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货币政策新蓝图
黄海洲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
[ 2016-09-30 ]

  提要:目前各国经济复苏仍面临不同困难。改进全球政策协同机制,构建全球货币新的政策蓝图,共同解决各国面临的问题尤为重要。

中美欧经济复苏和调整

  从居民、金融部门、非金融部门和政府部门的资产负债表来看,我认为总体而言,美国已经完成了去杠杆的过程,欧洲仍在进行中,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仍然在加杠杆。

  美国为解决上一轮金融危机中出现的问题,当时采用QE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但是QE所带来的副作用也相当明显,特别是导致了资产价格被过早推高。与此同时,企业以自有资金或低息借资金买回自己公司的股票,使得许多非金融企业的行为金融化,推高了金融风险。尽管美联储多次说到加息,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加息仍是一个相对缓慢逐渐的过程。

  欧洲经济正处于缓慢去杠杆的过程中,金融机构的杠杆率仍然很高。欧洲金融机构以银行为主,目前欧洲银行部门的风险成为全球市场的重要不稳定因素。基于现有的体制和法律,欧洲各国银行问题应该由各国政府自己解决。同时,与中美不同,欧洲一些小国的银行占所在国GDP比重过高。中国银行领域的问题,可能在于政府太偏爱银行,由此而带来道德风险。市场虽然厌恶道德风险,但在危机时期政府偏爱可能有助于政府及早介入,以有时间化解系统风险。今年以来,在香港上市的中国的银行股价大幅度上升,而在欧洲上市的银行股价大幅度下降。

  2008年危机以来,中国经济不少部门和行业在加杠杆。在未来两、三年内,中国经济的总杠杆率难以大幅度降低,虽然不少行业和部门正在成功降杠杆。人民币目前虽然还面临一定的市场贬值压力,但个人认为人民币汇率已经处于均衡汇率水平附近。

  今年中国房地产价格持续升高,这在增加地方政府收入的同时也引起了市场对资产价格风险的担忧。中国的银行不良贷款率是市场普遍关注的问题,不过我认为问题可能被市场高估。中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有成功处理此类银行业问题的先例,也从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中国的利率水平处于相对低位,但是仍远高于零利率水平,仍有降息空间。此外,中国的银行存贷款利差较大,存款准备金率也处于较高位置。因此,中国央行在提供流动性方面依然有很大空间。

改进全球政策协调机制

  目前很多国家都面临负利率现象,中国和美国除外。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最高点大约出现在1981年,达到年化16%。为了控制通货膨胀,在Volcker的带领下,美联储收紧了货币政策;另一方面,也得益于有效和及时的全球协调,如1985年的G5广场协议和1987年的G7卢浮宫协议。目前全球面临的问题同样需要合作才能有效解决,认识到这一点尤为重要。全球包括美联储、欧央行、日本央行、英国央行和中国央行在内的五大央行,自2008年起至今,资产负债表都在明显扩张,也有必要进一步合作。

  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和构建新的全球货币政策蓝图。如果将视角拉长,以历史的眼光看待这些问题,我们不难发现,全球政策协调机制在关键时期发挥重要作用。二战后,从1945年到1971年,持续26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构建出了那个时期的全球协调机制。从1971年到1987年,G5和G7机制构成了全球的主要协调机制。目前,我们要改进全球政策协调机制,应建立新的包括主要发达经济体及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内的协调机制。我相信在成功主办G20全球峰会和人民币纳入SDR之后,中国既有意愿、也有能力积极有效地参与和引领新全球协调机制。

注:

[1]本文为作者在2016年9月30日的“CF40-Euro50-CIGI中美欧经济学家学术交流会”上所做的主题演讲,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秘书处翻译整理,经作者审核。

[2]作者系CF40成员,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董事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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