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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金融创新与农业“走出去”
  2015年06月28日    圆桌讨论

圆桌时间:2015年6月28日

圆桌参与嘉宾:

  夏 耕  中国农村金融论坛特邀嘉宾、山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段应碧  中国农村金融论坛顾问、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
  尹成杰  中国农村金融论坛顾问、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
  李振江  中国农村金融论坛成员、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
  宋洪远  中国农村金融论坛成员、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张红宇  中国农村金融论坛成员、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司长
  张晓山  中国农村金融论坛成员、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学部委员
  李伏安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渤海银行董事长
  张承惠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特邀成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
  郑京平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特邀成员、国家统计局副局长
  唐 宁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宜信公司创始人、首席执行官
  刘建国  中国农村金融论坛特邀嘉宾、中非发展基金市场部资深经理
  尹艳林  中国农村金融论坛特邀嘉宾、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经济二局局长
  张 勇  中国农村金融论坛特邀嘉宾、中粮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
  严国辉  中国农村金融论坛特邀嘉宾、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战略投资部副总经理

圆桌主持人:

  王海明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秘书长

 

农村金融形势的新变化:金融杠杆的作用将更突出

  主持人:本次农村金融论坛年会的主题之一是农村金融的创新,创新应立足于新形势。近年来农村金融出现了什么新形势,使得金融创新的紧迫性大大提高?

  尹成杰:此次年会的主题非常好,现在也正处于研究农村金融创新与发展的关键时期。这几年,我国的农村金融改革和发展比较快,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支持力度在不断加大。主要体现在:一是总体上不断完善农村金融的政策支持体系。二是农村金融机构的条件建设和支农能力在不断增强,比如农业银行成立了“三农”金融事业部,想方设法改革创新为农业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支持。三是农村可供抵押担保的财产的范围,随着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的改革和农村改革的深化,也在不断扩大。四是各银行都在努力为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进行创新,并取得了一些成果。

  所以近些年来农业的发展、粮食的增产、农民的增收、农村环境的治理和改善,与金融的大力支持是密切相关的,成绩也很突出,另外也积累了一些经验。

  李行长的发言虽然简短,有两句话我印象很深刻,一是他讲到农村金融是中国金融的一个大问题,这个判断非常深刻,指出了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的重要性、紧迫性和艰巨性。同时,李行长还讲到农村金融的发展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夏省长也讲到,农村金融与其它方面的金融相比更容易发生风险,段主任讲了农村金融如何从体制和机制上更适应“三农”的需要。这些判断都是我们探索农村金融改革和发展的一种思想上的创新,我非常赞赏。

  张红宇:农业部经营管理司长期和农村金融、农村合作社打交道,我结合今天的主题谈些意见。

  我们应该深刻把握近几年农村金融的形势变化。最近几年,无论从国内还是国际来看,经济、金融形势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内讲国民经济进入“新常态”,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改革进入深水区,各方面都有新的特征。“四化”同步关键在于如何克服农业现代化这块短板。5月27日,习总书记在浙江召开的华东七省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上提出了“十三五”时期经济发展的十大任务,第五条就是同步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薄弱环节是农业现代化。要着眼于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走出一条集约、高效、安全、持续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从这个角度来讲,金融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在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经济增速放缓,财政收入也在放缓,近年来保持各项补贴总量只增不减的态势下,补贴的方向也在调整,通过四个试点省,聚焦农业综合补贴,粮食直补和良种补贴,存量加上新增部分,大约共30亿元,向新的经营主体进行补贴。补贴的增量显然还在增长,但是增幅相对于往年有所减弱。如何支持农业发展?这个空白由谁来填?金融的杠杆作用越来越明显,我在调研过程中也发现,很多新型经营主体表示,相对于几千元或上万元的补贴,更希望在金融产品供给、服务供给方面有更多的选项,特别是通过产品撬动金融资本,实现金融供需之间的平衡,这是新型经营主体的企盼。

  从国际角度来看,最近几年,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各个国家也在相应调整农业政策,大趋势是逐渐减少对农业的直接补贴,同时充分释放金融对农业的支持作用。美国这两年最大的变化就是加大政府对农业保险相关的政策支持,通过农业保险来规避大型农业企业包括农场的经营风险,提升其农业的全球竞争力。

农村获得信贷支持的满意度依然不足?

  主持人:农村金融面临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与挑战?

  张红宇:从90年代开始,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12年都在呼吁发展农村金融。包括央行、银监会、各大金融机构在内,从商业可持续或政府行为角度来讲,确实都希望在农村金融方面实现一定的突破。最近几年,农业部与人民银行、农业银行、相关保险公司和各大专业公司,签订了若干项战略性协定,其目的是帮助各大信贷经营主体,包括产业化经营组织以及普通农户更容易地获得信贷支持。

  这个过程趋势是向好的,但目前在现代农业发展中仍然感觉到农民包括新型经营主体对资金的需求满足度依然没有明显的提升。农业部经营管理司对农业产业化企业进行管理,全国共1247家国家级龙头企业,国字号的龙头企业现在的信贷满足度约为70%,省级龙头企业满足度大约为50%,一般的小型产业化经营组织、加工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农民获得贷款的满意度相差不大,约为30%。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确实是非常现实的考验。

  此外,近年来金融供需之间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非常值得关注。去年年底,农业部部长与相关金融部门就相关问题进行了座谈,座谈会折射出三方面信息:(1)农民,特别是信贷经营主体,对金融的需求正在由过去的分散、小额、短期,逐步向长期、大额、集中演变,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一般农户的需求仍然存在,但需要更多地考虑如何满足新型经营主体的贷款需求。(2)过去单一的信贷金融供需形势,越来越演变为多重金融需求。比如农民对获得有效贷款之外,对其它金融工具、金融产品也充满了希望,比如金融租赁等。(3)单一实体金融正在逐渐演变为包括互联网金融在内的金融形式,最近我了解到阿里巴巴、京东、宜农贷等都在探索满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金融需求。我特别欣赏刚才段主任提到的金融产品问题中包括人的问题和信用体系建设的问题。

