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型切勿轻犯的十个错误
钟伟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委员
[ 2016-07-21 ]

  进入21世纪之后,人类并没有迎来一个更美好和平、永续发展的新世界,反而各种政治、社会冲突不断,安全危机和经济危机频现,中国所面临的安全形势和经济局势也有显著变化。习近平提出了中国梦和一带一路,并反复强调改革开放和和平崛起的决心,并愿意为全球命运共同体的未来发展提供中国方案。面临日益错综复杂的内外部环境,中国应在经济转型中避免犯下哪些错误?

一、持续安全竞争难免,但切勿使中美之间风险管控濒临失控

  中美关系也许是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尽管中国提出了发展新型大国关系,习近平也强调中国不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但目前两国战略互信的现状不能令人满意。看起来,在中国和平崛起的过程中,中美可能难以避免持续的安全竞争,但切勿使中美之间的风险管控面临失败的巨大不确定性。

  一是不要陷入经济全球化有助于弱化甚至消除冲突的幻觉。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中美经贸投资关系的密切,不少学者认为中美之间已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程度。这种认知可能值得怀疑。迄今为止,并没有强有力的证据能证实全球化和经贸交往有助于弱化持续的安全竞争。或者说,即便我们承认中美之间经济交往密切、互补性强的现状,这种现状也并不能作为中美在传统安全领域一定不会陷入冲突的证据。如果一国相信修昔底德陷阱不可避免,如果一国误算甚至相信冲突或战争的未来红利远高于管控分歧渐进互信的现实红利,那么风险管控是否会失败仍然令人担忧。

  二是安全竞争构成了和平崛起的不可或缺的保障。看起来,中美之间是美国以攻击型现实主义遏制中国的道义现实主义,风险管控是否会有疏漏取决于两国之间持续的安全竞争,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能否承受住持续高强度的安全竞争的过程,几乎同时也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逐渐意识到国强必霸思维定势的局限、逐渐接受中国和平崛起这一事实的过程。大国竞争除了指望自身足够强大、少犯错误之外,几乎没有其他可指望的。如果中国难以承受高强度的传统和非传统安全竞争,那么也就难以实现中国梦和大国崛起。

  三是艰难进展中的新型大国关系和激烈交锋中的安全经济并存,会使得中美都对双边现状和既有政策产生焦虑甚至不满感。如基辛格所言,当和平成为必然和首要的选项之后,会使得其他政治和经济政策遭受严重制约,进而可能会存在突破制约的政策焦虑和冲动。中国是否既有能力承受持续安全竞争并保持相对均势,又能避免使风险或危机管控失败,并能在这种艰难平衡中做好对外经贸投资交往和对内增长转型,是令人忧虑的。

二、经济新常态难以避免,但切勿低估维持中高速经济增长的决定性意义

  一是发展几乎是决定一切的硬道理。人类自进入城市化和工业化以来,享受到文明富足生活的人口甚少。尽管许多学者喜欢讨论后发优势,但二战以来,徘徊在人均GDP一万美元并且人口过一亿人的国家,只有巴西和墨西哥。其他迈入富国行列的经济体几乎都是小型开放经济体。如果中国经济能够维持中高速增长,那么到大约2020年,由于中国的加入,全球享受到城市化和工业化文明富足生活的人口可能会翻番。

  二是发展是维持公众信心的硬道理。随着2010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的持续下行和通货紧缩局势的严峻,政府和民众的信心遭遇较大挑战。不唯GDP论也好、L型增长也好、经济新常态也好、供给侧改革也好,都极其重要。但只有中国经济确实保持了稳定的中高速增长的现实和预期,才是凝聚信心的关键。脱离了政府财力的增长、企业盈利的增长和居民收入的增长,要激发和凝聚信心必然事倍功半。

