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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趋势
  2016年04月10日    圆桌讨论

圆桌时间:4月10日下午

圆桌参与嘉宾:

  徐 忠 中国农村金融论坛成员、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副司长
  谢 平 中国农村金融论坛成员、CF40高级研究员
  陈剑波 中国农村金融论坛特邀嘉宾、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尹成杰 中国农村金融论坛顾问、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
  宋洪远 中国农村金融论坛成员、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叶兴庆 中国农村金融论坛成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
  张红宇 中国农村金融论坛成员、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司长
  高占军 CF40特邀成员、中信证券董事总经理
  林采宜 CF40特邀成员、国泰君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郑京平 CF40特邀成员、国家统计局副局长
  王 硕 CF40理事单位代表、中国农业银行战略发展部博士后
  刘大伟 SFI理事单位代表、宜信公司高级副总裁
  孙 涛 SFI理事单位代表、蚂蚁金服风险管理高级总监
  郭建伟 中国农村金融论坛特邀嘉宾、中国人民银行乌鲁木齐首府支行行长
  周治翰 中国农村金融论坛特邀嘉宾、开鑫贷总经理

圆桌主持人:

  王海明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秘书长

加强研究农村互联网金融的特点

  主持人:农村互联网金融具有哪些独特的特点?

  尹成杰:农村互联网金融是当前各方比较关注的问题,在很多方面值得深入研究。我认为这个课题很重要,完成的效果也不错。我的想法是这个课题可以像之前有的课题那样,提出可以进入决策的建议。特别是为现在农村金融供给侧改革提出一些重要建议,从而促进农村金融发展。

  我针对这个课题,提出两点意见:

  首先,我认为目前整个课题的结构布局总体上还是比较合理的。但我建议可否增加一些互联网金融产生和发展背景的研究,如互联网金融产生的现实需求是什么?短时间内一些地方的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的原因是什么?农业和农民对互联网金融有怎样的关注?这些问题有其深刻的根源和背景,农村互联网金融产生的基本动因是农村金融、消费需求的变化和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

  我曾对农村金融和互联网的融合问题有过一定的研究和了解。目前,农村客户对金融需求的变化是很明显的。刚才谢平同志提到了目标和现实情况;剑波同志提到了农村金融需求的变化,都讲的非常好。我认为农村金融需求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对农村金融方便快捷、低成本和高效的需求,而且这种需求越来越明显。一些地方和领域现在农村金融由小额需求向大额需求转变,由低效使用向高效使用转变,由慢节奏向快节奏转变,由普遍性的服务需求向差异化和个性化的需求转变。面对农村金融消费需求的变化,有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并不完全适应。刚才人民银行的同志也提到,现在我们大的金融机构多,小的且灵活方便的金融机构少。在这种情况下,在一些地方,农村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就有了需求和空间。所以,在报告中就这些情况进行分析,就可以看出现状和需求是农村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动因之一。

  其次,无论是研究目前的农村金融还是农村互联网金融,关键之处在于提高对农业和农民的服务效率。十三五规划在金融部署方面首先提出的就是要提高金融的服务效率。如何使农村金融和农村互联网金融更加适应农业和农村金融消费需求的需要?我认为要做到四个适应:

  第一,农村金融包括互联网金融,应与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和劳动对象的生命性相适应。过去金融产品的设计对这两性的注意不够。农民对金融的需求是有季节性的。错过农时季节的贷款,对农民来说都是无效的,使用效率极低。调研中很多农民都提到现在不敢贷款,因为贷款后尚未到收获的季节就需要还款,无法还贷后又需要借款,再次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所以,农村金融应克服这些弊端,从而实现金融产品与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和生命性相适应。

  第二,农村金融及其产品和服务要与现代农业发展,特别是绿色农业发展相适应。结合目前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搞好农村金融产品、服务业态和模式创新,以更加适应农村改革,包括农业结构改革和农业科技创新的需求。要创新一些绿色产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和农业科技创新的金融产品,提高服务于农业发展和农村改革的效率。

  第三,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要与当今农村社会组织结构的变迁相适应。当前农村的社会组织结构正发生深刻的变化。发包方和承包方分离,许多土地经营者并不是承包者,甚至不是转包者;村委会和村民分离,大多数农民都向城市转移。农村传统的信用体系正在弱化,农村的产权关系和利益关系发生很多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农村金融服务要依靠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提高服务能力和水平。

  第四,目前我国正在推进城乡一体化,城乡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农村区域结构变化也对金融发展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农村金融要与农村城市化发展以及农村社区和服务要求相适应。

