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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金融创新与农业“走出去”
  2015年06月28日    会议综述

  提要:近日,中国农村金融论坛召开第三届年会暨第十次闭门研讨会,会议对“金融推进农业‘走出去’研究”的课题进行了内部评审。来自农业部、山东省政府、国务院参事室、中国农业银行等机构的专家学者参与评审会。

  与会专家指出,随着我国对外投资的快速发展,农业“走出去”也进入了一个高速增长期。与投资快速增长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农业对外投资占总体对外投资存量比重仍然不到1%。传统金融支持农业“走出去”的模式面临一系列困难:融资需求增长与跨境金融服务滞后的矛盾凸显,政策性银行贷款品种未与多元化融资需求匹配等。因此,加强金融支持农业“走出去”,需要从宏观层面优化制度保障、机制推进、部际联通和机构合作,促使新模式的应用和落地,真正惠及农业“走出去”主体。

农业“走出去”增长迅速,但整体存量较小

  随着我国对外投资的快速发展,农业“走出去”也进入了一个高速增长期。从2011年开始,中国非金融类农业对外投资的年均投资增长量为12.54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48%,远高于全行业14.3%的平均增幅。金融类的农业对外投资增速更快,呈现出井喷式的增长。2010-2014年的涉农海外并购多达185亿美元,远高于2010年的存量值20.29亿美元。

  与投资快速增长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农业对外投资占总体对外投资存量比重仍然不到1%,与农业作为基础产业的地位不相符,也与其他大国建立全球利益的产业投资结构有较大偏差。在下一步加快推进农业“走出去”的过程中,强化金融支持的作用非常重要。其一,相对于国内来看,境外的农业投资生产规模大,更加重视产业链关键环节的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不仅周期长,不确定性也更高,需要多样化的投资工具以及更为复杂的风险管理。其二,农业较其他行业敏感度高,“走出去”起步晚,涉农企业对境外资本运作不熟悉,抵押担保难度大。这些特点决定了,农业“走出去”更加需要金融工具的支持,更需要注重金融支持模式的创新和金融服务的引导,破解“资金融通”的瓶颈问题。

传统金融支持农业“走出去”模式面临困难

  首先,融资需求增长与跨境金融服务滞后的矛盾凸显。一是融资需求增长与抵押物估值低的矛盾。融资过程中,银行通常需要企业将国内土地、厂房作为抵押,一般只能以评估价值的30%至40%进行放贷。二是对外投资轻资产化与重抵押物的矛盾。一方面,企业在实施投资并购后负债率迅速上升,金融机构往往因其负债率过高而降低贷款额度。另一方面,对外投资企业倾向于通过设立平台公司引入多个企业“合伙”模式,以降低自身的资金投入,但单个企业所占的资产下降,导致从银行贷款的融资手续更加复杂且有效抵押物不足。

  其次,政策性银行贷款品种未与多元化融资需求匹配。一是融资门槛没有相对优势。政策性银行作为支持农业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国家“走出去”战略的直接实施者之一,提供的贷款比商业银行更具优势,但风控等方面的要求并不比任何商业银行低,这对发挥战略导向作用和满足企业融资需求带来了挑战。二是贷款品种未能匹配企业多元化融资需求。政策性银行针对农业行业的贷款品种、支持手段相对单一,多元化金融服务方式尚待提高。

  再次,企业利用市场手段和金融服务规避风险的能力不足。第一,企业运用有偿金融服务手段规避风险意识不强。“走出去”企业在对外农业投资中,对于如汇率汇兑、利息双重征税等风险先期考虑不足,运用有偿风险管理手段(如掉期)金融风险防范意识不强。第二,一些中小规模的农业企业,在面对境外投资体量和预期风险较大的项目时,均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但又不愿放弃境外发展机会,只能变通地选择与国内其他有实力或者产业链互补的企业“联姻”的方式抱团出海,“抱团”企业经营内容和方式相似性较大,致融资渠道和风险分担机制难以常态化。第三,企业在寻求投资地区和项目时,倾向于选择经济发展和法律健全程度低于中国的国家,如柬埔寨、缅甸等地,在面对投资“诱惑”时忽视了违约风险。农业投资除了本身的弱质特点外,还附带对外投资不确定性以及由此增加的隐形成本。

政策建议

  加强金融支持农业“走出去”,需要从宏观层面优化制度保障、机制推进、部际联通和机构合作,促使新模式的应用和落地,真正惠及农业“走出去”主体。

  第一,落实部级合作机制,搭建政府间合作平台。在政府间合作高级委员会或混合委员会下设置农业合作联委会、农业分委会、农业工作组会议等形式,将涉及双方共同关切领域的、具有良好可执行性和发展前景的农业合作项目纳入政府层面合作框架中,为双边农业合作项目搭建政策平台。联通政府和金融机构,继续加强农业部与政策性银行的合作,推动政银部级合作机制在省级层面落实,更好地利用双方优势满足企业境外农业合作项目的融资贷款需求。

  第二,推动机构业务创新。在农业对外合作部际联席会议框架下,政府和金融机构保持密切沟通,共同研究可细化的贷款支持方向。充分利用政策性金融机构资金规模大、贷款利率低、还贷期限长、贷后用还款流程相对简便的优势,结合商业性金融机构业务渠道丰富、服务对象广泛、贷款品种灵活等特点,以及私募基金投资方式灵活、咨询服务专业等特征,积极推动业务开发与创新。如在已有业务品种中细化出农业领域,制定符合农业企业规模和农业产业环节特点的申贷条件、贷款金额和期限等。在贷款抵押担保条件、风险控制要求等方面考虑农业种植、养殖、渔业等不同行业领域和生产、加工、流通等不同产业环节的特点,考虑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相对其他行业企业资产和资金规模偏小的现状,创新出有针对性的抵押担保和风险控制条件。

  第三,构建政银企大型并购案例应急行动机制。当前,全球农业跨国并购风起云涌。孟山都等上游跨国农化巨头及ABCD等大型下游粮商的驱动的全球兼并重组,往往能对全球农产品市场格局产生重要影响。在此过程中,主动抓住并购机遇,将有助于我国企业在种子、农化、粮食贸易等关键领域实现大跨步提升,快速提升合作层次和市场话语权。建议从国家战略需要出发,建立政银企大型并购案应急行动机制,机遇到来时,能在及时预判风险、合理估值的基础上,迅速组成战略联盟,合力出击。

  第四,建立配套支持制度,降低企业贷款和风险控制成本。从农业部门角度,做好贷款项目征集推荐的同时,更应积极创设政策,争取资金,建立对外农业合作项目贷款贴息、保费补贴等配套支持措施,降低企业融资贷款和风险控制成本。考虑到补贴政策的合规性、资金使用的效率性和发挥有限补贴资金的杠杆效应,同时最大限度调动金融机构放贷的积极性,建议先通过直补放贷或承保金融机构的形式,间接支持获得政策性金融机构贷款或投保政策性保险机构的项目企业。

  第五,强化政府公共服务,为“抱团出海”提供支持。部省两级农业部门应充分利用与目标国的已有合作机制,通过两国的政府间行动,为企业“抱团出海”解决问题、提供便利。企业采取“抱团出海”整合资源的方式规避风险,农业部门在支持时应及时准确提供目标国或区域的关键信息,如农业资源禀赋、农业生产条件、人文社会环境、涉农法律政策、农业投资与贸易壁垒等;可以考虑利用财政专项资金(如农业国际交流与合作项目),支持企业委托专业机构进行项目可行性论证,做好风险预测和管控,提升“走出去”质量和效益。

——论坛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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