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还告诉了我们什么?
张 涛
[ 2016-04-01 ]

  近年来,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民间社会逐渐达成一个共识,就是经济运行“不简单以GDP论英雄”,因为GDP作为观察经济运行的指标而言,存在一定局限性,例如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许宪春在其新书《中国政府统计问题研究》中就曾对GDP的局限性进行了归纳:即不能全面地反映经济发展、不能全面地反映社会进步、不能反映资源环境的变化和不能全面地反映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但“不简单以GDP论英雄”,并不是说GDP数据不重要。因为截至目前,在观察经济运行情况时,GDP依然是最重要的经济指标,不过在“新常态”下,我们需要从GDP数据本身,探寻经济运行新变化的蛛丝马迹,即“GDP除了经济增长快慢之外,还告诉了我们什么”。

一、名义增速和实际增速的实况是什么?

  按照2008年SNA的定义(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5个国际组织共同制订的《国民账户体系》,简称SNA),GDP是一个国家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

  通常而言,我们更多关注GDP的实际增速,即剔除物价因素之后GDP的增速,但并不意味着GDP的名义增速(未剔除物价因素的GDP增速)就没有意义,尤其在后危机时期,作为就业和通胀综合情况的经济指标,名义GDP增速显得格外重要,实际上欧美日等货币当局已将GDP名义增速作为了其重要政策目标之一。

  我们的情况呢?2015年中国GDP名义增速是6.42%,是1999年(6.25%)以来的最低水平;GDP实际增速是6.9%,是1990年(3.9%)以来的最低水平。1999年的宏观大背景主要是亚洲金融危机,1990年的宏观大背景主要是中国“价格闯关”失败后的社会风波,而当前GDP名义增速和实际增速值双双指向了前期危机时的最低水平,表明当前经济运行确实遇到了不小的麻烦。
 
图1:经济增长与物价情况

 

二、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实况是什么?

  如果将实体经济粗略地看作是剔除金融后的GDP,危机前(2004-2008),实体经济名义增速平均在18%,危机爆发初期的2009年一度跌至9%,随后在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下,快速回到18%。但自2012年之后,实体增速就一路下滑,到2015年已经降至5%,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低水平。

  同时观察银行业资产年增规模占剔除金融业增加值后GDP的比重,这个指标反映的是金融对于实体经济的拉动效果。危机前(2004-2008),这个占比平均为30%,即1元的金融投入能够带来3元的GDP增长。目前这个占比已升至42%,即1元金融投入只能带来约2.3元的GDP增长。鉴于经济还在减速下行,可见金融对于实体经济的贡献越来越低。

  还有就是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这个指标反映了金融在整体经济中的份量。危机前(2004-2008),金融占经济的比重平均在5%,目前已经升至9%。一方面说明我国经济结构确实发生了变化,但“实体经济差、金融风险高”也是实情。
 
图2: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情况

 

三、旧经济与新经济的实况是什么?

  伴随经济增速的回落,中国的经济结构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尤其是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继续增加,“三新”(新产业、新业态、新产品)在经济中的比重大幅提升,可以说我们的经济运行已近进入到新旧经济切换阶段。

  目前GDP统计中的第三产业除了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通信,批发零售,金融,住宿餐饮,房地产五个行业之外,还包括了涵盖IT、软件、信息传输,租赁和商务服务,科研技术服务和勘探,居民服务,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福利,文体娱乐,以及公共服务等在内的其他服务业,而这些其他服务业虽不全面,但基本反映的是“新经济”情况。

  截至2015年,其他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已经升至20%左右,在2015年6.9%的增长中,有2.4%是来自其他服务业的拉动;相应工业占GDP的比重已经降至36%,对于2015年6.9%的增长拉动仅为0.13%。由此可以看出,虽然经济增速在回落,但结构调整也在出现明显的变化,说明新的增长点可能已经出现了端倪,而此端倪一定会被宏观层所重视,也应在政策安排中予以考虑。
 
图3:新经济与旧经济

 

四、经济增长动力和就业的实况是什么?

