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的中国普惠金融
[ 2016-11-14 ]

【专题研究】数字时代的中国普惠金融

本周观点
数字技术推动普惠金融

课题报告
数字普惠金融的中国实践
商业银行互联网金融战略转型研究

圆桌讨论
数字时代的中国普惠金融
普惠金融服务长尾 降成本是关键
普惠金融 传统金融和互联网公司各有优势
数字技术催生新业务 前景可期
建立征信体系任重而道远

诸家观点
周小川:如何更好地发展普惠金融
巴曙松:互联网金融创新发展五大趋势

专题背景
《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答记者问

本周观点:数字技术推动普惠金融

  摘要:近日,北京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召开了“2016•北京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首届年会”,会议主题为“数字时代的中国普惠金融”。会上,来自学术界、业界和监管机构的专家就数字普惠金融展开深入讨论。普惠金融以商业原则上的可负担和为中小企业和低收入者服务为基本特点,数字技术的发展使普惠金融具有了可行性。数字普惠金融具有成本低、速度快、覆盖范围广的优势,能够为在传统金融机构不能获得充分服务的企业和个人提供服务。数字普惠金融仍然具有金融的基本属性,满足“高风险高收益”的基本规律,并不必然设置低利率。由于服务群体的差异,直接比较传统金融的利率和数字普惠金融的利率并不能给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快速,但仍然面临一些问题,需要恰当效的监管体系。

数字技术助力普惠金融服务长尾人群

  普惠金融的实质是要改善对小微企业和低收入者的金融服务,但是普惠金融不是扶贫和慈善,也应该遵循商业化运作。中小企业和低收入者通常具有不确定性大、硬信息少和抵押资产缺乏等特征,金融机构对它们做尽职调查的难度大、成本高,甚至无法做有效的风险定价,再加上信贷配给和征信系统还不完善等因素,导致这部分客户没有获得充分的金融服务。这部分客户数量巨大,是典型的长尾人群,是普惠金融的主要服务对象。

  以往的普惠金融实践带有较强的补贴性质。政府在发展普惠金融方面做出了诸多努力,央行和银监会一直积极支持商业银行包括城乡中小银行为小微和涉农企业服务,政策性银行也在这方面做了各种尝试。另外,各地还建立了上万家小额信贷公司。近年来,为了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监管部门又推出了“三个不低于”和整治银行收费等政策措施。然而,这些政策性措施带有补贴扶持的性质,并未完全遵循商业化运作的原则。

  依托数字技术的普惠金融有望带来成本低、速度快、覆盖广等优势。互联网技术不仅可以依托移动终端带来的客流量提高覆盖范围,降低获客成本,还能够以大数据分析部分替代人工进行尽职调查。互联网技术可以有助于降低金融服务的边际成本,还能够提供精准的个性化服务。这不仅在技术上使得为中小企业和低收入者服务具有可行性,还能够创造盈利空间,满足普惠金融定义中的商业原则,真正实现“双赢”。

  数字金融有多重业态,目前最活跃的包括互联网支付、网络借贷、数字保险和互联网财富管理。随着这些新兴业务的不断发展,数字金融的普惠功能也逐渐凸显。互联网支付指独立于传统的银行支付体系,基于网络提供线上和线下支付渠道,完成从用户到商户的在线货币支付、资金清算、查询统计等系列过程的一种支付交易方式,是数字普惠金融普及程度最高的业务形式。其普惠优势体现在交易速度快,以及规模效应带来的低成本。网络借贷指的是个体和个体之间通过互联网平台实现的直接借贷,其目标客户群主要是难以从传统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的个人和小微企业,因而具有明显的普惠特性。网络借贷快速发展,主要是因为数字技术不仅降低获客成本,也为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提供了崭新的可能。数字保险利用互联网的长尾效应,极大地拓展了保险市场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数字保险能够依据渠道反馈和大数据分析,实现普惠保险产品的精准设计、生产与营销。互联网财富管理降低了进入门槛,为不能达到银行理财服务的门槛的中低净值投资者提供服务。以数字技术替代客户经理和投资组合经理的工作,可以降低成本。

  总之,数字金融由于充分发挥了互联网的技术优势,可以极大地降低金融交易成本、信息处理成本、风险控制成本等,能够给在传统金融机构无法获得充足服务的个人和企业带来金融服务,从而具有普惠的价值。