  三是发展是渐进解决而非激化问题的硬道理。中国渐进双轨制改革的思路,是以增量优化来覆盖存量问题。如果经济未能维持中高速增长,那么社会矛盾将可能激化,激进思潮甚至民粹思潮发酵的可能性将上升,这将给落实十八大以来的各种经济政策带来更大挑战。唯GDP挂帅不足取,经济新常态难免,但切勿低估中高速增长的决定性意义。中国经济没有大块头硬实力,就难以形成凝聚力和对既有政策的信赖,更难以承受大国之间的竞争。

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切勿低估收入分配的重要性

  经济学家之间有一个冷笑话,即如果一个学者特别关注收入分配问题,那么他本质上不是一个经济学家,而是一个政治经济学家或者政治家。这也许折射出新自由主义范式下,经济学界对收入分配问题的有意回避。全球正在享用忽视收入分配的苦涩之果。

  一是收入分配恶化是包括次贷危机在内的资本主义危机的深刻根源。次贷危机至今,人们对危机的反思大致停留在以金融因素解释经济危机,从金融技术因素给出了绝大多数人都难以理解的深奥莫测的危机根源。从马克思主义框架来分析,经济危机是膨胀的生产力对于劳工阶层微薄收入的相对过剩,是庞大的金融资本对于创新和盈利能力脆弱的实业资本的相对过剩。也就是各种经济危机看起来表象不同,但本质都在于政治精英对收入分配恶化的漠视。结果金融逼迫实业、实业逼迫劳工、劳工逼迫政府、政府逼迫货币,潮水般汹涌的货币反过来逼迫了一切。美国收入分配可能是1985年以来最糟糕的,大多数州的工会试图逼迫政府将小时最低工资线提升到10美元。如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之一的桑德斯所言,当一个工人每周辛苦工作40小时却仍觉得生活艰辛时,这个国家的经济就真的出了问题。中产阶级的萎缩和低收入群体的庞大引发的愤怒和焦虑,可以用来解释英国脱欧现象和特朗普现象。

  二是收入分配恶化是中国陷入新常态的重要诱因。当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激发了人们追求财富的热情。时至今日,面对中国10万亿美元的GDP蛋糕,中国似乎渐渐形成了收入分配恶化状况趋于凝固的四个新特征。特征一是权贵阶层的固化和社会阶层纵向流动的渐衰。这些权贵阶层既有权二代也有富二代,隐隐带有皮凯蒂所描述的“承袭制”特点。特征二是中央和地方之间的事权和财力的持续失衡,当下地方政府几乎丧失了所有地方税源,同时财政转移尤其是一般转移的透明度却不高,一定程度上逼迫了地方政府行为的混乱。特征三是金融逼迫实业,庞大的接近200万亿的金融资产,按5%利息率计算,至少给实体经济施加了10万亿的利息索取,利益过分向金融和地产集中。并且金融资产负债雪球仍在越滚越大。特征四是巨富食利阶层的崛起,和中产、和穷人的消费行为日益形成鲜明对比,同时伴随着中国城乡穷富差异没有改善的现实。没有坚实的中产阶级和达到温饱的底层民众,就难有经济增长向内需转型,易出现产能过剩甚至僵尸企业;没有甘愿蹲守在实验室、田间地头和生产一线的科研实业群体,就难有真正的创新创业,相反却容易滋生靠金融、地产、互联网一夜暴富的投机群体。

  三是精准扶贫对化解收入分配恶化大有裨益,但离固本浚源仍有距离。经济增长的蛋糕很小甚至可以忽略的时候,靠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以有效做大蛋糕。但时至今日,对已经做大的蛋糕如何分割,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蛋糕持续再做大的机制可否形成和有效运作。进入新世纪以来,对收入分配恶化的关注不足,可能是全球陷入危机,迄今复苏微弱的症结所在。对中国而言,权贵化、虚拟化和食利化,是经济转型切勿忽视的挑战。

