发现[2],90%以上的企业把资金列为境外投资过程中最主要的需求。融资过程中,银行通常需要企业将国内土地、厂房作为抵押,一般只能以评估价值的30%至40%进行放贷,如有担保公司出具担保函,可将贷款额升至80%。但政府性担保公司担保费用一般为贷款的4%,民营融资担保公司收费更高,且一般还要求贷款企业存入15%左右保证金,增加了企业贷款成本和融资难度。二是对外投资轻资产化与重抵押物的矛盾。一方面,企业在实施投资并购后负债率迅速上升,金融机构往往因其负债率过高而降低贷款额度。另一方面,对外投资企业倾向于通过设立平台公司引入多个企业“合伙”模式,以降低自身的资金投入,但单个企业所占的资产下降,导致从银行贷款的融资手续更加复杂且有效抵押物不足。

  (二)融资“难”问题比融资“贵”更突出

  融资成本高是各行业投融资的老大难问题。但调研中发现,许多成长性和获利能力非常好的项目,完全有能力用现金流负担当前融资的成本,但却止步于各种融资门槛。鉴于产业特点和企业实力方面的因素,农业“走出去”在实践中面临的融资难问题相对更加突出。一是政策性银行的贷款难。截止2014年年底,农业部共向进出口银行推介346个(642亿元)对外农业合作贷款项目,批贷项目86个(227.2亿元),其中仅12个境外投资贷款项目获贷,贷款总金额24.78亿元,仅占获贷资金的10.91%。这些项目推荐之前已经从产业导向考虑进行了一轮筛选,否则获贷比例将更低。二是商业银行的贷款难。在被调查的企业中,涉及境外投资项目企业获得过商业银行贷款寥寥无几,普遍原因是“走出去”企业缺乏有效抵押担保标的难以符合贷款条件。三是金融市场的直接融资难。中小规模农业企业从金融市场直接融资的难度也很大。调研过程中,广西某木薯淀粉公司负责人表示[3],曾多次向风险投资公司寻求直接投融资,但由于对方提出需要共享的收益率大幅压缩了企业的直接利润空间,融资计划未能达成。

  (三)政策性银行贷款品种未与多元化融资需求匹配

  一是融资门槛没有相对优势。政策性银行作为支持农业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国家“走出去”战略的直接实施者之一,提供的贷款比商业银行更具优势,如利率低(根据项目和贷款品种低2-3%)、期限长(重大项目可达10年以上),获贷后资金使用和还贷程序较为简便等。但在配合执行国家战略时,在面临国家对金融机构的硬约束方面并没有特殊待遇,风控等方面的要求并不比任何商业银行低,这对发挥战略导向作用和满足企业融资需求带来了挑战。二是贷款品种未能匹配企业多元化融资需求。据调查问卷显示,64%的企业希望政策性银行加强结算环节业务和服务,84%的企业希望政策性银行加强融资贷款服务,72%的企业希望可以获得更多信用担保服务。由此可见,政策性银行针对农业行业的贷款品种、支持手段相对单一,多元化金融服务方式尚待提高。

  (四)企业抵押资产、信用资源未能有效联通

  农业企业“走出去”时投资风险增加,其融资需求必然发生新的变化。一是外汇货币政策的变化影响境内外的资金使用。企业“走出去”投资的所在国多为外汇管制国,阻碍自由多边结算体系的形成,境外公司资金盈余时不能及时归集到母公司,短缺时母公司不能及时给予帮助。二是国内已有信用资源未能成为融资担保的重要参照。国内金融机构对于国内母公司的信用评级未能在境外推广和接受,导致金融机构很难参考这些信用资料为境外新公司建立信用记录,制约了境外公司(控股公司)的融资能力。