  尹成杰:当前,很有必要对农村金融面临的新挑战和新矛盾进行清醒地分析和把握。我认为当前农村金融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不同以往,甚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艰巨和复杂。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农村金融,但是农村金融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来自什么方面?一方面来自于国内金融和国际金融的发展。另一方面农业发展面临的挑战和问题必然要传递给农村金融,因为这两个问题也是密不可分的。

  当前,农村金融面临什么挑战和风险?分析这一问题,首先要分析当前的在新常态下,农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是什么。农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会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传递给为三农服务的农村金融机构。

  这些风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农业的价格天花板和成本地板越来越高,国外农产品的价格如此低,导致国内农业生产者竞争力下降,成本越来越高,同时资源和环境这条线的约束越来越大。在这样的情况下,农业发展面临的困难必然会传递给农村金融。

  二是农业贸易的发展和国际农业的自由化竞争在加剧。大量农产品进口,甚至有不少品种的农产品大量走私,必然对我国的农业产业形成冲击,比如对种植业、养殖业和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的影响非常大。这些影响势必会传递给农村金融。

  三是农业是宏观调控最基础、最直接的承担者。比如前两年国内玉米生产不足,所以进口速度加快。从这两年来看,玉米生产又显得多了,所以现在有人提出能否压缩玉米产区的玉米生产,调整生产结构。像东北这样的主产区,这几年农业财政政策、金融政策方面,都在大力支持玉米这一支柱产业的发展,如果进行调控,玉米产业的发展势必受到影响,也同样会传递给农村金融。前几年玉米生产短缺时,曾经规定在玉米主产区不准开展以玉米为原料的加工企业,当时玉米主产区提出意见,认为这样会把加工的利润留给非玉米主产区。而现在玉米生产过剩,就压缩玉米产量,这样的调控使得玉米主产区在产业布局、产业加工企业的发展方面,必然要有一个新的格局和变化,同样给农村金融也会带来一些影响。

  四是由于政策和制度的限制,农村金融面临普遍缺少可供担保的有效财产。刚才段主任也讲到,农民究竟拥有多少可抵押物?农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问题,由于受法律规定的限制,不能用于抵押,这也是农村金融发展面临的一个挑战。

  最后一个问题,现在农村的信用体系正在发生较大的变化,刚才李行长也讲到,从人口来看,农村人口在快速流向城市,城乡一体化是一个大的发展趋势。但是在农村出现了什么问题?如果要发放贷款,信用体系如何建设?现在农村面临着村委会和大部分村民长期分离的问题,大部分村民到大城市打工,在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没有户籍的人口数量是有户籍的两倍,农村人口在逐渐减少。集体经济组织和大部分成员分离,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和老人、孩子,也是长期分离的。在此情况下,如何重建农村的社会信用体系?这也涉及到农村金融的一个发展问题,以往传统的以血缘、姻缘和亲缘为基础的社会关系,正在发生新的变化。所有的这些问题使得农村金融的发展面临新的挑战,而这些新挑战要求我们从农村金融的体制、机制和产品的品种、服务方式上进行改革和创新,不断适应农村的发展和需要,提高服务水平。

  李伏安:夏省长介绍了山东农村金融的实践情况,实际上山东是全国农村金融在各个方面积极努力的一个典型代表,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现在农村金融变化的情况,段会长和尹部长的评价也非常专业、到位。

  刚才段会长讲到,当前的金融不太适应中国农村经营发展的实际需要,从这个角度出发,我谈几点想法。

  我在河南银监局工作了三年半。河南的农业发展是一个大问题,其农业模式在中国也是比较典型的。中国的农业生产模式、农业经营主体形式能否对中国现代化,或者对全民进入小康社会起到有效支撑作用?我认为,目前这种以小农为主的传统农业模式,尤其是南方的农业模式是无法支撑的,但是中国的地理结构、自然结构又决定了长江以南地区,以及东北平原、华北平原以外的地区很难实现规模化经营。因此,一方面中国的金融要向农业的特点靠,另一方面中国的农业也要向现代农业靠,这样才能使双方找到更好的结合点。传统的农业经营模式在国际上是没有竞争力的,中国农业的发展还是要靠自身,但是现在国际市场对中国市场价格的边际影响很大,中国自产的粮食对价格的影响是稳定的,真正的价格波动因素往往是国际上的进出口。

  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总量是我们自己控制,但是国际市场价格对我们的影响非常大,接下来中国农业“走出去”的影响会进一步加大。而且农业和工业是互换的,发展中国家新兴产品换回来的只能是农业产品,不然贸易无法平衡,这又会冲击我们的农业市场。所以中国的农业生产模式不与国际竞争是不可能的。现在农村的小额贷款、村镇银行是针对中国,尤其是小农村、小农业特点进行的金融创新,但是能否解决中国金融业支撑现代农业发展的问题,应更多从农业生产模式、经营模式现代化,以及参与国际化竞争的角度来讲。尹部长讲到的牛肉问题是很典型的例子,当前的中国农业生产模式不可能支撑我们同欧洲大的养殖业和奶粉业竞争,最后农业风险肯定要由金融承担,由国家补贴,结果是进一步使得这些农业生产模式无法得到改进。

农村金融创新需要鼓励多元化?

  主持人:如何才能推动农村金融的创新?山东的试点有何经验可供借鉴?