四、确立中央权威之后,切勿忘记全国一盘棋的纵横协调

  让我们回顾甲午海战的惨痛。根据当年的《美国海军年鉴》,清政府四大水师的实力排名全球第九、亚洲第一,但最终的结果令人扼腕。如果说输在唯武器论,那清政府不是没有能力购置速射炮,但谁在阻挠购置?如果说输在北洋水师孤军作战,那其他水师在忙碌什么?类似的疑问都指向一个令人伤感的事实:国家治理僵化,部门和个人利益甚或理念凌驾于国家整体利益和国家命运之上,导致国运衰微。而我们似乎对历史悲剧的思考有些卡通化,或多或少局限于“君是明君,吏是庸吏”或者“君是昏君,臣是忠臣”的极端解释,忽视了当政者未能尊重国家利益的必然先决和全国一盘棋的必要协调。

  一是产能去化和结构调整之艰难,根源在于如何既服从大局又平衡利益。中央去产能的决策、地方维持产能的利益、相关行业和企业从业人员的焦虑,都指向了一个问题——去产能的痛苦成本谁来买单或如何分摊?如果一项总体整顿的决策缺乏局部平衡的配合,最终可能举步维艰,或索性推诿给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来买单,并埋下金融风险潜伏增长的不安。

  二是对部门和地方庸政懒政的批评,根源也许在于如何平衡激励和约束。要将原有的利益阶层瓜分权和利的惯性打破,需要承受压力和风险,甚至需要矫枉过正。但无论中央、部委办局、地方还是基层,对企业和民众而言,其都是衙门都是官。因此,有效的政府治理应该在体制内完成沟通协调,使决策清晰执行无误。如果政令未能通达,则既需反思决策的民主集中过程,也需反思对部门、地方和基层的激励约束是否大致平衡。但体制内若无法达成全国一盘棋的纵横协调,反而噪音向体制外反馈放大,则政府公信力必然受损且对体制内磨合进程并无裨益。

  三是顶层设计的决策基础应当在于底层调研和试点,从群众中来,实事求是。向错误的方向再勤奋地努力,也不能寻找到美好的正确答案。如果政策本身宏大开阔、对仗工整、面面俱到、左右逢源,但地方或基层却难以执行,无法执行甚至无力执行,那缺乏底层基础的顶层设计就有可能沦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五、国有经济清晰定位之后,切勿漠视非公经济何去何从

  一是对国有经济定位已异常清晰,即做优做强做大。1949年之后,中国经济逐步走上了“一大二公”,通过指令和计划来调节经济运行的特定时期。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边缘,以至于邓小平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中国人再不好好搞建设,恐怕要被开除(地球的)球籍。尽管人们可以用国际环境和国内政治动荡为“一大二公”未能带来强大经济活力做辩护,也可以用依赖命令型国有经济同样艰难建立了中国相对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来做辩护,但毕竟以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混合所有制才是目前的纲领和潮流。中国1949年之后走过的近70年历程,使得人们对如何强调都不算过分的国有经济已习以为常。

  二是对非公经济定位坚持不变,但仍待清晰化。外资、民营和个体工商户等非公经济,其在就业、GDP、税收、投资等多领域的贡献和占比,已无需多用笔墨,数据昭然。面对非公经济的困境,企业家普遍处于思变求生、思变创新,而不是守旧不变。常有促进非公经济发展的各种意见,却鲜见非公经济的清晰战略定位。

  三是无论国有还是非国有,应在改革开放背景下,建立基于规则的公平经济环境。强调国有经济做优做大做强的同时,可能也应考虑公和非公的进退平衡,考虑打破垄断、歧视和过度竞争,使混合所有制能够在阳光下,基于规则公平竞争、共同发展。

  非公经济何从何从?如何进行战略定位?到了避免一分为二、非黑即白的走极端,重新思考凡事一分为三、去其左右、执中守正、择中而权的时刻了。

六、推出经济刺激政策时,切勿忽视优先呼应民众的切身需求

  目前似乎形成了这样的趋势,即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始终在扮演主角。其实从长期来看,宏观政策是中性和无效的,仅局限于短期刺激,即治标不治本。货币刺激大行其道暗示着各国回避根本性的收入分配,偏离有意义的制度科技创新太久太远了。