  (五)企业利用市场手段和金融服务规避风险的能力不足

  第一,企业运用有偿金融服务手段规避风险意识不强。“走出去”企业在对外农业投资中,对于如汇率汇兑、利息双重征税等风险先期考虑不足,运用有偿风险管理手段(如掉期)金融风险防范意识不强。第二,一些中小规模的农业企业,在面对境外投资体量和预期风险较大的项目时,均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但又不愿放弃境外发展机会,只能变通地选择与国内其他有实力或者产业链互补的企业“联姻”的方式抱团出海,“抱团”企业经营内容和方式相似性较大,致融资渠道和风险分担机制难以常态化。第三,企业在寻求投资地区和项目时,倾向于选择经济发展和法律健全程度低于中国的国家,如柬埔寨、缅甸等地,在面对投资“诱惑”时忽视了违约风险。农业投资除了本身的弱质特点外,还附带对外投资不确定性以及由此增加的隐形成本。

二、创新支持模式构想

  为更加全面地考量农业“走出去”的创新金融支持方法,本研究从两个角度开展了一系列的调查和访谈交流。一是与政策性银行、国有银行和民营银行等代表性金融机构开展广泛座谈[4];二是开展对典型省份“走出去”企业的座谈和问卷调查[5]。在此基础上,结合近些年对农业“走出去”领域的研究成果,我们提出了创新金融支持模式的建议。模式创新从参与主体、管理模式、援助结合投资、项目流程等角度进行思考,以期对金融机构支持农业“走出去”以及涉农境外合作的资金融通提供参考。

  (一)参与主体:成立市场化的农业对外投资产业基金

  由“走出去”主体参与共同设立专门的农业对外投资产业基金,加强非传统借贷业务对农业“走出去”的支持力度。初始资金可由财政资金出资,引入金融机构、以及中粮和中投等实业和大型投资企业,其他部分可以广泛地吸收社会资金,并由一个市场化的管理公司发起成立。对于贸易为主的农业企业,可以实行无抵押担保,以股权投资和债券委托贷款给企业,将企业的产供销链接起来。对于境外投资型的企业,通过股权的方式将资金注入,参与部分经营管理,可满足企业资金需求,规范公司治理结构,同时调动社会资金的积极性。基金用途主要有三方面。一是支持海外并购,为大型企业的融资提供资金支持;二是支持境外园区建设,鼓励企业“抱团出海”开发建设合作园区;三是用于保理基金,增加对外投资基金的可持续性。

  此模式的突破在于:第一,打破传统的信贷方式进行融资。用股权的方式直接注入资本金,一般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共同控制风险。第二,更加符合农业对外投资产业运行周期。产业基金开展股权投资可以突破一般借贷的时间期限,且有利于全方位、全产业链支持,可更为有效地规避各环节各环节的资金衔接风险。第三,具备发债的功能。目前传统银行借贷的推进面临很对困难,走投行路子的趋势明显,设立农业对外投资产业基金是有益的尝试。第四,降低企业资产负债率。可有效调节企业的可用资金结构,降低企业对于海外经营项目的出资率,提高信用等级和经营效率。

  (二)援助促投资:构建援贷投结合的平台公司模式、外储资金直用模式,加强农业援外和产业项目的互换

  我国的对外农业援助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对外投资部分流向援助基础较好的地区,且农业对外投资还涉及基础设施建造等问题,需灵活使用援外资金和政策,探索国家援助、基金投资、银行贷款间的协作方式。

  构建援贷投结合的平台公司模式。借鉴中国与新加坡合作推进苏州工业园、吉林中新食品区的管理模式,引入多级政府协调机制,从政府层面就资源抵押及授权开发、基础设施规划及委托代建、财税优惠政策、信用增级等难点问题通过协商机制达成共识,并由作为执行层的“平台公司”负责资源开发、设施建设、融资及还款等,实现“借、用、管、还”一体化运作。

  构建中国外储资金直接投资农业基础设施的机制。除借力丝路基金外,还可以探索发挥现有援助资金、中投公司资金混用等有效方式。第一步,向中投公司注入外储资金。由中投公司经尽职调查和风险收益分析后,将部分外储资金注入央企或具有一定规模的民营企业,再由企业向前述“平台公司”注资并获得其股权,通过此途径解决中国企业海外股权投资的外汇资金来源问题。第二步,中投公司通过两种方式注资金融机构,主要解决国内金融机构向“平台公司”提供大额外汇融资的资金来源问题。一是根据资本金补充需要,直接向金融机构注资适量资金(增持股本),再由金融机构将其用于向“平台公司”发放贷款;二是由中资公司委托银行向投资对象国“平台公司”发放贷款,投资公司直接持有债权、获得相应收益,并支付管理费,银行以机构整体信用提供还款保障。