  张红宇:在新形势下,如何实现金融供给和需求的平衡,确实需要在机构创新、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方面继续做好文章。刚才山东省的同志讲到,包括经营权质押等方面的问题,最近几年的探索很多。我在政法司工作时,包括枣庄等地,在探索经营权抵押时,其实农民的行为包括金融部门的行为都是非常理性的,我们曾经担心经营权的抵押包括房产抵押会出现“后遗症”,担心难以收回经营权或房屋,形成社会矛盾,同时也担心无力偿还贷款后,金融部门面临压力。如何处置相关产权?农民是否有着落?这些都是我们担心的问题。但是从相关试验区的情况来看,可以做到规避相关风险。比如农民经营权抵押问题,首先抵押有年限限制,作为农场主或农业大户,承包了1千亩,承包期限为10年,只能抵押3年或5年,且只能抵押3百亩地,我认为这些创新都非常有意义,需要不断总结和认真盘点。

  李伏安:现在农村金融创新更多谈的是机构和产品上的创新,但是中国农村金融改革创新有很多角度。当前一些政策,比如对支持“三农”发展达到一定规模的银行可以降准,但是像我们银行,由于网点只设到省会城市,因此在支持“小微”和“三农”方面都达不到标准,享受不到政策优惠。而且,不是每一家银行都能渗透到农村去,在农村比较多的是邮政储蓄银行,拥有大量存款。此外在农村的银行存贷比都比较低,例如在河南周口这一典型农业地区,存贷比只有9.9%,其余贷款都投向了别处,在这样的地区,降准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而是农业贷款需求及消化量与传统以家庭为主的生产模式没有形成互动。反过来,进行现代化改革、规模化经营的农业地区,对农业贷款的需求量很大,对技术、农药和现代管理的需求量非常大,而农信社又不支持这部分贷款,甚至我们国家也没有把这种科技研发和规模化整理的贷款列入农业贷款统计当中,也就更谈不上所谓对“三农”的支持还可以享受降准的优惠,只有纯粹的农业种植、养殖才计入“三农”贷款。

  我认为,农村金融创新应该鼓励多元化,但是市场化和国际对接是创新必须把握的环境,完全简单地靠政策补贴,或者靠政策的强行限制和诱导,不能让市场更好地发挥作用。农村金融创新是一个非常复杂、多元化的问题,尤其是近三五年农村金融的创新不乏成果,变化很大,但是总体感觉,现在中国农村金融更多是对接的问题,结构调整可能更重要。如果东北平原、华北平原发展大规模的农业经营,可以把整个中国的农业主体支持起来,那么小丘陵地区和小耕地就可以少耕或者不耕,或者变成山地、林地。农村金融创新,不能简单地多设立金融机构和品种,尤其现在提出要发展真正的农村合作社。改革开放前后60年,曾经多次发展农村合作社,每次政府动员一大批人,设立一大批机构,最后却又遗留一大批问题,农行多次收购兼并这些机构。因此不能简单提出合作金融的模式,更需要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思考。

  所以我们在政策上要把这些问题想清楚,从宏观政策到监管政策、考核政策,可能这些方面的创新更重要,更能找准问题、解决问题。

  张勇:刚才很多专家、领导提到了农村金融创新中的贷款环节,但其中的困难不止于表面,还要依据实际的情况来看。农业需要资金是毋庸置疑的,资金需求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分散的农户,二是正在成长中的规模性合作社或大型农场。对第一类主体,通过建设信用机制可以解决问题,对第二类,我们则基于产业的发展拿出解决方案,例如刚才提到的农舍综合服务一体化,我们就是用综合的手段,整合农舍管理、粮食收储等一系列主体链条,将其打造成一个综合的服务模式。我们向合作社提供资金,合作社要按照我们的要求进行种植和销售,从金融角度切入整个链条,降低金融风险。当然,由于农地的资本属性不足,规模化经营不够成熟,这一模式还存在很多问题。

  郑京平:首先,发展农村金融应该分析清楚目的,有两个方面需要考虑:一是需求,二是制约条件。在此基础上,创造供给才能有效。这里的需求,指的是经济学意义上的需求,和实际上的需求有所不同。在制约条件方面,现在是否还是小农经营和市场化之间的矛盾?普惠金融和农村金融,是支持企业化的农业,还是支持小农的农业?企业化的农业(比如大农场)现在不存在太大问题,因其有还贷保证,银行甚至还会主动找上门来。而且,中国地大物博,发展极不平衡,各地的农业金融需求是非常不同的,只有诊断清楚真正想做什么,金融产品的设计才可能有效。

  其次是怎么做,也有两条思路:一种是维持现状,即在现有生产经营条件,以及农户需求和制约条件下来做;还有一种是改变现状,把小农模式逐步转化为规模经营。如果维持现状,现在这种小农经营和市场化之间存在矛盾,造成的结果是农村金融一定不会盈利。那么由谁来做?一类是政府,即政策性金融,另一类是“雷锋”,即在外地赚了钱的大老板回到家乡设立一个基金会来扶贫。当然,有些地方在探索设立专业互助合作社,合作社有的可以做,有的也很难。我认为,合作社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人员不能多,规模太大不好管理。二是需求要拉开档次,如果将同质的农户组织起来,互助合作社是起不了作用的,比如合作社社员同时都需要种子,或者化肥、机耕等等,这时谁互助谁?而结婚、生子这类需求是可以区分开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的创新一定要有针对性,盈利的由商业机构来做,非盈利的就由政府和“雷锋”做。“雷锋”可以倡导鼓励,政府则要按照市场化的方式去运作。

  在这方面,山东进行的市场化探索是比较好的。信贷担保、农业保险、期货都是市场化运作,原则就是政策性的支农也要尽可能市场化,引入竞争、风险意识,只有这样才会有效。比如政府设立期货市场、政府帮助农民购买农业保险、政府扶持一两家种子公司竞争,让农民免费拿到种子以及免费学习农业技术等等,这才是最好的金融支农。

更好适应农村多层次的金融需求

  主持人:创新是为了更好地适应农村的金融需求,农村的金融需求都发生了哪些变化?与金融机构所设想的有何偏差?在实践中有哪些案例可供参考?