  最后,我建议在本课题中增加农业保险的内容。农业保险是农村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保监会发布了新的文件,加快农业保险发展步伐。这种情况下,参保主体和进入农保的保险机构会有所增加。传统农业保险的查勘、验损、赔偿非常复杂,而且是事后进行,并不适应农民的需要。应发展农业保险互联网+,提高农业保险的服务效率。

  宋洪远:我想讨论的是,我们这次研究到底是立足于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创新来看农村互联网金融,还是立足于农村金融产品和方式的创新来看农村互联网金融?其实这两个着眼点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的思路是立足于农村金融组织体系来看农村互联网金融。农村金融组织体系是完整的,是有一套组织体系的。反过来把这个题目改成互联网+农村金融,或者农村金融+互联网。农村金融组织体系这个主体是既定的,怎样把这个主体通过互联网技术手段和服务平台的引入来创新金融服务产品和服务方式。这是我提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研究的着眼点在什么地方。

  我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呢?是因为我们对现有农村金融服务的组织和方式需要有一个基本的评价,比如我们看农村金融机构,我国农村缺少金融机构吗?其实并不缺,目前,农村金融机构包括农发行、农行、农信社、农合行、农商行、邮储银行、资金互助合作社、小额贷款公司,现在我们大家都认同的至少有九类,即农村金融机构和组织体系是完整的。这些机构要提供农村金融服务,无外乎关心两件事,一是资金的安全性,一是机构发展的可持续性。另一方面,农村金融需求也有抵押担保、能够解决金融机构的安全性和可持续性的抵押品。九类可以抵押的资产,包括承包经营权、专利发明权、农用机械、农用设施、农资(如种子和耕牛)等等。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一是交换可得性,即有抵押担保物是否就能够得到贷款;一是交换成本,贷款的成本如果太低,贷方收益率过于有限也是不可持续的,即供给侧和需求侧间对接的问题。比如两权抵押担保问题需要叫停,因为两权抵押涉及产权改革,即双方有没有对应财产的权益;其次是资产积累问题。

  农村人和城市人相比在资产积累上非常不同,城市人资本积累是放在一个有底的桶里面,能够自我积累;而农村人资本积累是放在无底的桶里面,会流失到集体经济里。因此,从组织角度来看,建设农村金融是建立一套新的组织体系和组织机构更有效,还是在现有金融机构基础上引入互联网技术和服务平台更有效?更多地偏向技术创新还是组织机构创新?这是我关注的问题。

  王硕:我认为互联网金融服务三农可以解决两个问题:其一是服务三农交易成本高的问题,其二是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在降低交易成本方面,互联网金融一方面通过大数据建立信用体系,以互联网联通借方和贷方;另一方面作为支付手段为农民的生活提供便利。首先,商业银行(包括农业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已经推出了前文列举过的一些互联网服务模式。比如在湖北去年推出的益农管家,在不触及原有利益基础上,将上游的五千个批发商和下游五万多个农家店的线下交易平移到了线上;同时,贷方在掌握他们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情况下,可以先满足他们的支付需求,未来再匹配融资服务。由于我们没法衡量这些农户的第一还款来源是什么,所以只能通过第二还款来源(比如房产和汽车)来作抵押,未来就可以通过物流、资金流来匹配贷款。未来也可以实行 “龙头企业+农户模式”:现在很多农户的信息,商业银行不见得有,但是很多龙头企业有;通过跟他们ERP对接,就能够开展对第一还款来源的探索。我们已经开始对蒙牛的一些下游客户进行信贷放款,对农民小微企业放款的上限是500万;目前放了5000万,暂时没有出现不良。这是新模式的探索,我们将线下的交易平移到线上,再通过大数据的方式匹配贷款服务。

  其次,互联网金融在融资服务之外也可以实现支付和其他服务。例如,农行推出了惠农卡来满足农民的现金交易,从而把农民的现金交易平移到线上,进而获得了他们的信用记录,为其他贷款服务的匹配提供基础;四川省也推出了APP的移动支付,提升了农民支付的便利性。原来农民要坐一个多小时的车去取钱,但一次只取50块钱、100块钱,非常地不便利;现在他们已经推出了2.0版,以前只是取钱、转帐,现在还可以充值、进行IC卡写卡,还可以进一步延伸到农产品的生产链追溯,逐渐形成农民的支付体系。

  农业银行也是有上市需求的商业机构,因此我们希望通过大数据方式来降低成本,从而实现更好的普惠。例如,我们对蒙牛客户的放款是基于事前调研的基础上的。这些客户原本都是通过信用社和民间借贷,成本是10-20%;我们给他们的放款成本是5-6%,他们就有动力接受我们的放款。如果政府同意,我建议建立一个涉农的数据平台,将农民的保险、诉讼、补贴款之类的数据都整合起来。

  第三,监管层围绕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政策,特别是对商业银行开展业务的监管,如果能够在农户进入的环节上有所突破,那么通过大数据和互联网为农户进行小额贷款就成为可能。但是现在,由于监管政策的不力,互联网金融只能面向企业贷款,却难以和农户直接建立联系。

对政府补贴资金的运用应加强监管

  主持人:对于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补贴的作用,各位嘉宾有什么看法?