普惠金融并不以低利率为必要条件

  对于普惠金融一个常见的质疑是其利率比传统金融要高,这似乎与“普惠”矛盾。普惠金融的定价也需要考虑客户的风险特征,不必然是低利率。普惠金融服务的客户是传统金融没有覆盖的客户,这部分客户本来就具有更高的风险。因此,将普惠金融的利率和传统金融的利率进行简单的比较不能得出可靠的结论。这是因为,两种金融服务针对的是两类不同的客户群体,我们不知道那些没有在传统金融机构获取服务的人如果能够从传统金融机构获得服务需要付出多高的利率,而这个利率跟我们观察到的普惠金融下的利率才具有可比性,才能够用来判断普惠金融究竟有没有降成本。

  要确定普惠金融是否真的降低了中小企业和低收入群体的融资成本,以下两点需要考虑进来。首先,现在数字普惠金融的利率是否是真正满足可持续经营原则的利率,而非为了抢占客户而在初期开出的过低的价格。当然,如果真是不可持续的利率,那么它早晚会回到其真实水平。其次,目前针对数字金融的监管尚不完善,它与传统机构面临着不同的监管约束,只有当二者在同一个体系下接受监管,我们才能对二者的普惠性进行比较。

  银行、证券、保险等传统金融机构掌握着大量的结构化数据,结构化数据包含着硬信息,其质量要高于非结构化数据。从这个角度来看,传统金融机构在经营数字金融上具有优势。未来是数字金融利用其技术优势继续填补传统金融的空白,还是传统金融利用其高质量的结构化数据进行数字化转型,占领数字金融现在掌握的市场?这个问题还有待观察。

普惠金融发展需要恰当的监管体系

  数字普惠金融利用互联网数字技术,在比较宽松的监管环境下,填补了中小企业和低收入者在传统金融中无法获得充分的金融服务这一空白,实现了快速发展。然而,目前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实践还有很多不完善之处。除互联网支付以外的大部分数字普惠金融业务的普及率仍然很低。一些投资平台的管理很不规范,风险也很大。数字普惠金融很多问题的产生,都跟监管缺位或者监管不当有关。因此,为了保障数字普惠金融的健康发展,必须尽快建立一套有效的监管框架。《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提出要“构建恰当的数字普惠金融法律监管框架”,同时还强调要“平衡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的创新与风险”,这些都是十分及时与必要的。根据数字普惠金融的特点,可以从如下环节入手完善监管体系,使之更加有效。

  第一,数字技术并未改变数字普惠金融的金融属性,应该被纳入金融的统一监管标准和框架,否则容易出现监管套利。将数字普惠金融纳入金融统一监管的框架,可能会提出增加监管资源的要求。目前对个体网络借贷平台的管理实行银监会管功能、金融办管机构的构架,其可持续性值得观察。

  第二,实行综合监管与功能监管。由央行监管第三方支付、由银监会监管网络借贷、由证监会监管网络众筹和由保监会监管数字保险的做法,已经不能适应数字普惠金融混业经营的现实。可以考虑在内部建立综合性的数字普惠金融监管部门,统一协调不同业务的监管。同时要从机构监管转向功能监管,特别要搞清楚资金从哪儿来、最终用到了什么地方,实行穿透式监管。

  第三,通过设立进入门槛和退出机制,建立适当信息披露标准,来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从事金融服务必须有准入门槛,是因为金融交易中信息不对称问题容易传播甚至导致系统性后果。设立进入门槛的可以把一些资质不佳甚至有明显诈骗嫌疑的平台给剔除出去,防止“劣币驱逐良币”。进入要有门槛,而退出机制同样重要。信息披露也是解决信息不对称的一个重要手段,也是金融监管最重要的工具之一。监管部门现在已经决定对个体网络借贷平台采取备案制,信息披露就变得更加重要。对于从事网络借贷、互联网财务管理和数字保险业务的机构,监管部门也可以要求数字金融平台报告大数据分析的能力,能力弱的企业应该在业务上受到限制,直至取消营业资格。

  第四,完善统一、开放的征信系统。目前已经有八家民营征信公司开始做个人征信业务,这对于网络借贷、互联网财富管理以及数字众筹等业务至关重要。民营征信机构可以依托移动互联网平台,利用社交平台和电商交易的海量信息,结合大数据分析技术,以更低的成本和个性化的征信产品满足普惠金融用户的征信需求。当局应该考虑以央行征信中心为核心平台,接入民营征信公司的数据,构成一个多层次、开放的征信体系。

  第五,加强投资者教育与消费者保护。数字普惠金融参与者的金融知识水平平均偏低,因此需要向他们普及风险决策和投资回报的知识。与此同时,监管部门也应该加强消费者与投资者保护,尤其在网络借贷、数字保险、互联网财富管理等领域,应该积极实行“投资者适用性”原则,对那些不计后果地将风险产品推销给不适合的消费者的平台,应予以严厉处罚。


——CF40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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