  从劳动力需求层面,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结构剧烈调整和城镇化仍在推进过程中;但从在劳动力层面,已进入到适龄劳动力人口净减少阶段,从2012年至今的4年间,16-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累计减少已近1500万,由此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已经有了显著的变化。为了观察这一变化,笔者匡算了中国的非农就业数据,即用全口径就业数据减去第一产业的就业数据。

  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我国的非农就业年净增人数由危机前的1595万人(1996年)快速下降,到1999年的166万,同期的年新增城镇人口稳定在2100万左右。因此,当时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失业问题——按照蔡昉等人的估算,当时的失业率接近8%,相应经济增速和劳动生产率增幅出现了快速下滑。所以,当时只要想办法把就业市场被危机冲击出的那个缺口填起来,劳动生产率就能很快地回升,经济自然也就好起来了。

  但是2008年危机以来,新增非农就业人数除了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和2012年欧洲债务危机期间出现短暂小幅下滑之外,其它时间内非农就业人数基本保持在1700万左右(在2014年和2015年,农业和工业部门的就业实际上是净减少的,增加的只是服务业)。表明本次危机以来,我们的就业市场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但劳动生产率增幅却一直处于下降趋势中,对应着经济增速也是一路下滑。显然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通过增加劳动要素投入带动劳动生产率回升的办法,在本次危机后的运用空间受限了,其背后实际反映出了经济增长动力从哪来的问题。
 
图4:非农就业和劳动生产率

 

五、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实况是什么?

  从GDP的表现形式而言,包括生产法计算的GDP价值形式(即涵盖三次产业增加值)、收入法计算的GDP收入形式(即包括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和支出法计算的GDP产品形式(即三大需求,包括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其中生产法的GDP我们可以理解成对经济运行中总供给衡量的指标,而支出法的GDP则是对经济运行中总需求衡量的指标,而从国民经济核算理论角度而言,总供给与总需求应该是相等的,即生产法GDP与支出法GDP应该是一致的,相应两种方法得出的增长率也应一致。如果观察2012年以前的数据,我国的实际情况也是如此。

  但从2012年之后,生产法GDP增速持续低于支出法GDP增速,而在2010年和2011年中,生产法GDP增速明显高于支出法GDP增速。造成这一变化的原因,从数据层面,就是存货增加这一项出现了大幅波动。因为从生产法GDP 核算的角度, 只要产品生产出来,都应计算相应生产活动的增加值;而从支出法GDP核算的角度,那些没有销售出去的产品,是作为存货增加计入支出法GDP。而本次危机以来,尤其是期间我们经历了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的快速出台和退出,存货增加数据如此大幅的波动,是不是说明在宏观政策如此剧烈变动下,经济微观层面仍然处于不适应期呢?
 
图5:总供给与总需求

 

六、各地经济运行差别的实况是什么?

  我们的GDP从区域上还包括两个层面,即全国的GDP和各地区的GDP,有这两个层面的数据,就可以观察中国中观层面的经济运行状况。

  例如,以全国的数据作为标尺,2015年中国经济大致有三个区域:

  第一个区域包括浙江、北京、广东、江苏、重庆、贵州和福建7地(5省+2市),它们的经济增长情况好于全国平均水平,相应其经济总量的全国占比均有提升,其中浙江是唯一2015年经济增速较上年提升的省份(2014年增速5.87%,2015年增速为5.93%),广东省则是唯一占比超过10%的省份(2014年占比9.91%,2015年占比10.06%)。这一区域的经济规模占全国比重约四成。

  第二区域包括山西、河北、内蒙古、黑龙江、辽宁、陕西、甘肃和新疆7地,它们经济增长情况差于全国平均水平,相应其经济总量的全国占比均有下降。这一区域的经济规模占全国比重约在两成。