  郑京平:课题需要进一步明确和集中研究对象,得出切实可操作的方案。虽然课题包含的面较全,但是对于农口人而言,并没有解决问题;而对于金融口的人来说,又觉得还有很多方面没说到。我们的研究目标是涉及农民、农村、农业的金融问题,即,怎么样为农民或涉及三农的机构提供有效的商业可持续的金融服务,这是商业可持续普惠金融的重要问题之一。如果包括吸储,则问题太复杂,仅包括支付比较好一些。尽管我们说是商业可持续普惠金融模式,也需要说明这种普惠金融很难以盈利为目的,只能是保本或微利。服务三农的金融,如果有技术平台和庞大的客户群可能可以盈利,其他情况下,基本上是无法盈利的。既然如此,要想做好农村金融服务,一靠做大规模;二靠慈善。还有谢平提到的政府补贴。我的解决方案就是政府补贴加商业机构竞争。不能让政府机构来做,过去农村信用社支持农业发展的方式就没有成功。所以,最好的方案一定是政府补贴加商业机构竞争,然后是公众监督。如果没有商业竞争、公众监督,补贴就很难到位。商业机构之间一定要引入竞争机制,不能只是一、两家在做,一定要接受被服务对象——农民和社会的监督。电动汽车、光伏补贴出现问题就是监督没有跟上。所以第一个建议就是研究的目标需要聚焦、深入,具有可操作性。

  政府除了补贴,还可以建设基础设施。同样需要引入竞争机制。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仅仅依靠几大运营商很难形成竞争。所以,也可以参考补贴加竞争加监督的商业模式。网速跟上,农村的互联网金融才可行。同时也要加强金融风险的监管。金融本身就具有风险,互联网金融风险更大,尤其是所谓的P2P贷款和众筹等。所以,限量(即限制规模)、竞争,这两个要素必须要引入其中,循序渐进、紧跟需求。供给可以创造需求,但是需要很好地探索才行。如果过于超前,成本和摊子铺得太大,都是不适宜的。所以,我认为先在几个地区试点,再进行推广会更好。

  张红宇:自去年年底十八届五中全会以来,中央经济工作会,尤其是十三五规划,对农业话题强调的都是规模经营在农业生产中发挥引领作用。事实上,我们在与农民、农户的接触中,也感觉到农业规模化以后对金融的需求越来越旺盛,尤其是对大额、长期的金融需求越来越旺盛。但是相对于20年前的农村金融服务,目前的金融服务并没有彻底解决农业发展的问题,甚至现在的问题更复杂。所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

  我们需要根本上的体制机制创新。美国、日本、韩国、法国,都是通过一个直接面向农民的合作性银行,或政策性银行,解决农民的金融需求。而我们的工农中建都是商业性银行,如果要求它们为农民服务,就需要在货币政策、监管、税收政策上给予补贴,商业性金融机构做政策业务,效果不是很好;农村信用社境况也不如人意。现在的政策思路是研究创新抵押物,东北地区农业经营规模较大,抵押效果比较好,但一般农户的问题很难解决,对创新抵押物政策效果不能过于乐观。要解决金融供需平衡,本质上要在大的体制上做文章,要有一个真正面向农民的金融机构,不做其他非农业务,而相应政策也聚焦于这类机构。总之,无论是社区性的信用合作组织,还是合作社内部的信用合作,主要还是起补充作用。重点是要有一个直接为农民服务的机构,政府对这类机构进行补贴和扶持,可以起到事半功倍效果。

  周治翰:关于补贴机制,如果要降低农民的资金成本,一定的补贴机制是必需的。但是补贴以后应该如何监管?现在助学贷款的五年期基准利率是4.9%,最长贷款期限是20年。这里面是有补贴的,国家财政一次性补贴10%,平均摊在20年中是每年千分之五。根据我在江苏做业务的经验,不良率大概在6%左右,完全可以覆盖成本。但是对于投资人来说,农村助学贷款4.9%的资金回报低于可以接受的限度。如果通过互联网金融的方式进行期限错配,则可以实现可持续的增长。比如活期产品余额宝,收益率在2-3%左右,依然有很高的认购率。3%和4.9%之间有1%的利差,再加上财政补贴承担的10%风险补偿基金,足够维持一个机构运营。