  张承惠:农村的金融需求发生了变化。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因为政策的支持,农户小额贷款(5万以下的贷款)的难度在下降。但是5万以上的大额贷款,特别是中长期贷款,还是非常难。比如做大棚或者专业养殖的农户,一年以内不大可能收回成本。二是,由于缺乏抵押担保,家庭农场的贷款比较难。我觉得最近几年推行的抵押担保政策效果不大。比如浙江澧水的农田抵押担保改革试验了几年,一共投放了几千万,但是林田的抵押担保却是农田的100倍,为什么农田不行林田行呢?首先,林田比较稳定,而且价值量高。但是农田抵押的只是经营权而不是承包权,而有的农田的经营权就剩三五年了,且产出价值很低。所以现在如果要用抵押担保方式,就要提高抵押对象的价值量,光抵押经营权是不够的,至少承包权要抵押,否则没人愿意接手。三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水利、土壤改造投入很大,但几乎没有太多的回报。

  张晓山:必须促进多元化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发展。中国农民作为农村金融的需求方,到底需要何种金融服务?农民的实际需求与金融机构本身的设想往往不太一样,各种金融机构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都在朝处于金融垄断地位的商业银行的方向发展,希望通过获取金融牌照,即从事金融业务的许可证来分一杯羹。因此,造成的后果是村镇银行不村镇,小贷公司不贷小,嫌贫爱富。商业性金融机构,包括信用社改革,都是在朝着金融垄断的方向走。农民不关心银行的数量是增是减,他们需要的是金融机构根据农户和农业企业多样化需求,提供差异化的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农村金融改革不能仅限于商业金融这一家独大,必须促进多元化的农村金融体系的发展。

  农户和农业企业本来就是高度分化的,所以需要的金融服务、金融产品也是差异化的。比如龙头企业的金融需求方面的问题不是特别大,我认识一个承包了13600亩地,能贷款800万的安徽阜阳的大规模农业经营者,他有拖拉机、汽车、房子、700亩林地的林权等抵押物。中介机构一评估,可以贷款,没问题。而中国的小农户也在不断分化,未来中国要实现农业现代化,上亿小农户的消亡和分化必然是一个渐进、水到渠成的过程。大量小规模农户的消亡不可能一蹴而就,他们通过自己的生产经营性活动,解决了他们自己的粮食安全问题,这本身就是对中国经济社会稳定的一个巨大贡献。如何保证这部分小农户的金融需求,需要村社互助基金、小额的扶贫贷款,以及合作社内部,包括专业合作社和社区合作社内部的金融互助,来解决他们几万元、几千元甚至几百元的金融需求。而中等规模农户的金融需求往往是问题最大的,如何解决这部分专业性比较强的农户起步发展阶段的资金问题,是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那么,各种金融机构作为供给方的需求是什么?首先,中国目前有32900多个乡镇,58.6万个行政村,270多万个自然村,在乡镇和村落中生活着61866万农民群众。在中国农村开展商业性的金融业务都会遇到与众多分散的小农户打交道的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也正因此,前些年众多大型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相继从农村撤离。如何降低与小农户打交道的交易成本是农村各类金融活动能否在商业上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

  其次,如何减少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风险?对小农户和中等农户,是以抵押贷款为主,还是以信用贷款为主?把大量的改革精力和资源放在如何将承包土地的小农户的土地经营权提升为可以抵押的权利的改革尝试,可能并不现实。在可抵押资产匮乏、担保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通过征信体系建设,将农民小额贷款需求建立在信用的基础上,是解决农民融资难问题的可行途径。在乡土熟人社会中,农民为了几万元贷款放弃信誉的可能性并不大,这正是征信体系建设所具有的社会基础。但是这涉及到一个问题,在现在农村分化的情况下,传统社会瓦解,熟人社会不复存在,如何重建农村的信用体系?

  唐宁:农村的金融服务体系是多层次的,不同的主体需求,需对应不同的产品和服务。面对最贫困农户所采取的创新做法是,运用P2P公益平台,和当地的小额信贷助农NGO组织合作。NGO组织将其服务的农村妇女,通过五户联保、信用借款的方式,给每个人一千到几千元的借款,这有点“雷锋”的性质。在西北地区,面对贫困妇女几千元的需求,我们采取了如下做法:NGO组织将客户的相片、故事都放到互联网上,城市的爱心出借人可每人认购100元NGO已经生成的面向农村妇女的债权。这样的服务推出已有五年多,近15万城市爱心出借人参与,平均每人200元,目前已形成近1亿3000万元的规模。

  在农村,也有相当一批农户希望通过产业化、集约化的现代化作业方式成长起来。这些人过去都是手工操作,要花很长时间平整土地,现在发现利用工具可能只需半天就可以完成,同时还可以利用农具帮助周围的人赚取一些外快,但困难在于无力购买十万、二十万的农机具。宜信从两年多前推出了小微租赁,农户可以租拖拉机、烘干塔、收割机等十万、二十万的农机具等。农户把机具租过来后,先耕自己的田,再帮助别人赚取外快,很快就可还上贷款并能得到农具的所有权。我们先从东北和内蒙实践起来,这一方式无论在经销商、生产商还是在农户中间都非常火爆。

  但我们也碰到一些挑战,其中一个挑战是有些农户地处偏远地区,如何跟踪和监测这些农机具的使用情况。我们使用的是物联网的技术,为机器安装传感器,传感器将机器上实时的数据传回到平台上来,这样就能知道拖拉机在哪里跑,烘干塔是如何被使用的。这样的技术还能够很好地防控风险。还有一个挑战很有意思,我们这个团队在春秋农忙季节忙得不可开交,一天24小时都觉得不够,而其他时间都比较清闲。现在我们做的事情是要在全国推广,把服务推广至江南等产四季水稻的地区,这样全年至少可以忙四次。因此,从小微租赁,农机具租赁来讲,面对成长起来的,希望用工具武装自己的农户,其市场需求非常之大。