  一是中国推出经济刺激措施时,自上而下的供给超出了自下而上的需求。比较一下1998年以来的宏观刺激政策可以发现,我们似乎在走一个轮回,政策工具箱即便不是老调重弹也可谓创新不足。总结关键词,无非就是去产能,当年叫做减员增效;铁公机(铁路公路机场),注入国债、银行贷款或PPP来推动基建;金融背负不良地产委予重担,然后是一些零打碎敲的消费端补贴,大致是机械电器产品入户下乡。近期流行的是海绵城市、地下管网、雨污分流等等。关于基础设施建设,白重恩等人的研究指出,即便以不直接指向产能刺激的基础刺激,也同样会导致全要素生产率的恶化。至于因洪涝灾害而流行的海绵城市和地下管网建设,无非也只是基建刺激的细节变种,它并没有着眼于根治城市生态环境的恶化,也夸大了西方城市管网面对应对自然灾害的神奇效果。看看美国新奥尔良洪灾和加拿大阿尔伯特的火灾,美加城市和政府面对自然灾害的应对能力,恐怕比中国更糟。

  二是中国这些宏观经济刺激,更多在于刺激GDP,而和民众需求有明显偏离。你所供给的,大致不是民众关心或所需的;民众痛心的需求短板,没有在刺激政策中得到呼应。中国民众始终关注的仍然是环境、教育、医疗、养老四大问题,如果要再加上两项,那就是食品安全和苛刻的网禁。为什么民众自下而上的需求,不能刺激到味同嚼蜡的刺激政策本身?还是回到“上下两张皮”的老话——政策制定不接地气、政策执行自然泄气,民众面对大把花钱买GDP自然有怨气。

  三是自上而下的刺激和自下而上的需求之间为何未能呼应?可能在于政策目标和政策难易。刺激政策需要立竿见影的效果,侧重维持经济增速;民众需求短板积弊已久,多为中长期努力方向;刺激政策需求往往追求四两拨千斤,侧重速效易行,民众需求短板则牵涉利益盘根错节,知易行难。如果顶层设计和供给侧改革逐渐依赖刺激政策的长期化,则前景堪忧。爱因斯坦曾说,如果我们每天重复同样的事情,却总是期待得到不同的结果,那是徒劳无益的。如果将刺激政策长期化,却忽视优先呼应民众切身需求,可能也是面对重症麻药多于手术的做法。

七、追求创新立竿见影时,切勿忽视夯实创新的长期基础

  目前的一个热门话题,是印度经济何时追赶上中国。目前印度人均GDP大约相当于中国2005年的水平,这让人想到就在不久之前中国仍然相当贫穷但却富有勃勃生机,也让人思考为什么中国能迅速缔造经济奇迹。苏东解体带来的全球化进程、集权和勇于进取的政府、相对完善的工业体系和基础设施等因素常常被认为是印度不具备的因素。在我们看来,另外两个因素可能同样举足轻重,即中国可能是大规模标准化制造的工业3.0的终结者,此后全球加速向数字地球和工业4.0转型,以至于并没有给印度留下类似当年中国那样的工业化的机会。另外一个因素是中国相对成功的教育体制和雄厚的人才储备,目前中国人均受教育年限超过9年,而印度仅4.4年且人才持续外流。这决定了印度复制中国奇迹的难度极大,同时也显示出,良治的政府和良教的国民,是创新的长期基础。