  在监管方面,互联网金融也很有优势。现在银监会对于信息披露有详细的规定,并且都会披露在网上,监管要求对于补贴使用方和资金使用方都面临合规使用资金的压力。因此,我认为,只要公开、透明化,农村普惠有极大的发展前景。

  林采宜:关于补贴,我举一个例子。我有一个朋友从西藏回来,说西藏的干部非常拥护政府。为什么?扶贫贷款按照处级50万,科级30万的待遇,贷完了以后银行把扶贫贷款消掉,扶贫贷款成为各级干部的奖金福利了。他们为什么拥护中央?每年都给这些钱,作为工资以外非常高的一个收入。这个例子是为了说明“贫困地区的扶贫贷款是怎么使用的”这一问题。

  高占军:刚才谢总提到的用财政补贴的方式给农民发手机,瞬间建起一个网络,然后在此基础上,收集数据、分享数据,并做一系列后续开发工作。这个思路或许简单、直接、有效。建议课题组对这个方案进行专门论证。

  尹成杰:我提几点政策建议:

  第一,我非常赞成谢平同志提到的:需要在政策上给予一定的支持和扶持,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和利用上的支持。

  第二,我建议互联网金融的基础设施和农业信息化设施相结合。我注意到,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已经成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一部分,我们应该考虑如何利用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与农村金融和保险结合,推进农村金融互联网+以及农业保险互联网+。资源整合既可以提高效率,也便于管理。

  第三,不论是农村金融,或互联网金融,在产品和业态创新与服务上,应充分考虑农业区划和农业结构。东北粮食主产区、长三角或是珠三角的农民,他们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应从各地区农业和农村发展水平以及资源禀赋和管理特点出发,因地制宜地创新金融服务的业态和产品。

从信用入手解决农村互联网金融问题

  主持人:在农村互联网金融中,如何解决农村地区缺乏信用评价和抵押这一问题?

  宋洪远:抵押物的核心问题是法律赋权问题,就是真正把农民的产权落到实践中;通过还权赋农,保护双方权益。农村金融+互联网,或者是互联网+农村金融,这是未来农村经济发展的着眼点,还是现在的着眼点,需要更多的讨论。

  刘大伟:谢总提出“互联网金融”非常有前瞻性,经过近10年的实践,我们认为“没有互联网金融是不可以的,但互联网金融也不是万能的”。大家在谈农村互联网金融,实际上是谈农村互联网普惠金融。联合国对于普惠金融和小额信贷的定义是“单笔贷款额度应不高于人均GDP的2.5倍”,中国的人均GDP是7800美元,如果严格按照联合国的定义,只有人均10万元以内的是小额贷款,是普惠金融。国内有些特殊情况,几十万、上百万、几千万贷款额度都说自己是普惠金融。我们需要更多把资源聚焦到农村互联网普惠金融上去。

  徐忠:中国地区差距很大,不能用平均数据来判断,每个地方是不一样的。

  刘大伟:所以西部地区可能标准更低,对农村客户的研究要更精准地定义。

  从“供给侧改革”出发,农行、邮储银行和信用社也做了很多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也有很多经验教训。如果有二期项目,建议把这些案例写出来。农村互联网金融需要群策群力,需要多元化服务体系。

  各位领导也谈到农村互联网金融的基础设施,这也至关重要。以宜信为例,早期农村金融我们不敢自己做,就找一些当地的小额信贷机构合作,他们已经做了十多年,更加了解农户,也更了解农村,虽然他们规模不大,但我们愿意与这样的机构合作。后来发现优秀机构的数量不多,全国就一二十家,为加大服务覆盖面,我们从2010年开始自建网点,最早借鉴了尤努斯的五户联保方式,但是做了一两年发现该模式失效。尹部长提出社会组织结构在变化,我们希望五户联保形成一个履约共同体,结果发现却变成了“违约共同体”,一家不还、几家不还。我们的农村业务需进行业务转型,从五户联保向单一客户信用转化。