  还有一些小农户,用种植养殖项目来自给自足,这些相对有没有获利空间?有的,但获利空间比较小,同时还需要根据种植养殖项目的周期设计不同的产品。我们在全国有近百个网点,要在不同的地区,根据当地的种植养殖项目的实际情况,设计不同的产品。这有点累,因为种植养殖项目的种类繁多。针对种植,如:水稻、玉米、大豆等,针对养殖,如:鱼、虾、蟹等每一个种类都需要设计不同的产品。但目前已基本覆盖大多数种植养殖产品,有可能这种模式就因此固定下来了。

  同时,我们也尝试在城乡结合地区满足县域群众小微的需求,他们的贷款需求在1万到3万、3万到10万不等。相对于农村的种植养殖项目,其需求更大一些,我们用的是信用担保的方式。无论是种植养殖,还是小微的需求我们都是采用信用担保的方式,很难让他做任何抵押担保,实践中发现不太现实。

  另外,针对农民合作社等再大一些的组织,目前很难知道其帐目情况、运作情况,所以我们就开发了一个云平台。合作社可以把过往IT水平较低、记帐帐目不清楚、运营低效的情况都记录于此,这不仅方便农户了解其运营情况,也使得我们通过云平台掌握越来越多的数据,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后,我们可以帮助其配置上百万的资金。

  综上,根据我们这几年的实践,在农村其实有着多样性不同层级的需求,需要针对不同的需求,设计不同的产品、不同的服务、不同的组织形式,用不同的技术去满足不同的需求。

  张勇:今天下午的两个课题分别是农业金融创新和农业“走出去”,我从中粮集团的角度来谈几点认识。中粮集团金融事业部从2009年起开展农业金融业务,定位是建设农业金融创新服务平台,这也是在中粮信托成立时国资委提出的要求。刚才各位专家、领导提到的问题我们都遇到过,总结一下这几年的探索经验,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的想法非常简单,以银行贷款方式为主。借鉴针对工商企业的金融产品开发经验,转向农业食品企业。在此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很多问题,最主要的问题是农业资产的资本属性不够,过去对工商企业的贷款模式非常成熟,但是用于农业企业后,发现缺乏市场,无法变现和抵押。

  穷则思变,之后我们从信托角度切入,开始了第二阶段的探索。因为信托制度非常灵活,可以开展投资、融资和资产证券化,所以我们尝试采用信托手段,实现对农业专业资产的覆盖。在2010年左右,我们开发出了针对农业生产各个环节的金融产品,例如土地流转、生猪投资、肉鸡、针、茶和酒等一系列的信托产品。

  第三个阶段是打造综合服务体系。我们发现农业食品企业的很多需求无法覆盖,经过深入的探讨和研究,我们决定把覆盖农业产业链条的各个金融产品进行纵向整合,打造成为针对农业食品企业的综合性同时精细化的服务体系。这里面包括刚才提到的产业链,要想做好农业,就要追求产业链的最优化,找到具有增值环节的链条。建立综合服务体系,一方面要把产业链中各金融产品进行纵向整合;另一方面,要做好品牌定位、营销资源整合、投融资、资本市场对接等方面。在整个服务体系中,包括了已经成形的土地流转、农舍综合服务一体化信托产品,和未来将要做的土壤改良信托产品及农地相关的信托产品。其中存在很多问题,信托制度有优势也有劣势,劣势主要体现在资金的募集方面,信托募集到的主要是短期资金,但是农村金融产品需要的是长期资金。

  这就是我们中粮集团金融事业部、中粮信托经历的三个发展阶段,从2009年至今,我们遇到并克服了很多问题。

政府起到引导还是主导作用?

  主持人:政府已经做了什么工作?其角色定位应该是怎样的?

  张晓山:政府在供给和需求有效对接的过程中应该发挥何种作用?在信用、银行、保险等方面,规范来讲,政府要起引导作用;但是我认为,在农村金融发展到一定阶段,不仅是政策性金融和政策性保险,包括在其他金融的发展、征信体系的重建中,政府不仅要起到引导作用,还要起到主导作用,这是我个人的观点,不一定对。因为现在中国的农业农村,点多面广,农业规模小,农民数量多,很多交易环节的人力成本、时间成本很高,迫切需要创新机制。中国的特点是:政府具有完备的组织架构和强大的社会动员力。如何整合农村各方面资源,整合农村金融在各个方面的资本,协调金融机构和农户之间的关系,光靠引导无法实现。地方政府可与农村金融机构密切配合,将政府的工作系统、农村基层村民自治组织与金融机构的市场运作有效对接。政府具有公信力和强有力的工作机构,可以整合基层组织资源,一方面降低农村金融在各个环节上的运营成本,另一方面,协调农村金融机构与农户双方之间的关系, 而这些仅靠引导是做不到的。但主导也是在一定阶段、一定程度上的,因为中国的政府、整个行政体系非常强大,成也政府、败也政府。地方政府推行农村政策时,基本靠行政命令、靠约谈、靠绩效考核等,如何实现政策可持续?农村金融创新的政策和措施实施以后,农民尝到了好处,觉得可以了,怎样实现持续发展?这恐怕就不能靠政府了。如何发挥“成也政府”的优越性,抑制“败也政府”的弊端,使政府从主导逐渐转为引导,这恐怕是农村金融、农村保险未来要考虑的问题。