  一是创新的前提在于政府治理的创新。现代政府治理和科技革命,大致源于1687-1689年,这期间英国出现了牛顿力学和微积分、光荣革命和权利法案,以及后续创新的不断深化,并最终催生了现代国家体系。中国和平崛起的中国方案如何尽可能地吸收人类文明精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二是创新的源泉在于国民教育的创新。进入城市化和工业文明之后,中国对人类科技的进步贡献不彰。在经济增长日益依赖技术进步的浪潮下,没有教育良好、纪律良好的国民群体,要让经济有持续创新活力是不可思议的。在我们看来,科技和教育创新应当成为经济刺激政策的重要领域。民众普遍抱怨基础教育均等化的进程迟迟,其背后是寄生在基础教育链条上的利益群体过于庞大和顽强;民众普遍抱怨中国的大学仍然不够优秀,没有一个跻身于全球一流大学的大学群体,科研教学人员也在遭遇奇特的行政管控。以高考改革为例,如果我们假定各省考生在天赋方面并没有显著差异,那么从大样本看,各省考生分数的显著差异很可能主要折射出基础教育的不均等,因此也许各省之间拉平高考录取率是合理的。以高等教育学费为例,中国大学生四年大学总费用大约为城镇职工1年到1年半的收入;而美国大学生四年公立大学总费用至少相当于美国劳工(中位数收入)2年以上的收入。因此总体上中国高等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费用不算太高,但我们仍然必须看到,城镇家庭能够承受的子女上大学费用,农村家庭和中等收入家庭未必承受得了。可否制定一些相应的刺激政策,向基础教育薄弱地区多投入,拉平各省高考录取率,减免中等收入家庭子女的大学费用,或者减免艰苦和紧缺专业学费等?对大型企业的职工技术培训中心或学院也应予以扶持。而如何激励科研教学人员的创新能力和人格独立,避免他们主动或被动成为政策注脚;以及如何做好知识产权保护避免企业过度竞争等,则另需深入探讨。

  三是良治的政府和良教的国民共同推动创新。我们很难想象像利玛窦那样的传教士群体向中国皇帝介绍西方科学技术时的艰难,寞落和坚持。君主制度发展到最荒唐时,导致了一切思想创新的源泉和知识是皇帝个人的大脑和思想。有开明的政府治理,才有有活力的国民教育,才有持续创新的源泉。如果总是追求弄出个新产品、新行业、新商业模式、新工业或者新技术,多少有舍本逐末的味道。提出国家创新体系已非一年半载,再呼吁人人去创业、个个搞创新的急切心态情有可原,但难遂天愿。创新鲜有立竿见影的,良治然后良教,在实践中将创新沦落为新奇特产品与能工巧匠的浅急,这和旧时中国将科技一律贬称为奇技淫巧并无太大差别。

八、在人民币汇率预期稳定之前,切勿忽视保护外汇储备的重大意义

  一国维持汇率的相对稳定和保护自身的外汇储备都很重要。就维持汇率稳定而言,则主要着眼于维持以一揽子货币为基础的实际有效汇率的稳定。有时候汇率稳定和外汇储备雄厚是可以兼得的,但如果一国面对稳定名义汇率和稳定外汇储备变得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时,舍汇率,保储备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切勿因维持汇率,尤其是虚幻的名义汇率的稳定,而耗尽千辛万苦积攒的外汇储备。

  一是我们可以观察过去20年,一些经济体面临稳汇率和保储备冲突时的政策选择。首先是东亚危机前的泰国,为了维持泰铢汇率的稳定,泰国几乎耗尽了其约400亿美元的外汇(和泰国经济规模相比,其外储已足够雄厚),最终仍然不得不弃守泰铢名义汇率,这种汇率和储备双失的政策选择非常令人痛苦。其次是香港面对对冲基金冲击时的港币汇率保卫战,不仅香港特区政府消耗了大量外储,香港联系汇率制得以存续也和内地政府及金融机构的介入支持力度相关,香港和内地都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这两个例子令人反思名义汇率是否是值得全力守护的政策目标、稳汇率本身是否掩盖了更深的政策缺陷,例如当时泰国金融开放的失当之处,以及港币迟早注定退出历史舞台的宿命。最后是受到西方制裁和油价暴跌双重冲击的俄罗斯,最终选择了任由卢布贬值和通胀上升,但珍惜和保护外汇储备的策略。如今回头看,三个案例中,也许俄罗斯的选择最为明智。

