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改革攻坚还需要做什么?
黄益平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
[ 2016-05-21 ]

  杨行长的这本书我是一年多以前拿到的,当时很认真地做了读书笔记,每一篇我都读了不止一遍。为此次读书会,我又仔细阅读了一遍。

一本银行家写的书

  看完本书的第一个感受是:这本书不是一个专栏作家写的,具体理由有三点。

  第一,这本书是银行家写的。杨行长的经历大家都知道,作为深受尊敬而且享有国际声誉的银行家所写的文章,都言之有物。每一篇文章都与他的工作有关,但同时又具有普遍意义。

  第二,有事就写,没事不写。大家看这么多年,杨行长写的文章的数量并不多,我仔细阅读文章特别是文章前的导语之后,大致可以猜测出他写文章的原因或者动机,。杨行长写文章,要么是说明一个事实,要么是阐明自己的一个立场,或者就是纠正一个流传的看法。

  第三,真有事情也不写。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本书中间有一个很大的空档期,在2004年最后一篇文章《探索中国资产管理公司新体制》后,就一直没有新的文章,直到2010年时才发表了一篇关于资本充足率的文章。在这六年间,杨行长一直在忙乎工商银行改革、转型的事情。

三点读书心得

  看完书之后,我获得了三点比较深刻的读书心得。

  第一点是关于银行业不良资产处置问题。这个问题曾经是我的主要研究兴趣之一。因此,我对于不良贷款问题尤其是四家资产管理公司(AMC),都有一定的跟踪与分析。杨行长的分析给了我特别多也是特别是在的收获,其中有一些结论出乎我的意料。比如杨行长说中国的AMC比美国的RTC做得好,我一开始对这一评论不是很理解,因为从不良资产处置的回收率来看,RTC和AMC大致差不多。RTC是美国储蓄和贷款机构在80年代末一轮危机之中的应急之举,存续了五年时间,不良资产全部被快速地处置掉了。我国的AMC刚开始建立的时候说是十年生命期。杨行长说AMC比RTC做得好的一个原因是,RTC接手的是储蓄和贷款机构的所有的资产,这其中有不良资产,也包含一些比较好的资产。而转移到AMC资产则全部都是不良资产。基于上述区别,尤其考虑到我们的产权结构、法律程序和金融市场上一系列的潜在问题,确实可以说AMC比RTC做得好。

  杨行长在书中还提到,资产管理公司从原先设计的存续10年后来逐步转变成了常规性金融机构,华融和长城等都变成了多功能的金融机构。杨行长还特别提到或许未来银行的不良贷款仍然可以利用资产管理公司的处置模式,而不是直接由银行本身来化解。从现在来看,资产管理公司的功能和贡献已经远远超出了最初建立时设定的目标。从这个角度来说,杨行长作为华融的第一任总裁,无论是提供战略思考,还是执行金融实务,都做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

  第二点是纠正一些关于银行业的看法。这些流行的看法中,有不少过去我就不认同,但也有一些我是持同情立场的。杨行长的角度又不太一样,因为他是我国银行改革、转型的亲历者甚至指挥官。但公众对银行也有许多强烈的看法,比如公众认为银行业尤其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明显处于垄断地位,盈利丰厚。杨行长对此做了很多具体的分析,并列举了不少实例来说明其实我国银行业的竞争程度还是比较充分的。再比如银行业是不是一个暴利行业?一般我们说银行业暴利,指的是利润总量比较大。杨行长提出,如果看资产或者资本回报率,我们银行业的盈利状况并不好,因此不应看作暴利行业。最后,杨行长还建议不要把银行和实体经济对立起来,这个观点我特别赞成。金融本来就是经济的一个部分,非要分出一个你我,没有必要。更糟糕的是往往经济搞不好就怪金融,多数情况是打错了板子。

  第三点是对互联网金融的看法。顺便说明一下,杨行长现在是我们北大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的特邀高级研究员,他对于互联网金融的看法,概括起来有三条:第一,互联网很重要,但是不能帮助我们解决一切问题;第二,现在说互联网金融,一般都是说互联网公司做金融业务,但其实金融公司也做了很多互联网的事情,尤其是前几年杨行长领导工商银行在运用大数据、运用互联网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商业银行中也非常突出。第三,现在互联网金融风险很高,所以监管很重要。今天回过头来看杨行长的这个观点,确实是既深刻又有前瞻性。

银行业改革攻坚完成了吗?

  最后我向杨行长提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杨行长这本书叫《银行改革攻坚》,我想知道我国银行的改革攻坚完成了没有?如果没有完成,现在进行到了哪一步?未来最关键的改革攻坚步骤还有哪几步?

  从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我国正式启动新一轮银行改革攻坚开始算起,已经有将近20年的时间。但银行的问题还非常多,这是由经济周期性变化引发的、还是由体制性缺陷决定的?

  其实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金融体系一直在变化,现在变化的速度越来越快。我觉得这可能是由三个方面的变化所推动的。

  第一,经济发展进入到了新阶段,过去粗放式的增长很难再持续,未来需要靠创新和产业升级推动发展,创新创业需要一些新型的金融工具与融资渠道,金融得跟着变。

  第二,金融体系的进一步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金融改革十一条等,总结起来是三个方面,一是降低准入,二是开放市场,三是改善监管。这些改革措施,比如利率市场化和资本项目开放,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是革命性。

  第三,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金融提供了很多机会,也催生了不少问题。很多互联网公司已经涉足第三方支付、网络贷款、基金直销、股权众筹、保险、网络银行、数字货币等业务。金融机构也在尝试做展开同样的业务。

  所以说,变化是永恒的。但问题是:银行改革攻坚还需要走多久?

  比如,对于银行不良率的问题,现在是官方一个数字、市场一个数字,准确的数字到底是多少?每个人的判断不一样。当年从银行转移1.4万亿不良资产到资产管理公司的时候,朱熔基总理曾经说这是最后的晚餐。那现在怎么办?按照杨行长的思路,处置不良资产应该成为资产管理公司的日常业务,所以将来可能还会有不良资产从银行转移到资产管理公司,只不过方法可能会发生变化。

  不良率到底有多高这个问题说重要也重要,说不重要也不那么重要。如果最近一轮不良率上升主要是前期刺激政策造成的,那么处置不良的时候,政府还是脱不了干系,况且我国政府的资产负债表还比较健康,能够承担得起责任。但化解存量不是问题,如何解决流量却至关重要。银行风险的流量管不住,最终一定会出大问题。但存量能不能管住,还要回到改革改到哪一步的老问题。

  同样,去年央行把存、贷款利率上下限全部放开了,但紧接着又说利率市场化还没有完成,起码还有两步要走:第一是风险定价;第二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这起码部分地说明,银行的机制还没有完全理顺过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今天若央行完全放开市场利率,银行的风险会下降还是上升?有意思的是,银行宁可把钱贷给软预算约束的国企,而不愿意给效率更高的民企。

  令我感到困惑的是,过去近二十年来,我国的银行业改革几乎尝试过了所有可能的路径,包括剥离不良资产、国家给银行注资、引入国内外战略投资者、引入不良贷款的五级分离制,建立国际标准的风险管理体系和在国内外资本市场上市。能做的都已经做过了,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确实也没有再明确提出商业银行体制改革。但是我们现在还是对银行充满担忧,那这些问题的根源是什么?怎样才能解决?


(作者黄益平系CF40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本文为作者在CF40·孙冶方悦读会第4期“银行改革攻坚:不良资产处置与金融风险防范”上的演讲实录,转载请注明出处。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CF40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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