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几点认识
郑京平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特邀成员
[ 2016-03-03 ]

  自2015年7-8月份以来,特别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成为研讨中国经济发展和相关问题的热词。有人说是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有人说是中国宏观调控方式的转变……。本文将从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内涵、意义及其相关问题等几个方面,谈谈初步认识。

一、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内涵及意义

  弄清楚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十分重要。这既是本文讨论问题的基础,我想也应该成为社会上讨论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础。因为,针对不同的内涵,要讨论的问题是不一样的。如果没有清晰的内涵和定义,在讨论时,就很容易出现各说各话,说的不是同一件事的尴尬;也很容易产生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成一个筐,什么东西都往里装的问题。

  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或定义是什么呢?事实上,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包括此前中国领导人的讲话,对此已经给出了清晰明确的定义:“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通俗地说,就是通过改革,提高供给侧的灵活性、有效性、合理性和技术含量。这里所说的技术含量,就是指包括技术进步、体制创新(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优化)、效率提高等在内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又称为“索罗余值”,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罗(Robert M.Solow)提出,是用来衡量生产效率的概念(等于总产出与全部要素投入之比)。在计算上,它是除去劳动、资本、土地及自然资源等要素投入之后的“余值”,主要包括体制或制度、创新、效率等因素。这里所说的结构性改革一词,按照国际经济界使用情况,主要是指政治、社会、经济结构的改革,也就是常说的体制改革。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时刻,中国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依靠“水多加面,面多加水”的简单扩大再生产方式、单纯依靠刺激需求发展经济的老路已经走到尽头:资源环境约束强化、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国人消费观念和需求已从过去量的满足——“温饱”,转变为品质的追求——“好且方便”。靠扩大投资,把问题积累起来并后移的“增加投资→扩大产能→继续增加投资→形成新的产能”的恶性循环已经转不下去,必须要有新招数。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正是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面临问题的新招数,意义重大。一是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抓住了中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可持续发展的命门——供给侧质量。例如,作为全球钢产量第一大国,我国却生产不出制造小小圆珠笔芯的特种钢材。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国外代购、海淘、进口消费品迅猛增长,以及国人出国旅游扫货,连马桶盖、电饭锅都要买回来的事实说明,中国消费品市场需要来一次“品质革命”!很多商品的关键竞争力往往就在品质上。德国产双立人牌指甲刀,就是因为匠心独具,克服了普通指甲刀口只有一个弧度的缺陷,细致到根据人的指甲有水平和上下两个弧度来进行设计生产,从而征服了广大消费者。二是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抓住了中国供给侧的短板——水平不高、反应不快、效率低下,单纯依靠要素规模扩张进行发展遇到了“天花板”。近些年来,我国生产要素成本低的优势正在丧失。以劳动力成本为例,工资收入上涨速度一直快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2015年与比2010年,我国全员劳动生产率提高了43%,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则提高了53%,比前者高出10个百分点。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约束空前强化。投资扩张受到抑制。一方面,由于产能过剩、要素成本提高,投资回报率不断下降;另一面,杠杆率不断提高,经营风险加大。2015年底,中国债务总额与GDP之比已经达到250%左右。2015年末货币供应量M2达到139.2万亿人民币,比5年前的2010年末增加了91.7%,而5年间现价GDP仅增长39.8%,前者是后者的2.3倍!三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入成本概念,强化了投入产出意识。说一千,道一万,国家间竞争力的终极源泉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只有强化投入产出意识,才能不断提高生产率。四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指出了解决问题的出路——改革!惟有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消除影响供给侧提高效率的体制性障碍,发挥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才能达到目的。因此,眼下的关键是如何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重大决策落到实处。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与需求侧管理齐抓并进

  目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在紧锣密鼓地推进之中。但无论是从其手段——改革看,还是从其落脚点——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率,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涉及长期发展的问题,要发挥作用显然需要时日。因此,为解燃眉之急,实现年度或中期 “稳经济增长”的目标,还必须要与需求侧管理一起抓。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也要把总需求管理好。

  首先,要认清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在有机统一性,将二者统筹运用好。一是供给与需求是相对而言的,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供给学派鼻祖萨伊就指出,“一种产品一经生产,从那时刻起,就给价值与它相等的其他产品开辟了销路。”这就是所谓“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此处的需求是指有能力支付的需要。你要先赚到钱,才有可能对其他产品产生需求。反过来,刺激需求也能带动供给,至少在短期是如此。例如,通过降低存款利率,可以把潜在的、长期需求刺激出来,就能够带动相应产品供给的增加。二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本身就可以产生需求。因为,通过改革,提高供给侧的灵活性、有效性、合理性和技术含量,就可以使供给产品更具竞争力,而更具竞争力的供给就可以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从而创造更多的需求。例如,通过改革,我们可以消减不符合市场需求的产能,把相应的要素资源转移到效率高的领域,解决企业“僵而不死”、劳动者隐性失业、资金固化低效问题,使效率高的行业供给能力提高,从而需求提高。如,农业生产要素向工业的转移,第一、二产业生产要素向第三产业的转移,均是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在扩大有效供给的同时,创造新的需求。三是通过需求管理可以先解决救急问题,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争取时间和空间。根据萨伊定律,现有的需求其实是过去的供给所产生的,只不过是积蓄在那里。刺激需求,尽管并没有增加新的需求,而只是消耗掉过去积蓄的需求,是把长远需求消费于当下。但这毕竟可以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争取时间和空间。

  其次,要使总需求能够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评判标准,一是有利于把经济增长稳定在6-7%;二是特别要防止出现通货紧缩。总之,要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必要的环境。