  二是我们不妨看是什么因素导致人们对稳定名义汇率的偏好。名义汇率相对虚幻,美元、欧元、日元、英镑等的名义汇率波动,有时在一年内波幅甚至超过10%,但仍有许多国家,尤其是一些小国,对汇率波动充满恐惧。浮动恐惧的原因错综复杂,有的出自对名义GDP的追求,似乎本币一贬值,用美元折算的GDP就会大缩水;有的是出自对资本外逃的忧虑,担心本土投资被削弱等等,不一而足。但很可能,消耗大量外汇储备支持名义汇率,是为了掩盖建立在相对固定的名义汇率之上的更多更深的政策错误。例如东亚危机前的泰国,对美元相对固定的泰铢汇率、不断开放的曼谷金融便利,使外资金融机构看到了泰国境内较高的泰铢利率和境外较低的美元利率之间存在着无风险套利的机会。要消除无风险套利就必须纠正泰铢汇率形成机制。在中国广泛存在的对名义汇率浮动的恐惧可能有更多原因,其中如何看待用美元衡量的GDP和人均收入,可能是一个重要因素。

  三是我们必须清醒看到,名义汇率稳定与否,很大程度上是虚幻的,是可以借助经济转型的成功而逐步修复的。但是外汇储备,很大程度上是多年改革开放日积月累的辛苦成果,一旦失去,要再积攒起来,难比登天。雄厚的外汇储备是一国的硬实力,而稳定的本币名义汇率不会被纳入国家实力之中。过去不足两年,中国外汇储备从接近四万亿美元的峰值直线滑坡了8000亿美元,几乎可以买下整个IMF,这很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巨额的外汇储备丧失。是什么导致中国政府消耗了如此多的外汇储备?仅仅是公众对汇率浮动的恐惧吗?

  如果汇率和外储不可兼得,那么必须警惕地审视依附在汇率政策之上的更多政策错配,同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保护外汇储备。鉴于外汇储备一方面既是官方部门的储备资产,同时也是对企业和居民等私人部门的负债,中国外汇储备兼有的资产性和债务性,使保护外汇储备对中国尤为重要。在我们看来,当下中国努力主动平衡欧中、美中贸易的失衡,改善以主权债(尤其是美国国债)为主的外储资产管理体制也许是必然的,

九、在房地产去库存目标达成之前,切勿妄动房产税等莫测工具

  随着中国城市化和市场化的进程,中国房地产在过去20年有了惊人的发展,但也带来了巨大争议。楼市帮助地方政府获得巨大的涉房税费收入,楼市帮助业主改善了生活或获得巨大的房产增值收益,房地产金融成为金融行业极其重要的业务板块,但中国人仍然对于楼市又爱又恨。当下房地产也显著地影响着经济转型的进程。

  一是全球房地产价格都在上升,中国市场只是其中的局部。当我们抱怨中国一线城市房价迅速上升时,可能忽视了全球主要城市只要没有持续的安全、宗教和种族冲突,房价都有明显回升的现象,其中甚至包括了经济和人口持续负增长的东京都市圈。美国从2012年至今房价始终在加速增长,并也呈现大都市和小城市冷热不均的现象。全球主要城市的房价在过去4年的升幅可能在约40%甚至更高。这很有可能是各国央行量化宽松之后,继续推动零利率甚至负利率所致,折射出全球增长疲弱背景下的资产泡沫。中国经济、货币和楼市的关系和全球趋势大致同步,可能并非中国的房地产政策发生了什么重大变化。