  张承惠:政府在投入时要尽量减少直接投入,增加间接投入。但这很考验政府,因为要强化部门之间的协调,而且要下工夫。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农业的政策性保险,即农业保险。农业保险也是一个风险很大的项目,虽然财政提供了保障补贴,但是风险还是很大。从国际上来看,一个比较成熟的农业保险是气象指数保险,相对来说理赔的成本比较低,道德风险比较小。但是气象指数保险需要一些基础性条件,比如平均每20平方公里要设一个气象观测点,但我国现在的气象观测点不是按照农业保险的需要而设立的,而且气象保险需要至少30年的气象数据,我们的气象部门能不能无条件地给保险部门提供这样的数据?这就需要部门之间的协调。像大量数据整合以及模型的开发,如果没有政府的投入和支持,恐怕不是一家农业保险公司能做起来的,所以公共性的基础设施建设,还需要花很大的力气。还有巨灾补偿机制,这个问题讨论已久,但也没有一个很好的机制。如果条件不具备的话,农业保险恐怕也很难开展,现在只保成本,所以农民积极性不高。

  另一个例子是农业信用体系建设,包括农户的信用体系建设。浙江澧水是全国农村金融改革试点地区,人民银行省分行加上省市政府调动了一百多个人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到每家农户去调研,才基本建立起了这样一个信用体系。建立以后需要维护,需要实时更新每天的情况。如果没有政府的投入,光靠商业机构是做不了的。

  尹艳林:我简单讲三句话,即“三个不能”。

  第一,不能说我们对农村金融不重视。从中央的一号文件到现在的改革文件都可以看出中央对农村金融非常重视。

  第二,不能说大家不努力。从夏省长对山东改革试点情况的介绍可以看出,地方各级政府已经非常努力,所进行的农村金融改革已经到了冲破金融改革很多难点问题的阶段,如农村金融和民间集资怎么区分等,还有段主任他们搞的扶贫小额贷款等,都非常不容易。另外,包括农业银行等在内的商业银行也都在开展“三农”贷款,国家开发银行也有支持“三农”的贷款。这么多人都在努力做农村金融,但为什么问题还长期存在?

  第三,不能一概而论。在解决问题之前,需要对问题本身进行区分。农村金融到底是农业的金融、农民的金融,还是农村的金融?到底是农村企业的金融,还是农业大户的金融,是小农户的金融,还是小微企业,甚至是贫困户的金融?这些都是农村金融问题,但却是不同性质的问题,需要区别情况、分类解决。比如,小微企业贷款,不仅农村难,城里的企业同样难;贫困户的贷款问题,就不一定是金融问题,而是扶贫问题了。

  所以,我认为,农村金融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问题,需要从机构、市场、政策等多方面系统考虑。早些年,我们国家的金融就是按行业来划分的,农业银行就是搞农业贷款的,建设银行搞建设贷款,最后都回到商业金融、搞综合贷款,农业银行也离开了农村。现在,农业银行又回过头来搞“三农”贷款,成立三农事业部,这个部也解决不了“三农”的金融问题。所以,不是机构怎么来适应农村的金融需求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不同领域有不同的金融模式,需求是不一样的,并不是成立一个机构就能够解决需求问题,需要系统考虑。

  今年,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有一项很重要的改革,就是完善金融市场体系的实施方案,这是我们讲的八大总体方案之一,今年要出台。这个实施方案就是要从顶层设计层面来解决整个金融市场中市场主体、市场结构和监管体系的改革问题。农村金融问题的解决,需要纳入到完善整个金融市场体系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大框架下来统筹考虑,否则,就很难找到一条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途径。

扩大商业可持续金融 解决农村金融问题?

  主持人:如何扩大农村金融服务,让商业可持续金融更好地服务农业经营主体?

  宋洪远: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及小微贷款公司,八种金融机构均与农村相关,按照政策法律规定应当提供农业服务,同时其经营主体仍为商业可持续性服务。从供给层面分析,由于农业产业特性、农村地域特点及农户特性导致贷款成本高、收益低,需要建立规避风险机制并获得担保。

  我们并非缺少金融机构。需求层面,农户是否能够提供法律规定的金融服务所需抵押担保?根据2005年一号文件及十八届三中全会规定,农村经营主体拥有九个抵押担保工具,包含农户承包土地经营权、住房财产权、固定资产抵押权、集体林权、地方地使用权、商标权、专利权、大型农用生产设备权、大型农业设施。如何实现抵押担保对接,需要农业及农村政策提供配套支持,扩大商业性农村金融服务、加快农村企业制度改革。

  土地承包经营权可成为抵押担保物,制度滞后导致操作面临问题。第一,确权办证。现实中存在三权分治,三权两证。国家允许经营权进行抵押融资,但经营权无相关证件,导致其不能成为有效抵押物。第二,估值。现实情况下由银行行长决定贷款金额。需要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经营机制和抵押物估值机制。第三,建立抵押物处置权的相关制度。贷款不能偿还的情况下资产需要进行交易,土地进入土地市场流转。第四,产权交易平台建设,即建设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和租赁抵押二级市场。以上问题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均有讨论。农村资产不能流转及交易,因此无法成为真正的财产。农村产权相关制度的建立能帮助实现农业产权流转和交易,使商业可持续金融机构提供农村金融服务。

  如果采取先行试点,则需要法律赋权,因此需要修改《物权法》、《承包法》、《担保法》。

  总而言之,要扩大农村商业可持续金融服务,应当呼唤加快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张承惠:依靠商业性金融,很难解决农业领域的融资问题。因为商业性金融很难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成本问题,二是风险问题。成本问题包括时间问题,比如在偏远山区一个信贷员要骑一天车才能到达农户家里,这样时间成本就很高。此外,贷款能力是一方面,还有贷款意愿的问题。一个村里可能出现一个人不还款,就连带着整个村子的人都不还款,这两个问题商业金融很难克服。合作金融是解决这个问题比较好的办法,因为它和整个生产链条结合起来,和整个生产过程密切相关,从整治田地到种植,到收获,到销售,生产链条全部依附在里面,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成本和信用的问题。但由于政治的原因我们国家没有推行。

  所以,我认为现在我们的所有努力都应该形成一个体系——从基层到市到省再到中央的体系。否则诸如资金互助社的很多问题就解决不了。它包括三个问题,一是流动性问题,即如何调配资金的问题。二是资金运用的问题。现在互助社没有形成资金池,提前把钱取出来有利息损失。三是监管问题。不能单单依靠各地金融办下力气去监督。

  形成一个体系也是国际上的成功经验,比如日本的农业改良资金和德国的合作银行,形成了从基层到中央的一个完整的链条,解决了非法集资和融资难的问题,也有利于监管。现在互联网金融如火如荼,是否有利于农村金融问题的解决,还需要探索。

新形势下的农业“走出去”

  主持人:农业的“走出去”都有哪些进展?各位专家如何认识其必要性和推进策略?