  农村互联网金融不仅包括信贷服务,也包括租赁、保险、理财等金融业务。从2012年开始,我们在农业比较发达的东北和内蒙地区开始做农村小额租赁业务,包括拖拉机、烘干塔等。我们在做业务过程中也发现农村金融业务的主要风险并不是信用风险,而是欺诈风险和多重负债风险。欺诈风险和多重负债风险不是单一机构可以解决的风险,必须有信用基础设施的建设。我们国家信用基础设施还处于起步阶段,农村信用体系也需要很大提升。所以,我建议课题对于农村互联网金融的基础设施开展研究,包括信用和支付主题,建议后续开展专项研究。

  此外,我们深刻体会农村金融教育、金融启蒙程度非常低,前一段时间标准普尔做了一个全球的金融启蒙调研报告,全球仅有1/3的成人对基础金融概念有了解。信贷产品越来越普及,政府极力促进金融快速发展,但人们缺乏基础金融知识,这容易导致不理智的过度负债、违约甚至破产。根据标准普尔发布的2014全球金融启蒙调研报告,世界整体金融启蒙水平低,仅为33%;风险分散的概念了解程度最低;女性较男性金融启蒙程度低,女性的调查数据为30%,男性为35%。中国的金融启蒙水平是28%,低于全球金融启蒙水平。

  谢平:如何定义金融启蒙?

  刘大伟:标准普尔的调研包括4个问题,数量分析、风险分散、通货膨胀、复利等金融概念,以及消费者对其所拥有的金融产品的熟悉程度等问题,回答三个及以上就达到金融启蒙,三个或以下就达不到金融启蒙水平。我们在农村开展业务时发现农民对于金融的了解和信用的了解也非常少。在我们对农户开展的业务中,很大一部分工作是金融教育,因为他们对这方面不是太了解,对于自己的信用历史也不重视。所以,农村的金融教育是一个问题。

  陈剑波:你要教育的是在现代商业体系里的金融知识,实际上,在农民使用的传统渠道,包括民间借贷中,他们可能是非常守规矩的,但在现代商业体系中,可能就会出现很多信用风险。

  刘大伟:我们去农村做业务,经常需要和农户解释互联网金融,解释宜信公司。在做农村金融业务的过程中,人才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我们已经覆盖近100个农村网点,现在遇到的一个挑战是人才队伍建设跟不上。建议课题组后续在此方面有所研究。

  对于互联网金融,有两点很重要,一是数字技术,我们应该努力通过科技、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二是共享金融,互联网金融让更多个体可以参与到金融服务中去。所以,一方面是去中心化,另一方面要加强风险控制,两者缺一不可

  农村互联网金融的重要基础设施是农村信息化,我们在农村做业务的过程中会发现农村信息化程度非常低。我们需要客户经理到客户家里搜集信息,搜集产业链上下游信息。针对城市客户的贷款申请,我们可以基于数据进行信用决策,但在农村开展这项工作非常有挑战性,农村信息化是农村互联网金融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建设。

  农村互联网金融是大课题,有很多内容需要研究,建议海明组织农村互联网金融的系列课题,包括农村互联网金融创新的商业模式研究、基础设施研究、相关产业研究等,细分为很多具体的课题。

  林采宜:关于信用,刚才谢总讲到青苗抵押,其实不需要抵押物,可以直接用信用进行抵押,如果是60岁以上的人,可以找一个年轻人进行担保,年轻人就不需要担保人,因为可以用一辈子的信用做抵押。所以有人谈到农村的征信体系非常重要,其实无论用麦芽还是房产做抵押,都不如用一辈子的信用抵押好,年轻人才20多岁,征信会跟一辈子,如果违约了到哪里都不能获得贷款,征信机构会进行记录,只要没有还钱,走到哪里信用黑点都背着。所以用什么做抵押,都不如用信用做抵押,也不用进行教育,村里有一个人不还钱,出去找工作找不到,贷款也贷不到,大家就会看到效果了。

  至于农村互联网平台,刚才谢总谈到互联网金融成了一个诈骗基地(诈骗集中营)。为什么?包括第三方支付等,金融创新现在已经成为监管套利的重要代名词,以创新的名义进行监管套利。现在跑路的P2P企业,从金鹿到中晋,包括泛亚,都是在开展资金池业务。对于农民而言,存款要是没了,是会出人命的。在农村开展业务,银行可能条件有限,但第三方机构的资金一定要托管。对于第三方支付机构,如果做资金池业务,一定要按照银行来监管。农村是可以互助的,但是互助资金只能交由银行托管,因为银行是受监管的。所以越是贫困的地方,人越没有知识,越容易受骗,受骗以后越惨。所以互联网金融到了农村后,因为农村人口相对贫穷,在城市可以一次骗几百亿,但到农村即使骗几千万都会让无数人倾家荡产。所以,互联网金融除了便利性以外,一定要考虑风险,我强烈呼吁只要不是银行机构,互联网金融资金一定要有监管,这是为了保障农民的存款不受侵害,贷款也是天网恢恢,除非这辈子不混了,否则不可能赖着不还。

技术是发展农村互联网金融的突破口

  主持人:从技术角度出发,如何能更好地通过互联网解决农村的金融发展问题?