  此外,从宏观经济角度看,为配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应注意收入分配的改革和管理,从供给、需求和收入分配三个角度同时发力。例如,降低企业成本、增加居民收入、政府部门收入去杠杆等,都既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收入分配改革的重要内容。

三、充分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是改革。众所周知,我国体制供给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市场经济发展仍很不相称,亟待改革。一是政府职能缺位与越位并存。防止权力寻租、为政不为,为市场竞争创造公平、宽松的环境仍有很多工作要做。一些领域的垄断仍相当严重,市场上假冒伪劣等行为没有得到有效遏制。一些政府管理部门之间、同一部门的不同环节之间,推诿扯皮、设租寻租问题依然存在,人为提高了全社会运转的交易成本。二是关键领域改革不到位。如,价格、金融、财税、土地制度、国企、收入分配等改革均不到位。以市场经济运转的核心——价格为例,有关改革还不到位,价格手段的运用还很不够。例如,棚户区改造项目,我们就可以运用货币化的手段来提高效率。环境污染的治理也可以通过市场化,特别是价格手段,给企业的负外部性行为定价,从而形成约束。又譬如,现在比较流行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企业污水或其他废弃物处理税或处理费的征收等,均是很好的例子。三是政府决策机制仍不尽合理。导致有些政策不符合实际情况、操作性差,刚出台就受到质疑,不得不修改,甚至中止执行。还有些政策是大方向好,但缺乏具体实施细则,难以落地。凡此种种,惟有通过深化改革才能解决。

  我们知道,所谓改革,实际上就是对现有利益格局的再调整,势必受到现有得利者的强力阻挠。更何况经过30多年的改革,好吃的肉都吃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骨头,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因此,我们必须要对改革的艰巨性有充分认识。

  此外,正因为改革的艰巨性,决定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长期性。也决定了改革要明显发挥作用需要一定的时间。例如,要改变我国企业不太注重产品品质的陋习,就需要付出艰苦努力。这不仅是简单地使用好材料、增加投入就能解决的问题,还涉及到治理方式、企业文化、队伍素质、产品标准、生产流程等一系列问题,必须从过去习惯做一般产品的老路上,脱胎换骨、死而后生。因此,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有只争朝夕的精神和行动,但也要有耐心和恒心,不宜操之过急,更不能乱刮风。而要通过很好的顶层设计和切实可行的操作举措克服重重困难,稳步向前推进,逐步达到目的。

四、既要发挥好政府的作用,又要防止其越俎代庖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毫无疑问要发挥政府的作用。但与此同时,又要十分注意政府干预的局限性和弊端。在我国更应如此。长期以来,我国政府部门和官员最擅长的就是用行政手段干预的方法,下指标、定目标、层层考核。弄不好就会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异化为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调整结构。实践证明,靠行政手段很难达到改革的目的。为此,要按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理念和要求,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使政府、企业等均作为主体进行协同配合推进。一要注重发挥政府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作用。要搞好基层设计,并强力推进。要进一步简政放权,减税降费,给企业和创业者松绑。要严格立法和执法,切实保护知识产权,坚决打击一切侵权行为。要建立良性的激励机制,让改革创新者得到应有的奖赏。要用靠立法、司法、行政力量打破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挠。如,对专车的发展,政府应出台法规,鼓励、保护竞争,打破传统出租车行业的阻挠。二要尽可能地利用市场规律和价格手段对供给侧进行改革,坚决防止在政府主导下,靠行政手段调结构。如,在企业重组过程中的‘拉郎配’——把一些问题相当严重、产能过剩大的企业,用拉郎配的办法捏在一起,结果非但不能解决已有问题,而且会引发更大的问题。还有就是 “僵尸企业”、劳动者隐性失业、资金固化低效等问题不解决,就无法使低效或无效的沉淀资源得到优化配置。正面的例子是用货币化的手段进行棚户区改造。即,在棚户区改造过程中,财政补贴可以货币化的方式直接分给符合条件的居民,让老百姓自己在城市选房买房,可以是政府盖的棚改房,也可以是开发商开发的商品房。这样老百姓可以买到更适合的房子。

五、用全球化眼光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要提高供给侧的灵活性、有效性和技术含量,必须充分考虑和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要充分利用好我们的比较优势,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因为,如果仅从单一国家或经济体看,市场容量总是有限的。以此为标准去衡量,许多国家都会有一些产品的产能是过剩的。但根据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理论,从全球化角度看,则会得出相反的结论——不过剩,至少是市场容量要大许多。例如,如果仅从泰国自身的角度看,泰国的产的香米是过剩的,但从全球角度,它可能是供不应求。又如,我国的纺织品生产能力也是如此。因此,我们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必须要有全球化的视野。

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统筹运用好财政和货币政策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很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均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加以应对,尽管发挥了较好的作用,但也形成了对货币政策的过度依赖。货币政策刺激的效果也在减弱。我国也是如此,在稳健的货币政策下,货币供应仍大大超出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之和。现在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可以说正当其时。由于财政政策是天然的结构性政策,例如,去产能补贴、低保救济等。因此,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应该发挥更大作用。但也要看到,由于经济减速,加之减税降费等降成本举措,近年来,我国财政收入增长亦大幅放缓,而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支出的刚性,使财政的日子也很不好过。政府债务率不断升高,积极的财政政策的空间也在压缩。因此,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必须同时发挥好财政和货币两个宏观管理政策的作用,使二者相互配合,相辅相成,达到1+1大于2的效果。


(作者郑京平系CF40特邀成员、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本文为作者向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独家供稿,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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