  张红宇:今天的主题很有意义,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在全球农业以及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在全球农业竞争中,中国当然面临农业“走出去”这一问题,不能一味地只让其他国家“走进来”。去年,我国进出口总额为4.2万亿美元,农产品进出口1945亿美元,其中出口720亿美元,进口1225亿美元,相差500亿美元,中国农业的竞争力相对于其它产业非常不足。如何提升农业竞争力?据我最近接触的材料显示,在农业“走出去”中,国别不同,需求也不同。比如对独联体国家与对非洲“走出去”显然不同,去非洲国家更多是帮助非洲国家实现自身的发展,或增加其自身粮食供给,减少在国际市场上的购买,为中国提供相对宽松的环境,如果我们不帮助非洲解决粮食问题,势必会与中国在世界粮食市场上形成竞争局面。所以,中国在非洲“走出去”和南美“走出去”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在东盟国家“走出去”和俄罗斯“走出去”也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宋洪远:我们调查了四个省共三十六家企业,总结出“中国农业对外投资战略研究”报告,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农业“走出去”主体为企业,需要金融反应区。广西农垦到印尼距离仅几平方公里,农业部和商务部可联合广西自治区,建设农产品加工贸易园区,将种子、肥料、贸易、加工汇集在该区域,进行招商引资。这方面新加坡及日本均有经验可借鉴。第二,企业“走出去”需要政府及金融支持。据联合国贸易发展组织分析,企业“走出去”的目的和动机分为资源需求型、市场需求型,资本价值增值型和国家战略目标型。其中,国家战略目标型带有政府目的,体现政府意志,主要通过开发性和政策性金融进行支持,如丝路基金、亚投行等。提供信贷服务的商业性金融应满足其融资需求,保险则提供农作物灾害、动物疫病以及政治风险保障。第三,需要政策法规支持和合规风险防范。产业链金融及价格金融要合法。延长产业链、扩充价值链,为农业企业创造利润。样本中的36家企业表现均不理想。老挝评价中国企业缺乏社会责任,违反协议,砍伐树木、挖掘矿藏,这损害了中国的对外形象。

  刘建国:首先,“中国农村金融创新”和“农业‘走出去’”这两个话题之间有相关性。去年我们到黑龙江、湖北、安徽等地调研后更加感到。我国农村金融创新要跟农村产业结构,包括城镇化整体布局及农业走出去结合在一起。如果仅从解决小微企业,甚至单一农户的金融需求考虑,对商业机构而言,难度比较大,成本比较高。

  目前,我国农户基本户均为五、六亩地,哪怕按照每户十亩地,每亩地1000-1200元净收益计算,收益也不可能满足农户的基本收入要求。因此我国农业需要走集约化道路,这是农业“走出去”的极大动力。此外,中国有18亿亩土地,要养活近14亿人口,人均1亩3分地,只能保证主粮安全。勉强吃饱可以,如果要吃好,我们农业一定要走出去。而非洲可开垦未利用的土地占全球约45%,我国目前进口的农产品已经相当于每年利用国外近6亿亩土地。所以中国农业“走出去”很有必要,且事实上,我国已经开始了农业国际化进程。

  但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也存在不少困难。过去八年,中非基金支持了中国在非洲投资了十余个农业项目,如棉花项目、水稻项目等,涉及马达加斯加、莫桑比克、赞比亚、津巴布韦、马拉维、苏丹、坦桑尼亚、乌干达、莫桑比克等国。从实践角度而言,困难在于:

  第一,中国合格投资主体比较少,企业普遍缺少国际投资经验。我们对国外环境也非常陌生,对一些当地跟农业相关的基础信息,如气象资料等掌握得很少。

  第二,农业本身投资风险比较大。农田是露天工厂,受气象等方面影响非常大。而且在非洲投资农业,缺乏基础设施,基本靠天吃饭,但非洲一年有两个雨季,两个旱季,跟国内情况很不一样。

  第三,目前中国农业“走出去”缺少顶层设计、鼓励措施,且没有农业保险。在我国农业“走出去”的进程中,不应视西方某些国家的“眼色“行事,根据我们以前做过的统计,中国企业(主要是民营企业)在海外名义租赁土地只有几十万公顷,实际开发利用地更少。而日本通过各种方式,目前号称在海外使用土地1200万公顷。我国应制定中国农业“走出去”的国际战略,并辅之于政策协调、财政鼓励措施和金融手段、一以贯之,通过跟当地合作,寻求共赢,跟所在国一块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为终极目标。从我们中非基金8年来的对非农业投资实践看,非洲当地政府都高度认可中国农业企业在种植、加工、仓储和物流环节的技术和管理能力,认为中国和非洲农业合作机会巨大,希望中非基金鼓励中国农业企业到非洲投资,甚至中东和欧美的一些投资者也与中非基金接触,希望中非基金可以引荐中国农业企业对其投资开发的非洲农业项目进行承包经营。所以,对于中国农业走出去战略的认识,要有全球视野,我们农业走出去,可以帮助全世界解决粮食安全问题,是对国际社会的贡献。