  张红宇:解决规模化的农村金融需求,要一手抓实体金融,一手抓互联网金融。实体金融方面,研究产品抵押、规避风险是一种思路,更要解决需求方问题。包括构建农民信用体系,建设信用县、信用乡、信用户,实现供需双方的信息共享、信息透明。互联网是让操作更便捷、信息更畅通的工具。互联网金融方面,也要注重需求方,让种养大户、农村合作社、中小型农业企业通过互联网金融得到有效服务。大型农业企业,包括伊利、蒙牛、双汇,以及进入农业的阿里巴巴、万达,本身不缺少资金融通途径。但有金融需求的种养大户、农村合作社、中小型农业企业,即便得到少量财政补贴,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他们相对于一般农户对信贷需求量更大,更需要政府调整支持方式,建立撬动金融资本的机制,让银行愿意提供贷款解决土地成本、生产资料购买、流动资金等问题。这类需求对互联网金融寄予了很大希望,课题下一步需要明晰互联网金融应该怎么满足这类需求。

  郭建伟:作为新疆金融学会会长,自从去年被派到新疆后,我对农村互联网金融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在此作简要汇报。除了谢总提出的印度模式等,农村互联网金融还有没有新的模式?在此我提供一个来自新疆的案例供大家参考。

  新疆目前面临的问题之一是地广人稀,城市间距离很远,县以下往往缺乏规模经济支撑,财务上无法可持续发展,收益无法覆盖成本。所以,尽管“金融服务覆盖农村”的口号喊了很多年,新疆大部分地区依然是金融空白区,一些农区和农牧区的居民依然生活在物物交换的时代,县乡居民只知道存贷款。县乡是金融薄弱区,到了地级市和省会的层面上,新疆就和内地差不多了。所以目前我们课题的导向就是“以科学技术解决问题”。

  在科学技术解决问题上,互联网给了我们不少启发:第一,边际成本为零,为财务可持续性打开一个新的思路;第二,互联网没有地域限制,无论远近,边际成本都为零。抓住这个理念,如何破解新疆的金融真空,如何覆盖金融空白区,我们提出打造一个“互联网+普惠金融”的解决方案,以市场化的方案组建一个互联网推送平台,通过多种民族语言进行金融知识和金融服务的推广普及。语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很多时候金融产品的宣传材料发下去了,老百姓却依然不知道,原因就是他们不认识汉字。现在我们通过互联网推送平台,用民族语言推送到他们的手机上。不管银行、证券、保险,只要是金融学会的会员,各家机构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开设网店,网店的年费只相当于开一家实体网点的最低成本。通过平台,我们将金融知识和产品等统一推送到老百姓手机上,老百姓就可以在手机上看,各种产品分别归类,“存款”项目有下面各个银行的存款业务要求,“股票”项目下有各证券公司的股票信息。平台本身定位为金融中介,而不是金融机构,也没有金融牌照。把人民群众的金融需求导向合适的机构,这些机构则是有牌照、受到监管的。一些暂时没人提供的金融服务也可以通过平台释放需求信号,鼓励市场创新办法解决。监管机构也同样可以介入平台,对金融机构传递的信息和服务进行监管。

  平台收入来源有二,除了各会员机构缴纳的会费外,平台的第二笔收入是通过机构推广带来的流量收入。支出也有两个,第一个支出来源于定制手机的费用,当然已经有华为等一批厂商表示为了支持新疆的金融服务发展,前期试验阶段可以赠送手机。第二个支出是给电信运营商的流量费,但是电信公司也愿意提供折扣支持,因为平台的推广可以实现每个人、每家每户都有手机。我们之前已经与北京总行各司局沟通了这种模式的政策情况,特别是支付结算方面的政策,对接的结果就是一类账户必须开,否则二、三类账户不能开,没有二、三类账户,开通手机操作就有困难。开通一类账户则面临面签的问题,人民银行的规则是一定坚持面签原则不动摇。我提出了新疆的实际情况面临的问题后,相关部门表示必要的话可以研究是不是在新疆进行免面签试点。新疆的地理情况导致面签的成本十分高昂,但人民银行的态度是能面签的尽量面签。我提出远程视频、手机、身份证、当地村委会和我们的工作组的访问,都能验证申请人的身份,所以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策突破的问题。