  第三个区域就是除上述两个区域之外的16个省和直辖市,他们经济增速与全国增速差距不大,经济总量占比变化不明显,这一区域的经济规模占全国比重约在四成。

  因此,目前中国经济中观境况大体格局是“4:4:2”,四成好,四成中,两成差。

  同时,观察新增贷款规模与GDP年度差值的比值情况,还能看出各地经济增长与融资支持的关系变化情况。例如,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为分界,观察本世纪以来全国的这一指标情况——2001-2007年期间,该指标均值为1.2,换而言之每增加一元的GDP需要投放1.2元的信贷;2008-2015年期间,该指标均值为1.8,即每增加一元的GDP需要投放信贷量升至1.8元;2015年该指标为2.8,即每增加一元的GDP需要投放信贷量升至2.8元。同样以全国的数据作为标尺,来观察各地的情况,上述第三个区域2015年合计新增贷款规模近2万亿,占到全国新增贷款的三成左右;而其经济规模占全国比重为17%,言外之意,信贷比重接近经济比重的两倍,但这些区域的经济增速均低于2%,表明这一区域的七个省份对于融资依赖度如此之高,恐怕与“避免经济硬着陆”、“防止区域性风险”的宏观要求有关,可以说这一区域融资中有大量资金是用来“保命”的,而不是用来“成长”的。这一客观事实,是我们在评判中观经济情况时,不能忽视的,而且对于转型而言,这一尾部风险必须要得到化解。
 
图6:区域经济增速情况

 
 
图7:区域融资情况

 

七、政策预期和实际运行的实况是什么?

  每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均会给出当年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以及物价水平变化的预期幅度,加之从2003年开始,财政部提交“两会”审议的“预算报告”都会公布当年的赤字规模和赤字率,通过推算,我们就可以得出GDP的名义值,算出GDP的名义增速了。由此结合政府报告和预算报告,就能推算出当年GDP平减指数的预期目标了。例如,按此方法就能得出2016年GDP平减指数的预期目标为0.34%-0.84%。

  为什么说GDP平减指数重要呢?因为它作为宏观价格水平的观测指标,范围不仅涵盖全部商品和服务,还包括生产资料和资本、进出口商品和劳务等。一般意义而言,如果说GDP平减指数增幅很高,往往意味着经济已经过热,反之增幅很低,甚至是负增长,则意味着经济很冷。以此判断的话,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经济运行基本仍处在偏冷的区域,去年我国GDP平减指数为-0.5%,PPI连续第四年负增长。所以当下宏观层对于物价的预期目标会显得特别重要,因为随后的政策实施一定会锁定这个目标展开。

  例如,2012年至2015年间,GDP平减指数预期值均高于实际值,且差距越来越大,到了2015年已经是方向性的差距了(预期值为3.75%,实际值仅为-0.5%)。表明近几年来经济运行的热度始终低于宏观预期,而且离得越来越远。也许正是这一原因才使得2016年的预期值下调至1%以下,或者还可以理解为宏观层对当前经济现实的承认。

  而2012年之前,除了2008年之外,GDP平减指数预期值均低于实际值,显示宏观层在该阶段更多地考虑不让经济热度上升。最为典型的是2007年,为了防止经济热度过高带来的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当时宏观层的GDP平减指数预期值是-1.6%,而且当年宏观政策确实也采取较为严厉的紧缩政策,例如每月上调一次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每两个月上调一次存贷款利率。这一政策导向一直延续到2008年上半年,以至于当时颇有人质疑我们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应对是否及时。

  如果说经济指标的预期值实际上反映出宏观层想要的东西,经济指标的实际值是政策主观和经济客观共同作用的结果;那经济指标预期值和实际值之间差距的变化,则反映出宏观层对于经济运行事实及未来走势的接受度和认知度。从逻辑上讲,当宏观层的预期值向实际值靠拢,在随后的政策安排上也会有相应的调整。
 
图8:通胀预期与实际情况

 

  以上七个方面的经济观察,笔者就是从GDP引申出来的,实际上这样的观察恐怕还有很多,比如杠杆率、债务情况、金融风险、国民财富等等,总之,经济观察以取决于数据本身,更为重要的是观察的角度,此点和“不简单以GDP论英雄”不是矛盾的,而是统一的。


(本文作者张涛系CF40·青年论坛会员、供职于中国建设银行金融市场部。本文为作者向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独家供稿,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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