  二是中国楼市持续泡沫化的主要影响可能在于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对房地产金融泡沫的影响可能尚在其次。如果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货币环境没有大变化,那么楼市持续高温或将延续一段时间。由于中低收入阶层不拥有较多的股票债券房屋等资产,因此也就无法从资产价格膨胀中受益。假设北上广深市区能够住人的便宜住宅最低为每套300万元,那么房价每年上涨5%-10%就意味着15-30万元/年,这已超出了大多数年轻人的年薪,在收入赶不上房价的压力下,这些年轻人的父母被迫承担子女的部分购房资金,这既加剧了有产阶层和工薪阶层的分化,也加剧了财富向一线城市的集中,甚至有可能加剧社会矛盾和焦虑感。同时,我们可能需要区别房地产泡沫和房地产金融泡沫。以美国为例,其房价大致已超越了次贷危机前的水平,房地产过去四年持续景气回升,但次贷危机中形成的房地产金融泡沫类的有毒资产并没有得到有效清理。看起来,推动房地产本身过于金融化、衍生化的房地产金融泡沫,往往比单纯的房价涨跌的地产泡沫更可怕。

  三是中国楼市面临沉重的去库存压力,涉房政策处理不慎可能带来多米诺骨牌式的政策后果。中国楼市的库存不是7亿平米的待售,而是将近50亿平米,至少需要3-4年的艰难去库存,因此涉房政策调整必须服从去库存这个严峻现实。目前争议较多的是房产税是否应加速推出以抑制地产泡沫,我们对此持否定态度。原因一在于房产税属持有环节的税收,即便0.5%的税率,也意味着以70年产权计,房产税使房产市值的35%将转为政府税收收入,考虑到目前中国大约仅2%的租金房价比,房产税显然将立即对房价构成沉重压力。原因二在于巨大库存和房价下跌并存,可能挑战金融行业的风险管理逻辑。估计中国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房企开发贷款、公积金贷款等余额,以及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涉房金融余额,累计大约在35-40万亿,占据中国金融业业务占比的约20%-25%。不仅如此,金融风险管理的逻辑在于抵质押物,几乎所有抵押物都是土地厂房等不动产,商品房价格的下跌势必也拖累工业用地和产业地产的下跌,从而使金融机构的抵押物整体缩水,这有可能动摇其风险管理的逻辑和根基。原因三在于,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多次抽样调查,中国城镇居民约60%-70%的家庭财产为住宅,房价下跌有可能使中产阶级家庭财产显著缩水。因此在楼市去库存问题解决之前,不应使用会制造问题或者使问题复杂化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楼市去库存目标完成之后,包括房产税等涉房政策调整的时机才逐渐成熟。

  中国楼市从2014年第4季度延续至今的价格升势,从全球范畴看并不令人意外,也不是中国政府目前的涉房政策产生偏差或失误所致,而是钱太多太便宜,加之实业挣钱太难所致。考虑到中国楼市库存庞大,因此现阶段仍宜以疏浚大城市功能和人口、限制地王现象、加速完善个人所得税、尝试开征遗产税、调整交易环节税费等手段,来尽量管控楼市泡沫,不应低估去库存目标达成之前房产税等措施的巨大市场杀伤力。

十、在迷恋于分享经济等新词汇之际,切勿忘记其依托于法治和分工的本质

  现在分享经济、零边际成本社会,数字地球等各种和互联网相关的新颖词汇不断涌现,我无意否定互联网对人类发展的几乎颠覆性的重大意义,但新词汇的本质往往是老办法。所谓分享经济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让我们看看百年前政治经济学家巴师夏在《和谐经济论》中的一段描述,每天清晨,你起床、穿衣,面包鸡蛋咖啡,然后穿上皮鞋出门,走在设有路灯的马路上,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巴师夏指出,其实房子不是你盖的,衣服不是你种棉纺织裁剪的,面包鸡蛋咖啡不是你耕作饲养加工的,皮鞋不是你做的,路灯不是你安的,马路也不是你铺设的。你所享用的这一切,仅仅在于你认真做好了你的那一份工作而已。百年前的这种描述,清楚地说出了工业革命创造巨大财富的奥秘可能在于法治和分工。复杂的产品和服务被分解为标准件、工序和流程,使得每个劳动者可以专注细节,不用承担过于复杂艰辛的劳动。但分工带来分享的同时,也带来了相互依赖和怀疑,你会怀疑房屋会否倒塌、食品是否安全、交通是否顺畅安全,因此因城市化、工业化而集聚的人群,对契约精神的要求得以凸显,而良好的法治是保证合约诚实制定、履行和违约处分的决定性力量。经济学家中也流传着“一支铅笔的故事”,它用和巴师夏如出一辙的逻辑,显示了脱离分工和法治,再聪明的现代人,终其一生的劳动,甚至不能产生一支铅笔、一枚缝衣针。据此,我们可以和分享经济等新鲜词汇作比较。