  从新疆的角度破解农村互联网金融的模式,在丝绸之路上很有推广前途,昆仑山另一侧的巴基斯坦、阿富汗同样十分落后,但只要一个手机,丝路金融服务业就没有问题,中亚几个国家也是这样。所以通过在新疆打造一个基本模式,把这样的中介服务和金融服务推展下去,而不是在线下推进网点铺设。不推进线下网点的建设是因为这样做的成本很高,例如农行在县城是有机构的,县城存贷比不到20%,国家一直定向降准、降息,但为什么不放贷款?一是符合需求的不多,二是符合需求的报上去也不批,所以现在网点都被闲置。

  此外,人才队伍也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在乌鲁木齐中心建立了一个呼叫中心,对各网点的人员进行远程培训、远程代理、远程咨询和远程策划,让他们逐步走向正轨,由最低级的金融发展到现在的金融。我们与印度模式有些相似,但是也不同于现在的互联网金融公司,我们依托传统金融、正规金融推送下去,在中间空白地带引入一些新业态。例如线上购物,淘宝也可以接入平台,宜信、蚂蚁金服等互联网金融机构也可以由此进入新疆。

  孙涛:谢总说应该启动政府补贴,但补贴不是长期可持续的发展模式,长期可持续就是可复制,要有盈利。阿里的网上银行,它的基本逻辑是通过技术和数据改变触达客户的方式,从而极大地降低成本。一旦降低了成本,就可以用大数据的方式,比如淘宝,就完成对个人用户及小微企业的锁定,这个锁定不需要任何抵押品,而是通过客户的现金流、银行账户、未来应收账款、收入、教育背景、工作情况进行风险评定,在网上建立一套系统。所以目前蚂蚁金服的远程银行业务范围能够发展得很大,整个结构的资本金是40亿人民币。上述过程是在建立闭环系统,好处就是风险相对可控,而且成本很低,但不足是可复制性有限。所以蚂蚁金服目前考虑的问题是怎样把这套基本思路延展到体系外,这个延展过程从淘宝的扩张有一些获益,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蚂蚁金服目前在以供应链产业金融的思路,把供应链模式与互联网金融模式结合在一起研究,把从原材料、半成品、产成品,到生产企业,最后到消费者的过程达成一个想象的闭环。产品具备很好的可追溯性,我们可以了解到产品生产过程中每一环节参与者的信息,与现在绿色金融、绿色农业的理念也很相符。互联网金融的介入点就是从农民融资需求和支付需求开始,为每个生产环节的参与者提供融资。蚂蚁金服目前正在与国内非常大的一家收购方洽谈,目标就是形成上述闭环。风险控制则是通过保险解决,最近这方面的保险产品很多。

  谢总的方案可以把补贴与闭环结合起来,开始为买手机提供补贴,以扩大市场,然后引入互联网金融闭环。在这方面,浙江丽水和人民银行也在做调研,以后都有可能融合起来。

  周治翰:我们在实践中发现,当前从事农村互联网金融业务的公司,大多存在两个误区。第一个误区是,无论大型公司,还是规模小的农村互联网金融企业,贷款利率大多在18%以上,本质上是一种“高利贷”,用高收益覆盖高风险。但实际上,高利率只能解决一些临时性的、小额的、或者短期的需求,无法作为农业生产常态的资金支持。我曾经在国开行有十年基层金融业务经验,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解决农村医疗卫生水利等方面的融资问题。我的切身经历表明,现阶段我国的农业生产力仍然十分薄弱,农业项目的融资比较困难。第二个误区是,很多农村互联网金融公司创建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农村资本的高利差获取收益。因为农民的理财渠道匮乏对收益率要求低,导致农村的资金成本低于平均水平。

  但是客观来看,对于化解农村金融问题而言,互联网金融是非常有好处的。以前国开行曾经推行过农村无担保、无抵押借款试点,其中一个重要的风险平衡方式叫做“平辈压力”,就是在线下成立信用协会,让周边其他个人或者组织共同监督,之前的“五户联保机制”也是同样的原理。如果把这个原理运用到互联网上,将会极大地降低操作成本形成天然优势。所以在解决信息不对称方面,互联网金融非常有实用价值。

  郭建伟:现在农村已经在普及电商试点,国家在推动,并且提供了资金支持。关键是如何进行资源整合。我正在推进这件事情,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搭建一个平台,把很多农民不了解的保险产品推广下去。二是借助互联网,通过大数据分析再开发产品。这些产品包括:一是新的商业性产品,二是农业部的政策性保险产品。目前,农民的小麦有补贴,但是农业的其他方面也应纳入政策性保险范围,如果能和扶贫政策相结合就更好了。

普惠金融需要具有商业可持续性

  主持人:如何理解普惠金融这一概念?