  我对中国农业“走出去”提四点建议:

  第一,要完善顶层设计,明确支持中国农业“走出去”的框架体系,从双边和多边政府协调、财政补贴和金融手段等方面,对走出去的中国农业企业进行鼓励。短期最有效的是成立农业对外投资产业基金,应充分发挥中非基金对非投资主力平台的作用和8年投资实践所积累的经验,可以考虑将此农业对外投资产业基金交给中非基金管理,与中非基金的股权投资、国家开发银行的政策性贷款等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合力,快速取得实效。

  第二,要充分发挥中国企业的主体责任。即使有农业产业基金,或者其它金融机构的支持,也一定要采用市场化的运作方式。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动力不足,特别是国有企业,受体质和机制影响,缺少走出去的本质动力,对于走出去的中国企业,要结合现代企业管理制度,逐步形成责权利明晰的管理体制和激励制度,从根本上解决企业基业百年长青的问题。

  第三,要有政策和金融支持。特别是对农业贷款,监管方面对金融机构的关于农业“走出去”的贷款业务应有单独考核。如果按照与其他业务一样的风险考核,出于风险和业绩考虑,中国金融机构对农业“走出去”业务没有动力。

  第四,要锁定重点国家。我认为现在我国农业对外投资最适合的地方是非洲。对非洲一些跟我国外交关系亲密的重点国家,比如埃塞、坦桑尼亚、南非、安哥拉等国,有必要进行农业发展整体规划,对农业基础设施投资给予支持。

  张勇:关于农业“走出去”,刚才冯主任提到了中粮我买网,现在很多客户有这方面的需求,这是基于食品升级导致的全球采购问题,本来市场在国内,但大家对优质食品的需求让我买网“走出去”。“走出去”一方面要控制资源,另外一方面是要提升管理。我们接触的很多企业其实早就迈出了“走出去”的脚步,但是从金融支持的角度来看,对其的贷款还远远不够。中粮集团和农行有着长期的良好合作,对于中粮这样的企业来讲,银行的贷款用途要求并不是非常严格,但如果换成规模较小的公司,贷款的目的是为了海外并购,或者投入信托机构,银行基本上不会满足,因为这是高风险的贷款需求,相反,如果我们加一些权益性的属性,可能更能满足其需求。我们的商业模式保障了现在的业务能满足两方面:一是提供信息,例如哪里的三文鱼比较好——北欧,我们可以帮国内的企业采购产品;另外一方面是跟一些合作伙伴对接,例如产业资金,从股权角度解决融资需求。

  尹成杰:农业金融“走出去”是农业发展的必然阶段,实际上很多国家农业“走出去”比我们起步早,“走出去”的程度也在逐步加深,例如日本在海外的种地是本国的三倍。我国农业“走出去”的步伐还是比较慢的,在目前这个情况下,农村金融论坛把它作为一个重要课题来研究非常有意义。在修改完后,要上报相关机关甚至国务院,找到一个好的渠道,让有价值的观点和建议进入“一带一路”和“十三五”规划的决策,真正发挥这个课题的作用。

  严国辉:课题报告对存在的问题、未来如何应对变化、下一步如何落实,这几方面分析得非常全面和深刻。我的看法和前面几位专家相同,只有建立海外产业化园区和扶持大型国有企业“走出去”,才能真正做到掌握市场话语权,未来在海外为行业制定游戏规则,只有大型企业才有这样的影响力,才能够参与国际化竞争。希望海外农业“走出去”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人的可持续化。

对课题的建议

  主持人:对于课题“创新农业“走出去”金融支持模式研究”,还有哪些改进建议?

  尹成杰:针对这个报告本身,我提几点具体的意见。

  第一,在“主要问题”部分,采用金融手段与推动农业“走出去”存在的问题是相辅相成的,农业“走出去”存在什么问题,金融就存在什么问题。目前,对这一点缺乏顶层设计,我国的农业“走出去”基本上还是单兵突进,单打独斗,缺乏国家的战略目标、顶层设计和统一部署,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问题鲜明地提出来。

  第二,第四章“总体思路”部分,应该增加“一带一路”中国“走出去”的相关问题。比如,在“一带一路”战略中,金融如何推动中国农业“走出去”,如何与沿线国家在农业领域实现高度协作、合作和融合,如何开展管理和技术合作,加速我国农业的现代化,如何与沿线国家在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时,发展大型的农业技术装备。

  第三,在“总体建议”部分,应该把强调大力扶持跨国公司和超大型的农业企业“走出去”作为重点,因为通过金融支持此类企业“走出去”可以发挥带动和示范作用,带动中国农业“走出去”。

  第四,要把那些资质好、有条件的民营企业也作为重点,支持它们“走出去”,到国外发展。

  第五,我们要特别扶持一些科技企业“走出去”,我国过去的“走出去”主要是利用和开发国外的资源,现在农业“走出去”要从资源的利用向农业技术的研发和推广转变,提高“走出去”的水平和质量。

  最后,一定要把金融推进农业“走出去”写入“十三五”规划,我们做了这么多的研究,如果在“十三五”规划当中对金融推进农业“走出去”方面的表述份量不够的话,规划发挥的作用也会受到影响。国务院参事室也在研究中国农业该如何“走出去”,其中也涉及金融问题,如果我们将这个问题及时提出,肯定会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在大体结构上,如果有条件和机会的话,可以开展相关金融推进农业“走出去”的国际比较,研究其它国家在农业“走出去”时,其金融是如何发挥支持和扶持作用,进行国际经验比较研究,对于课题引起决策层注意,能发挥一定的推动作用。

注:

[1]圆桌讨论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秘书处整理,因时间所限,尹成杰、宋洪远、张红宇、李伏安、张承惠、张勇、郑京平、严国辉发言未经本人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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