  一是分享经济的本质可能在于分工的细化和产业链的减法型重组。互联网技术、金融手段等因素使得和分享相关的产品和服务更便利化。你使用Airbnb和 Uber等,本质上仍然是住宿和出行服务,但分享改变了财富存量的配置和财富增量的提供方式。例如Airbnb模糊了个人住宅和共有住宅、住宅和酒店之间的产权边界,专车APP模糊了私家车、汽车租赁和营运车辆之间的产权边界,这是对既有财富存量的优化配置。同样地,这种存量配置的改变也会带来增量财富提供方式的变化,例如仅基于出行代步需求的智能汽车,很可能小型化无人化和分享化,这和新一代特斯拉宽大笨重的取向很可能相反等。但分享一定基于分工。

  二是分享经济的保障可能在于合约的复杂化和多方化。更细致的分工带来的必然结果,是消费者最终享用到的商品和服务从生产、销售、推广、营销到物流、售后等诸多环节,综合交错地涉及到了一系列的供应商和不同产业,这使得在消费端看来成为一个异常便捷的商品和服务消费。其全过程的合约变得复杂化和多方化,即合约不再是甲乙两方,而是牵涉平台甚至网络的多方,这必然使得合约从订立、执行、纠纷、处分变得更为复杂和困难,同时也就意味着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更困难。如果司法体系没有同步跟进,那么分享经济就可能不是太有序。我们之所以要做这样的分解,就在于期待面对诸如分享经济之类的新词汇,政府能应对分工细化和合约复杂化的治理挑战。新经济走得是否快速顺畅,往往在于其和传统经济之间的落差能否有效弥合并对接。如果在政策层面也只是热议新词汇,而不是重视社会分工和法制到位,再多的新词汇也恐怕只是喧嚣。

  三是如果我们喜欢分享经济等庞大的新词汇,那么我们也许需要意识到,未来的互联网以及互联网等所构成的数字地球,必然是基于实名的多层复杂网络,其极端有序性天然地排斥一切匿名节点和连接。落实到政策层面,我们需要关注的是,银行卡、支付宝或者微信支付等第三方支付帐号、微信号、SIM卡、市民卡、快递包裹等,几乎都起码需要具备可留痕、可追溯的实名机制。甚至在我看来,未来电信企业接受一定程度的金融监管也并非天方夜谭,一个安全可控的可能涉及广泛隐私信息的庞大国民数据库也不是天方夜谭。

  这些都需要我们谨慎应对。如果我们不能将新词汇解剖为基于已有概念的重构,那么面对各种新事物,政策层面就难以以变应变。

  中国正处于和平崛起和实现中国梦的关键十年,其并不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之类的威胁,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国民性格决定了中国未来社会文明程度很可能和日韩类似。环顾全球,除北美之外,以中国为重心的东亚可能是全球安全动荡和经济低迷中的另一个避风良港。中国需要承受安全竞争的压力,需要维持相对中高速的增长,需要使得政府体系继续维持在改革开放中的良好运行,需要极其关注收入分配、实体经济和教育体制等问题。如果中国能解决好自己的内部问题,不去轻易犯下明显的政策失误,那么,中国方案才能为国际社会所认知,中国故事远未结束。


(作者钟伟系CF40学术委员、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本文为作者向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提供的交流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CF40立场,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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