  促进援外项目与农业产业项目的结合。在已运营和在建的援外项目基础上,积极引导中资企业开发、培育大型农业产业化项目,实现援外项目向产业项目的转化,开拓农业“走出去”的快通道和新方式。对于在境外获得国内金融机构支持、成功实施“走出去”的企业,可优先承建援外项目,利用企业“走出去”的经验与成果,支撑援外项目长期可持续发展。

  (三)建立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模式,打破境内外融资阻碍

  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业务是指跨国企业集团根据自身经营和管理需要,在其境内外的非金融成员企业间开展的跨境人民币资金余缺调剂和归集,实现集团财务管理的目标,属于企业集团内部的经营性融资活动,境内外企业均可以根据自身经营和管理需要通过该平台统筹调度资金余缺。在部分“走出去”企业较多省份或是自贸区内,引导企业开展跨境人民币双向资金池业务,便利企业在境内外进行资金的双向调拨。以往跨国公司境内外资金的划拨和流动,必须提供用途证明,由金融管理部门逐笔审批。创新这一模式后,符合条件的企业可以根据自身需要自主调配境内外资金,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四)设立政银结合财政支持项目双选模式  
 
  设立政银结合双选项目就是由农业部推荐项目,并与多家银行进行开放合作,强化企业和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农业部把关项目的产业方向、技术可行性,明确补贴措施,金融机构研判项目本身风险控制和收益情况,在一定范围内形成竞争性的市场化选择环境。

  具体的操作方式:第一步,农业部按国家政策制定项目评价标准,选定多家政策性和商业银行作为合作伙伴,对融资补贴的方式和比例进行约定。第二步,境外涉农企业向农业部申报项目,农业部请按照同时符合国家战略和商业利益的标准进行审核评估价格,筛选出优先支持的项目推荐给签约银行。第三步,签约银行与企业项目进行双向选择,签订合同后向农业部报备并定期报送贷款余额。最后,农业部按各签约银行在项目清单内的加权贷款余额拨付补贴。此种模式将建立一种多对多的银行与企业间的互选模式,形成一种竞争性安排,不仅能为银行和企业提供更多合作机会,还能防止补贴扭曲利率,促进金融服务的改善。

  (五)政府和市场主体协同完善风险分担与补偿模式

  第一,政府建立农业境外投资的损失补偿金制度。在做好贷款项目征集推荐的同时,及早建立对外农业合作项目贷款贴息、保费补贴等配套措施,降低企业融资贷款和风险控制成本。第二,建立一体化的海外投资保险、税收和贴息风险补偿机制,优先资助有利于转移对国内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有带动作用的投资。同时,金融机构丰富金融产品,提供更有效的风险规避机制。根据“走出去”企业的类型、投资对象国、投资类别等定制个性化的融资方案,并在整流程提供全方位的一站式服务;适时的与投资对象国机构进行合作而多元化融资来源。

三、政策建议

  加强金融支持农业“走出去”,不仅需要在模式方面的创新,还需要从宏观层面优化制度保障、机制推进、部际联通和机构合作,,促使新模式的应用和落地,真正让创新的模式惠及农业“走出去”主体。

  (一)落实部级合作机制,搭建政府间合作平台

  在政府间合作高级委员会或混合委员会下设置农业合作联委会、农业分委会、农业工作组会议等形式,将涉及双方共同关切领域的、具有良好可执行性和发展前景的农业合作项目纳入政府层面合作框架中,为双边农业合作项目搭建政策平台。联通政府和金融机构,继续加强农业部与政策性银行的合作,推动政银部级合作机制在省级层面落实,更好地利用双方优势满足企业境外农业合作项目的融资贷款需求。