  孙涛:普惠金融要想做好,有三个基本条件:规模化、可复制、可持续,商业上一定要可持续,要有利润来源,风险可控。这三个是普惠金融的基本条件。农村金融作为普惠金融最重要的一部分,也需要满足这些条件。

  谈论普惠金融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金融稳定的问题,普惠金融这么多年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就是抵押品问题,抵押品存在的目的在于风险控制。上个月,IMF的报告指出,普惠金融的发展在于两个方面,第一是多开账户,增加ATM机;第二是信贷扩张造成的互联网金融和普惠金融的发展会带来金融稳定问题,也就是监管要与时俱进。

  叶兴庆:互联网金融是一个新生事物,农村互联网金融则更是刚刚诞生不久,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信息技术发展迅速,由此导致未来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趋势和方向也难有定论。从政策研究角度出发应该对互联网金融,特别是对农村互联网金融持有怎样的立场和倾向,也不容易说清。对此,我有三个观点:

  第一,互联网金融确实天然具有普惠性,特别适合城市和农村小客户。因为大客户不需要互联网金融,传统金融已经足以满足他们的需求。但是普惠性并不一定就是公益性,并不一定就是亏损或需要补贴。如果普惠金融是建立在补贴的基础上,未来就很难发展壮大。农村的互联网金融大概有两种类型,一是“农村金融+互联网”,也就是现有的农村金融机构如何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来推进产品创新、服务创新、机制创新,降低成本扩大覆盖面,提高对“三农”渗入的程度。二是“互联网+金融”,那就是以平台、以软件、以概念为起点,向农村金融行业渗透。我认为,这两种类型各有其存在的逻辑,也都各有其发展的空间。这是我对农村互联网金融的认识。

  第二,现阶段发展农村普惠金融,还是要更多地依靠现有的农村金融机构。尽管社会上对中国的农村金融有很多负面评价,但是客观地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的农村金融发展得并不差。与发展中国家相比,我认为中国还是比较优秀的。即便是和发达国家相比,我认为我国的农村金融也有自己的特色。当然,现有的农村金融机构确实有问题。其中一个就是过分强调抵押担保。曾经有一项金融政策规定,30万元以内的可以发放信用贷款而不需要抵押物,但是现实中没有一家金融机构真心实意执行这项政策。现在实际的信用贷款额度大多在1-5万元之间。如果真正实现信用贷款可以达到30万元的话,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中国农村户均7亩多地,如果按照农民土地租金的六七成给予抵押贷款,那么可以贷到的额度是很低的。如果以住房财产权抵押来贷款,需要农民有两套以上住房,只有一套房是不能抵押的,从现阶段农民的实际住房情况来看,绝大多数农户不可能获得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

  发展农村普惠金融还是要有新的思路。比如通过互联网技术、通过大数据来发展。互联网的特点就是万物互联。通过万物互联,我们在数字上、信息上能够解决风险问题。现有金融机构怎么更好利用互联网技术来达到普惠金融的目的依然值得研究。

  现有金融机构要做好普惠金融,还需要理念层面的提升,需要由银行家来办农村金融,需要具备银行家的情怀。通过差别化税收、差别化存款准备金和其他工具调动金融机构发展农村普惠金融的积极性,这方面还要有适当的政策引导。

  第三,对于“互联网+金融”,特别是在农村发展互联网金融的模式还需要长时间的观察。随着实践发展,逐步发现其问题,然后再针对这些问题完善规制和监管体制。同时,也可以总结提炼出政策的介入点和切入方式。

  高占军:发展农村互联网金融,如何发挥现有的农村金融机构的作用,十分重要。我们也很关心三农问题,最近十年来每年都会开一次关于农村金融机构的年度会议。虽说农村信用社改革并不算成功,但数万家的中小农村金融机构已经在那里,在农村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中,这些最草根的农村金融机构不能在其中发挥作用,似乎是很难想象的。

  据我们调查了解,也有很多农村金融机构做得很好,通过员工持股、良好的风控,回报率很高,而且能够做到可持续发展。报告中提到了安徽农村金融机构的例子,是比较典型的案例。建议报告对相关案例进行更系统的分析。

注:

[1]圆桌讨论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秘书处整理,因时间所限,宋洪远、王硕、林采宜、徐忠、孙涛发言未经本人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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