  (二)推动机构业务创新

  在农业对外合作部际联席会议框架下,政府和金融机构保持密切沟通,共同研究可细化的贷款支持方向。充分利用政策性金融机构资金规模大、贷款利率低、还贷期限长、贷后用还款流程相对简便的优势,结合商业性金融机构业务渠道丰富、服务对象广泛、贷款品种灵活等特点,以及私募基金投资方式灵活、咨询服务专业等特征,积极推动业务开发与创新。如在已有业务品种中细化出农业领域,制定符合农业企业规模和农业产业环节特点的申贷条件、贷款金额和期限等。在贷款抵押担保条件、风险控制要求等方面考虑农业种植、养殖、渔业等不同行业领域和生产、加工、流通等不同产业环节的特点,考虑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相对其他行业企业资产和资金规模偏小的现状,创新出有针对性的抵押担保和风险控制条件。

  (三)构建政银企大型并购案例应急行动机制

  当前,全球农业跨国并购风起云涌。孟山都等上游跨国农化巨头及ABCD等大型下游粮商的驱动的全球兼并重组,往往能对全球农产品市场格局产生重要影响。在此过程中,主动抓住并购机遇,将有助于我国企业在种子、农化、粮食贸易等关键领域实现大跨步提升,快速提升合作层次和市场话语权。建议从国家战略需要出发,建立政银企大型并购案应急行动机制,机遇到来时,能在及时预判风险、合理估值的基础上,迅速组成战略联盟,合力出击。

  (四)建立配套支持制度,降低企业贷款和风险控制成本

  从农业部门角度,做好贷款项目征集推荐的同时,更应积极创设政策,争取资金,建立对外农业合作项目贷款贴息、保费补贴等配套支持措施,降低企业融资贷款和风险控制成本。考虑到补贴政策的合规性、资金使用的效率性和发挥有限补贴资金的杠杆效应,同时最大限度调动金融机构放贷的积极性,建议先通过直补放贷或承保金融机构的形式,间接支持获得政策性金融机构贷款或投保政策性保险机构的项目企业。

  (五)强化政府公共服务,为“抱团出海”提供支持

  部省两级农业部门应充分利用与目标国的已有合作机制,通过两国的政府间行动,为企业“抱团出海”解决问题、提供便利。企业采取“抱团出海”整合资源的方式规避风险,农业部门在支持时应及时准确提供目标国或区域的关键信息,如农业资源禀赋、农业生产条件、人文社会环境、涉农法律政策、农业投资与贸易壁垒等;可以考虑利用财政专项资金(如农业国际交流与合作项目),支持企业委托专业机构进行项目可行性论证,做好风险预测和管控,提升“走出去”质量和效益。

注:

[1]本文为中国农村金融论坛内部课题“创新农业“走出去”金融支持模式研究”的报告简本,课题负责人为农业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主任杨易。在2015年6月28日的中国农村金融年会暨第10期闭门研讨会上,农业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副主任冯勇就本文发表了主题演讲。

[2]此部分的数据与分析结果来自2015年5月农业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与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开展的金融“走出去”专题调研,实地走访了广西、四川的15家农业走出去企业,发放问卷15份,回收12份,回收率80%,以期更有针对性的了解银、企双方对贷款的具体要求和需求。

[3]此部分的数据与分析结果来自2015年5月的金融走出去专题调研,实地走访了广西、四川的15家农业走出去企业,发放问卷15份,回收12份,回收率80%,以期更有针对性的了解银、企双方对贷款的具体要求和需求。

[4]座谈会的成员包括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平安银行、民生银行、中粮集团、中农发集团的部门负责人,对任万鹏、姜国栋、安静、武建洲、赵延河、严国辉、张赫、顾善松提出的宝贵意见表示感谢。

[5]为更有针对性的了解银、企双方对贷款的具体要求和需求,调研组于2014年5月广西、四川两省的15家农业“走出去”企业进行了走访,包括上市公司、国家级和省级龙头企业、中小企业等不同规模的企业,共发放问卷15份,回收12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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